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1901-1902

第一节：旅行

火车向贝加尔湖缓缓西行时，一九零一年四月中旬的湖面仍被厚重的冰壳覆盖。冰层表面布满纵横交错的白色裂纹，远处几座冰丘高高隆起，在午后微弱的阳光下泛着幽蓝的反光。娜塔莎靠在车窗边，列车颠簸了数日，在后半夜抵达外贝加尔一个无名小站。

“二十分钟停车！接水！快点！”列车员裹着厚呢大衣，脖子上挂着铜哨，扯开嗓子吼道。头等车厢的乘客披着狐狸皮或旧熊皮大衣，慢条斯理踩着踏板下来。三等车厢的人们，则抱着铜壶、铁皮桶、破茶炊和用绳子捆着的木箱，踩着泥泞的残雪往供水口奔去。

娜塔莎刚踏上月台，寒气便猛地呛进鼻腔。她赶紧把羊毛围巾往上拉，可煤烟、冻鲱鱼、马粪、湿羊皮袄的酸臭和人身上的汗馊味，还是一股脑钻了进来，呛得她喉咙发紧。卖热土豆的老妇人被围得水泄不通，她蹲在铁桶边用铁钩捞：“别挤！一个一个来！”抱着孩子的农妇直接把半个身子压到桶沿上，抢出两颗烫的转身就跑。后面一个秃顶男人急得直跳脚，嘴里喷着马合烟和廉价伏特加的酒气。

不远处，几个华工蹲在背风的砖墙根下啃冻得发硬的黑面包。一个操着山东口音的年轻小伙子咬了半天，牙龈渗出血丝，只能塞进破棉袄怀里焐着。年纪大些的男人从怀里摸出半块咸萝卜递过去，低声用山东话嘀咕：“别硬咬，牙崩了后面更遭罪。”小伙子接过，低头啃了一口，鼻涕立刻流下来，用油腻的袖口狠狠一蹭。

一列军列正缓缓通过，车窗透出暖黄的灯光，里面的人在碰杯，笑声隔着玻璃隐约传来。军官发红的脸和女人雪白的狐毛披肩在窗玻璃上晃动。站台上的人下意识往后缩。哥萨克骑兵骑在马上，羊皮披风被风吹得啪啪作响，叼着马合烟，在军列经过时懒洋洋抬了抬手，马鼻喷出的白雾很快被夜风吹散。

娜塔莎站在风里，忽然听见身后传来剧烈的咳嗽声，回过头。华工缩在三等车厢门口的阴影里，咳得整个人弓起，吐出一口带血的痰，落在半融的雪泥上，洇开一团暗红。旁边的人挪了挪脚，列车员提着水桶走过来，直接一脚踢在他小腿上：“滚开！黄皮猴子！”华工被踢得侧倒，手掌撑进冰冷的雪泥里，半天没能爬起。列车员又抬起了脚。

“他病了！”娜塔莎冲了过去，声音比她自己想的还大。

列车员回过头，目光从她的羊毛围巾滑到呢子大衣上，停了一下，脚慢慢放了下来。他什么也没说，提起水桶走了。娜塔莎蹲下去想扶，华工已经自己撑着站了起来，低着头，用山东话小声说了句“谢谢小姐”，又缩回了阴影里。娜塔莎还蹲在原地，看着雪泥上那团暗红。

风越来越凶，人们开始往车上狂奔，娜塔莎被后面的人猛地一撞，踉跄着扶住车厢冰冷的铁皮。掌心瞬间被粘住，她小心转动手腕，一点点把手掌从铁皮上揭下来。寒风立刻灌进粘连处，疼得她倒吸一口冷气，眉头微微拧起。她低头站在原地，深深吸了一口气。到梅索瓦亚站时，铁轨在贝加尔湖边彻底断了。再往前，只剩一大片白得发灰、死气沉沉的冰原。湖冰虽已出现裂纹，但仍厚近一米。

乘警开始砸车门：“下来！都下来！别他妈堵着！”娜塔莎提着皮箱往下走，指尖冻得发木，几乎抓不住提手。刚吸第二口气，肺里就像被塞满了冰碴和煤灰，疼得她眼冒金星。月台上，哥萨克兵端着上刺刀的步枪来回推搡，靴底踩得半融的雪水嘎吱直响。几个华工弯腰替头等车厢搬行李，一箱一箱往雪地里的马车上扛。木箱边角包着黄铜，沉得吓人，绳子深深勒进肩膀，旧棉袄立刻凹下去一道深印，棉絮从裂缝里挤出来，被风一吹就四散飞舞。

胖商人冻得直跺脚，呢子大衣领子竖得老高，不停冲他们吼：“轻点！里面是酒！摔坏一瓶你十条命都赔不起！”月台另一头，两台蒸汽吊机发出令人牙酸的铁器摩擦声，正吊着一架黑色大钢琴。铁链绷得笔直，钢琴在半空轻轻晃荡，偶尔撞上吊钩，发出低沉悠长的“嗡——”声。远处，破冰船贝加尔号停在湖边，三个黑烟囱直插铅灰天空，船身漆黑高大，钢板边缘挂满晶亮的冰溜子。底舱发动机轰隆轰隆地震动，连脚下的冰面都在跟着微微发颤，发出细微的“咔咔”声。

栈桥已经彻底堵死，头等和二等车厢的客人走一边，木板上铺着厚厚的防滑毛毡，还有水手伸手扶着。贵妇连脚都不愿沾雪，裙边提得高高的，狐皮围脖把半张脸都遮住，只露出一双描得精致的眼睛。三等车厢的人全挤在另一条窄得摇晃的木桥上。

“快走！别停下！”哥萨克兵挥着皮鞭催促。挑担子的俄国老人走慢了点，肩膀立刻挨了狠狠一鞭。老头身子猛地一歪，连人带担摔在木板上，箩筐里的毯子、破靴子和几块冻得梆硬的咸肉滚得到处都是。后头的人不敢停，只能低着头从他身上跨过去，一只脚踩在他手背上，发出细微的骨头摩擦声。老头趴在地上，半天没起来，手背上的冻疮早已裂开，黑红色的血一点点渗出来，在冷风中迅速凝成暗色的小冰粒。

娜塔莎被人群猛地一挤，差点撞下栈桥。裹着貂皮大衣的女人捂着鼻子尖声：“脏死了！别挡路！”她踉跄着被挤进渡轮。

三等舱又黑又闷，铁皮墙上挂着几盏熏得发黑的煤油灯，空气里混着机油焦味、汗酸味、劣质私酒的苦辣，和从最下层飘上来的尿骚和呕吐物味。地上坐满了人，俄国农民抱着膝盖发抖，牙齿磕得咯咯响。那个先前在小站啃冻面包的山东小子缩在麻袋边打瞌睡，嘴唇冻得发紫，怀里死死揣着没吃完的黑面包。小孩蹲在角落吐酸水，母亲拿块硬邦邦的破布随便擦两下，任由那摊污物在铁板上慢慢结冰。旁边年纪大的老华工正低头卷旱烟，烟刚点着，一个俄国水手走过来，一脚踩灭。

“不能点火。”水手说完，顺手把烟袋锅踢进污水沟，溅起一小片发黑的脏水。老华工愣了一下，没出声，只低头把碎掉的烟杆一点点捡回来，塞进袖子里。就在这时，整艘船猛地一震，水密门重重关上。紧接着，钢制船艏狠狠撞上布满裂纹的厚冰层，像整个冰原在耳边炸开。整艘船剧烈颤抖，头顶铁板“吱吱”作响，灰尘和铁锈簌簌落下。娜塔莎脚下一软，掌心按在冰冷钢壁上，眼前一阵发黑，勉强稳住。冰层碎裂的巨响一阵接一阵，钢板外侧传来密集刺耳的刮擦声。

头等舱里灯光温暖，玻璃擦得干干净净。俄国军官正笑着把巧克力递给对面的女人，女人笑得花枝乱颤，耳垂上的红宝石坠子随着船晃轻轻摇动。过了贝加尔湖以后，娜塔莎发现自己常常走错车厢，头等和二等之间的界限在漫长的旅途中变得模糊，尤其是在餐车。第一次是在离开梅索瓦亚站的第三天。她推开标着“餐车”的门，以为是头等乘客专用，结果发现里面坐满了二等和部分三等乘客，空气里混杂着煮土豆、酸菜汤和廉价烟草的味道。

她正准备退出去，圆脸姑娘已经笑着朝她招手。“小姐，别走啊！这里还有空位。今天有热汤！”姑娘叫玛莎·库兹涅佐娃，二十二岁，图拉附近一个小站扳道工的女儿，去莫斯科投奔姐姐。她穿着厚棉袄，头巾褪色，却有一双特别亮的眼睛。从那天起，两人经常在餐车见面。娜塔莎从头等车厢过来，玛莎则从二等车厢过来。她们坐在同一张小桌前，喝着同样稀薄却还冒着热气的汤，窗外是无边无际的雪原。

“你们远东的人真好，”玛莎用勺子搅着汤，“我爹说，现在铁路一通，村里年轻人全跑去工厂了。一个月四五个卢布呢，比种地强多了。可家里地没人种，粮食越来越贵。去年冬天我姐写信，说莫斯科一间阁楼要六七卢布，还漏风……”

娜塔莎听着，默默把面包掰成小块。玛莎继续说，带着忧虑：“现在连姑娘家也进厂了，织布、卷烟的都有。我打算先找裁缝铺或洗衣房的活，存点钱。找男人也难，好小伙都进城了，剩下的不是喝酒就是打老婆。哎，你说莫斯科电灯真那么亮吗？听说一盏灯一个月也要不少钱呢。”娜塔莎偶尔讲起远东的海、军港的汽笛，还有自己以后想读的书。

玛莎听得认真，却总在结尾感慨：“听起来真好。可我还是先得吃饱饭啊。”

有一次列车在荒原停车，餐车暂停供应。玛莎把自己的手套塞给娜塔莎一只，笑着说：“你的手真细，冻坏了可惜。我的手早就糙得像砂纸了。”

到莫斯科前最后一晚，玛莎在餐车把一张纸条塞给娜塔莎。“这是姐姐家的地址。在莫斯科要是遇到麻烦，尽管来找我。咱们一起吃了三十多天的硬面包，也算老朋友。”

娜塔莎接过纸条，看了一会儿，从手提包里摸出小本子和铅笔，撕下一页，低头写了几行，推到玛莎面前。“你也来找我。”

玛莎拿起来，凑到昏黄的灯下，一个字一个字地念：“莫罗佐夫，将军……”声音越念越小。她抬头看了娜塔莎一眼又低下头，把纸条叠了两折，塞进棉袄最里面的口袋：“好。”

时间在过了贝加尔湖之后死掉了。娜塔莎开始分不清白天和黑夜。车窗玻璃上的黑冰一天比一天厚，把外面的世界糊成了一团融不开的死白。睁开眼是白桦林、电线杆、雪。再睁开眼，还是白桦林、电线杆、雪。无数细瘦的白桦树像成千上万根苍白的骨头，从雪原里笔直戳向铅灰色的天空，枝条上挂着残雪和冰凌，在风里轻轻碰撞，发出细碎而单调的声响。偶尔会出现一片黑沉沉的松林，像一块块凝固的墨迹，压在起伏的丘陵上。更多时候，窗外只有无边无际的雪原，平坦得令人绝望，偶尔被一道冻得发黑的河流切开，河面上的薄冰反射着惨白的光。火车以三四十公里的时速，慢悠悠地向前挪动。车轮过轨缝的咣当声单调地响起，听得久了，脑子里只剩一片嗡嗡。

头等车厢的小铁炉子日夜烤着，角落里的铜茶炊咕嘟咕嘟翻滚着发黄的沸水，带出金属水锈气。半夜里，小孩的惊哭、男人的磨牙声，还有喉咙深处带血的咳嗽声连绵不绝。不知道今天星期几，不知道车开到了哪，甚至不知道自己是醒着，还是在做梦。火车深入腹地，窗外风景越来越单调。白桦林渐渐稀疏，取而代之的是大片冻土开裂的荒原，去年枯黄的草茎从雪泥里探出头。远处偶尔出现几个孤零零的木屋村落，屋顶积雪厚得几乎压垮房子，烟囱里冒出的黑烟被风撕得支离破碎。电线杆一根接一根掠过。

第二十九天夜里，火车停在冻僵的荒原里。没有小站，没有灯光，没人知道为什么停。机车头拉风箱一样的喘息渐渐弱了下去，车厢里的温度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下掉，走廊扶手上的白霜又开始刺眼地长出来。不断有人低声咒骂铁路局，有些人下车，往雪地里撒尿。娜塔莎把脸贴在唯一清空了一小块的冰窗上看出去，不远处，大雪盖住了几个突兀的黑影。一截干枯的手臂从雪堆里斜戳出来，指尖僵硬地指向天空，已经被冻成了乌黑色。旁边还有两个蹲着的黑影，没穿大衣，脑袋耷拉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应该是修路时冻死、还没来得及运走的铁道工人。活人下车撒尿，尿液落进雪里，腾起一股白汽，正好浇在不远处的死人堆里。没人过去看，也没人惊呼。火车停了半小时，再次晃动起来，把那些黑影连同尿骚味一起，抛进无边的死白里。

第三十一天，疫病在四等车厢闷出了大乱子。一个去远东逃荒、如今又折返回来的俄国老农发起高烧，说起胡话，声音像拉锯。列车员怕他在车里烂掉传染别人，第二天中午，火车在一个荒凉的会让点刹住。这里是单线铁路上供两车错车的侧线小站，没名字，只有几条铁轨和简陋月台，四周全是雪原。两个列车员用布蒙住口鼻进来，一左一右架住老头，把他拖下了车。老头已经站不住，鞋跟在车门上磕了一下。他们把他放在月台背风的一侧，转身便上了车。

老头的女儿想跟下去，被列车员拦住。她抓着车门哭喊了几句，火车已经重新开动。

娜塔莎正站在车厢连接处，看见月台上那个灰扑扑的人影慢慢往后退。她转身冲回包厢，扯起自己床上的羊毛毯子，又跑回来，拉开门。风一下子灌进来，把她推得往后一仰。

“小姐！”列车员在身后喊。她把毯子往外一扔，毯子被风卷着，在空中翻了两圈，落在离老头三四步远的雪地上，摊开了一角。老头还靠着墙，一动不动，不知道有没有看见。

列车员把她拉回来，“砰”地关上了门。

头等包厢里，两个年轻的哥萨克军官把军大衣搭在椅背上，边喝土耳其咖啡，边懒洋洋地甩着纸牌。“这鬼地方的煤烟太脏了，把大衣都熏出股马粪味。”“东线铁路完工后，这些山东苦力全涌到车上来了，也不知道要赶回哪儿去。”贵妇用手帕捂嘴打哈欠：“谁说不是，这趟旅程要把人耗死。咖啡像泥水。”上尉用银匙敲了敲瓷盘，“圣彼得堡的歌剧院，现在应该开演了吧。”

娜塔莎常常一个人站在两节车厢之间的连接处，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寒风从门缝灌进来，把她的脸吹得干裂粗糙。

火车滑进莫斯科的车站，电灯与煤油灯交织着惨白的光，钟声闷在铁架穹顶的浓雾里。娜塔莎提着小皮箱踩上月台，耳边犹有钢轨接缝处单调的震响，咣当，咣当，咣当。列车早已停稳，身体却依然随着惯性微微前倾。鞋底踏着冰凉的石板，大衣与皮箱在翻滚的白汽里时隐时现，周围挤满了皮靴的踩踏声、吆喝声与马车的铃响。风从站台尽头刮来，夹杂着湿木头与牲口的腥气。五月的莫斯科，残雪在边缘结成发黑的硬壳，雪水顺着缝隙淅沥下滴。人潮推着她向前。一个穿浅色长裙的女人与她擦肩而过，目光在她磨损的袖口上停留了一瞬，几不可察地蹙眉避开，随即隐入白汽。娜塔莎将箱子往怀里紧了紧，任由人群裹挟着，走向出站口。

月台尽头，父亲穿着深绿呢的将军常服，领口和袖口滚着红边，肩章上压着金色的之字形饰带，外罩一件灰呢军大衣，胸前三枚勋章在灯光下泛着冷光。旁边站着一个看上去三十多岁的女人，浅灰狐皮围脖裹着脖颈，怀里抱着三岁左右的格里沙·莫罗佐夫。五六岁的阿廖娜·莫罗佐娃躲在她裙边，只露出半张脸，好奇地朝这边张望。娜塔莎拖着皮箱走过去，离得还有十几步，父亲已经看见了，安静地站在那里看着。

“娜塔莎。”声音平静。“父亲。”副官快步上前接过皮箱，动作在靠近时微微顿了一下。父亲的目光扫过她发黑的袖口和沾着煤灰的领口。“路上用了多久？”“三十六天。”“比预计快两天。”他转向副官：“行李送回去。”然后重新看向娜塔莎，声音平直：“手续已经办好。莫斯科女子高等课程，秋天入学。这几个月先跟老师补课。来了就安心读书，莫罗佐夫家是为帝国效力的，不要为远东那些黄皮鬼和泥腿子浪费时间。”

后妈阿波利娜上前半步，脸上带着礼貌的笑容：“欢迎来到莫斯科，娜塔莎。”就在这时，格里沙忽然挣脱母亲的胳膊，跑到娜塔莎面前。他仰着头，先看她的脸，又盯住她袖口那片黑乎乎的煤灰。小手伸出来，轻轻碰了一下，指尖立刻黑了一块。孩子愣了愣，凑到鼻子前闻了闻。“妈妈，”他认真地说，“姐姐身上有火车味。”阿波利娜赶紧把孩子拉回去：“格里沙，别乱碰。”阿廖娜捂着嘴偷笑，副官低头看着地面。“都是你爷爷折腾的。早就让你来不来。”

父亲转身示意大家走。马车驶离车站时，细雨正静静地下着，空气里带着湿冷的泥土味和白桦树的清苦气。街头是灯火通明的咖啡馆和身着春裘的贵妇，街角蜷缩着几个冻得发紫的乞丐，远处工厂的烟囱吐出滚滚黑烟，混进灰蒙蒙的细雨里。

马车颠簸了一下，后妈怀里的格里沙忽然又伸手拽了拽娜塔莎的袖子，奶声奶气地问：“姐姐，你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吗？那里有熊吗？”

娜塔莎低头看着那张和自己完全不同的脸，喉咙发紧，却只轻轻笑了笑。“有熊。”声音很轻，“还有很烫的豆腐脑。”父亲在前排座位上咳了一声，没回头。窗外，细雨落在车顶上，发出极轻的沙沙声。路边的白桦树已冒出嫩绿的新芽，在雨雾中微微摇晃。

抵达莫斯科的第三天，天色灰得像一整块压低的铅，云层低沉，空气湿冷。父亲在公馆二楼书房召见她，屋里烧着昂贵的无烟煤，没有烟，也没有火星爆开的噼啪声，只有一种持续不断的闷热，烤得人皮肤发紧。空气里混着雪茄的浓香、皮革油的腻甜，还有一股被香水勉强压住的旧纸霉味。娜塔莎站在书房中央，脚下的波斯地毯厚得几乎没过脚踝，踩上去软得有些不真实。

父亲坐在巨大的红木办公桌后，军装挺括得没有一丝褶皱，桌角压着一张莫斯科军区的驻防图。他正用一柄象牙裁纸刀拆开密信，刀尖划过信封时发出极轻的“沙沙”声。他头也没抬，开口：“你去读点文学或历史，装点一下门面。至于医学——”

他说到这淡淡笑了一下，“莫罗佐夫家的女人，只需要学会怎么在舞会上保持优雅。”

娜塔莎低头看着自己的手。父亲抬起头，那双眼睛和老瓦西里很像，却比老人更冷。他看了她两秒，目光最后停在她那双粗糙的手上：“听说你在海参崴，跟中国人走得很近？”

他把裁纸刀轻轻放回桌面：“娜塔莎，阿穆尔河边清出来的死人，够填满半个金角湾了。杂草长得快，是为了方便镰刀去收。别让你的名字出现在那些不该出现的报告里。”

就在这时，书房门轻轻响了一下。阿波利娜领着格里沙走了进来，孩子手里抓着一匹金漆木马，一进门就吵着要父亲抱。父亲脸上的神情终于松动了一瞬，他伸手把孩子抱到膝上，却依旧带着一种近乎公事公办的冷静。随后，他摘下胸前那枚沉甸甸的勋章，随手塞进孩子怀里。

“早点习惯这东西的重量。”他淡淡地说，“以后有用。”

孩子抱不住，勋章一下砸在腿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阿波利娜赶紧伸手替他扶稳。父亲没再看娜塔莎，挥了挥手：“去吧。别给家里惹麻烦。”娜塔莎退出书房时，走廊里的仆人正在低声交谈。看见她出来，声音立刻小了下去，只剩几道打量的目光还落在她身上。

她回到卧室，反锁上门，掀开那只旧皮箱。一堆昂贵的丝绸裙子底下，压着阿明给她的两只干海参，黑硬，满身粗刺。旁边是小莲塞进来的一根山参，芦头缠着红线，仔细裹了两层纸。她把手伸进箱缝，摸到了大壮塞给她的那枚石子，石头上还粘着一点干泥。她握着石子，在床沿坐了很久。

第二天清晨，马车送她去上课。车轮碾过莫斯科古老沉重的石板路，发出缓慢的闷响。走到半路时，车忽然慢了下来。娜塔莎掀开窗帘，一群穿破棉袄的工人正从侧巷里涌出来，手里举着粗布标语，上面歪歪扭扭写着：面包。工作。阴冷的细雨里，地面全是泥泞，哥萨克骑兵很快从长街另一头冲了过来。马鞭抽下去时，空气里猛地炸开一声脆响。那一瞬间，她耳边忽然出现幻听，像磨盘转动时发出的“嘎吱”声。

一个工人的额角被抽开，血一下溅进雪泥里，红得刺眼。她盯着那抹血，马车继续往前。老师住的红砖楼房慢慢出现在雨雾后头。娜塔莎松开手，掌心里已经留下了一道深红色的石子印。她低头看了一会儿，把石子重新放进口袋，理了理领口，却没有立刻下车。

一年前海兰泡的血腥味在黑龙江畔还没散干净，北岸的烂泥里还冻着来不及收敛的尸首，百万街和伯力的买卖却已经重新开张了。伯力缺面粉，海参崴缺牲口料，逃命的俄国小粮商急着把仓底的陈货换成现钱，山东脚夫一茬一茬地往北涌。

二十二岁的山东人姜本生就是在这种血水与泥浆里看出了门道。他本钱薄，从来不碰那些看似金贵却要命的物件。皮张不碰，那玩意儿水深，要命。药材不碰，外行进去，连骨头带渣都剩不下。酒更不碰，那是俄国军警和亡命徒的催命符。他只做最笨、最苦、最不能断顿的买卖：面粉、煤、牲口料。有人笑他：“姜大算盘，你脑子是不是被冻傻了？全都是些笨到家的大路货，一车到头才赚几个戈比？”

姜本生头也不抬，手里的算盘打得噼啪作响：“我问你，这些东西几天能卖完？”

那人被问得一愣，张了张嘴，答不上来。姜本生便不再搭理他，继续拨他的算盘珠子。

那年秋天，阿穆尔河的水刚起寒意，他咬着牙，用三十几个卢布的棺材本，从一个吓破了胆的俄国破产粮商手里吃进了一批受潮的面粉，一共三十七袋。拉回破草棚一验，上头受潮发了霉，底下的面粉倒还干燥。他当晚雇了两个刚下船的山东苦力，拆开袋子，拿木铲一点点把霉皮刮掉，剩下的细粉过筛，最后重新装袋，变成了二十九袋半。消息放出去，立刻有人来压价，比他预想的还要低。姜本生点点头，卖了。帮工在一旁看着，直替他抱不平：“掌柜的，要是再多等几天，风干了不说，外头面粉紧缺，少说还能多挤出五六个卢布！”

姜本生停下手中的活计，冷冷地看着他：“几天？”“三五天吧。”姜本生摇了摇头，“那不是五六个卢布。”“那是什么？”“是三五天。”第二天清早，他揣着卖面粉换来的卢布，转头便吃进了两车碎煤。这回煤炭压根没进仓，第一车拉到半道上，就被几个开饭铺的山东老乡当场抢购一空。第二车拆开零卖，不过三天两夜，连煤渣都没剩下半粒，白花花的银元和卢布全回了口袋。

紧接着是豆料。豆料也没进仓，一支从海参崴赶来的大车队正缺牲口料，在江边歇脚时撞见了姜本生，当场连货带车钱全数结清。几个月下来，那三十几个卢布像滚雪球一样，在阿穆尔河边转了整整四遍。姜本生晚上睡觉以前，雷打不动要点账。哪一笔现钱在手里搁了超过七天，他就在账本边缘狠狠划上一道杠。超过半个月的，画两道。

第二年春时，他手里的活钱第一次实打实地过了一百卢布。也是在那个草长莺飞的早春，他头一次碰上了阿明。那桩买卖小得很。阿明刚从海参崴替人压车收了一批豆子，临走前发现车队还缺十二袋牲口料喂马。那天傍晚，车把式急忙四处寻货，没过多久，领回了一个山东年轻人。来人身上套着件打了三个补丁的破旧棉袄，一双手背冻得裂开了几道血口子。

“就他？”阿明抬眼问。车把式点了点头：“他手里有货。”阿明这才将目光落在这年轻人身上。“十二袋？”“现货。”“多少钱？”姜本生报了个数字，车把式皱起眉头，“你这价，比上个月贵了四十戈比。”“我知道。”“知道还敢这么卖？”姜本生抬起头，“你们问了几家？”车把式没吭声。姜本生又问：“有货吗？”阿明站在一旁，看了他一眼。他问：“为什么不再贵一点？”姜本生顿了一下，“贵了，你下回就不找我了。”阿明看了他两秒，笑了，“装车。”

一九零一年正月，百万街比平日热闹，明记门前挂了两盏新糊的红灯笼，纸薄，风一吹便瘪进去半边。大壮嫌难看，搬了条长凳站在门口，用手撑开竹篾。小莲端着一笸箩饺子从后院出来，平码头几个老把式正围着火墙烤手。丁福顺刚从船上下来没多久，棉袄外面还套着件沾满黑油的旧褂子，他嫌屋里热，把帽子摘了塞在屁股底下，端着碗蹲在墙边吃饺子。

小莲看见他碗里已经空了大半：“老丁，你这是第几碗？”丁福顺抬起头：“第二碗。”姓邹的山东汉子在旁边拆台：“看着你盛的，第三碗。”“前头那碗没装满。”“滚你娘的，饺子还有论满不满的？”屋里笑起来，小莲没理他们，又往丁福顺碗里拨了几个。老邹这才想起正事，唾沫横飞：“真的，信是上海转过来的，外头套着洋纸封皮，画着鹰还是鸡，谁认得。”

“你认得洋字？”“老许认得。他说上头写的是檀香山。”“山东哪府的？”满屋子哄笑。丁福顺嘴里塞着半个饺子，也跟着笑。那人急了：“海那边！日本过去！”“再过去不就没了吗？”

丁福顺咽下饺子：“没不了。我跟船到过长崎，站码头上往东看，除了水还是水。”老邹瞪他：“你看见檀香山了？”“没有。”“没看见你说个屁。”

丁福顺也不恼，伸筷子去夹笸箩里最后一个饺子，被大壮一筷子敲在手背上。“那个我的。”“你都吃多少了？”“我长身体。”“你长个屁。”两个人拿筷子抢起来。

小莲把笸箩端走：“都没了。要生吃等下一锅。”

阿明说：“老丁，灶后头还有半盆白菜馅，你闲着也是闲着，去包。”丁福顺端着碗愣了一下：“我不会。”“吃会不会？”“会。”“那就学。”屋里又笑起来。

小莲问：“谁的信？”“谭长顺。”阿明问：“哪个谭长顺？”“缺一颗下门牙，前年从平码头跑掉的那个。”“他不是死在横滨了吗？”“信都回来了。”老邹压低嗓门：“听说那岛上遍地甘蔗，洋人招人砍，工钱比横滨码头高。老谭在横滨扛煤，后来跟几个广东人上船跑那儿去了。”“那地方在哪儿？”“海那头，比日本远。”谁也说不清。说坐船十天的有，说一个月的也有。老车把式赌咒发誓，说那地方就在旧金山旁边，从山顶能看见美利坚大楼。

小莲问：“真有这地方？”阿明低头拧铁丝：“有吧。记得谁提到过。”过了半晌，他又说：“船能去，总得有地方。”大壮纳闷：“老谭走时，你没拦他？”阿明笑了：“拦他干什么？又不是他爸。”“那么远，也敢去？”“有什么不敢的。”阿明把最后一圈铁丝勒紧，钳子一绞，“平码头没活，他身上剩三块钱，欠客栈房钱，冬衣还是我的。上海招装船的他就去了，估计是到了上海没混几个月，又听说日本码头缺人就跟船去了横滨。现在又跑檀香山，不稀奇，哪儿能活去哪儿。”

大壮：“那他回来不？那种地方，如果好混，要不咱也去看看？”

门帘被风掀开，雪沫卷进屋里，外头炸起一挂鞭炮。老邹神秘地说：“还有件事。听说檀香山的唐人街，去年被全烧了。说是闹瘟疫，让洋人给烧了。说是先烧一间病屋，风一起来，半条街都没了。有没有烧死人不知道，应该有。”

阿明问：“信是谁写的？”“老谭啊。听说字还写得不错。”“会写字了？有点意思。”

疯了一整天的小安，已经睡熟。五岁的小家伙光着屁股蜷在被窝里，怀里死死搂着黑子。才几个月大的黑子耳朵上还歪歪扭扭缠着那截鹿皮断绳，像被硬套了个滑稽的项圈。屋里尿碱味还没散尽，混着松木烟火气、豆浆甜腥，还有黑子身上浓重的狗毛土腥味，又暖又闷，熏得人胸口发堵。小安忽然在梦里咕哝，声音碎碎的，奶声奶气：“阿楚嘎爷爷，绳子，会认路，咕咕，熊好大，埋雪里了，山东，咕咕，回家……”

他翻了个身，小腿蹬开被角，脖子上的银质长命锁滑出来，在暗红火光里晃了一下，“长命百岁”四个字已经被磨得锃亮。黑子耳朵抖了抖，先伸舌头胡乱舔了舔小安的脸，接着把鼻子猛地拱到孩子腿根，狠狠闻了两下。尾巴开始一下一下地甩，啪啪拍打炕席。它越闻越起劲，甚至伸舌头舔了一口，随即打了个响亮的喷嚏，口水甩了小安一脸。一股热尿顺着开裆裤渗出来，带着体温，迅速洇湿炕席。尿臊味炸开。黑子非但没躲，反而把脑袋使劲往湿处拱，又拿湿漉漉的狗毛往阿明袖子上蹭，尾巴甩得更欢。

阿明站在门口看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不对劲，他捞起那块带着碱霜的旧布，蹲下来把大部分尿液擦掉。尿液渗进指缝，又黏又涩。擦完后，他把小安连同被子一起往干爽那边挪了挪，又从炕角找了块半干的旧布垫在湿处，这才把小安的开裆裤提好，把长命锁塞回孩子胸口，重新把被子盖严实。黑子低声哼唧了两声，最后还是钻回小安怀里，用湿乎乎的鼻子顶着孩子的下巴。一人一狗继续挤在一起。

六月中旬，小莲在海参崴收到了娜塔莎从莫斯科寄来的第一封信。娜塔莎说，父亲的公馆大得吓人，地板擦得能照出人影，到处都是雪茄、皮革油和香水的味道。她夜里还是睡不好，有一次惊醒后伸手去抓火车上的栏杆，抓到的却是丝绸被子。父亲只同她认真说过两次话。她让小莲告诉小安，莫斯科确实有熊，不过她只在书上见过。又让小莲告诉大壮少干点活，别把自己累死。至于阿明，她写道：“告诉他，我还没把远东的味道洗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