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 秘密訪台記

1993年春天，田國強給我傳來消息，說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正在組織一次台灣考察，問我有沒有興趣參加，如果有選擇一個調研專題。消息來得很突然，那時我正在羅切斯特大學讀經濟學博士第二年，剛剛接到“老闆”的邀請，說是夏天繼續給他做研究助理。

“老闆”是系主任，西點軍校的本科畢業生，MIT的博士，據說在不到三十歲時，就拿到了美國一流大學的正教授職位。他也是政治學系和MPA項目的教授，MPA在美國排名前三，據說經常排第一。“老闆”給的報酬每個月只有五百塊，勉勉強強能過日子。要求幹的事也不是很多，就是幫他用SAS軟件在學校的IBM主機上跑統計分析。項目來自世界銀行，做的是發展中國家的教育研究，關於經濟資助對提高教育質量的效果分析。曾經因為一個數據盤上的數據太大，無法進入，被困好幾年。最終我給他想出一個辦法：先讀取幾個需要的變量數據並且存入新盤，再在新盤上進入和分析。這件事的成功，應該讓他開心了好久。現在他退休了，還在斯坦福的經濟研究所繼續做研究。

田國強沒有告訴我選拔標準，團里多數人已經在美國大學或機構工作，也有幾位在讀博士研究生，我大概是唯一的自費留學生。等消息到我這裡時，可供選擇的議題已經不多，最後我選擇了基礎和義務教育在台灣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當時甚至想，或許我還可以用這個題目做博士論文。可惜，羅徹斯特大學的經濟學系的傳統是，特別強調數理分析，很多同學就是因為數學課在入學第一學期就被淘汰而離開，最終也成為不錯的經濟學家。世界上第一個證明一般均衡存在與穩定性的麥肯茲老先生的《一般均衡理論》課程，也打倒了不少有天賦的學生。

 這件事情，應該從1989年說起。1989年夏天以後，中國突然面對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八十年代後期，中國和西方的關係本來處在新中國建國以來少見的蜜月期。外國人不斷進入中國，中國學生大量出國，國際組織的項目進入，高層訪問頻繁，西方的資金、技術、管理經驗和學術思想都在往中國流。這個過程在那個夏天被突然截斷。美國停止對華軍售和軍事交流，暫停高層政府往來，並限制若干貿易、投資和國際金融項目。歐洲共同體也採取制裁措施。美國還反對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向中國提供貸款，最惠國待遇問題，此後連續幾年成為政治鬥爭的焦點。 

檯面上，中國和西方的關係冷了下來。台面下，雙方又都沒有真正願意斷。老布什政府一面公開制裁中國，還通過特別法案將留學美國的所有中國人全部收歸美國，相當於是免費接收了中國的高價值智慧資產。很多人得益於“六四血卡”留在了美國。另外一方面，又秘密派斯考克、羅夫特等人去北京維持關係。中國政府一方面面對西方在人權問題上的巨大壓力，另一方面又知道改革和現代化不可能離開西方的資金、技術和知識。美國明白，已經不太可能真正把中國長期隔絕在國際體系之外。於是出現了一段很特殊的時期。很多事情不能大張旗鼓地做，又沒有真正停止。雙方都有需要，又都羞羞答答。官方關係冷的時候，民間、學術關係、基金會、大學、海外華人學者，反而成了一些事情可以繼續往前走的通道。 

中國留美經濟學會就是其中之一。這些海外的留學生經濟學家與一般意義上的外國學者又不完全一樣，他們應該都還是中國公民。他們從中國出來，在海外讀經濟學博士、做研究，相當一部分人的注意力始終沒有離開中國。那時候的我們，骨子裡還有股幫助祖國富強發達的勁，雖然自己是吃了上頓沒下頓。學習現代經濟學，也希望這些東西最終能用於中國。這既有個人抱負，也有一種很樸素的責任感。那時的自費留學生實際上很少，1989年那個夏天之後，自費留學生能拿到護照的，幾乎沒有可能性。國家送出來也好，自費出來也罷，我們這一代人中的許多，並不認為出了國以後中國的事情就與己無關。中國需要現代經濟學知識，而我們恰好正在學習這些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說，幫助中國改革，在很多人看來甚至帶着某種義務的性質。中國留美經濟學家協會（CES），從1990年開始組織海外會員回中國大學短期授課，最初的經費就是福特基金會提供的。我在1991年夏天，還接受過一筆這種資助，去人民大學授課。

出國前，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教了四年書，講的就是西方經濟學。從1988年拿到講師資格開始，我就已經事實上失去了給本科生講課的資格。曾經被許可開了一個學期的全校公開課，在一個階梯教室。後來不允許，原因據說是，課堂上居然有人鼓掌。考試時，學生公開作弊的情景，還歷歷在目。那時候，很多學生已經不怎麼認真讀書了。我還能講，但只能給學院幹部專修班那些四十幾歲的老頑童講，他們是來自全國各地有處長或者即將升職處長的在職幹部。

1990年8月，我以“自費公派”的名義出國留學。嚴格說，此後兩年，我在人事關係上仍然是人民大學的教師，人事檔案還在那裡。直到1992年秋天，離開兩年以後，學校才以“逾期不歸”的名義，公開的將我開除。那時候，還在人民大學讀研究生的妻子告訴我：恭喜你，被開除了。

1991年夏天，也就是說我仍然是人大教師的時候，我得到福特基金會資助，回中國人民大學講學。回去前，獲得了學院領導的許可，並且拿到了官方的邀請函，這是拿到資助的前提。結果卻是，學院的領導，昔日的同事，願意給我提供免費的住宿，住在校內的招待所，一個月、兩個月都行。隨便幹什麼幹什麼，就是不能站上講台。當時，人民大學校園裡本身就有福特基金會支持的經濟學培訓項目，由鄒至莊等人推動的“福特班”，就在中國培養現代經濟學人才。

我當時已經研究公共選擇理論很多年。後來田國強主編的那套獲得中國圖書大獎的經濟學叢書，我還寫了一本《公共選擇理論導論》。只寫了導論，是因為當時學習太忙，沒有多少時間做雜事。公共選擇理論研究政府、官僚、利益集團、集體決策、尋租，以及政治人物本身的利益和行為。也是羅徹斯特大學政治學系重要的研究主題之一，而排名非常高的政治學系和經濟系公用一棟大樓，他們在樓上，MPA掛在政治系，公共選擇理論是MPA的必修課。我當時想，回去講講公共選擇理論，挺好。雖然那時候，中國還沒有MPA（公共管理碩士）的概念。

然後是1992年的鄧小平南方談話，中共十四大正式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幾個字的認可，在當時，意味着政治風向發生了巨變。市場經濟突然從一個需要小心解釋的概念，變成了國家改革的正式方向。

原來爭論的是要不要市場，現在變成市場經濟到底怎麼搞？價格怎麼形成？國有企業、銀行、資本市場怎麼辦？政府應該幹什麼？中小企業怎樣融資？社會保障怎麼辦？教育怎樣適應工業化？ 而這些問題，恰恰是海外中國經濟學家已經研究多年的東西，這些人最熟，最專業。1992以後，CES和中國國內改革系統之間的靠近，並不奇怪。一邊有需求，一邊有人。海外經濟學者自己的願望與中國改革派官員的現實需求，在這個時候出現了高度重合。

台灣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台灣的特殊性非常明顯，它是一個中國文化社會。它曾經貧窮，以農業為主，經歷過土地改革、工業化、出口擴張、中小企業發展、教育普及，最後進入現代工業社會。1992年以後，如果大陸決定走市場經濟，一個極其自然的問題就是：台灣幾十年究竟是怎麼走過來的？我無法確定是誰第一個提出的秘密訪問台灣這件事，內部具體的協商過程應該非常複雜和費事，我們這些海外的中國人，在當年的政治環境下，是沒有幾個人敢隨意去台灣的。即使敢去想去，也不是容易做到的，除非是那些明目張胆搞政治對抗的人。同時獲得中國政府和台灣政府的默許，甚至是支持，非常重要。

我大約是在1993年3-4月收到田國強的通知。去之前，我還在憂慮，護照上來個台灣的印章，未來回大陸，可能就是致命的。田國強說，不用擔心這些，都考慮周全了。後來機票寄來了。旅行本身不需要我承擔任何費用，但是參加這樣一個正式的考察團，總不能穿着平時一個窮學生隨便穿的衣服去。我沒有錢去商店買，於是跑到舊貨商店，在救世軍，花了三五塊錢買了一套西裝，又花了幾美元買了雙皮鞋。很多年後意識到，去救世軍消費，實際上是在幫助將那些捐贈的物件變現，也是重要的幫助他人的工作。

這應該是我第二次穿上西裝，第一次是九年前（1984）在浙江大學讀研究生時。西裝是定做的，那時候市面上還買不到西裝。用的是我負責，全年級（1983級）十一個同學協作搞的，掛在學校團委名下的，浙江大學鄉鎮企業暑期管理培訓班賺的錢，全班每個人定製做了一套。就是那一次，由我們班年歲最小的邢同學出面，在《浙江日報》上，刊登了它們有史以來的第一則商業廣告，還是在第一版，雖然只有兩平方寸的樣子。廣告的效果非常好，來自浙江鄉鎮企業的小老闆，對管理知識的渴望，讓我印象深刻。我們開了兩個班，有不少的是國營工廠的中層幹部。同時，浙江一家重量級的國營大廠，直接請我們去獨立開講，我自己去的，記得好像是十五講，每次都是他們派吉普車來接送。那時候，穿着統一制服，從大學校門口騎着自行車一起進出，是道靚麗的風景。

（曾經的青春歲月，1984年）

我們先飛到香港，在香港機場我拿到一個小紙片，上面的內容忘記了。護照上，印上了一個進出美國的簽證章！我當年沒有注意到這個細節。兩個星期後我再次從台灣飛回香港，轉機回美國，在機場又在護照上留下了一枚進入美國的簽證章。我開始時拿到的那張紙片，估計在回去的那次給收走了，今天我找不到。或許是，當年護照上的美國簽證，是協會統一申請辦理的？不記得了，護照上留下的，是兩個進入美國的標識有香港的簽證，一個是1993年6月21號，一個是1993年6月30號。也就是說，我在這兩個時間點，進入過美國？是不是很奇葩和魔幻？

按照張維迎的說法，訪問時間定在6月14日到28號，一共兩周。而我好像記得田國強說過，有部分人早來早走了，說的應該是來自歐洲的那批人。我們來自北美的，好像是十幾個人。注意到，我進的是台灣，嚴格來說，應該拿台灣簽證或者是“祖國大陸同胞探親證”（如果有這種證件的話）。我回美國，應該去美國的領事館申請美國簽證。1991年夏天那次我回人民大學，後來就是自己親自去的秀水東街美國大使館申請的簽證。經過香港，來去只待了小几個小時，根本沒有出過機場，更沒有去美國領事館申請過簽證。這點非常詭異：美國政府代台灣政府履行了一次“國際”事務。

1993年6月，我們從各自所在的地方出發，先飛香港，再從香港轉去台灣。大家出發的城市不同，到香港的時間也不一樣。我從美國飛過去，經過十幾個小時的長途飛行，飛機接近香港的時候，窗外的景色突然變了。那時候香港還沒有今天的赤鱲角機場，用的是啟德，在九龍，跑道一直伸進海里。飛機降落以前要從香港密密麻麻的城區上空飛過去。高度越來越低，窗外是一棟一棟擠在一起的樓房。樓頂的水箱、天線、晾曬的衣服，甚至一些窗戶都能看見。飛機貼着城市往下降，讓第一次坐飛機進入香港的人甚至會懷疑，這麼大的飛機究竟要落到哪裡去。再往下就是海。機翼下面掠過一片水面，緊接着跑道出現，輪子重重地碰到地面。發動機反推的聲音一下子大起來，飛機沿着那條伸進海里的跑道減速。

我大概是中午左右到達的香港，到了台灣大約是晚上七八點的樣子，不記得是誰將我們接去的哪家旅館。飛機離開啟德，飛過台灣海峽以後，台灣島從雲層下面出現。先看到的是大片綠色的山，然後是平原、河流、道路和越來越密集的房屋，最後降落在桃園的中正國際機場。那時候的心情非常複雜，主要是興奮和安慰：這次旅行的成功，應該意味着，兩岸關係的絕對敵對的時代，已經成為歷史！一直說台灣是寶島，從空中看，確實是個美麗的地方。1979年啟用的第一航廈已經用了十幾年，第二航廈還沒有建成。飛機停穩以後，我跟着旅客進入航廈。記憶里沒有特別的印象，機場不算特別大，米黃色和灰白色的建築、低低的天花板、成排的日光燈，都帶着八九十年代亞洲機場的樣子。不記得當時的入境有什麼麻煩，沒有發生什麼讓我值得記住的細節，對接的應該是台灣官方專門派來的。不然，機場的工作人員，突然看到幾本中國大陸護照，外加一片莫名其妙的小紙片，估計也會懵逼。

（汪翔，2026年10月1日，寫於美國俄亥俄州，伊利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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