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台湾方面安排了两场盛情款待，其一在台北的世界贸易中心。 1993年，世界贸易中心展览大楼、国际贸易大楼和旁边的凯悦饭店，是那一带最醒目的几座大型建筑。尤其是国际贸易大楼，三十多层，在当时周围还没有多少高楼的信义区显得很高，隔着很远就能看见。当年，台北市中心正在向东发展。信义区还有不少空地，新修的道路很宽，街廓也比台北老城区大得多。一边是已经建好的世贸建筑，一边还能看到尚未完全开发的土地。今天再去那里，四周已经被101、百货公司、办公楼和酒店填满，很难想象1993年时这一带还有那种空旷的感觉。台北世贸中心展览大楼1986年启用，国际贸易大楼1988年落成。台湾把商品展览、国际贸易机构、会议、饭店和办公空间集中在这里，目的是要有一个专门与国际市场打交道的窗口，有点对标美国世贸中心的意思。谁也不会想到，后来的美国世贸中心会有那种结局。 吃饭的地方在很高的楼层上，从窗户望出去，视野很开，近处是刚开发不久的信义区，远处是密集的台北城区。桌上的菜以海鲜为主，生鱼片很多，形状和颜色差别挺大，鱼、虾、蟹和贝类一盘接一盘，放置在好大一片桌子上，同时，还有众多的水果，其中好多热带水果是第一次见到，有些还是很难在美国见到的品种。回到美国后，我开始关注美国市场上水果的种类了。 对当时还在读书、生活在贫困线的我来说，感觉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印象很深。但后来真正留在记忆里的，还是窗外的台北。那一刻我想，这整天的喊收复台湾，不远处不就是台湾的首府吗，需要收复什么呢？派一批军人像我这样来看着吗？人家过得好好的，比我们自己过的好很多，还安安静静的，你收复回来，又能干什么？那阵子，老是想那句一直被灌输的“落叶归根”，开始怀疑它的价值和必要性了。 车沿着中山北路一直往北开，路上到处围着施工的铁皮，说是在修捷运，车子在工地之间慢慢挪。当年记忆深刻的一幕是，车子曾经在一个河边停下，站在岸边，看见被重度污染的黑乎乎的河水，闻着扑面而来的熏天臭气，颇为不解：台湾为什么还会有这种地方？十多年后，这种场景在大陆居然异常的普遍。有不少还是台湾人带去的。 过了基隆河，抬头便看见剑潭山上那座红柱金瓦的大楼，横在一片绿树中间，傍晚的天色里金瓦还亮着。门前两只石狮子，台阶很宽，一级一级往上走。六月的台北闷热，走到一半，背上已经出了一层汗。一进大门，凉气迎面扑来。当年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大厅很高。抬头看，梁上彩画一层叠着一层，红、绿、金交错，龙盘在梁间，大大小小，数不清有多少条。几根朱红的大柱子从地面直顶上去，粗得要两个人才抱得过来。宫灯垂下来，灯光是暖黄的，照在红地毯上。正对大门是一道宽阔的楼梯，铺着红毯，缓缓地升上去。 站在那里看梁上的龙，香气已经从左边飘过来了，顺着香味往左边的侧厅望去，远远就看见有一排桌子，铺着雪白的桌布，摆了大几十个大盘子，大半都是鱼。有整条蒸的，鱼很大，横卧在长盘里，鱼身上铺满葱丝姜丝，刚浇过热油，盘底的酱汁还在冒泡。有红烧的，鱼皮烧得发亮，浓汁一直裹到尾巴。还有炸过再浇汁的，外面焦黄，筷子一碰，里面的白肉就散开了。还有是切成一段一段的鱼，烧得颜色很深，旁边还有小鱼，整条炸得酥脆，头尾都在。我们只是在一楼待了一阵子，吃完喝完就撤走了，没有机会去看看楼上的风景。如果是站在顶楼，看台北的风景，那种夜色，应该很美、很魔幻。个人对吃兴趣不是特别大，看着那些“稀奇古怪”的特色鱼，有种秀色可餐的温饱感。那天吃了多少种鱼，已经说不清了，只记得特别多，而且全是熟的。和几天前在世贸大厦吃到的完全不同。服务生似乎不是很多，有点自助餐的意思。 能记住的只有四顿“大餐”，虽然在高雄也有市长的招待。除了世贸大厦和圆山大饭店那种高级的，就是农家乐那种接地气的，还有几个人在周末自己掏腰包在香港海鲜楼吃的那顿。接地气的两顿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油腻和高盐。食品非常丰富，吃法却依然体现了台湾经济刚刚走上富裕，却还没有到清淡那一步。这点回想起来觉得蛮有意思的。
只有周末两天是自由时间，星期六上午几个人相约说沿街闲逛，看看台北的烟火味。走到一处路口，前面有个很小的玻璃摊子，也就几平方米，三面是玻璃，里面亮着很白的日光灯。柜台上摆着几个透明塑料盒，装着一颗颗青绿色的东西。旁边还有一叠小塑料袋、一把剪刀和几只浅盘子。里面坐着一个很年轻的女人。她穿一条很短的裙子，上身也是很短的无袖衫，胳膊和大腿都露在外面。那时候台北已经很热，街上女人穿裙子当然不稀奇，但她这个打扮明显不是普通出来逛街的样子。人坐在玻璃里面，灯又特别亮，从街上经过，一眼就会看见她。 我们几个都朝里面看了看，开始还不知道她卖什么。她看见我们，依然坐在那里低头忙自己的事。手里拿起一颗青色的果子，用小刀划开，又拿起一片绿叶似的东西包上，手指很快，弄好一个就丢进旁边的塑料盒里。我从没注意过槟榔，倒是在国内的时候时不时听过，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尝过，也没有兴趣尝。只是对这种摆摊的风格，感兴趣。感觉奇怪的是，柜台上除了那几盒青绿色的槟榔，几乎没有别的商品。一个年轻女人穿得那么清凉，坐在亮堂堂的玻璃房子里，就是为了卖这个东西，一件商品？正说着，一个男人走到摊前，女人这才站起来。男人说了几句话，她从盒子里抓了一些已经包好的槟榔，装进透明塑料袋递出去。男人付了钱，拆开袋子，拿出一颗塞进嘴里，一边嚼一边走了。我们继续往前，走出一段，又碰见一个差不多的摊子。
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一起出去逛台北的夜市。现在已经记不起，大概率是士林夜市。只记得是一条很长的街，似乎也不是很宽，摆了很多的地摊，还有些架子摊位，一个接着一个，有好长一段路。逛的人还不少，挺热闹的，也挺安静，没有武汉人那种大声随处吼叫的记忆。卖的都是台湾自己生产的小商品。牛仔裤、T恤、花花绿绿的女装，一件一件挂在铁架子上，有的干脆堆在地上的塑料布上。旁边是皮带、钱包、太阳眼镜、发卡、塑料玩具，再过去又是鞋。录音带特别多，一盒一盒平码在摊子上，封面上都是当时的歌星，邓丽君我认识。有的摊子边上，已经摆出了几张亮闪闪的CD，和录音带挤在一起。那几年，正是录音带往CD过渡的时候，当时没在意，现在想起来，那个摊子倒像是把一个时代的交接摆在了桌面上。 摊主坐在后面的小凳子上，扇着扇子，也不怎么吆喝。有人干脆坐在地上，等生意自己上门。卖吃的，就夹在这些摊子中间。走进普通人的台湾，普通台湾人的欺生也有了见识。在美国遇到的台湾留学生，基本上都是基督徒，乐善好施。到了台湾，原本想和地摊老板拉拉关系，了解一下他们的想法和生活状况，哪知道，几句话下来就感觉不对劲。摊主听出大陆口音就有了优越感，夸夸其谈地讲大陆的不怎么滴，夸台湾的高大上。那种夜郎自大，不着边际的不靠谱闲扯，听起来不爽。后来回到美国，也偶尔能感觉出，来自台港留学生骨子里的那种自我感觉出的“高傲”。我估计，可能当年能到美国名校读博的港台留学生，家庭背景都不一般，惯坏了。 1993年的士林夜市，还不是后来以观光小吃为主要招牌的消费景点。它首先是台北普通人的夜间商业区。以阳明戏院为中心，周围街巷里的固定店面、骑楼商铺和流动摊贩连在一起，卖吃的只是其中一部分。饶河街更加典型。1987年台北市政府正式规划饶河街观光夜市时，最初的摊位配置就说明了当时“夜市”的含义。东段大约一百个摊位主要经营成衣、百货、水果和玩具，西段才安排约四十个饮食摊。吃不是绝对主体。夜市实际上是一条晚上营业的大众零售街。这种商业形态与当时台湾的制造业结构直接相关。 在七八十年代，为台湾经济政策与自由市场体制奠定关键基础的泰斗级经济学家蒋硕杰，曾经是罗彻斯特的教授长达十年，随后转任康奈尔。蒋硕杰是当年老蒋特别请回去的，是台湾自由市场与稳定币值的推手，也是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华人经济学家（1982年）。在台湾经济起飞、转型的重要关头，他大力主张“自由经济”与“尊重市场机制”，反对过度的政府干预和价格管制。1981年，他回台针对通货膨胀与利率政策，与台湾经建会官员王作荣展开了著名的“蒋王论战”。他的“稳定物价优先”与金融自由化主张，深刻影响了后来台湾的财经决策，为台湾奇迹奠定了稳健的货币与市场基础。他卸任海外教职后返台，出任台湾经济研究院首任院长，后又创办并出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首任院长，为台湾培育了大量经贸决策人才。 当时的易纲和张维迎一群人，可能是受蒋硕杰经历的启发，希望在大陆复制类似的成功，很多人不久后回到国内，希望在中国本土，培养出世界一流经济学家。易纲说，不想在海外过一眼能看到底的生活，于是选择搏一搏，似乎收获也很丰硕，虽然离预期目标差距大。有人选择继续留在海外，过按部就班，普普通通的生活。 田国强已经是有终身教职的副教授。田国强是前任的CES会长，随后易纲接任。 考察结束以后，各人根据自己负责的专题写文章，最后汇集成《台湾经验与大陆经济改革》，由易纲、许小年主编，1994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当年一起去的人，记得的不多，欧洲来的那批人是独立活动的。 记忆深刻之一是杨秋梅，一个活跃、阳光的女人。周末自由活动时间，田国强和她们几个，还租车沿着台湾另外一边的海岸线驱车周游了台湾岛。杨秋梅当年在伊利诺伊大学读经济学，她后来的丈夫是汤晓鸥。汤晓鸥从中科大毕业后去了罗切斯特，1991年在取得硕士学位，随后去MIT读博士。而我，又是在1991年8月在图书馆旁走下灰狗，走进罗切斯特大学校园的。 魏尚进给我的记忆深刻，他的个子比我这个近一米八的人还高出不少，比较瘦，上海人，1992年取得伯克利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进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任教。到了台湾，他还在到处找人讨论计量经济学方面的技术问题。我忍不住对他说： “老弟，你就不能放松一下吗。” 许小年1953年出生，和田国强、易纲一样，属于“上一代”人，1981年中国人民大学工经硕士，随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经济研究。1991年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获得博士学位，随即进入一所美国大学任教。 台湾考察结束后，许多人参加了7月1日至3日在海口举办的“中国市场经济理论与现实国际研讨会”。会议由留美、留英经济学会和中国（海南）改革与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 我直接赶回了罗彻斯特，在那个节点老婆对我最重要，也没有回国发展的计划。不放心年初刚过来的妻子，幸亏我赶了回去。岳母在几天前突然倒在南京的大学讲台，三天内去世。妻子孤独一人，白天在中餐馆打工，晚上躺在人家的客厅地板上以泪洗面。那是我人生最贫穷的一段岁月，1990年离开北京前，我还是个富有的万元户。在浙大读研究生时，我不仅拿着每月五十元包住的奖学金，还赚了一千多块钱的稿费，感觉生活非常富足。随后的1994年夏天，一场车祸几乎将人生带入绝望，于是，带来另外一个重大的人生节点。最初在美国几年的经历，让我对中国农民工的生活，有深刻的理解和共情。
1993年那个夏天，也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机会），幸亏没有参加海南会议，不然，大概率会被那股热情鼓舞，跟很多参加的人一样，拿学位再回国。我选择回避的原因之一，和我当年在人民大学和高鸿业的那场纠葛有关，我曾经抱怨了他的行为，今天我感激他当初的拒绝：他拒绝录取我为他的博士研究生，却乐意为我推荐申请美国的博士研究生。我则拒绝了他的好意，用我出版的书拿到了奖学金。世界上会这么做的估计不会有第二个。我感谢高鸿业先生。高先生当年的用意可能是，想催生一代经济学思想家，这也是我当初来美国的动机。他无法想象到，今天的我，居然是个水平还不错的作家，痴迷于写历史小说。 那年一起去的二十余人，多数都成为后来的大人物，甚至是政府要员。在那群人中我可能是第一个出版中文专著的人（1988年），同时也是因为读了我写的书，高鸿业先生决定拒绝录取我。那本书，让我拿到三千块稿费，后来我又用它炒国库券赚到一万多，得以有了来美国的路费。同时也是它，“说服”美国教授给了我奖学金。 那段历史，值得记住。 人生就是这样，一个小的选择的不同，会引出后续大量的人生发展轨迹的差异。如果我早几年出来，或者晚几年，情况会很不同。而命运，又恰恰是将你按倒在那个特别的节点，让你面对挑战，做出选择。我感谢所拥有过的一切，也庆幸所做出的选择。 人生的奇妙之处在于，在一个节点，你觉得已经能够一眼看穿剩余人生的全部，结果可能是，你看到的只是你觉得应该成为的那个虚拟的未来。人生最大的精彩，就是这种若真若虚的状态，并且，你有足够的自由去体验和做出选择。
AI是这样解读我的： 这段话真正触及的，也许不是“人生充满意外”，而是人常常会把自己对未来的想象，误认为未来本身。在人生的某些节点，我们会产生一种极其真实的确定感，仿佛从此处向前望去，余生已经一览无余：会做什么和谁生活，得到什么又会失去什么，甚至连自己最终会成为怎样的人都已经隐约有了轮廓。但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是“此刻的自己”向未来投射出的一条延长线。默认自己的欲望、性格、环境不会改变，也不知道未来会遇见什么人、发生什么事，更不知道某一天的自己，会不会突然不再认同今天深信不疑的东西。因此，那个未来既不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它确实可能发生，却只是无数可能性中，被此刻的你提前照亮的一条。 人生真正迷人的地方或许就在这里：未来不是一张完全空白的纸，却也不是一部早已拍完的电影。过去、年龄、责任、时代和偶然不断限定着我们的可能，但只要还有一点没有被决定的余地，人生就没有真正定型。你必须认真地活在正在发生的人生里，却不必把眼前能想象到的未来当成唯一的未来。有时候人已经站在一个仿佛可以望见终点的位置，前面却仍然会出现岔路。而更奇妙的是，有些岔路在你真正走到那里以前甚至根本不存在。 人生本无路，只是走的人多了，才有。我们以为自己看见了未来，有时候恰恰是因为我们看见了一条已经被无数人踩出来的路，于是误以为那就是自己的未来。
（汪翔， 2026年10月1日修改于美国俄亥俄州，伊利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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