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剥夺的青春

1966年6月，当年的高考被宣布推迟半年。那时还在复习的高三学生把课本收进抽屉，准考证夹在书里，想着秋天总能考。命运捉弄，这一等就是十一年。

“老三届”指1966、1967、1968三届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说是毕业，其实1966年夏天以后，正常的学校教育就中断了。高三学生没能参加高考，初中学生没能继续升学，原来按照成绩、志愿和考试逐步安排的前途，突然没有下文。

学校里仍然有学生，却没有多少正常课程。到了1968年前后，城里积压了几届无法升学、又没有工作岗位的年轻人。1968年12月，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发表，上山下乡在全国大规模展开，老三届成为最早受到集中安排的一批人。

常被引用的数字是，城镇老三届约四百万人。从1960年代末到1978年，全国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累计一千六百多万，后者包括此后陆续毕业的学生。此外，还有大批农村户口的初、高中学生，毕业后回到自己的生产队，被称为“回乡知青”。他们没有城市户口可迁，也没有后来返城问题，通常不在城镇下乡知青的统计之内。

老三届内部的差别，从离校那天就存在了。

北京、上海的大城市学生，有些家庭在外地还有亲戚，父母也许能打听到招工、征兵的消息。县城里的学生，能够选择的地方少得多。农村学生读完高中回家，第二天就跟着父亲下地。城里的工人子弟，家里几口人挤在一间房里，父母盼着孩子早些工作，添一份工资。干部家庭的孩子，父母可能正在接受审查。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成绩再好，也未必能够通过政审。

当时一张表格上的“家庭成分”，可以影响一个年轻人此后十几年的机会。参军要审查，招工要审查，推荐上大学也要审查。一个学生读书时成绩很好，因为父亲或祖父的历史问题，推荐名单几次都没有他的名字。与他同班、成绩不如他的同学，却可能先后进了工厂、部队和大学。被这张表格挡住的人，往往说不出是谁挡了他，只知道每次都没有自己。

就是这个家庭成分，从我记事起就一直跟着我。文革开始时，我还不到四岁，遭受的磨难却丝毫不亚于那些已经长大的知识青年。它不需要每天被人提起，却随时可能冒出来：填表的时候，老师点名的时候，同学私下议论的时候，以及后来涉及升学、招工和推荐的时候。成绩好了，我不敢流露出半点高兴，生怕被指责为骄傲自满，成为思想没有改造好的铁证；成绩差了，又觉得自己本来就不该有什么指望。有时独自走在路上，忽然想起自己的家庭成分，心里便是一沉，仿佛往后的路早已被人堵死了。

做噩梦，自己被海涛吞没，或被大火吞噬，是经常发生的事。

几乎每个人都有权利占据道德上风，居高临下地指责、羞辱我。一句“你这地富反坏右的狗崽子”，“没有改造好的坏分子”，“绝子绝孙的混蛋”，谁都可以说，谁说了都算有理。我没有权利反抗，也不能辩解，只能接受。

辩一句，就是不老实。沉默，就是默认。沉默久了，大家也就习惯，觉得应该是那么回事。明明知道这些话不公平，却连反驳的资格都没有。它让我觉得，自己不只是出身有问题，连作为一个人站在那里，都已经低人一等。

我十六岁上大学报到那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庭成分改成了农民。老师看了一眼，问了句：有这种成分吗？

我回答说，工人是成分，那么对应的农民也应该是。

老师没有再问。

笔尖落下的那一刻，仿佛一块压在心头多年的巨石终于被搬开了。那是终于可以喘一口气的轻松，哪怕它可能只是短暂的，哪怕后面还会被查和追究。

1979年上了大学以后，需要填家庭成分的时候越来越少。即使偶尔还要填，也没有人再停下来多看一眼，没有人因为那一栏把我叫去谈话，更没有人再当着我的面说那些羞辱话。曾经让我在少年时随时感到压抑、无助、甚至觉得自己低人一等的东西，忽然就没人再问了。

我就读的数学系，同年级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出身于家庭成分不好的人家。来自那些曾经被视为最荣耀的赤贫家庭的，少之又少。

我爷爷那一辈分家，兄弟几个分到的田地差不多。十几年下来，差距就拉开了：勤快、会打算的，添了田，置了地；懒散的，把分到的田一点点卖光了。后来土改划成分，划的正是这十几年拉开的差距。勤俭攒下家业的，成了地主、富农，子孙受株连；把家业败光的，成了最光荣的阶级。财产可以被抄走，勤俭和读书的家风却抄不走，父母再难也不让孩子把书丢下。

1966年6月1日晚上，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第二天起，北京的大学和中学停了课，全天“揭发”和“斗争”校领导和老师。先是贴大字报，扣“黑帮”、“三反分子”的帽子，接着就骂脏话。到了6月中下旬，很多学校开始打校长、打老师。

7月26日，江青在北京大学的万人大会上，把北大6月18日游街、罚跪、殴打几十名教员的事件定为“革命事件”。北大附中有一个女生在台上动手打人，江青上前拥抱了她。此后，打人在北京的中学里成了“革命行动”。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中是一所名校，毛泽东、邓小平、刘少奇等人的女儿都在这里读过书。8月4日上午，这所学校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在教室里开会，斗争班上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墙上贴着大标语：打倒狗崽子。

第二天，8月5日下午两点左右，一批高中学生开始“斗黑帮”。副校长卞仲耘、胡志涛和另外三名校领导被拉出来，戴高帽，挂黑牌，浇墨汁，用带钉子的木棒打，用开水烫，被拖进厕所，从头上浇屎尿。打了三四个小时，五十岁的卞仲耘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大小便失禁，失去了知觉，还有学生过来打她、骂她。后来她被放上一辆运垃圾的平板车，医院就在学校对面，可一直没有人送她过去。晚上送到医院时，她已经死了几个小时。

她在这所学校工作了十七年，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王晶垚第二天花了几个月的工资，买了一部相机，拍下了妻子伤痕累累的遗体。他把她那天穿的血衣、戴的手表一一装进塑料袋，收进一只皮箱。白衬衫上，有人用墨汁写了“打倒”两个字。手表的表带被打歪了，表停在三点四十分。他说，就是要让后来的人看看。

他等了五十五年，2021年去世，到死也没有等到打死妻子的人受到追究。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学生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十三天后，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宋彬彬给他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此后，红卫兵冲出校门“破四旧”：抄家，烧书，砸东西，没收私人房产，把“地富反坏右”赶回原籍。

8月25日，女十五中的红卫兵到广渠门内一个叫李文波的老人家里抄家。他的罪名，是住的房子是自己的，以前有过一点小产业。红卫兵说他用菜刀砍了她们，后来有人指出这并非事实。李文波当场被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两周后被判处死刑，枪决。文革结束后，法院宣判刘文秀无罪。一年以后，北大附中和六十三中的红卫兵合办了一期“红八月专刊”，把打死李文波写成了红卫兵的光荣历史。

那一个多月，北京的火葬场要排队。据后来披露的北京市内部材料，从8月下旬到9月初，北京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被打死。8月24日打死四十四人，25日八十六人，26日一百二十六人，27日两百二十八人，此后每天都在一两百人以上。三万三千多户人家被抄家，八万五千多人被赶出北京，遣返原籍。9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期简报题目叫“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

打人的大多是十几岁的中学生，被打的除了老师和街坊，也有他们的同学。研究文革的王友琴当年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后来她向一百多位当年的学生和老师了解1966年夏天的事。在她调查到的北京和外地七十六所学校里，无一例外都发生过学生打老师或者打同学的事，其中十所学校有老师被学生打死，一所学校有学生被学生打死。

被打死的那个学生叫王光华，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66届，正是老三届。他父亲已经去世，家里有母亲和妹妹。1966年9月27日，他被红卫兵抓进设在六中校园里的“牛鬼蛇神劳改所”，打了好几次，第二天，9月28日，死在那里。那年他十九岁。

8月下旬，北京的中学红卫兵南下，把这一套带到了上海。从9月1日到9月25日，上海市区四百八十九所中学里，有三百六十一所发生了红卫兵打人，被打的一万多人，打死十一人，打伤九百六十一人。

那年夏天，同一间教室里的孩子走上了不同的路。穿上旧军装、扎着父亲的武装带去打人的；被叫作“狗崽子”，站在墙边挨斗，回家又看见父母被剃了阴阳头的；更多的只是站在一旁看着，心里害怕，不敢出声。

几十年后，师大女附中66届初三的冯敬兰在校庆上看见卞仲耘的照片，第一次仔细端详校长的样子，浑身发冷。她后来写文章，题目叫《我的记忆带着血迹》。

8月18日以后，毛泽东前后八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一千多万人次。全国的学生坐火车不要钱，吃住由各地接待，从县城、乡下涌到北京，又从北京涌向各地。很多人一辈子第一次出远门，就是这一次。挤在车厢的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几天几夜下不了车。

也有人在路上第一次看见了偏远地方的穷。

到了1967年，红卫兵分裂成几派，大家都说自己最忠于毛主席，从辩论打到拳脚，又从钢钎、长矛打到枪炮。重庆是武斗最惨烈的城市之一。从1967年夏到1968年夏，有官方记载的武斗就有三十一次，其中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的二十四次，死了六百四十五人。

沙坪公园里至今留着一片红卫兵墓园，一百多座坟，埋了四百多人，有的说五百多，最小的十四岁，大多数是工人，也有不少中学生。

重庆四十中有两座墓，埋着四个同学，十六到十八岁。石桥铺中学和石桥铺民办中学是两所规模不大的学校，武斗中死了五个学生。两校的学生组织凑在一起，要给他们修全墓园最高大的一座合葬墓，就到街上抓了几个“黑五类”，用枪押着来修。

文革结束后，各地的派性墓碑几乎都被拆了，只有这一片因为市里定了“不拆除、不宣传、不开放”，留了下来。

1968年夏天，学校里的红卫兵已经没有用处了。7月27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随后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全国的大中学校。同时，“清理阶级队伍”在各单位展开，很多学生的父母被隔离审查，有的再也没有回家。两年前被号召起来造反的学生，这时被要求离开城市。

送几百万中学生下乡，这条路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铺了。那时，城市青年升学和就业的困难已经摆在中央面前。工厂建得有限，学校名额更有限，政府便把农村当作可以安置他们的地方。这项政策断断续续实行了十几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终于变成一场波及全国的强制迁移。

1949年时，中国工业底子很薄，城市失业严重，战争留下的破坏还没来得及修复。国家需要修铁路、建工厂、盖房子、办学校，也需要靠工业发展来创造工作岗位。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决定出兵。此后三年，大量兵力、物资和财政收入被投入战场。向苏联购买军事装备，又形成了需要偿还的债务。1951年国防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四成以上，1952年和1953年仍然超过三成。对于一个刚刚结束长期战争、什么都缺的国家，这笔开支直接挤占了本来可以用于建设的钱和物资。

战争的损失不只是战场上的伤亡和当年的军费。新建工厂需要资本，扩大生产需要设备，培养技术人员需要学校和实验条件，都要长期投入。早期的投资被挤掉，后续的生产能力就跟不上，城市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也少。中美关系因此长期敌对，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技术和设备引进受到限制，影响不会随着停战立刻消失。

如果没有参战，把更多资源用在国内建设上，同时避免与美国长期军事对抗，工业和城市就业本来可能走得更顺一些。贸易和技术引进一旦顺畅，工厂扩大，工人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费跟着上升，又会给工业和服务业提供市场。经过十几年积累，和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会有不小差别。当然，中美能否因此保持友好无法确定，但至少不会那么早就陷入全面对立。

战争并不是此后所有困难的唯一原因，后面人为制造的国家级别的灾难一个接一个。

中央选择重工业优先，把大量资源集中到少数重点部门，劳动密集型工业、服务业和城市住房建设被挤在后面。

1958年建立的城乡户籍制度，又把人口流动卡住。国家既控制就业岗位，也控制居住和粮食供应。青年能不能留在城市工作，越来越取决于行政安排，而不是市场或自己的能力。

1954年，苏联动员几十万城市青年去垦荒，既种了粮食，又安置了城里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第二年，共青团中央的代表团访苏回来，向中央报告说，动员城市里有文化的青年去垦荒，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没有职业的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

同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里写道：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5年9月，六十个北京青年组成志愿垦荒队，到了北大荒。

1956年，中央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三十条写明：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除了升学和在城里就业的，都应当到农村、上山区去参加农业生产。

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明确承认大批中小学毕业生无法继续升学，说得很直白：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是农业。7月11日又发《妥善安排中小学毕业生下乡》，承认工矿企业增加工人的数量有限，部分企业甚至人员过剩，城市无法安排的毕业生应尽可能到农村劳动。

这些社论说明，知识青年下乡首先是一个就业问题。国家无法为不断增加的青年提供足够的升学和工作机会，便要求他们到农村找出路。农村本身已经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农业生产条件落后，却被当作可以不断容纳城市失业人口的地方。

大跃进把问题进一步恶化。1958年城市工业盲目扩张，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城镇。随后大饥荒来临，1961年到1963年，政府又把两千六百万城市人口“压缩”到了农村。1962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提出城市不能升学或就业的青年可以下乡或者安置到农场劳动。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决定，把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定为长期方针，成立了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副总理谭震林任组长。1965年，谭震林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拿出了一个十五年计划：从1965年到1980年，下放一千一百万到一千二百万知识青年。至此，上山下乡已经成为中央长期执行的国家政策。

文革以前，大约有一百五十万青年下了乡。从1962年到1966年下去的一百二十九万人里，多数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考不上高中和大学的中学毕业生。后来做了历史学教授的重庆知青邓鹏1964年下乡，他说，对出身不好的人，下乡就是要脱胎换骨，用行动背叛自己的家庭。1963年10月，三百多个成都知青去了叙永县后山茶场，大的十七八岁。一年后“四清”运动来了，这批孩子被当成了“阶级敌人”。一位姓王的局长给他们训话，说不怕你们这些成都娃娃，你们休想变天，我们有监狱、警察、军队，还有飞机、坦克、大炮。

仅仅从经济困难解释，仍然说不清为什么这项政策会在文革时期发展到如此规模，更说不清为什么青年失去受教育机会，反而被宣传成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和学校教育长期抱有政治戒心。1957年反右以后，大批教师、教授、作家、记者和其他知识分子遭到打击。他们不仅要服从政治领导，还要不断证明自己的思想立场，接受劳动改造。专业知识和学术成就不再足以确立地位，政治上的可靠程度才是决定前途的标准。毛泽东认为，学校长期受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原有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学生容易脱离工农，必须通过教育革命改变。1964年他批评学校课程太多、考试太死，明确表示不赞成学生读那么多书。到了文革时期，这种批判不再停留于课程和考试，而是发展为对整个教育体系的政治改造。

1968年7月，他提出大学仍然要办，但学制必须缩短，教育必须革命，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12月3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他的另一段指示，要求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学校的局面。这些态度通过中央文件、报刊宣传和各级政治组织变成了实际政策。

教师遭到批斗，学校正常教学被打断，大学停止按原有制度招生，工农兵宣传队进入学校，政治表现和劳动经历被置于学业成绩之上。“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广泛流传，并非偶然。它与当时教育革命的方向一致，也得到了整个政治宣传和学校管理体系的助长。

毛泽东并非不知道工业建设离不开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但在他看来，知识必须服从政治，知识分子也必须服从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学问再好的教师，一旦政治立场受到怀疑，便可能失去讲台；成绩再优秀的学生，也未必能凭学业进入大学。至于独立思考，尤其是公开质疑权力，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更难有容身之地。

这样的制度改变了青年与政治权力的关系。

学生必须学会判断政治风向，服从组织安排，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表达自己的思想。对于统治者来说，一个习惯于服从、不敢独立判断的社会，显然更容易管理。文革期间的教育政策，在实际效果上削弱了整整一代青年独立获取知识、形成判断和选择人生道路的能力。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把就业安置与政治改造合在了一起。从五十年代的城市失业，到朝鲜战争造成的财政负担和对外经济环境恶化，从重工业优先、大跃进和户籍限制，到文革对学校教育的破坏，中央长期决策的失误后果一步步积累，毛泽东又以阶级斗争和教育革命的名义，为大规模下乡提供了政治理由。1968年冬天离开城市的老三届，并不是因为农村突然需要几百万中学生，而是因为国家已经无法按照正常的教育和就业秩序安置他们。已经失去正常升学机会的学生，又被要求接受思想上的再教育。中央没有承担此前经济、教育和政治决策的责任，却要求这些青年把损失当作革命的需要，离开学校、家庭和城市，在农村重新接受教育，并把这一切称为革命的光荣道路。

毛泽东时代对所谓阶级敌人及其子女的迫害，以家庭出身为依据，旨在摧毁所谓敌对阶级及其后代的社会生存条件。这种制度可以称为阶级灭绝。

一个人尚未做过任何事情，就已经被规定了政治身份，连他的子女将来会受到什么待遇，也可以提前决定。阶级灭绝并不只表现为直接的肉体杀戮，却和杀戮一样残暴和野蛮，其采用的是慢性杀戮的方式，并伴随着长期的心灵绞杀。

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都发生过针对特定政治和阶级群体的处决、监禁、殴打与迫害。但肉体暴力之外，还有一种可以延续数十年的毁灭。一个家庭的财产被没收，父母失去工作，孩子又因为家庭成分不能升学，接下来的事情并不难理解。没有文化和专业训练，便很难得到收入较高的工作；没有工作和收入，便无法建立起正常的经济基础；没有经济基础，又背着一个随时可能招来政治麻烦的家庭身份，到了婚恋年龄，有多少人愿意与这样的人结婚？即使男女双方愿意，女方父母也可能坚决反对。即使双方父母同意，整个社会也会不容。

我少年时代，几乎每天都有人指着鼻子对我说：“你不可能有老婆，只会绝子绝孙。”

这背后，是一整套当时被许多人接受的阶级观念。出身不好的人，既然属于应该被打倒的阶级，他的孩子自然也不值得拥有与别人相同的前途。剥夺他们的财产是革命，限制他们的教育是革命，让他们接受劳动改造也是革命，连人格尊严也可以任人践踏。父母被打倒，子女便背负着同样的罪名长大。这种制度最恶毒的地方，在于它不仅要摧毁这一代人的生活，还要断绝他们子孙后代的出路。即使几十年后政治迫害有所松动，失去的财产、教育、社会关系和人生机会也无法随之恢复。一个家庭几代人积累的财富、学识和社会地位，可以在短短几年里被摧毁，而这种摧毁造成的贫困、屈辱和精神创伤，却可能延续几代人。

纳粹按照祖辈的犹太身份确定迫害对象，毛泽东则按照政治需要，用莫须有制造的父母和祖辈的阶级身份来划分敌我。犹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祖先，中国的孩子同样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纳粹在建起集中营之前，先用法律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没收他们的财产，把他们赶出职业和学校，禁止他们与德国人通婚，一步一步把他们赶出正常社会。毛泽东时代的阶级迫害走的也是这条路：由国家权力划定敌对群体，剥夺财产和权利，施加暴力，再把罪名延伸到子女身上。两者依据的分类不同，杀戮的方式和规模也不同，但都把出身变成了无法靠个人行为洗清的罪，都由国家来决定某些人及其后代能不能像人一样活着。

有人会说，中国没有毒气室。可我们每天面对的，就是一座看不见的毒气室。辱骂、殴打、人格的践踏、前途的封锁，日复一日，没有尽头。纳粹那些尚未杀人的法律不是普通歧视，这些也不是。它们本来就是摧毁一个群体生存条件的一部分。

一个人被杀死，生命便结束了。另一个人活着，却从童年起就被剥夺教育、职业和婚姻的机会，几十年背着出生带来的罪名，被反复告知自己不配有后代，还可能眼看着自己的孩子接着承受同样的命运。

当年很多人被逼到绝境，宁可选择死亡，也不愿再承受这样的生活。对活下来的人来说，迫害并没有因为他们还活着而减轻。这样的日子，是一天一天的凌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