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祸善后出事以后的第二天早上，知道我没了车，从武汉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来进修的老王主动找过来，敲开房门说，要是不嫌弃的话，可以开他的韩国产的现代。 很多留学生，特别是那些来得早几年、已经有车子和老婆的，平时喜欢重复告诉我们这些后来者的一句话是：在美国，三子不能借——妻子、车子和票子。 意思很明显，我也知趣，所以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出借车的请求。 通常在这种困境里，我们会去找教会里来自台湾的同学。有几位几乎是绝对的雷锋，再麻烦的事也会义无反顾地帮，而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其实也不怎么宽裕。求的次数多了，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听到老王说出那几句时，我心里一股暖流，眼泪几乎涌了出来。 “有车开就不错了。我开走，你们怎么办？”我语无伦次，实际上都可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什么和应该说点什么。 年长几岁的老王说，“对付几天没问题。估计你也只买了责任险，拿不到租车。” 那辆白色的现代车就停在楼下，我走去看了看，车龄才五年，里程数不到两万英里，车身看着挺新，可开起来却不怎么顺畅，换挡有点发涩，比我那辆庞迪亚克强不了多少。那个年代的韩国现代，技术和做工远不如现在，车是新的，开着却感觉别扭。 钥匙递过来时他笑着说，慢点开，车子不太好，将就点。 老王是数学系来进修的，跟我没什么交情，充其量只是老乡关系，见过几次面，估计他不会也不敢和教会的人走的太近。 可惜这么多年过去，我竟没能记住老王的全名，后来也查过华中师范大学数学系的教师名册，却没有查到。回武汉时本想着找一找、当面道个谢，喝杯酒聊聊天，终究还是没有机会。 讲到华师，想起当年考大学时一段趣事，一直有种半个母校的感觉。 我当年的高考分数轻轻松松过了重点录取分数线，当年的华师还不算重点。华师属于教育部所属，武汉师范学院属于武汉市管辖。 当年我曾经想过报考华师数学系。可是，记得谁说，武汉师范学院毕业的，很可能能够留在武汉市，华师毕业的，大概率会被分配到全省各地。 人们告诉我，“事实是”，在湖北省的地域，就最顶级的数学教师（特级教师）而言，武汉市的，毕业于武汉师范学院的比较多。武汉市之外各地区的，华师毕业的比较多。我没有看到具体的数字，人家这么说，我也就相信了。 当年我在重点院校只报了一个学校，在普通院校也只报了一所学校。武汉师范学院报了两个专业，数学第一，物理第二。当年两科的考试成绩一样，我让命运给自己选择前途，结果去了数学系。 几年以后，中学同学的弟弟从华师数学系毕业，被分配到所在公社的高中，似乎印证了传言。我觉得，实际上不是，应该和大学的学习成绩高度相关才对。我们当年分配时，系里尽可能照顾来自武汉市的学生，尽可能让他们留在武汉市。
第二天一早，我戴着妻子找出来的、她中学时代用过的旧眼镜，开着老王的车出了门。没有别的选择，她现在戴的度数更高，我根本没法用。 淡粉色塑料镜框，边角已经磨起了细细的毛边，镜腿上还留着一点当年的磨痕，镜片厚得像两块磨砂的瓶底。我刚戴上，整个世界立刻弯了。路面向两边缓缓拱起，像一张被水泡软的纸。树干一根根歪斜，叶子的边缘在厚玻璃后面被拉成长长的弧线。迎面开来的汽车先是一团模糊的色块，在碎光里轻轻晃动，再一点点从水底浮上来，轮廓才慢慢聚拢，却始终对不齐。 度数并不完全对号，可镜片上总还有那么几小块地方，勉强能看清一点。为了抓住那些有用的清晰度，我常常一只手握紧方向盘，另一只手把镜框轻轻往上推，或者稍稍侧一点角度，让眼睛对准那一小片还没完全发虚的区域。路牌上的大字，就靠这样一点点拼出来。不然在哪里下高速、哪里是出口，都只能靠猜。 有时候实在对不准，我就干脆把眼镜摘下来，靠着模模糊糊的感觉往前开。路面变成一片灰白的光，车灯和树影搅在一起，只能凭着感觉和车身的轻微震动判断方向。开不了多久，又得重新戴上，再去找那几块还能用的地方。 我坐在驾驶座上，透过这副小女生用过的旧眼镜看着前方，粉色镜框轻轻压在鼻梁上，有一点不合尺寸的晃动。一个成年男人戴着这样一副土气的、边角起毛的女式眼镜，自己都觉得有些滑稽。可除了它，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开得很慢，限速五十英里的路段，速度始终压在二十以下，有时甚至更低。方向盘在手里微微发沉，每一次轻微的转向，视野里的一切都会跟着晃一下，再重新错开。柏油路面上的裂缝在厚镜片后面变成弯曲的黑线，路边的草地像被风吹得往一边倒，其实早晨根本没有风。一块普通的灰色邮箱立在路边，铁皮在碎光里闪了闪，我忍不住多看了两眼，生怕它忽然站起来，变成一个人，或者变成那辆已经报废的庞蒂亚克。 妻子不放心，说必须陪着我。她走几步都会疼，全身都疼，腰侧和腿根的拉伤让她几乎没法正常迈步，却坚持坐在副驾驶，地图摊在腿上。每隔一会儿，她就轻轻告诉我一句：前面往左，慢一点，就是这里。声音一直很轻，轻得几乎被引擎低沉的震动盖过去，像怕稍大一点就会把整条弯掉的路震碎。我偏头看她，她正咬着牙，把身体慢慢往后挪了一点，试图让受伤的腰少靠一点椅背，动作很小，额头却已经全是细密的汗，顺着太阳穴往下走。 我装作没有看见，虽然心里很难受，把视线重新投向那条不断拱起又错位的路面。她也装作没有疼，只是把地图又往自己这边拉了拉。 一路上没有怎么说话，两个人都在聚精会神地盯着路面和路牌。车窗开了一条缝，五月的风进来，却带着一点不该有的潮意，像北戴河退潮后留在沙滩上的那种。 如此低速慢行，本是不合规的。好在路上车子不多，后面的跟一阵便转道超越。有的人在超越时不免回头看几眼，眼神里带着不解和疑虑，随即又把脸转回去，消失在前面的路上。
眼镜店不大，进门是张窄窄的验光台，台面边上放着几支标记笔和一叠试镜记录单。墙上挂着几排镜架，玻璃柜里摆着一匣匣试镜片。 老板让我坐下来，把下巴搁在那块冰凉的托板上。托板的金属边缘贴着皮肤，有一点细微的凉意。一盏小灯从侧面照过来，光圈在眼前慢慢收紧。他一边换镜片，一边问我看得清不清。镜片在卡槽里轻轻卡进卡出，发出极短的金属声。 试到最后一组时，他点了点头，说度数比我原来那副深了不少。他在单子上写了几行，又让我从墙上的镜架里挑副合适的。他量了量瞳距，说大概一个星期可以取。 我把情况简单说了说。他听完，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门口椅子上的妻子，说：那就三天吧，不能再快了。语气比刚才缓了一些。 我走过去扶起一直独自坐在靠门口椅子上的她，走出店门。重新戴上妻子那副旧眼镜，世界立刻又弯了回去。街上的汽车重新变成从水底浮上来的模糊色块，树干重新歪斜，叶子的边缘重新被拉成长长的弧线。 第三天，我决定独自去取眼镜，再随后去处理那辆庞蒂亚克。一天要跑好几个地方，还是让妻子待在家里好些。她依旧只能坐在椅子上，几乎动不了，待着不动反而是最好的选择。 我原本以为康州不该是个大地方，就像老家的公社，来来去去应该很方便。 取了新眼镜，似乎是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世界居然可以如此清晰。这几年一直模模糊糊地看黑板，老师写的公式和定义，很多时候只能靠猜，结果闹出不少本不该出的错误。如此清楚的感觉，上一次还是在大学时代，十多年前了。树干的纹路、路牌上的每一个字母、远处山脊的线条，都忽然变得锋利而安定。 可康州的地形远比我想象的复杂。地图上只是一个很小的点，真正开进去，却像钻进一片没有尽头的树林。出了镇子没多远，路就开始爬升，两边的树一下子密起来，橡树和枫树的枝叶在头顶交叉成一道绿色的顶棚，阳光被切成一小块一小块，落在挡风玻璃上晃来晃去。石墙从林子里冒出来，矮矮的一道，长满了青苔和蕨类，不知道是哪年哪代人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垒起来的，如今歪歪扭扭地趴在树根之间，没头没尾。 山一座接着一座，路跟着山势一路弯下去又爬上来，柏油路窄得只够两车交错，有的地方连中间的白线都没有。偶尔冒出一小片空地，是谁家的农场，木头栅栏刷成白色，几匹马站在雾气还没散尽的草地上，低头吃草，谁也不理谁。再往前，树林重新合拢，路边立着一块块褪色的木牌，写着某某镇界，字迹被雨水冲得发白，几乎认不清。溪水在路旁若隐若现，从石头缝里钻出来，顺着坡往下淌，水声混在引擎声里，若有若无。碰到陡坡，引擎声立刻沉下去，车速慢下来，头顶的树冠更密了，天光被切得只剩几缕，斜斜地打在潮湿的路面上。 直到那时候我才看见，康涅狄格不是自己想象里的那块平地。学校所在地只是山里的一小块空地，而这几个月我一直生活在那块空地上，以为整个康州都是那个样子。 废车场藏在山腰，数百辆撞烂的汽车横七竖八堆在那里。有的没有车头，只剩一截扭曲的引擎盖。有的没有车门，座位露在外面，被雨淋得发黑。还有几辆整个翻了过来，四轮朝天，底盘上的锈迹在阳光里发红。空气里有股旧机油和湿铁皮味，混着从山下吹来的松针气。 我的庞蒂亚克丢在靠近门口的地方，一眼就能认出，鲜艳的红颜色还在，只是整个车头已经缩成一团，保险杠折进轮拱里，挡风玻璃碎成细密的白网。
老板是个老头，坐在一张脏兮兮的堆满纸张和收据的铁皮桌子后面，正低头写着什么，嘴里叼着根烟，烟头快烧到过滤嘴，烟灰积了老长也没弹。他看了我一眼，没等我说自己是谁，就说："七十五块。两清。或者，你拖走车子，再付我一百二十块，拖车费和这几天的停车费。" "七十五块？一百二十？"我不由自主地重复。 这辆车花了我一千一百块，替换了我的第一辆，花五百五十美元买的1982年、里程超过十二万英里的六缸别克。 老板没再抬头，把烟头往桌角一个装满烟蒂的铁皮罐里一摁，继续手里的活。 我站在那里愣了一会儿，说，"我能不能去看看？" "当然可以，随便看。" 我拉开车门，门轴发出一声干涩的呻吟。里面还是那天早上的样子：地图塞在副驾驶前面的储物格里，那是我在车祸后解开妻子的安全带时放进去的，边角露出来，被压得发皱。后座滚着一瓶没喝完的矿泉水，瓶盖松着，水已经浑了，晃一下能看见里面漂着细小的絮状物。收音机还嵌在原处，旋钮上蒙着一层灰。 再走到车头，引擎彻底报废，撞击点刚好在驾驶座车门前一尺多远的地方，整个引擎舱变形塌陷进去，几根管线扭断悬在外面。 我脑子里闪回车祸的瞬间：如果我的速度再快一点，我和妻子，可能就成了肉饼。 如果对方的速度再快一点，应该就能避开这场车祸。 如果对方的速度再慢一点，就该有足够的距离和时间刹车，也能避免。 如果我自己在那个停车牌前多停一会儿，安安静静坐一坐、认真听一听，山里那么安静，应该不难听出远远传来的引擎声。 那么，到底是谁的错？又是谁的运气？ 我打开后备箱查了查，也就一个备胎和千斤顶还有用。 我又走回办公室，想和老板讲讲价，他压根没兴趣："你那辆车没多少能用的部件，而且是最低端的配置。" 最低端的配置这点，我早就知道，车开起来感觉像辆三轮车，轻飘飘的。 我说，"那好吧，我也拉不走。能不能从车上拿点东西？" 老板一边给我写支票一边说，"随便拿，想拿的都拿走。" 我又回到车边，借了老板的螺丝刀，拧下收音机，再打开后备箱，取出千斤顶。 准备离开的时候，我抬手朝不远处的老板挥了挥。 老板抬头看了我一眼。 回到公寓，妻子还是坐在那把木椅上，姿势和早上一模一样，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我把收音机放到桌上，手轻轻拂掉上面的灰。旋钮还是原来的位置，外壳上有一道很浅的划痕，是刚才拆的时候留下的，边缘还带着一点没擦净的机油黑。 "全部报废了。"我说，口吻很平。 妻子坐在那里，没有出声，像是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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