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1月5日，日军成功登陆杭州湾迫使国军从上海撤退。11月12日，日军发起追击。国军虽然在南京周边地区构筑有防御工事，但是，心里已经不再计划玩命抵抗的蒋介石，心领神会的部属，自然知道该怎么样应对了。从13日开始到12月13日首都南京沦陷，区区一个月一场关系国家存亡的对阵，以国军三十五万之众的伤亡，外加十几万在大屠杀中被当羔羊宰杀的，给日军带来大约两万六千余人的死亡，不足其投入三十万部队的十分之一。 对比一下，日军华北方面军从七七事变爆发至此，全部伤亡人数为两万五千五百人。 此时此刻，中国军队，即使是最精锐的，都如同一盘撒放的羔羊，被一群训练有素，饥饿多日的野狼追逐，猎杀。随后看到的是：大量装备落后，缺乏训练，指挥缺乏水准的杂牌军，裹带着少量装备精良指挥有序的嫡系精锐，如同非洲大沙漠上被几只猛狮追赶的大群羊羔。原本应该有的节次抵抗，逐步收缩，交互掩护的退却，变成了大溃败。原本自以为设计精密的抵抗阵地，经不住日军的几次包抄围攻。退往南京后，钱志德所部残余回归孙元良的88师，而他自己则在日军第一轮攻击时受伤，就此救了他一命。曾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都在不久后成为日军刀下鬼。 12月8日，日军已全面占领南京外围一线防御阵地，开始向外廓阵地进攻。11日晚，蒋介石通过顾祝同电告唐生智，相机行事，实在无法坚守可相机撤退。12日，日军一部曾突入无人防守的中华门，但被随后赶到的国军击退。城垣阵地再次回归中国军队手中。负责防守中华门的是孙元良。此时的他，带着部分警卫部队向下关，准备从那里渡江撤退。在下关附近，被负责督战的第36师士兵拦下，报告给师长宋希濂，被劝阻返回。军心开始混乱，城池多处已无人防守。 孙元良出生时父亲已经67岁。在北大读预科时由李大钊推荐进入黄埔一期，是一期中少有的 “高知”，深得蒋赏识。毕业后被蒋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被安排在自己嫡系中最精锐的一军一师，那可是支撑老蒋起家的第一桶金。 此前的淞沪会战，他也曾经逃跑过。那时他带着88师在闸北阵地坚守了76天，死伤惨重，补充给他的好几批预备团也很快被打光。钱志德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为了保存88师番号，他说服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同意全师留一个团战斗到最后一刻。于是，就有了524团在团长（当时实际上只是营长）谢晋元带领下，主要由来自湖北籍战士组成的八百壮士（实际上只有400多人）死守四行仓库的传奇。淞沪会战，蒋拼上了老本，他的嫡系，由德国教官训练和德国武器装备的现代化部队，也就是像凝雪海、钱志德所在的部队，都被他送到前线，结果损失惨重。撤退到南京，执行坚守任务时，创伤累累的88师不再是上海开战前装备精良的德式师，士兵几乎全是刚刚补充来的新兵，基本上都是没文化的农民。南京失守后，孙元良将一个整编师最终折腾为可集结五百人的余部。很大部分被遗弃在南京，成为日本人做射击练习的靶子。 凝雪海当时负责送的情报，是关于撤退路线的。他带着一个侦察排到前线侦查敌情，为大部队在必要时的撤退提供参考。他发回的报告是：正面之敌来势汹汹，却也是疲乏之师。这点已经为不少将领意识到，凝雪海的任务只是确证。最终也只是猜测和判断：派往外围的侦查部队极为有限，国军对于日军的部署和进展知之甚少。他自己带出的侦察排三十几号人，回来的也只有三位，到最终剩下的则只有一个处于昏迷状态的自己。他们都是被日军的小部队袭击而牺牲。日军在派出大部队进攻、偷袭、迂回的同时，还派出了不少的小分队，阻击和消灭可能出现的国军侦查部队。 在南京时，邓春来隶属于唐生智部，属于司令部的直辖警卫部队，是在淞沪会战后撤回再编入的。在日军占领南京前，他在日机空袭中负伤。随后，他先被送到一所战地医院，处理完后在那呆了几天。战地医院撤走后，他就被送到这，碰巧和凝雪海相遇。12日那天下午，作为首都保卫战总司令的唐生智，一度仓促召集师以上将领布置撤退：除宋希濂的第36师掩护司令部和直属部队从下关渡江以外，其他部队都要从正面突围！基于获得的情报，这原本是一个很明智的策略，但是，拥有私心的唐生智担心中央军嫡系在突围中损失太大，又外加了一个口头命令：第87、88师，第74军和教导总队，在有轮渡时可选择过江。而在开战前，为了实现背水一战，他又早命令将大部分的船只销毁。会议结束后，属于粤系的第66军和第83军，在军长叶肇和邓龙光带领下，执行了既定命令果断的向正面突围，在第159师代师长罗策群战死，部队付出巨大伤亡代价后，获得成功。其他部队长官则大多在没有向下完整传达撤退部署的情况下，自顾个的抛下部队前往江边乘事先控制的船只逃离。士兵们听说长官退往下关，以为江边已做好准备，于是纷纷放弃既守阵地涌向下关一带。而负责封锁挹江门的宋希濂的第36师，由于没接到允许部队向下关撤退的命令，于是在阻止部队溃逃中打死很多。更多的，则在拥挤和混乱中被活活踩死。 南京不再需要谍报！一盘散沙，让帝国的勇士们冲锋吧！孩子们，是表现你们勇敢和无畏的时刻，是你们享受胜利和辉煌的时刻！也是你们为自己是天皇战士而倍感荣耀的时刻！ 临行前，指挥官的话语，还一直回荡在她耳边。 惠子没有机会见识在南京发生的恐怖大屠杀。在攻陷南京城之前，特工部就觉得，这个即将倾倒的大厦，是不需要细致的特工谍报工作的。她在凝雪海过江前，就已先行一步。留在身后的是两军的正面对垒。日军突入中华门的那天晚上，从一开始就没有计划要守住南京的唐生智，就与司令部成员乘坐预留的小火轮从下关煤炭港逃到江北，此后第74军一部约5000人以及第36师也从煤炭港乘船过江，第88师一部和第156师在下关乘自己控制的木船过江。多数附属于非嫡系的士兵，逃到下关时已经失去建制，成为混乱之中的散兵游勇。部分人选择自救，试图自己扎筏过江，结果多数要么淹死、要么被随后赶到的日军射杀在江中。更多未能过江或突围出去的国军士兵流散在南京街头，不少人放弃武器换上便装躲入南京安全区。13日晨，日军攻入南京城。这些人基本上都成为南京大屠杀时的牺牲品，那三十多万亡灵中的一员。 面对日军的残忍和惨无人道，国军领导也在草菅人命，罪不可恕。南京被屠城，中国人不仅仅输在国力极弱硬件上，更是输在缺乏智慧：一个依然徘徊在愚昧的农耕时代，对抗着一个已经工业化，知识化的现代化帝国。某种程度上讲，三十万亡灵的一半，是蒋介石制造的，另外一半，是带有军阀性质的军事指挥官的自私和胆怯带来的，都是借了日本人之手！ 蒋介石挑起了淞沪会战，他有两个算盘，结果都是人算不如天算：在战略层次，没想到日军会扩大战事，而自己事先却准备不足。他最初的理想是，诱导日军在上海来次大决战，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抗击入侵者的力量和决心，也给松井看看，自己不是想当然的软柿子，还让日军无法集中主力在华东平原，借助于其机械化部队的优势，从北向南长驱直入。他铁定，日军也只敢在这个局部战场当跳梁小丑。日军应该是还没有胆量，现在就开始全面的侵华战争。他在做戏，想以一场硬仗，用成河流淌的中国军人的鲜血，来唤醒世界正义的力量，借此获得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和援助。 松本则看透了蒋介石的心思，也看死了世界上那些所谓的正义力量，只敢干嚎不敢出手干活的虚伪和胆小怕事。既然你小蒋要玩，我就让你刻骨铭心，痛到骨子里！ 蒋介石不仅高估了正义力量的同情心，同时低估了对手的残忍和贪婪。他面对的松井，早已不是昔日自以为熟悉的充满良知和人性的朋友，那个看上去斯文，彬彬有礼的绅士。此时的松井，远不只是各为其主的将领，而是没有一丝良知的恶魔，野兽。 在松井石根领导下的日军，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蒋介石是打碎牙齿吞进肚子。 如果国军从淞沪战场后撤后，拥有随后在徐州会战时类似的阻击配置，并且事先预防日军在浙江沿海的可能登陆偷袭，整个抗日战争的走向会非常不同。如果那样，他期待的局部战争很有可能得以如愿。日军是一个欺软怕硬的主，虽然魔鬼附体，却也外强中干。随后的徐州会战，部分打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气。 当年日军的手段连美国人都没有看出。而美国人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蒋介石和国军上层的判断。一直以来，西方人对日军的战斗力评价都不高：充其量只是一个善于模仿的低战力军队。“七七事变”后，大量的西方国家派出了军事观察员。淞沪会战时，就近观战的就更多了。来自美国的军事观察员，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思·卡尔森的观察结论颇有代表性：日本的战争机器显示其是一支“三流军队”。在战场上，日本人缺少主动性和计谋，士兵在经过刻板的训练后事事循规蹈矩，不知道使用灵活的战略战术。过度依赖重装备以及空军和炮兵支持，维持战争的成本巨大，指挥官缺乏想象力和主动性。 随后一次次发起的迂回包抄和冒险偷袭所获得的巨大成功，是不是就此改变美国人的看法？从后来美国人在南中国海和南部亚洲的惨败来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美国佬学得也慢。 当日军攻占大场镇等地时，蒋介石手里已没有可立即调至上海的增援部队。此时，连预备部队的主力，长江南岸守备区和杭州湾北岸守备区防备日军登陆的主要侧方保障部队，都被调至上海战场。统帅部主管作战的高级将领和前线高级指挥官如顾祝同、陈诚等，建议蒋介石按照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将主力部队有计划地逐步撤退至吴福线及锡澄线两条国防工事线上进行整补。 该建议已获得蒋介石同意，并开始实施。但到10月底时，蒋介石突然改变计划，命令第三战区的部队继续在上海与日军主力进行阵地消耗战。 11月1日晚，蒋介石在南翔附近的一个小学校内，召集淞沪会战部队师长以上将领开会时说：九国公约会议将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召开，这次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作更大努力，在上海战场再坚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持。还有，上海是政府很重要的经济基地，如果过早放弃，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质受到很大的影响。 于是国军在强弩之末，继续在上海与又增加10余万新生力量的日军作更艰苦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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