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的寄生與坍塌

在華夏文明的漫長序列中，文學從未作為一種獨立精神實體存在過。它始終是權力的伴生物，是秩序的修辭學。

在古代，文學是科舉的入場券，是文以載道的教化工具，本質上是政教體系的裝飾工程。在當代，文學被納入龐大的科層制供養體系。當文學需要依靠編制與撥款維持體面時，它的繁榮便不再是生命力的溢出，而是一種行政性的景觀營造。

這種被繁榮掩蓋了一個悲哀的事實，主體性早已消亡。它不是在表達世界，而是在配合世界對它的想象。

被養，不僅是一種生存狀態，更是一套深層的心理機制。當寫作者的生存資源、評判標準、榮譽分配都高度依賴於外部結構時，寫作便發生了一種位移：

迴避根源。所有的痛苦都被處理成情緒，而非結構性悲劇。

精緻的偽善。既要享受體制內的安穩，又要通過安穩提供的閒暇去消費孤獨與深沉。

風險對沖。所有的鋒芒都被包裹在委婉的修辭中。這不僅是審查的產物，更是寫作者內化的自我保護本能。

被養者的悲劇是，習慣了在籠子裡模仿鷹的叫聲，久而久之真的以為自己擁有藍天。

漢語的生命力在歷史上曾數次因外來文明的衝擊而爆發，但在漫長的禮制與官僚體系打磨下，它形成了一種極其擅長模糊化處理的屬性。

它極度豐盈於：讚美、調解、頌揚、隱喻、顧左右而言他。

它極度匱乏於：邏輯推演、徹底否定、直擊本質的定義、不留餘地的批判。

當代文學在一種“溫水式”的語言環境中自我內卷。由於缺乏穿透現實的硬核語言，文學只能向內收縮，走向技巧的孤僻與情感的自戀。這種語言的馴化，導致我們擁有無數文字匠人，卻極少產生思想巨匠。

當一個領域被供養制統治，它必然演化為一種內循環的近親繁殖。文壇變成了某種意義上的莊園，既得利益者們通過制定繁瑣、閉塞的評價標準，構築了一道隱形的牆。

上承結構： 負責將外部意志轉化為藝術指標。

下窒新聲： 任何具備破壞性、原始性、未經馴化的野生敘事，都會被這套體系視為不成熟或異類而排斥。

這種格局導致了內容的高度同質化：形式越來越精緻，生命感卻越來越稀薄。它像一盆精心修剪的盆景，雖然繁盛，卻永遠無法長成遮天蔽日的森林。

文學的必然命運不是被時代禁錮，而是被寫作者自己耗盡。

那種根深蒂固的劣根性，“既渴望真理的冠冕，又拒絕真理的代價”，決定了當代文學的走向。當寫作者選擇離開真實，退縮到修辭的安全地帶時，文學就已經完成了它的自我了斷。它不再是刺向黑暗的劍，而是一條覆蓋在現實傷口上的絲綢。

真正的文學，其本質是不合作。不是指政治上的對抗，而是指精神上的不妥協。

獨立的文學不需要繁榮的假象，甚至不需要讀者的掌聲。它只需要寫作者具備一種孤絕的勇氣：不為任何結構背書，不為任何利益潤色，不為任何幻覺修辭。

在這個被繁榮、被養、被占據的文學殘骸里，唯有那些敢於為真話支付昂貴代價的文字，才配得上文學二字。

華夏文學為何無法產生現代性？

要討論文學的現代性，首先要定義什麼是現代性。現代性（Modernity）在文學上的投影，是對個體主體的絕對確立，是對現存秩序的根本性懷疑，以及對絕對真理的去中心化。

而華夏文學的底層代碼是互文性與共謀性：

現代性要求：我，是世界的起點。

傳統邏輯：我是倫理、宗法、歷史坐標系中的一個點。

在這種邏輯下，文學的任務是回歸而非出發，是修正而非重構。

華夏文學的最高境界往往是和解。西方現代文學的母題經常是弒父（打破舊秩序、挑戰造物主），而華夏文學的終點永遠是還鄉（認同祖先、回歸土地、與權力達成諒解）。

缺失的個體孤獨： 現代性要求個體面對宇宙的虛無。但在華夏文學中，孤獨總是被處理成懷才不遇或離愁別恨。這種孤獨是社交性的，是渴望被某種秩序重新接納的撒嬌，而不是真正的個體覺醒。

倫理對真理的覆蓋： 當孝或忠作為最高正義時，文學就失去了探討複雜人性幽微處的空間。真相必須為名分讓路，這導致文學無法產生真正的現代悲劇，那種沒有是非對錯、只有命運碰撞的純粹悲劇。

現代性的核心是斷裂，是告別過去。而華夏文明擁有世界上最沉重的歷史引力場。

在我們的文學邏輯中，所有的現實問題都被預設了古代答案。

當一個作家試圖探討現代權力時，他會下意識地躲進宮鬥劇的皮囊里；

當他試圖探討人性異化時，他會求助於因果報應或輪迴。

這種借古喻今的習慣，本質上是對現代性問題的退縮。它用歷史的確定性，消解了現代社會的不確定性。由於無法在語言中創造出一個“純粹的現代時空”，我們的文學始終在歷史的廢墟里進行精裝修。

現代性文學需要一種如刀鋒般精準的語言，用來剝離現實的假象。然而，經過幾千年科舉與文人文化的洗禮，漢語文學發展出了一套極度發達的遮蔽美學：

意境的陷阱： 追求朦朧、含蓄、言有盡而意無窮。這種美學在審美上是高級的，但在邏輯上是反現代的。它通過美化痛苦，消解了痛苦背後的結構性殘酷。

詞藻的內卷： 當一個社會無法直視核心矛盾時，文學就會在詞藻的華麗度上瘋狂發力。這種“精緻的空洞”正是缺乏現代性的典型標誌。

現代性文學（如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對人性深處暗能量的深挖。而在華夏文明的語境下，惡往往被視為“偏離正道的迷失”，是可以被教化、被感化的臨時狀態。

沒有純粹的惡，就沒有深刻的批判。

由於缺乏對惡的形而上學思考，我們的文學在面對大屠殺、饑荒、結構性暴力時，往往只能產出“傷痕”和“苦難抒情”，而無法產生那種直面人性黑洞的靈魂震顫。

華夏文學至今未能產生現代性，是因為我們試圖在前現代的文明地基上，搭建現代性的腳手架。我們引進了現代派的形式（意識流、魔幻現實主義），但內核依然是那套：尋找歸宿、渴求認同、迴避衝突、迷信循環。

文學的現代性不是學會了某種寫作技巧，而是寫作者敢於剪斷那根連接着文明臍帶的線，作為一個赤裸的、孤絕的個體，在語言的荒原中獨自面對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