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自救

买的是最基本的责任险，通不通知保险公司，应该差别不大，充其量就是告诉对方，暂时取消保险罢了。当时的留学生圈里大家都觉得，车子不贵，出车祸的几率也不高，买个刚好满足法规要求的责任险，是最划算的选择。在一个钱要掰成两半花的年代，这种选择就是最优解。没想到，车祸偏偏一再光顾自己。

车祸后的第四天，我开始联系律师，看看有没有办法拿到点补偿。基于我的判断，这是对方的过错，应该可以起诉。我得做点什么，虽然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这就是我当年的逻辑，觉得很简单，明了。

我摊开厚厚的电话黄页，坐在桌前，一页一页地翻，专挑看上去像中国姓氏的名字，只要觉得有点可能，就用笔圈起来，再抓起电话拨过去。

电话一个接一个打过去。有的刚听我说出车祸，就客气地回一句对不起，然后挂断，声音很轻，却干净利落。有的耐着性子听了两句，中间停顿一下像在确认什么，最后是，帮不了。

拨了十几个，回答各不相同，意思却出奇一致：最近很忙，无法承接新案子。我觉得奇怪，大家都那么忙，那报纸和电话黄页上大幅登的广告，又是打给谁看的？

怎么可能。我坐在那儿反复琢磨：这人都快撞死了，就不能起诉吗？不是都说，在美国，小偷被主人锁在车库里挨饿几天，或者自己不小心在人家院里翻墙偷东西摔伤了，都能靠一纸诉状拿到不错的赔偿吗？怎么轮到我这儿，连个愿意接的律师都找不到？

我始终觉得，这场车祸不是我的责任。那条路是个急弯，又是下坡。限速四十五英里，可那辆福特冲出来时，绝不止这个速度。正常人开到那种地方，总会松一点油门，压一下刹车，先探一眼路口，可它没有。它几乎是从坡上扑出来的，车头一冒出来就已经贴到了我跟前。我那时慢得几乎已经停住了。如果他不是开得那么快，如果他肯往前看一眼，如果他方向盘稍微往左带一点，那么宽的路，完全过得去。他看得见我，我却根本看不见他。

几个朋友听说我的事故以后，说的都是同一句话：告他。

美国不是讲法律吗，这种情况肯定是他赔。

我开始一遍一遍回忆车祸的每一个细节，越回忆越觉得自己有理，甚至开始替对方设想理由。他们不主动问我的保险公司，是不是因为知道自己超速了？是不是打算自己去找保险公司先赔一笔了事？还是担心我追究妻子的伤？一辆不值钱的旧车，赔了也就赔了。真正麻烦的是人。如果妻子的伤一直不好，他们赔得起吗？

白天翻电话本，晚上躺在沙发上，又把车祸重新放一遍，像倒带一样。脑子里反反复复出现同一个画面：那辆福特从山坡上冲下来，我慢慢往前滑，然后就是那一下。

一次又一次，画面到那一下总是猛地一顿，接不下去。

有时候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把车停住了。我记得，我是停了。或者说，我愿意相信自己停了。于是每次想起警察，我都会在脑子里默念同一句英文：I stopped. I stopped. I stopped first. 念得多了，连我自己都快信了。

其实，我根本没有真正停住，只是慢得几乎停住而已。

我已经不太记得当时是怎么回的罗彻斯特，大概是坐灰狗，是老王或者谁送我去的灰狗站，哈特福德的那个。回去后最紧要的一件事就是再买辆车，不然寸步难行。

口袋里钱不多，买了辆看着还不错的掀背式白色马自达，花了我2200美元。人生头三辆车的价格，就这样一次比一次翻倍地往前滚。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经济上的担忧，以及基于这种担忧，要不要继续把博士读下去。

那时系里有个上海来的女生，据说拿到博士候选人资格后，花了七年还没能做出可以毕业的论文。导师倒是曾暗示过几次，说可以做应用的，相对容易些，他还提了句，跟我同年级的一个美国人，论文已经基本可以开始答辩了。毕业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先拿到学位最重要。

美国教授说话非常含蓄。导师是个性情温和、心地善良的中年人，办公室的门永远对学生开着，随时可以敲门进去，不管你的想法多么不靠谱、多么幼稚，他都会安安静静、认认真真地听，时不时点点头，很少用否定的语气。时不时的，还买几张球票请我们几个学生一起看，虽然那时候我根本看不懂。他愿意给的，充其量是建议你去问问哪位教授、他是这方面的权威，或者让你去读读哪几篇文章，或许会有启发。

这种“训练”风格和方式，我当年相当反感：说话怎么就不能直接点、清楚点？为什么不霸道点，就像国内的教授？害得自己反复琢磨，最后才发现，想到的“好”点子人家早就想过了。每一个自己觉得新鲜、有创意的想法，其实都已经被无数人认认真真想过无数遍。

基于这种理解，我得出的逻辑是：那些做了很多年的老话题，再往下做会非常艰难。于是我又觉得自己理解了那位上海女生的困境。

就这样，我开始动摇，觉得继续读下去，似乎不是那么有价值。

若干星期后，我收到了法院的开庭通知。

头天一大早，我从罗切斯特开车又去了康州。

一路上，我不停在心里练习那几句英语，想着见到法官以后，应该先说什么，再说什么。我甚至把车祸重新在脑子里演了一遍：那条下坡，那个急弯，那块停车牌，那辆福特，还有我那辆慢吞吞往前挪的庞蒂亚克。我相信，只要让我把事情说清楚，法官一定会明白。

法院在托兰县的罗克维尔，从校区开车大约 15–20 分钟。

车开进镇中心时，街道忽然变窄，两旁是两三层的老砖楼，窗户不大，有的还挂着褪色的百叶窗，窗台上落了一层灰。停车场就在旁边，空位不多，地面有些开裂，缝里长着稀疏的草，一台咪表立在入口处，表头的玻璃蒙着雾气。

法院本身并不起眼。灰色的外墙，几级台阶，门口两根普通的柱子，没有什么威严的装饰。玻璃门上贴着几张通知，字很小。我把车停好，在驾驶座上坐了一会儿，才推门下车。

法院比想象的小，更像一个大点的办公室，一排硬塑料椅子，前面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法官，旁边站着书记员，手里拿着一叠文件念名字。

念到我名字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该是我了。

"State versus——"书记员念了一遍我的名字，念得含糊，我愣了一下才应声。

站到桌子前面，那位给我开罚单的警察也站在旁边，制服笔挺，手里拿着表格。法官没有抬头，先在翻材料。我这才发现，对方司机根本没有来。我愣了一下，往后面的椅子上扫了一眼，没有。不是车祸双方对质吗？不是应该各说各的？为什么只有警察？

法官抬头看了警察一眼。"陈述一下。"

警察照着表格念了几句，语速很平，跟念天气预报差不多：地点、时间、限速、罚单编号、他判定的原因。我一句都没听全，只听懂了几个数字。

轮到我，法官抬眼看了我一下，不到两秒。"你有什么要说的？"

我赶紧开口。我说我已经停了，我说那辆车速度太快，我说那个坡太陡，灌木挡住了视线，我说如果他慢一点，根本撞不上。说着说着，我甚至伸出手，在空中比划两辆车的位置。

法官没打断我，可眼睛已经低下去，重新看那份表格了。

等我说完，他直接说："Ticket sustained."

书记员已经在敲下一个名字，我一下没反应过来，还站在原地。旁边的警察侧了侧身，示意我可以走了。我以为事情才刚开始，其实已经结束了。

法官报了一个数字，我没听真切。等我真去缴的时候才发现，那个数字后面还跟着好几项。什么surcharge，什么court fee，一项一项加上去，原本以为顶多几十块钱的事，最后账单上写着两百多美元。

我拿着那张单子看了半天，也没完全弄明白每一项到底是什么名目，只知道，得付。

来之前，留学生朋友还在说，你这么远跑一趟应该值得，很多时候，给你开罚单的警察因为有事无法到庭，就是你的好运，你会自动获胜。如果当初收到罚单就老老实实交钱，也不过五六十块而已。我听信了那些朋友的预估，只觉得，可能是自己运气不好。同时，我心里也确实觉得，这不是自己的过错。以为这次来，是和对方对薄公堂。

走出法庭的时候，脑子一直是空的。风吹在脸上，很冷。我站在停车场，好半天没有发动汽车。钥匙在手里转了几圈，才慢慢插进锁孔。

直到那时候，我才慢慢明白，对方司机从头到尾都不需要出现。在事故现场，警察已经认定了责任。今天来的，不是为了重新判断谁对谁错，只是走个流程，告诉我那张罚单成立。

我坐进车里，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忽然觉得这些天一直在准备的那些解释、那些分析、那些画在纸上的路线图，全都像小孩子做的作业。没有人想看，也没有人需要看。法庭首先讲的是规则，而我，连规则是什么，都不知道。

很多年后我才真正明白，法庭判定的根本不是你停没停过、停了多久，而是车祸时被撞击的部位。只要是前半部，就是你的过错。如果是后半部，才是对方的错。

我当时其实根本没听明白，自己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拿到的那张罚单。

一路开车，脑子里一直在想：怎么会是我的责任？那块"事故多发地段"的牌子，那段下坡，那片挡视线的灌木，那辆冲下来的福特，一样一样在脑子里转。越想越觉得冤，越冤就越想找人评理。可评理给谁看？警察已经写完了报告，法官也已经作出了决定。

事情结束了，只有我一个人，还站在那个路口。

很多年以后我才慢慢知道，美国不少交通事故的处理，远没有我当年想得那么复杂。现场留下的痕迹、车辆的位置、优先路权，比后来解释得多么精彩重要得多。

可在当时，我带着国内养成的习惯，以为只要把道理讲清楚，事情总会有转机。我甚至还在想，如果自己英语再好一点，法官是不是就会信我。如果能请个律师，结果是不是就会不一样。如果能找到那个路牌的照片，是不是还能翻案。

这些念头，不过是在替自己的无知找出口。

那一年我三十二岁，读经济学博士，数学出身，一向自信脑子够用，分析问题是自己的强项。可第一次真正撞上美国社会，我才发现，自己懂的那些东西，在这里几乎派不上用场。规则一直都在那里，只是我不知道。不知道，却以为自己知道。

回到公寓，天已经黑了。推开门，妻子仍坐在那把木椅上。

一个多月过去，她还是躺不下去。我开门的时候，她睁开眼，对我笑了一下。

"怎么样？"

"没什么。"

她点点头，没再问。她知道，我要是想说，自然会说。

我烧了一壶热水，做了米饭，炒了个西红柿鸡蛋，是她最爱吃的，又拿出鸡肉做了个宫保鸡丁。吃饭的时候，我看着她小心翼翼挪动身子的样子，心里五味杂陈。三年前来美国时的那股一心要做学问、做出点名堂的劲头，在这场车祸面前，忽然显得很轻。

她每挪一下身子，眉头就轻轻皱一下，却始终没喊疼。真正让我难受的，不是她疼，是她不说。她要是骂我几句，我心里反倒舒服些。可她一句也没有。

我也躺在旁边的沙发上睡觉，陪着她。有时半夜醒来，看见她还保持着睡前的姿势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我会愣一下，凑近去看她有没有在呼吸。

"醒醒。"

她慢慢睁开眼。

"去厕所吗？"

她点点头。我扶她站起来，她把大半个身子的重量压在我肩上，每迈一步都要停一下，再走一步。从椅子到卫生间，不过十来步，我们常常要走上好几分钟。回来坐稳，我自己已经满头是汗。这样的事，一天要重复很多次。

那段时间，我常常盯着她坐在那儿的背影发呆，脑子里绕来绕去：我到底还要不要继续读下去。以前觉得，读博士、做学问，是件天经地义的事，值得咬牙坚持。可看着她一步一步挪去卫生间，看着账户余额一天天见底，我第一次认真地自问：这条路，是不是选错了。我是不是该做点什么，给她好一点的生活？

今天回头看，我依然不明白，当年的放弃，对于人生而言，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或许，等到盖棺定论的那一刻，才能知道？至少有一点我非常确信：在某一个短期的节点，所谓成功、失败、挫折、顺利，根本说明不了什么！

（ 2009年初稿，2026年8月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