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权力与婚外情：科技富豪和她们

11月8日是个星期天。黄仁勋这天给英伟达全体员工发了一封信，开头说自己欠家人和同事一个道歉。他承认对妻子不忠，伤害了她和孩子们，还写道：“我做的事没有任何借口。”

他和洛丽是在俄勒冈州立大学工程系认识的，那年他十七岁，她十九岁。他后来在采访里讲过，为了让她放心嫁给自己，他答应三十岁前当上CEO。1993年他三十岁生日那天，正式加入了刚刚创办的英伟达。这段四十多年的婚姻，在硅谷一直被当作创业夫妻的样板来讲。

同一天，英伟达董事会宣布由独立董事组成委员会，请外部律师协助，调查黄仁勋是否成了外国情报活动的目标。黄仁勋已经向董事会承认，婚外情的对象是新加坡数据中心公司Megaspeed的高管Alice Huang。10月底《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情报官员认定她在向北京传递信息，这一指控出自匿名消息源，至今没有得到证实。英伟达称，目前没有理由认为国家安全或公司机密受到损害。一桩婚外情就这样摆上了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的董事会议程。

盖茨、贝索斯、布林、施密特的旧事也被翻了出来。人们好奇的是同一个反差：这些人能为事业熬几十年，自律得近乎苛刻，到了婚姻里却守不住。普通人同样会出轨，富豪里也不乏一辈子忠于婚姻的人，眼下也没有可靠数据说明科技富豪比同龄、同等教育的男人更容易出轨，媒体盯得紧，难免让人觉得多。不过把这几个公开的故事放在一起，能看出钱和权力怎样改变一个人的处境，也能看出一段关系散场时，男女两边各自要付出什么。

这些男人

能把公司做到微软、亚马逊、英伟达这种规模的人，本来就和常人不太一样。盖茨从哈佛退学，把前途押在个人电脑软件上。贝索斯辞掉华尔街对冲基金的高薪工作，和妻子开车横穿美国去西雅图，在车库里开网上书店。黄仁勋离开芯片公司LSI的稳定职位创办英伟达，当时洛丽坚持另一位合伙人得同时辞职，他才能辞。这类人大多好胜，敢押上全部身家，不太服权威，习惯自己拿主意。做生意时这是本钱，放进婚姻，不服规矩的性子也可能变成不守承诺。商场上胆子大、在家里规规矩矩的人也很多，两件事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可也不能认定他们年轻时和别人一样，是有钱以后才忽然变了。有些性子早就在那里，年轻时被穷、忙和旁人的眼光压着，压着的东西一件件抽掉以后，原来的样子就露了出来。

钱抽掉的东西很多。普通中年男人也会对妻子以外的人动心，可从动心到动手，中间隔着一堆很实际的事：钱不够花，时间不自由，怕被家里发现，更怕离婚以后房子和养老金都要分，还得付抚养费。这些顾虑拦不住所有人，却足够让大多数人犹豫。身价几百亿美元的人有私人飞机、遍布各地的房子、安排行程的助理和打官司的律师团。离婚照样会让他们损失巨额财产，甚至连累公司名声，盖茨离婚前一年退出了微软董事会，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当时董事会正在调查他和员工的关系。可他们从来不必担心离婚以后付不起房租。

围上来的人也变了。三十岁的工程师再聪明，也未必有异性主动追。三十年后他成了世界级富豪，峰会、慈善晚宴、国际论坛上总有人想认识他，有人佩服他的脑子，有人看中他的钱，有人想借他的资源办事，几种心思常常混在同一个人身上。在这种环境里待久了，他会重新掂量自己的分量。年轻时觉得能娶到一个聪明、漂亮、肯陪自己吃苦的妻子是福气，到了五六十岁，身边不断有年轻有才华的女人示好，他开始觉得自己的选择远不止眼前这一个。妻子还是那个妻子，他的处境和胃口却已经不同了。

年龄让这道题更难解。三十年里，他的身体在走下坡，财富和地位却在往顶峰走，妻子也老了三十岁。社会看男女的眼光并不对称，男人有了钱和地位，在异性眼里身价会涨，女人未必如此。同一段婚姻里的两个人于是慢慢有了不同的盘算，他觉得自己的路越走越宽，她就算同样有钱有事业，也更看重一起建起来的家、孩子和几十年的日子。衰老本身也是个心结。这些人能左右一个行业今后十年的方向，却拦不住自己变老，一个年轻女人的倾慕，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证明，证明自己还有活力，还能让人心动。这个解释只对一部分人成立。盖茨和微软员工的关系发生在两千年前后，他才四十出头；贝索斯后来娶的桑切斯只比他小六岁左右。钱把可选的范围撑大了，各人在里面找的东西并不一样。

生意上养成的习惯也会跟着回家。科技行业讲究不断找更好的方案，产品要迭代，技术要更替，模式不灵就推倒重来。婚姻偏偏要求人在遇到更心动的对象时，还认当年的承诺。把做产品的思路带回家，难免开始比较，可妻子不是一项等着升级的资产。成功还会养出一种自信。年轻时人人劝他别辞职、别把积蓄全押上、别去碰行业巨头，他没听，赢了，几十年下来便信了一条经验：别人说不该做的事，未必真不该做。这条经验在商场上帮他一次次突破限制，带到私人生活里，就成了“那些规矩管不到我”，再加上一份笃定，相信自己能两头兼顾，就算曝光也摆得平。黄仁勋这一回碰上的，就是他摆不平的东西。公司倒了可以重新融资、重组、再创业，妻子和孩子的信任倒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来。

家里的那个人

创业者年轻时被拒绝是家常便饭。英伟达早年第一款芯片失败，黄仁勋只好去找世嘉的高管，低头求对方别撤资，他后来说那是自己做过最难的事之一。三十年后，他走进会议室，所有人等他拍板，随口一个想法马上有团队去做，在北京胡同里喝口豆汁都能上热搜。这样的日子过上二十年，人很容易把别人对权力的敬畏当成对自己的喜欢，一个年轻女人冲他笑，他分不太清她喜欢的是他这个人还是他的位子。

心理学研究也看到了类似的现象。2011年，荷兰心理学家Joris Lammers等人调查了1,561名职场人士，发现职位越高，出轨或有意出轨的比例越高，男女都一样，他们认为原因在于有权的人更相信自己有吸引力。2016年，Lammers和Maner又发现，权力和出轨的关联有一部分来自对秘密和犯规本身的兴趣。2024年，以色列Reichman大学的Gurit Birnbaum和罗切斯特大学的Harry Reis做了四项研究，在感情里觉得自己占上风的人，容易觉得自己“配得上更好的”，对别人也更感兴趣。这项研究测的是兴趣和幻想，没有测实际出轨，第一项实验在女性身上也没有显著结果。它们说的都是统计上的倾向，落不到哪个具体的人身上。

在公司里，他听到的多半是赞同，就算有人反对，也会斟酌再三，尽量不让他难堪。家里的妻子见过他穷的样子，知道他的毛病，记得他年轻时的失败，也敢当面说他不对。在外面听惯了称赞，回家还得解释自己、挨批评、和另一个成年人平起平坐地商量，这份平等反倒让他不自在。他未必想到，妻子敢批评他，正因为两人的关系不靠钱和职位维系；那些永远对他微笑、永远表示理解的人，也未必比她更懂他。员工会执行他的命令，伴侣却可以拒绝他，在公司里待久了的人，容易忘记这一点。

这些妻子大多在丈夫一无所有时就在身边。贝索斯和麦肯齐1993年结婚，第二年他辞职创业，两人从纽约搬到西雅图，麦肯齐参与了亚马逊最早的日子。2019年1月两人宣布离婚，几乎同时，贝索斯和前电视主持人劳伦·桑切斯的关系被公之于众。此后几年，那个埋头琢磨客户体验和物流的创始人，频频出现在超级游艇、名流聚会和娱乐版上，他后来想过的日子，和当年两人一起过的日子已经很不一样。长期婚姻里两个人走岔并不稀奇，生活方式变了，拿来当离婚的理由说得过去，拿来当隐瞒的理由就站不住了。婚姻可以两个人商量着结束，秘密关系拿走的是对方知情和做选择的权利。

她们也并不是跟不上丈夫的人。麦肯齐·斯科特是小说家，离婚后成了全球知名的慈善家；梅琳达·法兰奇·盖茨曾是微软的产品经理，后来主持全球最大的私人慈善基金会之一；布林的妻子安妮·沃西基创办了基因检测公司23andMe；洛丽·黄在英伟达诞生前十几年就和丈夫在一起了。拿“原配不够好”来解释这些婚姻，说不通。

妻子和情人在一个男人生活里的位置本来就不同。妻子陪他应付孩子、生病、父母、财产和变老，长处短处都看在眼里；情人起初只见得到他愿意给人看的那一面，成功、大方、有魅力，看不到那个累了会发脾气、要为家里琐事烦心的丈夫，他看她也一样。一段经历了几十年柴米油盐的婚姻，和一段只有晚餐、旅行和称赞的关系摆在一起，后者自然显得美好，等情人变成妻子，她也一样要走进日常。

陪丈夫创业的原配还多受一重委屈。当年的风险是两个人一起担的，她照顾孩子、撑着家，有时还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公司成功以后，创始人的身家能按股价算到小数点后两位，她几十年的家务、陪伴和放弃的机会却无从计价。等他觉得江山全是自己打下来的，她那一份功劳便从故事里消失了，成功带来的种种选择，也好像只归他一个人。

她们

这类新闻里，女人常常只剩一个名字、一张照片和一个年龄，外界也很容易把她们想成同一种人：年轻漂亮，奔着钱去。把报道较多的六个人放在一起看，这个印象基本站不住。报道能告诉我们她们做什么、多大、后来怎样，很少能告诉我们她们当时在想什么。

Alice Huang又名黄乐，和黄仁勋没有亲属关系，是新加坡数据中心公司Megaspeed的高管，这家公司是英伟达的云计算客户。美国商务部官员在马来西亚一处数据中心看到英伟达设备还装在箱子里，从2024年起，商务部和司法部就在查Megaspeed是否帮中国企业绕过芯片出口管制。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在监控她的通讯时发现了她和黄仁勋的密切联系，却一直没有提醒黄仁勋本人。两人曾在台北电脑展期间被拍到同在一处。报道出来后，黄仁勋对彭博说两人的来往都和业务有关，“完全正常”，不到两周，他就向董事会承认了这段关系。间谍指控至今只有匿名消息源，没有经过司法程序，她本人也没有回应。两人怎么认识、怎么走到一起，外界一无所知，只知道她就站在全球最敏感的芯片生意中间，和他的事业纠缠在一起。

劳伦·桑切斯生于1969年，做过电视新闻主播和娱乐节目主持，会开直升机，还开过一家航拍公司。2019年和贝索斯的关系曝光时，她快五十岁，有孩子，也有自己的婚姻，后来和经纪人丈夫Patrick Whitesell离了婚，2025年在威尼斯嫁给了贝索斯。她熟悉媒体，也熟悉名流圈的生活，贝索斯后来一头扎进游艇和红毯的世界，她在那里本来就如鱼得水。她和“年轻女人傀年长富豪”的套路对不上，更像一个和贝索斯下半场人生合拍的同龄人，至于合拍是当初的原因还是后来的结果，外人分不清。

盖茨那位微软员工连名字都没有留下。2021年，盖茨的发言人承认他大约二十年前和一名微软员工有过婚外关系，董事会2019年调查过此事。她叫什么、当时多大、做什么工作、后来还在不在微软，都没有公开。我们知道盖茨是谁，知道董事会怎么处理，对她后来的生活却一无所知。一边是联合创始人，一边是员工，即便两厢情愿，拒绝、抽身和公开对她来说都不容易。这类故事大多从男人那边讲起，女人在曝光时露一下面，随后就消失了。

Amanda Rosenberg和布林的关系2013年曝光，那年她二十六岁，布林四十岁。她是英国人，利兹大学毕业后进了谷歌伦敦办公室，2012年调到加州，不久成了Google Glass的营销经理，那句唤醒词“OK, Glass”是她想出来的，宣传照和视频里也常有她。Google Glass恰好是布林最上心的项目，两人天天为同一个产品忙，一起扛压力、等发布，做成一件事的兴奋和默契很容易被误认成爱情。布林当时的妻子安妮·沃西基也参与过这个项目，据《名利场》报道，她把Rosenberg当朋友，所以这件事伤到的还有同事和朋友之间的信任。两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各方说法不一。布林和沃西基2015年离婚。

Michelle Ritter 2020年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法律和MBA，她去见谷歌前CEO埃里克·施密特，原本是为了推销自己的体育科技创业项目。施密特当时六十出头，她二十多岁。两人后来在一起了，施密特往她任交CEO的人工智能公司Steel Perlot投了大约1亿美元，自己挂了执行董事长的头衔。对她来说，他是恋人，也是最大的投资人和通往顶级资本圈的桥；对他来说，支持她创业也是参与她生活的一种方式。2024年两人分手，官司接踵而至。Ritter在起诉书里指控施密特两次性侵她、跟踪她，还入侵她的邮箱和文件；施密特全部否认，律师称起诉书“明显是假的”。法官把案子转到了仲裁，据Page Six报道，2026年6月仲裁员在一份临时裁决里认定她的性侵指控构成诽谤，判她赔偿施密特一千多万美元，争议还没有完全了结。和自己最大的投资人谈恋爱，分手就得连公司、股权和名誉一起拆，当初象征信任的那笔巨额投资，最后成了两人争得最凶的东西。

Jennifer Blakely的故事是她自己写出来的。她于2001年进入谷歌法务部，是高级合同经理，法务总监戴维·德拉蒙德是她的上司。2004年，已婚的德拉蒙德和她开始交往，据她说，他告诉她自己和妻子早已疏远，迟早会离婚，她信了。2007年两人有了儿子，德拉蒙德这才向公司披露了这段关系。人力部打电话告诉她，两人里得有一个离开法务部，她很清楚走的不会是他，于是被调到了从没做过的销售部。德拉蒙德答应每月给她生活费，她相信他爱自己和孩子，就辞了职。2008年10月，他离开了她，和另一名谷歌员工在一起，后来和对方结了婚。按她的说法，他很少来看儿子，直到她打赢抚养权官司、孩子四岁半时，才开始稳定支付抚养费。2018年《纽约时报》先报道了这件事，2019年8月她在Medium上发长文，把经过全写了出来。德拉蒙德回应说他对这些事“有很不一样的看法”，没有道歉，几个月后从字母表退休。她的叙述是一方之词，后来的损失也不能反过来证明她当初没有选择。可两人结局的落差摆在那里：他保住了职位和收入，她丢了工作，一个人带着孩子打官司。对一个普通职场女性来说，这样一次中断可能改写此后几十年的收入和前途。

六个人里，三个是男方的下属，一个是客户公司的高管，一个拿了他的投资，一个和他同在名流圈，没有一个是街上偶遇的陌生人。人多半和天天碰到的人生出感情，富豪天天碰到的女人，早已被职业和圈子筛过一遍，受过好的教育，有专业本事，聊得来生意。这份本事本身就是吸引力的一部分，钱买不到一场有意思的谈话，也买不到一起做成一件事的兴奋。年龄差很常见，布林和施密特的伴侣比他们小十几到近四十岁，贝索斯找的却是同龄人。爱和利也常常搅在一起，她可以真心喜欢他，同时看重他的地位，他也可以真心喜欢她，同时享受她的崇拜，差距大到这个地步，当事人自己恐怕也说不清各占几分。

两人走进这段关系时，打的算盘也常常不一样。他想要一段新感情，却不打算结束原来的婚姻；她可能相信他迟早会离婚，自己会成为名正言顺的妻子。他愿意给钱、给机会，她想要的可能是结婚、孩子和长久的安稳。Blakely相信德拉蒙德会离婚；据《纽约邮报》报道，Ritter也曾希望施密特离开妻子。开头的热络把分歧盖住了，等到她要求公开、要求兑现，或者有了孩子、牵扯上公司和钱，矛盾就一下子摊开了。

六个人的结局差得很远。桑切斯成了贝索斯太太，Rosenberg悄然退场，Ritter陷在官司和仲裁里，Blakely丢了工作，一个人把孩子养大。分手以后日子过得怎样，跟感情深浅关系不大，主要看她手里有没有独立的事业、积蓄和人脉。自己有一片天的，散了还能接着过；工作、收入和生活都系在对方身上的，要付的代价就大得多。

黄仁勋这件事

盖茨、贝索斯、布林的事伤的是一个家，至多连累一家公司的名声。黄仁勋这件事分量重得多，英伟达的芯片已经是人工智能产业和中美科技竞争的核心资源，他的商业判断、客户关系和政策立场都牵动着巨额利益。他今年随特朗普访华，又加入了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每一步都被放在政治的放大镜下看。这样一个人和一位被怀疑替外国情报机构做事的客户高管有秘密的亲密关系，秘密可能被拿来施压，感情可能左右生意上的判断，对一个人的私人信任也可能被延伸到生意上。

眼下这些仍是风险，英伟达说没有理由认为国家安全或公司机密受损。可没发现损害，不等于不用查，董事会让独立董事和外部律师来调查，美国众议院三个委员会的主席也在11月5日联名要求他闭门说明和Alice Huang的来往，以及英伟达防范外国间谍的措施。

公司内部的难处不太容易看见，拿职业经理人比一比就清楚了。2018年，英特尔CEO科再奇因为过去和一名员工有过恋爱关系、违反公司政策而辞职。2019年，麦当劳以同样的理由解雇了CEO伊斯特布鲁克，后来查出他还隐瞒了另外几段关系，公司起诉他，2021年和解时他退还了一亿多美元。他们是雇来的人，董事会说换就换。手握大量股份、被投资者视为不可替代的创始人就是另一回事了，公司越离不开一个人，董事会越两难，既得监督他，又怕处罚他会伤到公司。普通员工和客户走得太近，合规部门很快会找上门，当事人换成带领公司三十多年、至今没有明确接班人的创始人，董事会能不能独立调查、必要时作出对他不利的决定，就是这次的考验。钱和权让他的私人选择多了，也让组织更难约束他，他一个人的弱点便可能成为整家公司的风险。

两种自律

这些人在事业上的自律让人吃惊。二十年里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熬得住失败、孤独和压力，为一个技术目标放下休息和娱乐，这样的人显然不缺自制力，到了婚姻里却一再给自己开例外。创业时吃的苦，回报最终落在自己身上，公司、财富、名声都是他的。婚姻里的忠诚却要他放弃一样自己完全拿得到的东西，没有任何回报，只为了兑现一句旧日的承诺，不去伤害另一个人。一个男人为了事业肯牺牲自己的舒适，为了新感情又肯牺牲妻子的信任，看起来矛盾，用的却是同一条原则：先顾自己最想要的。他的自律一向是为自己服务的，事业上的成就证明了这一种，证明不了另一种。聪明人也可以不懂别人的感受，谈判桌上冷静如冰的人，在私人关系里照样心存侥幸。

权力又让这种倾向越来越难纠正。身边敢拒绝他的人越来越少，靠他吃饭的人越来越多，听到的真话也就越来越少，别人满足他的要求成了习惯，他便渐渐觉得那些要求本来就该被满足。也有人不这样。有人把婚姻当作不能轻易跨过的线，选择再多也不认为自己有权骗伴侣；有人把它当作随时可以重新安排的生活，一碰到新的吸引就开始给自己找理由。两种人面对的诱惑也许差不多，分开他们的是各自心里不肯让步的东西。

从帝王、贵族、钢铁大王到今天的芯片大亨，权力和情欲的纠缠从没停过，变的只是钱从哪里来，事情传开得多快，一个人的私事能牵动多大的盘子。普通人的忠诚多少还有钱、家庭和脸面护着，对富可敌国的人，这些护栏大多拆掉了，剩下的只有他自己愿不愿意。陪他们从一无所有走过来的妻子，最难咽下的恐怕还不是丈夫爱上了别人，而是两人一起拼了几十年，他却把成功带来的选择看成理所当然，把当年的承诺当成了可以重新谈的旧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