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在中国的命运

1923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小说月报》第14卷第10号出版。在“海外文坛消息”专栏里，茅盾（沈雁冰）发表了《奥国现代作家》一文。

这是卡夫卡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刊物上。他被译为“卡司卡”，描述为一位抒情诗家，并列为表现派戏曲的创始人之一，与格特司洛、莱茵哈特、维尔弗等奥地利作家并列。

那时，北京和上海的文人正热衷于新文化运动后的外国文学译介，《小说月报》等刊物定期刊载欧洲文坛动态。卡夫卡只是众多外国作家中的一个名字，随其他名字一同被提及，又一同被遗忘。

1930年代初，提及逐渐增多，但仍零散。

1930年1月，《小说月报》第21卷第1号上，赵景深撰文介绍德国文坛，用数百字谈到“卡夫加”。1936年6月1日，《现代》杂志第5卷第2期，刊出赵家璧翻译的德国作家雅各布·瓦塞曼《近代德国小说之趋势》，专辟一节讨论“犹太作家考夫加”。

这些文章在左翼文坛和现代派杂志间流传。

北平的大学课堂里，教授偶尔在讲课中作为旁注提及。上海的咖啡馆和书店，青年作者在烟雾中交换刊物。卡夫卡仍只是遥远欧洲文坛的一个轮廓，被左翼批评家谨慎扫过，未引起较大注意。当时战乱阴影已笼罩中国，文人更多关注本土问题，这些异域文字只能在狭窄的文学圈子里流传。

1944年11月15日，陪都重庆的《时与潮文艺》第4卷第3期上，孙晋三发表《从卡夫卡说起》。这是国内第一篇专门介绍他的短文。当时重庆街巷硝烟未散，纸张短缺，印刷条件有限，但这篇文章让“卡夫卡”这个译名稳定下来。

1948年，天津《益世报》刊载叶汝琏从法文转译的卡夫卡日记片段，这是最早的直接译卡夫卡在中国最初被误认；后来作为毒草被有限翻译；最终，一代经历过荒诞现实的人，在他那里认出了自己。文片断。天津的租界旧楼里，文人夜谈，这些日记片段被小心抄录和传递。卡夫卡的影子在战乱中触及少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卡夫卡的名字迅速从公开视野消失。

新政权确立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主导创作原则。要求文学必须反映阶级斗争、展现社会主义光明前途、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西方现代派文学，包括卡夫卡的作品，被整体视为资产阶级颓废文学的代表，带有强烈的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色彩，与新中国需要的“健康”“向上”“战斗”的文艺要求格格不入。

1950年代初，全国开展文艺整风和思想改造运动，左翼文坛内部也进行自我清理。过去在国统区活跃的左派文人需适应新体制，重点转向歌颂新中国建设。大学外文系教材和课堂教学大幅调整，重点学习苏联文学（如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作品，西方现代派被列入“需批判”的范畴。

1958年出版的一部有影响的文学史中，甚至没有提到卡夫卡。

同时，出版和期刊审查制度强化。北京的出版社和期刊编辑部在审稿时，凡涉及西方现代派的选题多被否决或要求大幅修改。上海和北平的旧书店虽偶尔还能见到民国旧刊，但新书出版严格控制，卡夫卡的作品无法进入公开流通。只有极少数外文所或高校的专业研究者，在内部资料室借阅有限外文原版，私下阅读，却不敢公开讨论或引用。

二战结束后，东欧政局剧变，卡夫卡的故乡捷克斯洛伐克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一环。他的作品命运，嵌入冷战意识形态对峙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教条化的洪流中。

苏联及东欧各国文艺界确立了严格的创作原则：文学必须反映阶级斗争、展现光明前途、塑造正面英雄人物，服务于社会动员与思想教育。

卡夫卡笔下那些荒诞的官僚迷宫、变形后的个体绝望、疏离而无望的生存图景，被迅速贴上“西方资产阶级颓废流派”的标签。

批评家们认为，他的作品是“帝国主义行将灭亡前的精神危机”的典型体现，充满了神秘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失败主义，与社会主义要求的乐观向上精神格格不入。

在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中期，卡夫卡在布拉格成为禁忌。

官方主流批评将他定性为脱离社会现实的无药可救的悲观主义者：那些被官僚机器碾碎的个体，如《审判》中茫然无措的K，被解读为对人类命运的彻底绝望，会消磨劳动人民的斗志。

他的书籍在东欧各国图书馆中绝迹，难以公开发行，甚至在私人收藏中也需小心翼翼。布拉格的旧书店后堂，偶尔有胆大的文人私下交换泛黄的德文原版，却只能在深夜的狭窄公寓里低声讨论，生怕隔墙有耳。

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文艺机器，将卡夫卡连同其他现代主义作家一同推入沉默的深渊。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政治气氛短暂缓和，“解冻”思潮在文艺界悄然涌动。

1963年5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附近的利布利采城堡，一场纪念卡夫卡诞辰8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成为历史的转折点。

会场内聚集了东欧学者与西方左翼理论家。

捷克学者爱德华·戈尔德施图克等人提出，卡夫卡笔下的“异化”和官僚体制压迫，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

苏联学者没有出席利布利采会议。会议上的主要分歧，发生在捷克改革派学者与东德代表之间。稍后在列宁格勒举行的欧洲作家会议上，苏联文学界代表阿尼西莫夫、费定等人公开批判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和穆齐尔，认为这些现代主义作家不值得社会主义作家借鉴。

会议结束后，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在党内中央全会上点名批评这场会议。东德党报《新德意志报》和理论刊物《统一》连续发表长篇文章，把利布利采会议定性为“偷运资产阶级思想的修正主义事件”。东德审查机构下令，国内出版物严禁出现任何对卡夫卡表示同情或引入其“异化理论”的内容。

莫斯科的反应同样强硬。《文学报》和《外国文学》杂志发表长文，重申卡夫卡是“颓废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代表。苏联要求各大学和研究所严防“捷克修正主义毒素”蔓延，彻底清除其影响。

这场论战直接影响了捷克国内的政治氛围。捷克文联在论战中支持改革派学者，导致文艺审查标准出现松动，审查机器事实上开始失去效力。此后几年，捷克的先锋文学、戏剧和电影逐渐摆脱传统教条控制。

利布利采会议并非布拉格之春的直接起点，却成为19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文化解冻的重要象征。围绕卡夫卡、异化与官僚主义的讨论，使文学问题逐渐越出文学领域，汇入对斯大林主义体制和审查制度的反思。卡夫卡从被批判的作家，变成了捷克知识分子和学生反抗斯大林式僵化教条的标志性精神符号。

“布拉格之春”被华约坦克碾压后，卡夫卡的命运再度逆转。在捷克，他再次被禁，书籍从书架上撤下，学者们被迫保持沉默，直至1980年代末政治气候彻底转变。

苏联方面，卡夫卡同样长期处于严格控制之下，1964-1965年间短暂出版的作品选集，也仅限于内部参考或有限讨论，很快又被保守势力压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文艺界，在冷战拉扯中反复震荡：卡夫卡时而作为“反面教材”被小心引入以供批判，时而被彻底封杀，他的荒诞世界，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阵营内部意识形态的紧张与裂痕。

1961年3月，中宣部在北京召开外国文学工作会议。

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会上作了报告，正式传达中央高层的决策：为了配合中苏论战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西方现代主义，必须系统地翻译、引进一批西方“资产阶级颓废派”的作品作为反面材料。宣传和出版部门逐渐形成一种政策思路：对西方现代主义不能只作抽象批判，也需要翻译部分原作，供研究者和干部了解后进行辨析。

这一指示的政策依据，是毛泽东自1957年以来多次在党内强调的“毒草论”辩证法，即通过接触反面教材来提高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免疫力。宣传、出版和外国文学研究机构陆续制定内部翻译计划，将一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政治理论作品列为供研究、批判使用的内部出版物。卡夫卡作品正是在这一制度背景下进入系统翻译。

由于国内翻译人才匮乏，中央理论小组组长康生在1962年11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直接向各省文教书记下达了跨地区调配外语专才的行政命令。

1963年上半年，随着卡夫卡部分作品的译稿陆续完成，中宣部正式确立了“内部参考”出版制度（即“灰皮书”、“黄皮书”制度）。中央指示中宣部，对这类书籍进行视觉隔离。书籍封面严禁任何装饰，统一使用单色纸（文学类多为灰色，政治哲学类多为黄色），并加印“内部参考”或“供批判用”字样。

这类书不进入普通新华书店公开销售，通常通过机关、研究机构、内部书店和单位图书馆流通。购买或借阅往往需要单位证明、内部购书证或相应级别的阅读资格，具体规定因时期和单位而异。

1960年代中期，外国文学研究所和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组织翻译卡夫卡作品。李文俊主要从英文译本转译，曹庸等人参与翻译或校订，最终形成内部本《审判及其他》。

随后，外文所德语组及相关翻译人员开始闭门翻译工作。

由于当时直接从德文翻译的力量有限，部分作品依据英译本转译，并参考德文原文进行核对。李文俊译《变形记》，曹庸等人承担了其他篇目的翻译。

1965年底，译稿陆续完成。编辑部严格按照中宣部的政治要求，为书稿撰写了定性前言。在这篇《前言》中，卡夫卡被定义为“现代颓废主义作家”和“欧美现代派奠基人”，其作品被定性为“宣扬神秘离奇、精神分裂的梦魇，宣泄恐慌与绝望”，本质上是“反对革命、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鸦片”。

1966年1月，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内部发行《审判及其他》，收入曹庸、李文俊翻译的卡夫卡小说。这是卡夫卡作品第一次以较完整的中文译本形式在中国出版。书籍属于内部读物，主要供研究、批判和有限范围阅读。

在此期间，外文所学者和翻译家采取了特定的学术保护手段。

“两截子”汇报材料： 留存的档案和审查报告显示，学者在向文教高层汇报工作时，往往在报告前半部分大量堆砌当时标准的政治口号和批判词汇，而在后半部分则保留了相对客观、细腻的艺术手法和生平分析。

策略性扩大选题： 1965年，外文所研究人员曾尝试将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城堡》也纳入内部翻译规划，并在申报报告中采取了政治话语策略，称该书“能够深刻暴露资本主义官僚体制的腐朽，具有极大的反面批判价值”。该选题随后获得了批复经费，但由于1966年中期文革全面爆发、科研机构瘫痪，该书的翻译与出版工作被迫停顿。

同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这批书籍在排版印刷接近尾声时，以内部参考资料的名义完成了小批量印制并分发。

随后，林彪、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将建国以来的外国文学引介工作定性为“文艺黑线统治”。

1966年2月，林彪支持、江青主导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正式出炉，并上报中央政治局，成为军队系统全面介入意识形态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该纪要将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统治”，宣称这条黑线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受此影响，包括卡夫卡作品在内的所有外国文学引介（含内部参考的灰皮书、黄皮书），被整体定性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毒草”，全面停止流通并清查。

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随即遭到重点整肃。

作为德语文学学者和研究所负责人，他被定性为“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1966年下半年起，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大院内贴满针对冯至的大字报。红卫兵对其办公室和住所进行了多次查抄，其从德国带回的“塞纳河无名少女”等古典石膏面相及大批书籍、手稿被砸碎和抄走。冯至在学部大院内接受批斗、挂牌游街，并被迫参加日常体力劳动。1969年，冯至被正式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时年近七十岁，在干校主要从事放鸭、种地、抬土等重体力劳动。

核心译者李文俊等翻译家和编辑同样受到清算。李文俊被剥夺翻译与研究权利，作为“黑线人物”下放干校进行高强度的田间放鸭、挑担、挖渠等劳动。外文所各研究室被贴上封条，学术档案柜遭到查封，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完全陷于瘫痪。

文革期间，各地方军管会和造反派组织在机关图书馆、内部书店以及高级干部宿舍展开了对“黄色书籍”与“内部参考书”的清查。卡夫卡的内部发行版本被列入清查目录。新华书店内部书店柜台被贴上封条，部分高干子弟私藏的灰色、黄色书刊在抄家浪潮中被没收、封存或销毁。内部发行的限额流通网络在此阶段彻底断裂。

19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缓和及新一轮批判修正主义的需要，中宣部及出版部门有限度地恢复了部分内部图书的翻译与印制，但政治审查和发行范围比文革前更加严格。

这一时期的内部书管理机制带有严格的等级控制：高层干部依照行政级别被允许阅读“反面教材”以提高辨别力，普通群众则被严格隔离。

内部书店凭证核对极其严格，实行实名登记与限额购买。

随后，这批图书通过高干子女流出、知青地下借阅以及手抄等渠道，少量得以在民间和知青群体中秘密传阅。卡夫卡作品中表现的荒诞与动荡困境，在部分反思知青中产生共鸣，客观上为1980年代“卡夫卡热”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保留了思想种子。根据郑异凡、张惠卿等当事人的回忆与档案记录，从1960年代至1970年代，国内编印的各类内部书达数千种，卡夫卡的命运折射出这一时期意识形态管控与民间地下阅读的真实历史面相。

1978年底，《世界文学》杂志筹备复刊。

在内部讨论中，对于是否公开发表现代主义作品存在争论，部分文艺官员警告此举不符合当时确立的文艺方向。

外国文学研究所及《世界文学》编辑部决定公开刊登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为了通过政治审查，他们在汇报材料中采取了洋为中用的策略，引用了毛泽东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关于向外国学习的论述，以及通过反面教材提高辨别力的辩证法，将卡夫卡的作品解释为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官僚腐朽的批判武器。这一论证最终获得了宣传管理部门的默许。

1979年1月，《世界文学》刊登了《变形记》，并配发了叶廷芳与施文合撰的万字评介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

该期杂志首印数万册，随后多次加印，总发行量达到五十万册，在全国公开发售。

这批翻译成果的物质基础，是1977年春天叶廷芳等学者在通县外文书店仓库中清查、调拨出来的一套东德版七卷本《卡夫卡全集》。

《变形记》的刊发，标志着卡夫卡的作品正式脱离内部参考范围，进入公开出版和学术研究领域。

公开发表随即引发了文艺界的理论争鸣。

1980年至1981年，保守派批评家在《文艺报》和《红旗》等主管刊物上发表文章，指出新时期文学应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责卡夫卡作品宣扬的绝对绝望和异化倾向会对青年产生虚无主义影响。部分地方高校和地方文联接到内部口头通知，要求在教学和评论中对现代主义作品采取限度控制和冷处理。

中青年学者对此进行了公开反击。

1981年11月，全国外国文学学会在成都锦江宾馆召开年会，现代主义成为核心议题。保守派学者坚持现代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精神危机的产物。而中青年学者则在发言中公开反驳，认为卡夫卡笔下所展现的过度官僚化体制对个体的压迫以及人的疏离感，与中国刚刚结束的文革现实具有深刻的契合性，具备强烈的现实批判价值。

1982年前后，以《外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为代表的期刊连续刊登大批中青年学者的理论文章。徐迟发表《现代化与现代主义》，公开为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正名。高行健等人则就异化问题展开社会学与文学讨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同样需要警惕官僚主义引发的异化，卡夫卡的小说是一面镜子。

出版界密集跟进：1980年《十月》杂志发表叶廷芳译的《饥饿艺术家》。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汤永宽翻译的《城堡》，首印五万册。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审判》。

1983年，外国文学出版社正式公开发行《卡夫卡小说选》，标志着围绕卡夫卡引介的政治定性争论基本平息。卡夫卡作品彻底脱去反面教材的外衣，成为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的必读经典。

在卡夫卡重返中国文坛的漫长历程中，叶廷芳堪称最关键的功勋人物。他几乎以一人之力，填补了中国对这位现代文学巨匠系统研究的空白，并成为中国卡夫卡研究的第一人。

叶廷芳早年师从冯至，深谙德语文学。1970年代初，在政治气候仍旧严峻的年代，他已开始秘密积累资料。1972年，他与同事在北京通县外文书店的仓库里，淘得两本东德出版的卡夫卡作品集。那是尘土飞扬的旧仓库，灯光昏暗，他小心翼翼地将书抱回，夜深人静时在台灯下反复研读。这些珍贵的资料，成为他日后推动卡夫卡复出的坚实基础。

《变形记》发表后，在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和高校学生中引发强烈共鸣。小说开篇关于个体突然异化为甲虫的荒诞描写，与刚刚经历文革动荡、正在进行历史反思的读者记忆产生了直接呼应。

1980年代初，随着《城堡》、《审判》以及各大高校外国文学刊物的密集翻译，卡夫卡研究与阅读在文艺界正式公开化。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中文系和外文系逐步开设现代主义文学课程，“异化”“荒诞”“官僚体制”等概念开始脱离单纯的意识形态批判框架，成为分析社会现实与心理困境的理论工具。

这一引介过程直接推动了1980年代中期“先锋小说”流派的崛起。残雪早期的《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等作品，在叙事结构上打破传统现实主义因果逻辑，以梦魇式的时空错位和日常深渊，体现了对卡夫卡荒诞美学的本土化吸收。

余华早期先锋代表作《十八岁出门远行》等，则在冷峻、零度情感的叙事笔触和非理性遭遇设计上，明显借鉴了卡夫卡《审判》等作品的技巧。

格非、孙甘露、韩少功等先锋及寻根作家，也在这一时期尝试摆脱单一主观抒情和宏大叙事教条，引入卡夫卡式的符号隐喻、寓言化结构以及对现代官僚机器冷漠性的解剖。

从精神层面看，卡夫卡的译介打破了文革时期单一的阶级斗争叙事范式。1980年代的作家代表大会、文学沙龙和学术笔会上，知识界通过卡夫卡开始探讨人类普遍的存在困境、个体的孤独以及现代社会制度对人的异化。

1983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卡夫卡小说选》的正式公开发行，结束了卡夫卡只能作为内部参考的时代。而真正席卷中国知识界和高校校园的“卡夫卡热”，是在1985年至1989年间达到高潮。在这几年里，卡夫卡作品成为可以通过新华书店公开购买的大众读物，学术讨论也从政治哲学层面的高风险辩论，转向方法论与美学本土化，聚焦“新时期小说的叙事变革”和“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的借鉴”。这一转变为先锋小说流派提供了具体的叙事技术支持，并深度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转型。

卡夫卡在中国最初被误认。后来作为毒草被有限翻译。最终，一代经历过荒诞现实的人，在他那里认出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