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对海参崴百万庄的团灭
从1918年到1938年，海参崴以及整个苏联远东华人社会的消失，是经过二十年逐步收紧，最后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被彻底打散。 到最后，这批人主要有四种去向：被遣送出苏联、被枪决、被判刑送入古拉格、被迁往苏联境内其他地区。另有一部分人在此前二十年间自行返回中国或迁往别处。 1920年代初，海参崴仍然拥有庞大的华人社会，百万庄只是其中最集中的部分。 1920年代末以后，情况开始迅速改变。 1929年中东路冲突期间，苏联远东已经出现针对华人的大规模逮捕和驱逐。进入1930年代以后，随着私人商业受到压制、边境管制加强，越来越多中国商人、季节工和没有完整证件的劳工离开苏联。 1931年苏联远东报刊仍称当地有“七万多中国工人和劳动者”，而且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全部老人、儿童和无业人口。1933年整个远东边疆区总人口约67.4万，后来流传的“海参崴一城有十万华人”，可能偏高，虽然有大量的“黑户口”存在。 基于有统计的数据判断，直到1930年代初，华人在远东仍然是一个数以万计、具有完整商业和劳动网络的大社群。 1936年，百万庄遭到正式清理。 4月1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清理海参崴百万庄，5月以后NKVD开始搜查街区，逮捕无证居住者和被认定从事犯罪活动的人，驱逐部分中国居民。中国领事馆曾因此多次向苏方交涉。到1936年底，作为集中华人社区的百万庄实际上已经被打散。 最终的，最惨无人道的清扫工作，在1937年底至1938年完成。 1937年12月22日，叶若夫向远东NKVD负责人柳什科夫下令，要求逮捕被认为具有“挑衅或恐怖活动”嫌疑的华人。随后针对所谓“中国间谍”“反苏华人”“走私者”和其他可疑人员的搜捕迅速扩大。1938年1月底以后，镇压进一步升级。后来的俄国档案研究认为，1937—1938年大清洗期间，大约有1.8万名华人受到苏联“民族线”镇压。 在这里，苏维埃实际上就是用莫须有的罪名，来为自己团灭华人服务。 海参崴是其中最严重的地区之一。1938年春，NKVD连续进行大规模搜捕，其中两轮搜捕分别逮捕约2005人和3082人。到1938年5月7日，中国驻海参崴领事馆估计，仅当地被关押的中国人就已经达到7000至8000人。 当年，苏维埃做的是，一个家庭的慢慢的分批的灭掉：今天以这样的莫须有罪名逮捕一个，明后天在换个罪名来一个，直到最好清空为止。 1936年4月17日政治局决议的俄文资料保存的措辞非常赤裸：“在四至五个月内，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把‘百万庄’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清除掉，亦即在本年秋季以前完成。”
这些人随后开始分流。 第一批，也是人数最大的一批，是被赶出苏联的人。 1938年3月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驱逐远东华人的计划；5月16日，NKVD发布第11161号指令，开始组织遣送。最初的设想是把大约7000至8000名被捕和待驱逐人员先送往哈萨克斯坦，再经边境送入中国新疆。 第一批约1360余人被送走以后，政策又发生变化。6月10日，政治局要求停止继续大规模逮捕，并对没有判决的在押华人重新处理。此后NKVD特别委员会决定释放2853名在押华人，同时决定将6189名华人及其家属送往新疆。现有研究还记录了另一批3173人被遣送新疆。 不同档案的统计口径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确定的是，1938年有一万以上华人通过铁路被强制迁出苏联远东，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最终进入新疆，而不是简单从海参崴直接押到绥芬河或满洲里放回东北。1938年的大规模遣送路线，很多是从远东横穿苏联，经哈萨克斯坦，再由新疆方向进入中国。 第二批，是被直接枪决的人。 这些人通常不是因为单纯“没有护照”而被杀，而是在审讯和案件处理中被定为间谍、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或者其他严重政治罪犯。华商、翻译、熟悉俄语的人、与满洲或国外有往来的人、过去参加过不同政治组织的人，都可能因此进入政治案件。 现有受害者资料库统计中，可以辨认出的被枪决华人约有3932人，枪决高度集中在1938年。这个数字并不能简单理解为“1938年远东所有被杀华人的最终总数”，但它至少说明，被处决者不是零星几十、几百人，而是以千计。 因此，一个1938年初被NKVD抓走的海参崴华人，首先面对的不是“遣返还是留下”这样温和的选择，而是审讯和政治定性。如果案件被定为严重间谍或反革命案件，他可能直接进入死刑名单；家属往往很长时间不知道他究竟被送去了哪里。 第三批，是没有被判死刑而被判处劳改的人。 根据古拉格系统统计，到1939年1月1日，苏联劳改营中共有3179名华人，其中1794人仍为中国国籍。到1942年1月1日，劳改营中的华人数量达到5192人。 他们会被分配到苏联庞大的强制劳动系统中，从事矿山、伐木、筑路、建筑和其他重体力劳动，其中远东北部的达尔斯特罗伊—科雷马系统尤其恶劣。科雷马的黄金生产对强制劳动力需求巨大，严寒、饥饿、疾病、超额劳动定额造成很高死亡率。 一份俄文汇总材料称，1942年古拉格中的5192名华人，后来记录为2632人死亡、734人失踪、1826人释放。 第四批，是没有被驱逐出苏联，而被迁往苏联境内其他地区的人。 1938年的苏联政策本身就碰到了这个问题：一部分华人已经取得苏联公民身份，一部分人与苏联妇女结婚并有孩子，还有一些人不愿返回中国。1938年的铁路迁移中，除大批人员被送往新疆外，还有约1400人被送往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约1900人被迁往远东其他地区。已经取得苏联国籍或者不愿回中国的一部分人，被迁往远离国境线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部地区。这和1937年苏联将远东朝鲜人几乎整体迁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并不完全相同。 华人没有形成一套与朝鲜人完全相同的整族迁移模式，他们的处理更混杂：外国籍者可以驱逐出境，政治案件中的人可以枪决或判劳改，苏联籍以及某些不能直接驱逐的人则可能被迁离军事边境区。 第五种人，他们在大清洗到来以前已经走了。 1918—1922年内战期间，一部分华人随着政权更替、战争和外国军队撤退离开海参崴。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又不断有人因为商业环境恶化、证件制度、边境政策以及1929年中东路冲突返回中国。 华人本来就具有很强的季节性流动特点，例如1931年苏城一带一个月可以有166名华工进入，同时250人离开；下一个月又有185人进入、210人离开。 如果把目前几个比较可靠的数字放在一起看，就能看到这个过程的规模： 1931年前后，苏联远东仅被统计为工人、劳动者的华人就有7万多人； 1937—1938年大清洗期间，约1.8万华人受到“民族线”镇压； 1938年5月，仅海参崴被关押的华人就约7000—8000人； 1938年的强制迁移和驱逐涉及一万以上华人，大批人员最终经哈萨克斯坦进入新疆； 现有政治镇压受害者资料中，可以辨认出的被枪决华人约3932人； 1939年1月1日，古拉格系统中仍关押3179名华人，其中1794人为中国公民； 1942年1月1日，古拉格中的华人达到5192人。 一个1938年的海参崴华人家庭完全可能在几个月内被撕成几种不同的结局：父亲在政治案件中被枪决；成年儿子被判八年劳改，押进古拉格；持中国护照的弟弟和他的妻儿被释放后送往新疆；已经取得苏联国籍、嫁娶当地人的另一支亲属被迁离海参崴；而早在1929年就看出形势不对的叔伯，可能已经回到山东或东北。 到最后，真正被消灭的，是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继续存在的可能。 商号没有了，运输队没有了，菜园没有了，华人学校、饭馆、浴堂和会馆失去了依附的人群，家庭被枪决、劳改、遣返和迁移切开。 百万庄即使还有那些院子和墙，也已经没有原来那个百万庄。海参崴用了半个世纪形成的华人社会，到1930年代末，被国家机器在几年之内团灭了。
1939年人口普查时，整个滨海边疆区只登记到351名中国人；而研究者根据NKVD资料指出，1938年夏海参崴监狱里一度还有2990名华人，但监狱之外，全城只剩下大约100名左右。 1939年下半年，滨海边疆区又进行了一轮“清除不可靠人口”的行政迁移。研究材料记载，1939年9—12月，又把227名刚从监狱释放的华人、181名仍留在滨海地区的混合家庭成员，以及1130名被捕华人的俄罗斯妻子和孩子迁往哈萨克斯坦。 到1939年底—1941年初，警方户籍资料显示，整个滨海边疆区留下的非苏联籍中国人只有十来个；1941年1月统计仅有6名中国公民和8名无国籍者。
1938年：为什么是新疆？ 海参崴距离满洲国很近，但大批被驱逐的华人没有就近从绥芬河方向进入东北，而是被装上火车向西运输，横穿西伯利亚，经哈萨克斯坦进入新疆。 当时东北已经被日本控制，新疆则由盛世才统治。 1933年以后，盛世才逐步控制新疆，并迅速倒向苏联。到1937—1938年，苏联已经成为新疆最重要的外部支持者，向盛世才提供贷款、武器和军事顾问，并曾直接出兵干预新疆战事。1938年9月，盛世才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会谈，双方甚至讨论了新疆军队的建设。 新疆仍然是中国领土，但苏联在那里拥有巨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 1938年3月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远东华人问题，原则上接受中国大使馆提出的方案，将部分远东华人迁往新疆、哈萨克斯坦和西西伯利亚，并要求NKVD与外交人民委员部同中国方面协调，使迁移在形式上采取“自愿”方式。 当时中国已经全面抗日。中国驻苏使领馆不断就苏联逮捕华人提出交涉，但南京政府同时严重依赖苏联的军事援助。最终，中国方面接受由新疆接收部分远东华人。 1938年6月至7月，仅有明确记录的四批列车，就运送了约7130名华人及其家属。他们从海参崴埃格尔谢尔德一带出发，向西横穿苏联，经哈萨克斯坦阿亚古兹方向进入新疆。 这是一条长达数千公里的路线。 与此同时，苏联逮捕远东华人的重要罪名之一，却是“日本间谍”。 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直接的矛盾。满洲国就在海参崴旁边，如果这些人真是日本间谍，把他们从绥芬河方向驱逐出去最简单，也最便宜。 苏联没有这样做。 因为这些所谓的“日本间谍”，大量是已经在俄国远东生活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中国人。其中有商人、矿工、码头工、车夫、菜农、铁路工人；有人会俄语，有人与俄罗斯或乌克兰妇女结婚，有人参加过红军和苏维埃组织，还有一些已经取得苏联国籍。 把这些人送进满洲国，日本方面接到的是一批长期生活在苏联、熟悉苏联远东情况的中国人。在苏联，他们可以被指控为“日本间谍”；到了日本控制的满洲国，他们同样可能被怀疑是“苏联间谍”。 1938年11月，政治局又同意中国使馆提出的方案，将一部分已经在苏联服刑、罪名较轻的中国公民，经NKVD特别会议处理后驱逐到新疆。新疆由此成为苏联处理部分中国籍人员的重要出口。1938年9月盛世才在莫斯科谈话时估计，新疆约有40万汉人，约占总人口十分之一。几千名远东华人的迁入，不足以改变新疆的人口结构。 中国国家民委关于新疆俄罗斯族历史的资料明确写道，1932—1938年，从苏联远东被遣送回国的许多华侨，携带他们的俄罗斯族妻子进入新疆；当时进入伊犁、塔城的相关人口统计达到“19000余人”。今天，新疆的俄罗斯族多数是这些人的后裔。 于是出现了一条很奇怪的家族迁徙线： 山东、河北等地 → 海参崴/俄国远东 → 与俄罗斯女人结婚 → 1938年被赶出苏联 → 经整个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 → 新疆伊犁、塔城 → 子孙继续生活在新疆。 1955—1957年，大批仍保留苏联国籍或具有苏联关系的新疆俄罗斯人迁回苏联，新疆俄罗斯族人口因此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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