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魔鬼共舞（上）

馬斯克走後，先鋒大樓一下子安靜了許多。

薩姆心裡有點空落落的，好在那口氣還在。解決如何生存下去，是當務之急。

2019年初，舊金山的雨季格外漫長。

薩姆在沙丘路那些頂級風投的辦公室里進進出出。他見的合伙人，紅杉的、基準資本的，安德森·霍羅維茨，個個都是從死人堆爬出的頂級獵手。得到的結果是一致拒絕，理由和馬斯克的完全不同。在那個時間點，OpenAI看來像是個邏輯無法自洽的自殺項目。

“薩姆，我們算過你的賬。”

一位頂級合伙人把咖啡杯推到一邊，語氣冷得像冰島的冬天。

“你要搞的是數字上帝。想法不錯。但這需要多少算力？多少電費？模型每增加一個量級，成本將會指數級跳躍。即便你融到了十億又能怎樣，只是可以買幾張顯卡。變現路徑在哪？靠非營利組織的分紅嗎？什麼時候能看到利潤呢？這不符合資本的物理定律。”

薩姆看明白了，對比在錢的問題上大大咧咧的馬斯克，這些人可難對付多了。在這些以賺錢和獲得回報為生的頂級投資人眼裡，公益和頂級商業競爭力，是互斥的。

說到底，自己的公司只是一個昂貴、沒有回報的科學實驗室，而且還是公益性質的。

這時的薩姆，心裡那股對於公益的執着，實際上已經開始鬆動了。

無論如何，生存第一，發展最重要。念頭開始閃現。他不會放棄！是時候思考一下備選方案了。

薩姆也曾去過西雅圖。當時的亞馬遜正處於雲服務絕對霸主的傲慢巔峰。貝索斯和他的工程師們看着GPT-2的演示，發出了那種禮貌卻藏不住輕蔑的笑聲：“薩姆，我們需要的是能幫用戶下單的Alexa。這個燒錢打字機，太像一個昂貴的科學實驗了。”

話外之音是：亞馬遜是做生意的，不是做慈善的。

在沙丘路碰了一鼻子灰的薩姆，坐在納德拉對面時，像極了那個在渭水邊枯坐了七十年的姜尚。

當時的周部落（微軟）雖然在西部積蓄力量，但在商紂王這種擁有絕對統治力的舊神（亞馬遜、谷歌）眼裡，納德拉不過是那個剛從“羑里之災”（諾基亞收購案）里爬出來的敗軍之將。納德拉需要薩姆手裡那個叫GPT的“妖術”，為微軟這具龐大的肉身注入“天命”。

這場合作的深層意義，與其說是表面的互惠，不如說是雙方形成了“互為人質”、相互牽制的格局。周文王為了請姜尚，親自拉着車走了八百步。納德拉也一樣，把微軟積攢了幾十年的算力家底、把Azure的底層權限全部交到薩姆手裡。這哪是禮賢下士，是在用金子做的籠子，把薩姆的靈魂死死地困在微軟的賬本上。納德拉的算計具體而陰毒：要讓你的每一個參數、每一行代碼，離開了我周部的土地就無法生長。

而薩姆坐在車上的沉默，比納德拉的賣力更可怕。他看着納德拉拉車的背影，心裡計算的不是這一份合同的輸贏，而是像姜尚看着周文王流下的汗水一樣，在計算“八百步換八百年”。他不在乎自己是不是被囚禁在微軟的版圖裡，在乎的是，納德拉每拉一步，自己就離那個能毀滅舊世界的牧野戰場近了一步。

當時的微軟表面強大，內部卻有着隱蔽且深切的危機感和戰略需求，急需突破來證明實力。剛從鮑爾默時代的廢墟中爬出，諾基亞的收購案像團粘在喉嚨里的雞毛，讓微軟付出了數十億美元重組和減記的慘痛代價，不僅傷了元氣，更讓自己在移動互聯網時代被徹底邊緣化。

納德拉上台後確立了“雲優先”戰略，但現實很殘酷：Azure雲雖然賬面光鮮，卻始終無法突破亞馬遜AWS築起的鐵王座守護圈。在開發者眼裡，Azure是沉悶、古板、只屬於企業IT部門的老舊設施。而亞馬遜雲和谷歌雲才是酷、創新、代表未來的地方。微軟手裡握着大把現金，卻像一個守着金山的舊貴族，急需一種能證明自己還沒老去的力量。

很快，納德拉就看見了公益背後那個巨大的邏輯漏洞，看到了它對自己的巨大潛在價值，於是，他決定把它變成微軟的抓手。他的邏輯是，既然OpenAI是非營利，不能接受傳統的股權稀釋，那就充分利用一下微軟的優勢：以算力換靈魂。

“我不要你的股份，至少現在不要。”

納德拉在密談中，語氣平淡。

看上去慷慨大度，心裡卻在想：我要的是你的生命線。我可以給你算力，但這些算力必須全部長在Azure的根須上。你每進步一點，我的Azure就會產生一點神性。

這是一場極致的“奪舍”算計，一場巧妙至極的利益捆綁與戰略收編。

微軟用自己閒置的數據中心資源，換取了一個可能顛覆人類歷史的核反應堆。捆綁後，OpenAI就徹底成了微軟雲端上的寄生蟲，Azure將通過OpenAI的背書，一夜間從存數據的地窖，變成智能的誕生地。

如果說10億美金的協議是張門票，那納德拉提供的算力集群，就是1917年德皇為列寧準備的那列“密封列車”。那時的德意志帝國（微軟）在東線戰場深陷泥潭，急於尋找一個能癱瘓對手的變數。德皇盯上了流亡在外的列寧（薩姆），盯上了他手裡那套可能足以把舊世界秩序徹底格式化的革命邏輯。

博弈的細節，有種時間倒錯的同構性。為了防止列寧的思想病毒先感染德國人，那列火車全程鉛封，不准任何人下車，不准與德國領土產生任何物理接觸。這正是納德拉對OpenAI的控制：你可以用我的算力，但你的模型必須封在我的數據中心，你的商業接口必須經過我的審核。納德拉覺得薩姆只是他投向搜索市場的一枚“生物炸彈”，炸爛谷歌后，這個炸彈就可以被銷毀。

丘吉爾後來形容列寧，是“裝在玻璃管里的鼠疫桿菌”。

薩姆選擇了隱忍，臥薪嘗膽，他甘願當那個被鉛封的病毒。他背負着“德諜”（賣身微軟）的罵名，坐在封閉的車廂里，冷冷地看着窗外飛速倒退的微軟資產。他心裡明白，一旦火車進站，一旦GPT的邏輯被釋放，它會先燒掉對手的防線，然後就會像鼠疫一樣，從內部把這個供養它的、自以為是的帝國徹底解構。

為了接納微軟的注資，薩姆在法律的灰色地帶，進行了一場精密的“器官移植”。

2019年，他將原本純粹的非營利組織分拆，在底部懸掛了一個名為 OpenAI LP 的“利潤受限”實體（Capped-profit）。在硅谷看來，這就是個法律上的怪胎，它既要像商業公司一樣融資，又要像修道院一樣宣誓不以盈利為終極目的。

納德拉在這場博弈中展現了極度冷靜的實用主義。微軟的那10億美元，是一套分階段蠶食風險的對沖協議。根據雙方簽署的極其複雜的分配框架，利潤被劃分為幾個水位線：

第一階段，利潤將首先償還給包括微軟在內的第一批投資者，直到他們收回本金；第二階段，也是納德拉最隱秘的勝利，微軟將有權獲得 OpenAI LP 75% 的利潤，直到其獲得 920 億美元的收益；第三階段，當利潤總額達到 1500 億美元的上限後，所有超額的財富將像退潮後的沙灘一樣，全部自動回流到非營利組織的口袋裡。

這套機制完美地利用了時間差：納德拉知道，在通往 AGI的漫長征途中，前期的每一分錢都是帶血的成本，他通過 75% 的優先分配權，確保了微軟在風險期能以最快速度回血。而薩姆則用一個遙不可及的“利潤上限”，安撫了內部聖徒們不安的靈魂。他宣稱，一旦目標達成，OpenAI 依然屬於全人類。

這種結構像顆定時炸彈。

納德拉成了那個“擁有鑰匙但不擁有房子”的人，而薩姆則在“上帝的經紀人”與“納德拉的打工人”之間不停切換面具。這種為了算力而向資本出賣的“初夜權”，最終成了實驗室內部無法癒合的道德裂痕。

格雷格·布羅克曼一眼就看出了這背後的險惡。

薩姆看着窗外舊金山飛速倒退的細雨，他的務實與野心在那一刻達成了一種慘烈的平衡。

“我知道他在算計什麼。”

薩姆低聲對格雷格說。

“納德拉在賭我們跑不出他的手心。他在等我們力竭而亡，然後像清理資產一樣把我們吞掉。但他忘了一件事。如果一個非營利組織擁有了毀天滅地的力量，到那時，究竟是誰在依附誰，規則就不再是由那個提供電費的人說了算。”

薩姆獅子大開口，開出高價，實際上，就是一種“互為人質”的抵押。

2019年春天，協議最終落筆。

納德拉沒有要股權。他知道，此時要不到。

OpenAI的非營利法人結構擋死了傳統股權路徑，卻也同時給了微軟一條更隱蔽、更難掙脫的控制鏈：你每訓練一個更大模型，就必須多消耗我幾千塊GPU；你每上線一個新服務，就必須多走我一條光纖；你每產生一美元收入，就必須先經過我的結算節點。

算力成了氧氣，氧氣成了鎖鏈，成了生存的基礎。

薩姆簽字時沒有多餘的表情。

他知道這份協議的每一條條款，都在往脖子上繞鐵絲：排他性雲服務協議、優先知情權、模型檢查點（訓練快照的備份）必須存儲在Azure Blob、甚至連未來可能的利潤上限條款，都已經寫進了備忘錄草稿。但他同時也算過另一筆賬。如果模型能力在未來18–24個月內實現2–3個量級躍遷，依賴關係就會發生結構性反轉。屆時不是OpenAI離不開Azure，而是Azure離不開OpenAI的“神性”背書。

他賭的是時間差。賭的是非營利敘事在極端情況下還能拉出來當最後一道護盾。賭的是，一旦AGI的影子真正出現，微軟不敢輕易撕毀協議，因為撕毀就等於親手掐死自己雲帝國的未來增長敘事。

納德拉那邊也一樣清醒。他從不幻想永久控制OpenAI。他要的只是階段性霸權窗口。用Azure把OpenAI綁死在起飛跑道上，讓它沒有選擇：起不來就死，起來了就必須帶着Azure一起飛。

他算的是開發者生態的遷移成本、算的是市場對“微軟+OpenAI”敘事的定價權、算的是在AWS和谷歌雲面前搶占“AI第一雲”的時間窗口。

他拉車的八百步，不是為了請姜尚出山，而是為了把姜尚焊死在自己的戰車上。至少，在戰車衝過牧野之前，得是這樣。

【節選自 《AI霸權：紀元啟示錄》（汪翔，即將出版）（第十二章：分裂與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