以美国为镜发展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3） 作者： 方鲲鹏 三、中国在规章制度方面不能绕过的三道坎 既然是发展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一些收买人心的基本制度，就不能绕过。政府高级官员财产透明和信托、民主选举产生政府、司法独立，这些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必须设立的制度。虽然多半是表面文章，为的是哄老百姓，但有这些规定还是比没有好，而且如果有适当的压力和监督，还有假戏真做的机会，起到一些它们宣称的作用。 中国现在没有这三项制度，但一定会产生的，因为越是往后接任的中共“核X代”，就越少历史和现实的包袱，就越能明白这些规则的最大收益者是执政当局。希望“核五代”及其班子直面这几道坎，顺应时代潮流完成有关立法。由此享受青史留名的莫大酬报，何乐而不为？ （1）政府高级官员财产透明和信托 政府高级官员财产透明，是指担任公职期间他们的财产和收入要定期向有关部门申报，并向公众开放查阅。财产信托是为了防止官员利用掌握制定政策和获得内部情资的权力来牟利。例如台湾陈水扁老婆虽然重病缠身，生活不能自理，却是超级炒股高手，陈水扁身居高位时她选的每一支股票都赚得盆满钵溢。 这些措施是为了防止官员腐败，但因为是依靠他们的自律，所以算不上是个很重要的制度，也不见得很有效。例如，媒体报道美国现任财政部长和其他一些政府高级官员，在填写税表时曾经“忘了”若干应纳税收入。而陈水扁财产虽然被信托，但他老婆居然还能用信托的财产炒股，原来是“双轨制”信托，陈老婆还能吩咐信托机构买哪一支股票。 中国考虑制定政府官员财产透明的制度已有很长时间，至于政府官员财产信托的事还没有上议事日程。据报道，早在1988年全国人大就起草了一份《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1994年又将《财产收入申报法》列入人大立法项目。到了2009年，监察部官员说“条件不太成熟，还在等待时机出台该项制度。(据2009年3月8日《京华时报》) ”而这两年关于《财产收入申报法》的进展，干脆无声无息了。 如果上世纪70年代出台《官员财产收入申报法》，应该不会有困难，因为那时官员同百姓一样，穷得叮当响，没有什么好申报的。80年代考虑这项立法时，在全国中下层官员中也不会有多大阻力，因为那时他们还算不上有钱人，摆地摊的个体户才是受人羡慕的“万元户”。而到如今，全国上上下下都“条件不太成熟”了。 官员申报财产的制度，在“核二代”时期就已经正式提出。这项提议受到民意的广泛支持，加之邓小平的权威，如果他真有心制定这个规矩，实在是轻而易举不在话下，但是“核二代”没有做这件事。“核三代”也没有办。“核四代”快要交班了，这项立法还是只打干雷，仍然处于研究之中。一项很普通的反腐败法规，居然会如此难产，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了。 邓小平是个伟大的政治扳道夫，他把中国这列阶级斗争为纲、无休止“继续革命”的疯狂列车，扳到以经济为中心、开放资本主义的轨道上。现在中国仍然是疯狂奔驶的庞然列车，所幸方向调转了，居然只用30年的时间跑完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200多年的路程，当仁不让坐上了世界经济体的第二把交椅，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起从未曾有过的显赫角色。中国能取得这些惊世成就，政治扳道夫邓小平功大莫焉！但是，邓小平开创了共产党权贵及其亲属子女捞钱的风气，他在历史上的评价会因此大打折扣。 政府官员财产申报的制度，实际上并没有重要到需要特别强调，但是因为中共承诺要出台，而二十几年了还没能兑现，才在此专门列出。“人無信不立”，政府更应该记住这条古訓，取信于民。搞定这项立法，是历史送予“核五代”立“上马威”的契机，天赐良机，切莫错失。 （2）民主选举产生政府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成熟阶段后，用选举方法产生国家领导人，是一种使人民乖乖就范的有效法术。以美国总统选举为例，各资本集团协调后推出两个管家候选人，让老百姓挑选其中一个充作总统。因此无论选中哪一个，都是尽力维护资本的利益，只是程度略有不同而已。如果总统对资本利益百般体贴，却把国家管理得一败涂地，老百姓也只有自认倒霉，没有理由发难闹事，谁让你为他背书了（即“选举”他了）？真要闹事的话，政府镇压就像天经地义。 小布什和戈尔竞争总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两人可谓是美国的太子党成员，前者的父亲是美国前总统，后者的父亲曾是很有名望的国会众议员和参议员，担任过参议院一个专门委员会的主席。像小布什一样，戈尔也是袭用其父的名字，但老戈尔没有老布什那么大的名声，所以中文翻译小戈尔名字时，一般把“小”省略了。小布什和（小）戈尔都不孚民望，可人民别无选择，只能在两个很不中意的人中取一个。小布什败家子总统的名声，历史已经定格了，而戈尔也没好到哪里去，享有伪君子的大名。虽然戈尔曾代表家乡田纳西州出任过12年的国会众议院和参议员，但他越来越出格的虚伪、夸张、装腔作势，甚至连家乡的父老乡亲最后也忍受不了，在那次总统大选中把选票投给了小布什。这不是田纳西州人喜欢小布什，而是他们更厌恶戈尔。在美国历史上，一个总统候选人没有赢得家乡州的选举人票，如果不是绝无仅有，也一定是极为罕见。而那次选举如果戈尔获得了家乡人的支持，总统宝座就归戈尔，而不属于小布什了。戈尔的不孚民望由此可见一斑。 小布什接任总统那一年，美国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后有2,360亿美元的盈余；小布什卸任那一年，美国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后透支14,130亿美元，即当年平均每个美国人增加欠债4,710美元。小布什任内拼命为美国富人减税，推出多项有利于富人的优惠计划，导致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甚至于美国公司盈利增加而普通员工收入减少。 美国著名的民意调查中心盖洛普咨询公司在小布什任期结束前三个月，即2008年10月份，公布的调查数据尤为令人震惊，只有7%的美国人满意政府引导国家的方向。换言之，93%的美国人认为政府把国家导向歧途。盖洛普公司1979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从未曾见过美国民众对政府如此低的满意度。 对于这样一位祸国殃民、民望极低的总统，因为是“民选”的，美国人民没有任何途径可以赶他下台，只能在互联网上设倒计时钟泄泄愤，计算小布什下台的日子。而小布什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照常乘坐豪华空军一号飞来飞去度假。 由此看来，从民主选举中获利最大的是权贵阶层和执政者；权贵们推出两个自己人让老百姓去选择，而老百姓则被逗得真以为手上有一张神圣的选票。中国的情况更是简单，中共一党独大，又垄断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开放民主选举后30到50年内没人能玩得过它，在此期间不会面对有实力的挑战者。而开放选举带来的好处，能平息执政合法性的纷争，树立政府的尊严和权威，该怎么出手就怎么出手，用不着听到“茉莉花”三个字就胆战心惊。 那么30-50年后怎么办？这种问题就像当年问邓小平“50年后香港是不是实行社会主义了”一样幼稚。如果开放选举，即使发生中共成为在野党的事，那时候中国也已经是资本主义成熟阶段了，天不会塌，地不会陷。看看现代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高层玩政治的都是权贵，大家彼此彼此，上台下台乃是家常便饭，谁在台上都不会真正向权贵阶层的利益开刀，也不会搞清算斗争。而执政党下台变为在野党后，专事掣肘执政党的政策，因此其精英们仍有相当的权势，依然是权贵俱乐部的成员。 （3）司法独立 这个问题没什么好多说的。如果对于“法大还是党大”的问题，回答是党大，或者党就是法，法就是党，党法一家，那么就不需要司法独立。否则，司法不独立，就无从体现法比党大。司法独立的内容，当然也要包括法官独立于政府的行政权力和检察官办案不受干扰。 独立不等于放任。司法系统握有公权力，最容易成为恶势力的腐败目标，必须设有对司法系统的监督制度，否则恐怕会出现贪官审贪官，贪官越审越多。 中国如果实行民主选举了，最大收益者将是中共，可以通过选举把执政合法性的纷争凉到一边去。同样实行司法独立了，最大收益者也是中共。现在党政一家、党法一家，政府官员腐败了，党有责任，该骂；反腐败自然也是你的责任，不反腐败当然该骂；但反腐败也要挨骂，反多了要骂（贪官多证明政府腐败），反少了也要骂（贪官少证明政府庇护贪官）。反正中国在进入成熟的资本主义之前，以骂骂咧咧为能事的愤青愤老不会缺货。一旦司法独立了，这轰轰隆隆的炮声就可由司法系统去承受，虽然转嫁危机不太厚道，不过就权当是一种公众对司法系统的督促和监视吧。 民主选举和司法独立，对于维护社会正义起的作用，远没有中国自由派人士吹得那般天花乱坠。但是不设立这两项制度又万万不能，那无异于在社会上高高架起两台麻烦制造机，闹得国无宁日。 （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