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自救

買的是最基本的責任險，通不通知保險公司，應該差別不大，充其量就是告訴對方，暫時取消保險罷了。當時的留學生圈裡大家都覺得，車子不貴，出車禍的幾率也不高，買個剛好滿足法規要求的責任險，是最划算的選擇。在一個錢要掰成兩半花的年代，這種選擇就是最優解。沒想到，車禍偏偏一再光顧自己。

車禍後的第四天，我開始聯繫律師，看看有沒有辦法拿到點補償。基於我的判斷，這是對方的過錯，應該可以起訴。我得做點什麼，雖然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這就是我當年的邏輯，覺得很簡單，明了。

我攤開厚厚的電話黃頁，坐在桌前，一頁一頁地翻，專挑看上去像中國姓氏的名字，只要覺得有點可能，就用筆圈起來，再抓起電話撥過去。

電話一個接一個打過去。有的剛聽我說出車禍，就客氣地回一句對不起，然後掛斷，聲音很輕，卻乾淨利落。有的耐着性子聽了兩句，中間停頓一下像在確認什麼，最後是，幫不了。

撥了十幾個，回答各不相同，意思卻出奇一致：最近很忙，無法承接新案子。我覺得奇怪，大家都那麼忙，那報紙和電話黃頁上大幅登的廣告，又是打給誰看的？

怎麼可能。我坐在那兒反覆琢磨：這人都快撞死了，就不能起訴嗎？不是都說，在美國，小偷被主人鎖在車庫裡挨餓幾天，或者自己不小心在人家院裡翻牆偷東西摔傷了，都能靠一紙訴狀拿到不錯的賠償嗎？怎麼輪到我這兒，連個願意接的律師都找不到？

我始終覺得，這場車禍不是我的責任。那條路是個急彎，又是下坡。限速四十五英里，可那輛福特衝出來時，絕不止這個速度。正常人開到那種地方，總會松一點油門，壓一下剎車，先探一眼路口，可它沒有。它幾乎是從坡上撲出來的，車頭一冒出來就已經貼到了我跟前。我那時慢得幾乎已經停住了。如果他不是開得那麼快，如果他肯往前看一眼，如果他方向盤稍微往左帶一點，那麼寬的路，完全過得去。他看得見我，我卻根本看不見他。

幾個朋友聽說我的事故以後，說的都是同一句話：告他。

美國不是講法律嗎，這種情況肯定是他賠。

我開始一遍一遍回憶車禍的每一個細節，越回憶越覺得自己有理，甚至開始替對方設想理由。他們不主動問我的保險公司，是不是因為知道自己超速了？是不是打算自己去找保險公司先賠一筆了事？還是擔心我追究妻子的傷？一輛不值錢的舊車，賠了也就賠了。真正麻煩的是人。如果妻子的傷一直不好，他們賠得起嗎？

白天翻電話本，晚上躺在沙發上，又把車禍重新放一遍，像倒帶一樣。腦子裡反反覆覆出現同一個畫面：那輛福特從山坡上衝下來，我慢慢往前滑，然後就是那一下。

一次又一次，畫面到那一下總是猛地一頓，接不下去。

有時候甚至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把車停住了。我記得，我是停了。或者說，我願意相信自己停了。於是每次想起警察，我都會在腦子裡默念同一句英文：I stopped. I stopped. I stopped first. 念得多了，連我自己都快信了。

其實，我根本沒有真正停住，只是慢得幾乎停住而已。

我已經不太記得當時是怎麼回的羅徹斯特，大概是坐灰狗，是老王或者誰送我去的灰狗站，哈特福德的那個。回去後最緊要的一件事就是再買輛車，不然寸步難行。

口袋裡錢不多，買了輛看着還不錯的掀背式白色馬自達，花了我2200美元。人生頭三輛車的價格，就這樣一次比一次翻倍地往前滾。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經濟上的擔憂，以及基於這種擔憂，要不要繼續把博士讀下去。

那時系裡有個上海來的女生，據說拿到博士候選人資格後，花了七年還沒能做出可以畢業的論文。導師倒是曾暗示過幾次，說可以做應用的，相對容易些，他還提了句，跟我同年級的一個美國人，論文已經基本可以開始答辯了。畢業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先拿到學位最重要。

美國教授說話非常含蓄。導師是個性情溫和、心地善良的中年人，辦公室的門永遠對學生開着，隨時可以敲門進去，不管你的想法多麼不靠譜、多麼幼稚，他都會安安靜靜、認認真真地聽，時不時點點頭，很少用否定的語氣。時不時的，還買幾張球票請我們幾個學生一起看，雖然那時候我根本看不懂。他願意給的，充其量是建議你去問問哪位教授、他是這方面的權威，或者讓你去讀讀哪幾篇文章，或許會有啟發。

這種“訓練”風格和方式，我當年相當反感：說話怎麼就不能直接點、清楚點？為什麼不霸道點，就像國內的教授？害得自己反覆琢磨，最後才發現，想到的“好”點子人家早就想過了。每一個自己覺得新鮮、有創意的想法，其實都已經被無數人認認真真想過無數遍。

基於這種理解，我得出的邏輯是：那些做了很多年的老話題，再往下做會非常艱難。於是我又覺得自己理解了那位上海女生的困境。

就這樣，我開始動搖，覺得繼續讀下去，似乎不是那麼有價值。

若干星期後，我收到了法院的開庭通知。

頭天一大早，我從羅切斯特開車又去了康州。

一路上，我不停在心裡練習那幾句英語，想着見到法官以後，應該先說什麼，再說什麼。我甚至把車禍重新在腦子裡演了一遍：那條下坡，那個急彎，那塊停車牌，那輛福特，還有我那輛慢吞吞往前挪的龐蒂亞克。我相信，只要讓我把事情說清楚，法官一定會明白。

法院在托蘭縣的羅克維爾，從校區開車大約 15–20 分鐘。

車開進鎮中心時，街道忽然變窄，兩旁是兩三層的老磚樓，窗戶不大，有的還掛着褪色的百葉窗，窗台上落了一層灰。停車場就在旁邊，空位不多，地面有些開裂，縫裡長着稀疏的草，一台咪錶立在入口處，表頭的玻璃蒙着霧氣。

法院本身並不起眼。灰色的外牆，幾級台階，門口兩根普通的柱子，沒有什麼威嚴的裝飾。玻璃門上貼着幾張通知，字很小。我把車停好，在駕駛座上坐了一會兒，才推門下車。

法院比想象的小，更像一個大點的辦公室，一排硬塑料椅子，前面一張桌子，桌子後面坐着法官，旁邊站着書記員，手裡拿着一疊文件念名字。

念到我名字的時候，我才反應過來該是我了。

"State versus——"書記員念了一遍我的名字，念得含糊，我愣了一下才應聲。

站到桌子前面，那位給我開罰單的警察也站在旁邊，制服筆挺，手裡拿着表格。法官沒有抬頭，先在翻材料。我這才發現，對方司機根本沒有來。我愣了一下，往後面的椅子上掃了一眼，沒有。不是車禍雙方對質嗎？不是應該各說各的？為什麼只有警察？

法官抬頭看了警察一眼。"陳述一下。"

警察照着表格念了幾句，語速很平，跟念天氣預報差不多：地點、時間、限速、罰單編號、他判定的原因。我一句都沒聽全，只聽懂了幾個數字。

輪到我，法官抬眼看了我一下，不到兩秒。"你有什麼要說的？"

我趕緊開口。我說我已經停了，我說那輛車速度太快，我說那個坡太陡，灌木擋住了視線，我說如果他慢一點，根本撞不上。說着說着，我甚至伸出手，在空中比劃兩輛車的位置。

法官沒打斷我，可眼睛已經低下去，重新看那份表格了。

等我說完，他直接說："Ticket sustained."

書記員已經在敲下一個名字，我一下沒反應過來，還站在原地。旁邊的警察側了側身，示意我可以走了。我以為事情才剛開始，其實已經結束了。

法官報了一個數字，我沒聽真切。等我真去繳的時候才發現，那個數字後面還跟着好幾項。什麼surcharge，什麼court fee，一項一項加上去，原本以為頂多幾十塊錢的事，最後賬單上寫着兩百多美元。

我拿着那張單子看了半天，也沒完全弄明白每一項到底是什麼名目，只知道，得付。

來之前，留學生朋友還在說，你這麼遠跑一趟應該值得，很多時候，給你開罰單的警察因為有事無法到庭，就是你的好運，你會自動獲勝。如果當初收到罰單就老老實實交錢，也不過五六十塊而已。我聽信了那些朋友的預估，只覺得，可能是自己運氣不好。同時，我心裡也確實覺得，這不是自己的過錯。以為這次來，是和對方對薄公堂。

走出法庭的時候，腦子一直是空的。風吹在臉上，很冷。我站在停車場，好半天沒有發動汽車。鑰匙在手裡轉了幾圈，才慢慢插進鎖孔。

直到那時候，我才慢慢明白，對方司機從頭到尾都不需要出現。在事故現場，警察已經認定了責任。今天來的，不是為了重新判斷誰對誰錯，只是走個流程，告訴我那張罰單成立。

我坐進車裡，雙手放在方向盤上，忽然覺得這些天一直在準備的那些解釋、那些分析、那些畫在紙上的路線圖，全都像小孩子做的作業。沒有人想看，也沒有人需要看。法庭首先講的是規則，而我，連規則是什麼，都不知道。

很多年後我才真正明白，法庭判定的根本不是你停沒停過、停了多久，而是車禍時被撞擊的部位。只要是前半部，就是你的過錯。如果是後半部，才是對方的錯。

我當時其實根本沒聽明白，自己到底是因為什麼原因拿到的那張罰單。

一路開車，腦子裡一直在想：怎麼會是我的責任？那塊"事故多發地段"的牌子，那段下坡，那片擋視線的灌木，那輛衝下來的福特，一樣一樣在腦子裡轉。越想越覺得冤，越冤就越想找人評理。可評理給誰看？警察已經寫完了報告，法官也已經作出了決定。

事情結束了，只有我一個人，還站在那個路口。

很多年以後我才慢慢知道，美國不少交通事故的處理，遠沒有我當年想得那麼複雜。現場留下的痕跡、車輛的位置、優先路權，比後來解釋得多麼精彩重要得多。

可在當時，我帶着國內養成的習慣，以為只要把道理講清楚，事情總會有轉機。我甚至還在想，如果自己英語再好一點，法官是不是就會信我。如果能請個律師，結果是不是就會不一樣。如果能找到那個路牌的照片，是不是還能翻案。

這些念頭，不過是在替自己的無知找出口。

那一年我三十二歲，讀經濟學博士，數學出身，一向自信腦子夠用，分析問題是自己的強項。可第一次真正撞上美國社會，我才發現，自己懂的那些東西，在這裡幾乎派不上用場。規則一直都在那裡，只是我不知道。不知道，卻以為自己知道。

回到公寓，天已經黑了。推開門，妻子仍坐在那把木椅上。

一個多月過去，她還是躺不下去。我開門的時候，她睜開眼，對我笑了一下。

"怎麼樣？"

"沒什麼。"

她點點頭，沒再問。她知道，我要是想說，自然會說。

我燒了一壺熱水，做了米飯，炒了個西紅柿雞蛋，是她最愛吃的，又拿出雞肉做了個宮保雞丁。吃飯的時候，我看着她小心翼翼挪動身子的樣子，心裡五味雜陳。三年前來美國時的那股一心要做學問、做出點名堂的勁頭，在這場車禍面前，忽然顯得很輕。

她每挪一下身子，眉頭就輕輕皺一下，卻始終沒喊疼。真正讓我難受的，不是她疼，是她不說。她要是罵我幾句，我心裡反倒舒服些。可她一句也沒有。

我也躺在旁邊的沙發上睡覺，陪着她。有時半夜醒來，看見她還保持着睡前的姿勢坐在那裡，一動不動，我會愣一下，湊近去看她有沒有在呼吸。

"醒醒。"

她慢慢睜開眼。

"去廁所嗎？"

她點點頭。我扶她站起來，她把大半個身子的重量壓在我肩上，每邁一步都要停一下，再走一步。從椅子到衛生間，不過十來步，我們常常要走上好幾分鐘。回來坐穩，我自己已經滿頭是汗。這樣的事，一天要重複很多次。

那段時間，我常常盯着她坐在那兒的背影發呆，腦子裡繞來繞去：我到底還要不要繼續讀下去。以前覺得，讀博士、做學問，是件天經地義的事，值得咬牙堅持。可看着她一步一步挪去衛生間，看着賬戶餘額一天天見底，我第一次認真地自問：這條路，是不是選錯了。我是不是該做點什麼，給她好一點的生活？

今天回頭看，我依然不明白，當年的放棄，對於人生而言，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或許，等到蓋棺定論的那一刻，才能知道？至少有一點我非常確信：在某一個短期的節點，所謂成功、失敗、挫折、順利，根本說明不了什麼！

（ 2009年初稿，2026年8月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