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 秘密访台记

1993年春天，田国强给我传来消息，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正在组织一次台湾考察，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如果有选择一个调研专题。消息来得很突然，那时我正在罗切斯特大学读经济学博士第二年，刚刚接到“老板”的邀请，说是夏天继续给他做研究助理。

“老板”是系主任，西点军校的本科毕业生，MIT的博士，据说在不到三十岁时，就拿到了美国一流大学的正教授职位。他也是政治学系和MPA项目的教授，MPA在美国排名前三。

当年很穷，“老板”给的报酬每个月只有五百块，勉勉强强能过日子。要求干的事也不是很多，就是帮他整理数据，再用SAS软件在学校的中央计算机上跑统计分析。项目来自世界银行，做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研究，关于经济资助对提高教育质量的效果分析。曾经因为一个数据盘上的数据太大，无法进入，被困好几年。最终我给他想出一个办法：先读取几个需要的变量数据并且存入新盘，再在新盘上进入和分析。这件事的成功，应该让他开心了好久。现在他退休了，还在斯坦福的经济研究所继续做研究。

田国强没有告诉我选拔标准，团里多数人已经在美国大学或机构工作，也有几位在读博士研究生，我大概是唯一的自费留学生。等消息到我这里时，可供选择的议题已经不多，最后我选择了，基础和义务教育，在台湾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当时甚至想，或许我还可以用这个题目做博士论文。可惜，罗彻斯特大学的经济学系的传统是，特别强调数理分析，很多同学就是因为数学课在入学第一学期就被淘汰而离开，最终也成为不错的经济学家。世界上第一个证明一般均衡存在与稳定性的麦肯兹老先生的《一般均衡理论》课程，也打倒了不少有天赋的学生。

 这件事情，应该从1989年说起。

1989年夏天以后，中国突然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本来处在新中国建国以来少见的蜜月期。外国人不断进入中国，中国学生大量出国，国际组织的项目进入，高层访问频繁，西方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学术思想都在往中国流。

这个过程在那个夏天被突然截断。美国停止对华军售和军事交流，暂停高层政府往来，并限制若干贸易、投资和国际金融项目。欧洲共同体也采取制裁措施。美国还反对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中国提供贷款，最惠国待遇问题，此后连续几年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 不过，中国并没有重新回到与西方隔绝的状态，贸易没有停止，留学生仍然在美国，民间和学术联系也没有完全中断。但是气氛完全变了。

台面上，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冷了下来。

台面下，双方又都没有真正愿意断。老布什政府一面公开制裁中国，还通过特别法案将留学美国的所有中国人全部收归美国，相当于是免费接收了中国的高价值智慧资产。很多人得益于“六四血卡”留在了美国。另外一方面，又秘密派斯考克、罗夫特等人去北京维持关系。中国政府一方面面对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又知道改革和现代化不可能离开西方的资金、技术和知识。美国明白，已经不太可能真正把中国长期隔绝在国际体系之外。

于是出现了一段很特殊的时期。很多事情不能大张旗鼓地做，又没有真正停止。双方都有需要，又都羞羞答答。官方关系冷的时候，民间、学术关系、基金会、大学、海外华人学者，反而成了一些事情可以继续往前走的通道。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就是其中之一。

这些海外的留学生经济学家与一般意义上的外国学者又不完全一样，他们应该都还是中国公民。他们从中国出来，在海外读经济学博士、做研究，相当一部分人的注意力始终没有离开中国。那时候的我们，骨子里还有股帮助祖国富强发达的劲，虽然自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学习现代经济学，也希望这些东西最终能用于中国。这既有个人抱负，也有一种很朴素的责任感。那时的自费留学生实际上很少，1989年那个夏天之后，自费留学生能拿到护照的，几乎没有可能性。

国家送出来也好，自费出来也罢，我们这一代人中的许多，并不认为出了国以后中国的事情就与己无关。中国需要现代经济学知识，而我们恰好正在学习这些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帮助中国改革，在很多人看来甚至带着某种义务的性质。

中国留美经济学家协会（CES），从1990年开始组织海外会员回中国大学短期授课，最初的经费就是福特基金会提供的。我在1991年夏天，还接受过一笔这种资助，去人民大学授课。

出国前，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了四年书，讲的就是西方经济学。实际上，从1988年拿到讲师资格开始，我就已经事实上失去了给普通本科生讲课的资格。曾经被许可开了一个学期的全校公开课，在一个阶梯教室。后来不允许，原因据说是，课堂上居然有人鼓掌。考试时，学生公开作弊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时候，很多学生已经不怎么认真读书了。

我还能讲，但只能给学院干部专修班那些四十几岁的老顽童讲，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有处长或者即将升职处长的在职干部。

1990年8月，我以“自费公派”的名义出国留学。严格说，此后两年，我在人事关系上仍然是人民大学的教师，人事档案还在那里。直到1992年秋天，离开两年以后，学校才以“逾期不归”的名义，公开的将我开除。那时候，还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的妻子告诉我：恭喜你，被开除了。

1991年夏天，也就是说我仍然是人大教师的时候，我得到福特基金会资助，回中国人民大学讲学。回去前，获得了学院领导的许可，并且拿到了官方的邀请函，这是拿到资助的前提。

结果却是，学院的领导，昔日的同事，愿意给我提供免费的住宿，住在校内的招待所，一个月、两个月都行。随便干什么干什么，就是不能站上讲台。

当时，人民大学校园里本身就有福特基金会支持的经济学培训项目，由邹至庄等人推动的“福特班”，就在中国培养现代经济学人才。

我当时已经研究公共选择理论很多年。后来田国强主编的那套获得中国图书大奖的经济学丛书，我还写了一本《公共选择理论导论》。只写了导论，是因为当时学习太忙，没有多少时间做杂事。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政府、官僚、利益集团、集体决策、寻租，以及政治人物本身的利益和行为。也是罗彻斯特大学政治学系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而排名非常高的政治学系和经济系公用一栋大楼，他们在楼上，MPA挂在政治系，公共选择理论是MPA的必修课。我当时想，回去讲讲公共选择理论，挺好。虽然那时候，中国还没有MPA（公共管理硕士）的概念。

然后是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共十四大正式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几个字的认可，在当时，意味着政治风向发生了巨变。

市场经济突然从一个需要小心解释的概念，变成了国家改革的正式方向。

问题也随之改变了。

原来争论的是，中国究竟要不要市场？

现在变成，市场经济到底怎么搞？价格怎么形成？企业怎么办？国有企业怎么办？银行怎么办？资本市场怎么办？政府应该干什么？中小企业怎样融资？社会保障怎么办？教育怎样适应工业化？ 

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海外中国经济学家已经研究多年的东西，这些人最熟，最专业。

所以1992以后，CES和中国国内改革系统之间的靠近，并不奇怪。一边有需求，一边有人。海外经济学者自己的愿望与中国改革派官员的现实需求，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高度重合。

台湾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台湾的特殊性非常明显，它是一个中国文化社会。它曾经贫穷，以农业为主，经历过土地改革、工业化、出口扩张、中小企业发展、教育普及，最后进入现代工业社会。

1992年以后，如果大陆决定走市场经济，一个极其自然的问题就是：台湾几十年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无法确定是谁第一个提出的秘密访问台湾这件事，内部具体的协商过程应该非常复杂和费事，我们这些海外的中国人，在当年的政治环境下，是没有几个人敢随意去台湾的。即使敢去想去，也不是容易做到的，除非是那些明目张胆搞政治对抗的人。同时获得中国政府和台湾政府的默许，甚至是支持，非常重要。

我大约是在1993年3-4月收到田国强的通知。去之前，我还在忧虑，护照上来个台湾的印章，未来回大陆，可能就是致命的。田国强说，不用担心这些，都考虑周全了。

后来机票寄来了。旅行本身不需要我承担任何费用，但是参加这样一个正式的考察团，总不能穿着平时一个穷学生随便穿的衣服去。我没有钱去商店买，于是跑到旧货商店，在救世军，花了三五块钱买了一套西装，又花了几美元买了双皮鞋。很多年后意识到，去救世军消费，实际上是在帮助将那些捐赠的物件变现，也是重要的帮助他人的工作。

这应该是我第二次穿上西装，第一次是九年前（1984）在浙江大学读研究生时。西装是定做的，那时候市面上还买不到西装。用的是我负责，全年级（1983级）十一个同学协作搞的，挂在学校团委名下的，浙江大学乡镇企业暑期管理培训班赚的钱，全班每个人定制做了一套。就是那一次，由我们班年岁最小的邢同学出面，在《浙江日报》上，刊登了它们有史以来的第一则商业广告，还是在第一版，虽然只有两平方寸的样子。广告的效果非常好，来自浙江乡镇企业的小老板，对管理知识的渴望，让我影像深刻。我们开了两个班，有不少的是国营工厂的中层干部。同时，浙江一家重量级的国营大厂，直接请我们去独立开讲，我自己去的，记得好像是十五讲，每次都是他们派吉普车来接送。

那时候，穿着统一制服，从大学校门口骑着自行车一起进出，是道靓丽的风景。

（曾经的青春岁月，1984年的西湖边）

我们先飞到香港，在香港机场我拿到一个小纸片，上面的内容忘记了。护照上，印上了一个进出美国的签证章！我当年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两个星期后我再次从台湾飞回香港，转机回美国，在机场又在护照上留下了一枚进入美国的签证章。我开始时拿到的那张纸片，估计在回去的那次给收走了，今天我找不到。

或许是，当年护照上的美国签证，是协会统一申请办理的？不记得了，护照上留下的，是两个进入美国的标识有香港的签证，一个是1993年6月21号，一个是1993年6月30号。也就是说，我在这两个时间点，进入过美国？是不是很奇葩和魔幻？

按照张维迎的说法，访问时间定在6月14日到28号，一共两周。而我好像记得，田国强说过，有部分人早来早走了，说的应该是来自欧洲的那批人。我们来自北美的，好像是十几个人。

注意到，我进的是台湾，严格来说，我应该拿台湾签证或者是“祖国大陆同胞探亲证”（如果有这种证件的话）。我回美国，应该去美国的领事馆申请美国签证。1991年夏天那次我回人民大学，后来就是自己亲自去的秀水东街美国大使馆申请的签证。经过香港，来去只待了小几个小时，根本没有出过机场，更没有去美国领事馆申请过签证。这点非常诡异：美国政府代台湾政府履行了一次“国际”事务。

1993年6月，我们从各自所在的地方出发，先飞香港，再从香港转去台湾。大家出发的城市不同，到香港的时间也不一样。我从美国飞过去，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飞机接近香港的时候，窗外的景色突然变了。

那时候香港还没有今天的赤鱲角机场，用的是启德，在九龙，跑道一直伸进海里。飞机降落以前要从香港密密麻麻的城区上空飞过去。高度越来越低，窗外是一栋一栋挤在一起的楼房。楼顶的水箱、天线、晾晒的衣服，甚至一些窗户都能看见。飞机贴着城市往下降，让第一次坐飞机进入香港的人甚至会怀疑，这么大的飞机究竟要落到哪里去。

再往下就是海。机翼下面掠过一片水面，紧接着跑道出现，轮子重重地碰到地面。发动机反推的声音一下子大起来，飞机沿着那条伸进海里的跑道减速。

我大概是中午左右到达的香港，到了台湾大约是晚上七八点的样子，不记得是谁将我们接去的哪家旅馆。飞机离开启德，飞过台湾海峡以后，台湾岛从云层下面出现。先看到的是大片绿色的山，然后是平原、河流、道路和越来越密集的房屋，最后降落在桃园的中正国际机场。

那时候的心情非常复杂，主要是兴奋和安慰：这次旅行的成功，应该意味着，两岸关系的绝对敌对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一直说台湾是宝岛，从空中看，确实是个美丽的地方。

1979年启用的第一航厦已经用了十几年，第二航厦还没有建成。飞机停稳以后，我跟着旅客进入航厦。记忆里没有特别的印象，机场不算特别大，米黄色和灰白色的建筑、低低的天花板、成排的日光灯，都带着八九十年代亚洲机场的样子。

不记得当时的入境有什么麻烦，没有发生什么让我值得记住的细节，对接的应该是台湾官方专门派来的。不然，机场的工作人员，突然看到几本中国大陆护照，外加一片莫名其妙的小纸片，估计也会懵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