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諾獎得主阿列克謝耶維奇蘇聯的歷史就是一座公墓，也是一場劊子手與受害者之間永無止境的對話。 這是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斯維特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說的。 阿列克謝耶維奇1948年出生於烏克蘭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父親是白俄羅斯人，母親是烏克蘭人。父親退伍以後，全家遷到白俄羅斯，父母都當教師。她後來在明斯克大學學習新聞，畢業後做過教師、地方記者，後來進入《農村報》工作。 她說自己有三個故鄉：白俄羅斯是父親的故鄉，也是她生活的地方；烏克蘭是母親的故鄉和自己的出生地；還有“偉大的俄羅斯文化”，沒有它，她無法想象自己。 她自己在諾貝爾演講里說：“我寫了五本書，但我覺得它們都是一本書。” 這本書寫的是一個烏托邦的歷史。 她後來把整個系列稱為“烏托邦之聲”。諾貝爾委員會也正是從這個整體理解她的作品：通過大量採訪，把無數普通人的聲音組合起來，從個人經驗內部重建蘇聯時代。 如果把她五部最重要的作品排成一條線，結構是： 衛國戰爭 → 戰爭中的兒童 → 阿富汗戰爭 → 切爾諾貝利 → 蘇聯解體。
《戰爭中沒有女性》：把“偉大的戰爭”重新還給身體 這是她真正的成名作，1985年出版。她採訪了數百名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蘇聯女性：狙擊手、護士、衛生員、通信兵、飛行員、機槍手等等。 蘇聯關於衛國戰爭原來有一套極其強大的語言：英雄、祖國、犧牲、勝利、紅旗、柏林。 她沒有直接硬剛這些偉光正的東西，而是換了個視角：一個十八歲的女孩上戰場以後，到底看見了什麼？ 她發現，女人講戰爭和男人講戰爭並不一樣。男人更容易記住部隊、行動、勝負和英雄行為；女人的記憶里卻大量留下身體、氣味、顏色、恐懼和日常生活。她真正找到的不是幾個被遺漏的女兵，而是一種長期沒有進入戰爭文學的戰爭經驗。
《最後的見證者》：戰爭甚至沒有“意義” 這是她在1985年前後形成的重要作品，阿列克謝耶維奇採訪了一批戰爭年代還是兒童的人，讓他們在成年以後回憶自己當時的經歷。他們記得的常常不是戰役和軍事行動，而是家庭生活突然被戰爭打斷的瞬間：母親死了，房子燒了，父親走了以後沒有回來。這本書與《戰爭中沒有女性的面孔》放在一起，可以看出阿列克謝耶維奇早期寫作方法的形成：她不斷尋找沒有進入蘇聯戰爭主流敘事的個人經驗。
《鋅皮娃娃兵》：蘇聯英雄神話開始崩塌 這本書在1990年出版，寫1979—1989年的蘇聯阿富汗戰爭。 “鋅皮娃娃兵”，指的是裝在鋅皮棺材裡運回蘇聯的年輕士兵。 蘇聯對阿富汗占領的正義性和必要性，在蘇聯內部也是爭議極大。衛國戰爭至少還有一個巨大的正當性，納粹德國入侵蘇聯。 阿富汗戰爭就完全不同。年輕人被告訴，自己在履行國際主義義務、幫助兄弟國家，結果到了那裡殺人、被殺，最後裝進密封的鋅皮棺材運回來。 母親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兒子究竟為什麼死。 到了這一部，問題已經從，“偉大的勝利究竟付出了什麼？”，變成“如果所謂偉大本身就是謊言呢？” 她讓母親說，讓退伍兵說，讓護士說，讓殘疾士兵說。 國家說的是“國際主義戰士”，母親面對的是一口不能打開的棺材。
《切爾諾貝利的悲鳴》：這可能是她最偉大的一本 1997年出版，寫的是1986年4月26日發生的切爾諾貝利核災難。諾貝爾委員會後來特別提到，這本書記錄的不只是那場事故本身，更是事故落到人身上以後發生了什麼。 在這裡，她其實在拷問一個更深的問題：在現代社會裡，國家、科學、技術和普通人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 最早衝進核電站的消防員，並不知道自己面對的是致命的輻射。後來被派進去的士兵，很多人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麼。附近的農民更難理解，祖祖輩輩生活的村莊、房子、莊稼還在，怎麼突然就不能住人了？ 有人知道一些，科學家，官員，但許多話不能說。國家掌握的信息更多，可最先考慮的往往還是秩序。 切爾諾貝利真正可怕的，就是那種看不見。 戰爭來了，至少知道炮彈從哪裡飛來，敵人在哪裡。切爾諾貝利不是，那裡沒有敵人，也沒有一條看得見的戰線。樹還是綠的，蘋果照樣長，鳥還在飛，第二天太陽也照常升起來。 一切看上去都和昨天一樣，可是，那片土地已經不能住人了。 阿列克謝耶維奇把這本書稱為“未來的編年史”，寫的並不只是蘇聯發生過的一場核事故。切爾諾貝利第一次讓普通人如此直接地面對一種現代文明自己製造出來的災難：它真實存在，足以毀掉人的生活，人卻無法用自己的眼睛、鼻子和耳朵去判斷它。 從這個意義上說，切爾諾貝利寫的是1986年，也是在寫後來的人類。 到了這裡，我們可能會問：未來的人工智能，會不會也是這樣？
《二手時間》，是理解她思想最重要的一本 2013年出版，寫的是蘇聯死了以後留下來的人。 蘇聯已經解體二十多年了，按照當年許多知識分子的想象，事情似乎應該很簡單：專制結束，自由到來，人終於可以過自己想過的生活。 可她聽到的，不是這樣的故事。 還有人懷念蘇聯，甚至懷念斯大林。體制變了，人們的生活也變了，一部分人在九十年代突然發財，更多的人則一夜之間失去工作、積蓄和尊嚴。那些曾經擠在廚房裡談索爾仁尼琴、民主、自由的人，當年相信，只要蘇聯垮掉，一切都會改變。 蘇聯真的垮了，而他們卻發現，自由並不像想象中那麼簡單。 一個人可以在一天之內獲得自由，卻不可能在一天之內變成另一個人。 她這裡寫的實際上是，人骨子裡已經習慣的東西，很難改變，也就是價值判斷的個人性。過去並沒有隨着紅旗降下來一起消失，幾十年的生活經歷已經沉澱到了人的骨子裡：怎樣看錢，怎樣看國家，為什麼願意犧牲，為什麼崇拜強者，什麼叫體面，什麼又叫一個“好人”。 她寫那些失落、憤怒、懷念甚至彼此矛盾的人，她把他們叫作“紅色人”。蘇聯已經不存在了，可當她坐下來聽他們說話時，那個蘇聯還在那裡。
諾貝爾獎給她的理由是： “她的復調寫作，為我們時代的苦難與勇氣建立了一座紀念碑。” “復調”，並不是把採訪錄音整理出來就算完成了。她常常為了一個題目採訪幾百個人，有些人隔一段時間還會再去找。然後，她從大量談話中選擇、剪裁、拼接，讓原本互不相干的聲音在一本書裡相遇。 你讀她的書，很難說自己究竟在讀什麼。那些人都是真實的，說的也是自己的經歷，可一旦進入她的書，又有了小說才有的節奏、呼應和命運感，她讓那麼多人的聲音慢慢匯到一起。 有人把這種寫法，叫作“聲音文學”。 比如切爾諾貝利，她關心的是：許多年以後，那場爆炸還留在一個人身上什麼地方？也許是一個女人對丈夫最後幾天的記憶，也許是一個農民離開村莊時捨不得的一頭牛，也許是一個士兵多年以後才明白，當年自己究竟被派去做了什麼。 事件早已結束，這些東西卻沒有。 歷史學家留下事件，她留下事件在人裡面的沉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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