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韧本可以成为李彦宏的霍去病，在 AI 世界的开疆拓土中立下不世之功，却在 2015 年那个闷热的夏天，成了被推出来平息众怒的马谡 。

即便真是对规则的误读，法务部门与高层审核的集体失职，也该承担主要责任 。在这样庞大的帝国之中，而且是面对如此重大的国际顶级擂台赛，事前若无质询，是系统的集体盲区。若有质询却被压制，则是文化的癌症。

那时的百度，是有资格和实力硬刚微软和谷歌的，那也是中国科技公司第一次，真正站在世界最顶级科技公司的第一线。在同样的擂台赛上，余凯带领的NEC团队曾经拿下首届霸主，这一次，百度的实力至少也是世界三强之一，握着当时最有战力的一支力量。

年底，在中国国内的何恺明，又基于他和他带领的团队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刚造出的ResNet方法，为微软拿下里程碑式的成绩，以3.57%的错误率彻底终结了范式之争 。

2014年2月4日：萨蒂亚·纳德拉正式接任CEO，替代了满足于维稳的守旧的鲍尔默，创始人比尔·盖茨的哈佛好友。这是微软40年历史上第三位CEO，上任时公司正面临多重危机。2015年年底，微软在纳德拉领导下的整顿和转型基本进入稳定轨道，虽然仍在持续推进重大重组，但核心方向已定、局面已稳，市场和内部信心开始恢复。这时候，是从微软挖走高端人才的不错机会。随后不久，MIT和谷歌证明了这点。

如果百度当年足够硬气、足够护犊子，或许有机会吸引何恺明这位后来冠绝AI视觉界的顶级科学家，整个中国AI的命运轨迹，恐怕都会彻底改写。那么，万亿参数的大模型时代，脊梁骨可能就长在中关村，而非硅谷 。然而，这种假设在“内卷内耗”的文化软环境面前显得如此苍白 。

如果有人说，当年的百度内部，有人顺水推舟，看到了潜在的风险，却借助机会，给吴韧挖坑，我也不会吃惊。嫉贤妒能，擅长勾心斗角，内部倾轧，为个人小利抛弃道德底线，这类事，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太常见。毕竟，这原本就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英雄出头，必遭暗箭；天才耀眼，必被灭灯；任何试图改变轨迹的锋芒，都注定被自家骨子里的懦弱与阴毒亲手掐灭。

无论当时的李彦宏承受着多大的国际舆论压力，最底层的逻辑依然是那种“集体利益至上、维稳优先”的底色：为了保全大局，必须牺牲那个最具锋芒、最不合群的异类。

这正是中华文明最根深蒂固的劣根性的体现。

如果百度当时选择硬刚，像马斯克那样，不仅不追责，反而追加十亿美元预算，让他放马奔腾，披荆斩棘地继续冲锋，那么这位智勇双全的猛将，大概率能成就霍去病式的传奇，彻底改写中国乃至全球AI基础设施的发展轨迹。后来OpenAI的那些辉煌成就，或许也要两说了。百度很可能成为那个真正把计算力推到极致、提前引爆下一代AI浪潮的公司。而且，那为数众多的战将，也不会寒心离去。

百度的这次处理，不仅是公关上的短视，更是战略上的极度软弱。它完全不明白，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想要成就一代霸主，公司的文化底色里必须有一种横刀立马的霸气：即使天下人都嫌弃我，我也要护住我的团队。这种“护犊子”的硬度，在历史上本就是弱者向强者实现跃迁的重要资本。

技术史与战争史反复证明，失败本身，往往只是转向的信号。当年格鲁夫治下的英特尔在遭遇日本存储芯片围剿的灭顶之灾时，如果也像百度这样通过切割和妥协来求全，就不会有后来称霸全球的微处理器帝国。华为在遭遇制裁的极端危机下，如果不是靠着那种“即使全世界都断供，也要保住研发火种”的骨气，就不可能完成从应用层到底层架构的史诗级逆袭。

危机是检验公司基因的试金石，只有在极度受压时敢于“硬扛”的公司，才能让团队产生一种超越契约、近乎宗教般的忠诚。

可惜，当时的百度眼里只有股价的波动。它根本无法理解，股价的起伏不过是资本市场的无聊游戏，而一个被伤了心的顶级技术团队，是任何财报都修补不回来的。

如果当时选择硬扛，它本可以利用这个“被围猎”的机会，完成一次企业精神的史诗级加冕。它完全可以采取更强硬的方案：调离吴韧的岗位以平息争议，将他转入另外的核心科研部门继续领军。

这样做，百度向全球AI天才发出的信号将是震撼性的：“在这里，人重于一切。只要你为公司冲锋，公司就是你永远的避风港和坚强后盾。”这种在危难时展现出的骨气，足以让百度瞬间超越对手，成为全球技术人心目中真正不可撼动的殿堂。

遗憾的是，百度在保护人才方面表现出了令人齿冷的懦弱与屈从。它像一个急于在洋大人面前洗清嫌疑的管家，在真相尚未定论时，就先把自己人当成了投名状。为了保住那点虚幻的股价，亲手折断了自己的脊梁。这一局，百度在骨气的对垒中输了个干净。

不仅损失了一位顶尖的异构计算专家，更错过了那个将“国际危机”转化为“霸主凝聚力”的唯一机会。它向全世界证明了：在关键时刻，这家公司没有护航的胆量，只有下跪的膝盖。这种软弱，让它从此失去了成为一家伟大公司所必须具备的气场和灵魂。

我们来看看类似的例子，霸主们是怎么样处理的。

冷战时期的美国军工体系，是一个规则、审计、国会调查高度交织的高压环境。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洛克希德内部诞生了被写入工业史的“臭鼬工厂”。这支团队的工作方式，从一开始就系统性地违反常规军工流程：项目的审批周期被大幅缩短，工程师直接对最高负责人汇报；测试与设计高度并行，跳过冗长的层级审查；大量原型机在规则未明前就被推向试飞。

在任何一个“合规优先”的公司里，这样的团队都会被视为风险源头。

但洛克希德的选择恰恰相反。

每当国防部或国会质疑项目合法性，洛克希德高层的态度只有一个：问题由公司承担，人不能交出去。他们可以修改制度、补齐文书、解释流程，但绝不允许将工程负责人推上政治祭坛。

正是这种近乎“护短”的态度，使臭鼬工厂交付了 U-2、SR-71 等一系列突破物理边界的奇迹。

美国后来在空天领域的代差优势，本质上不是制度，而是在制度尚未适配技术时，组织愿意先为技术让路。规则可以慢慢补，工程师一旦寒心，就再也回不来。

2009年至2010年，丰田经历“踏板门”危机，美国国会公开听证，主流媒体轮番轰炸。按照惯例，最简单、也最能迅速止血的做法，就是找出一位工程负责人承担全部过错。

但丰田没有这样做。

内部调查极其严苛，丰田承认体系变形，也承认警报机制迟缓，唯独拒绝一件事，不公开祭旗工程师。丰田高层非常清楚，一旦在压力下牺牲工程负责人，就等于向整个组织释放信号：在关键时刻，工程师不是公司的底座，而是缓冲垫。这将直接摧毁“改善文化”的根基。

结果丰田选择用更慢、更痛苦的方式承担代价：重构质量流程，接受更严监管，以企业信誉而非个人人头作为修复成本。

三年后，丰田重回顶端，得益于它没有在恐慌中毁掉工程体系的灵魂。

在半导体史上，台积电在其早期阶段多次被美日企业指控“不公平竞争”。但张忠谋在公司内部反复强调：技术体系一旦被外部力量定义为“可随意清洗”，这家公司就永远不可能成为核心节点。因此，当外部压力指向具体工程团队或技术负责人时，台积电采取的是一种极其克制却坚定的策略：对外承认制度需要协调，对内明确表态，工程师不是谈判筹码。

这是一种高度理性，智慧满满的判断：在高度垄断的产业中，唯一不可替代的资产是人对组织的长期信任。正因如此，台积电最终被围堵却不可替代，被施压却无法清洗。规则可以被重新谈判，但工程核心不可触碰。这不是道德选择，而是技术主权的底层逻辑。

对照这三家公司的行为，百度在那场风波中的选择，问题便不在“对错”，而在胆识、气质与基因。

那不是一次普通的学术违规处理，而是一场发生在国际技术权力结构高度紧张时期的制度碰撞。在这样的节点上，任何一家志在成为技术中心的公司，都必须做出一个判断：是站在他人给出的对规则的字面解释后面，还是选择对自家工程体系全力托底。

百度选择了前者。它迅速切割、迅速表态、迅速献祭，试图用服从换取可能被赐予的宽恕。

而历史一再证明：强者从不因下跪而被原谅，只会因此被确认“不配托付未来”。

这种硬刚个性，在硅谷的两代霸主，埃隆·马斯克和拉里·佩奇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马斯克的 SpaceX 连续三次发射失败，火箭在空中炸成烟花，整个美国主流舆论都在等着看他破产的笑话时，马斯克站在所有镜头前说：“失败的是我，而不是我的团队。他们都是最棒的。我们要再试第四次，哪怕卖掉我所有资产。”

这种“以身挡枪”的强悍和霸气，让全球最顶级的工程师坚信：只要跟着马斯克，哪怕捅破天，他也会第一个站在最前面。

拉里·佩奇同样拥有这种硬度。当年谷歌因安卓卷入版权诉讼，佩奇在法庭上冷冷亮剑：技术体系的解释权，只能握在我们自己手里。他绝不把安卓之父当作和解的祭品。这种“宁可玉碎”的姿态，才让谷歌真正蜕变为全球移动互联网的宪兵。

在马斯克和佩奇的世界观里，顶级人才一旦寒心，整个帝国的创造力就此枯竭。

如果马斯克遇到类似围猎，他大概会第一时间冲上 X 平台怼道：“这就是典型的学术圈的双标狗屁！你们在怕失去霸权？有种的来面对面硬刚，别给我玩阴招。”

然后当众把吴韧拉到聚光灯下：“他不是问题，他是英雄！问题在你们。我要加倍投资他的项目，让他放手一搏，改变世界。他一定能够改变世界！让你们那些含糊不清的规则去死吧！”

回头再看看马斯克处理 Autopilot 安全调查：不切割团队，反而公开嘲讽监管落后，加码研发预算，用产品迭代反转舆论。那就是典型的马斯克主义！

佩奇则会像精密的战争机器，调动顶级法律军团死战到底，用创新碾压规则。

这两人向世界证明了：真正的王者从不跪舔规则，他们撕碎并重写规则。

而百度在那场风波中表现得像个战战兢兢的小学生，为了让华尔街的“成绩单”好看一点，亲手把核心团队的脖子递了上去。这种骨头硬度的代差，决定了谁能改写规则、谁只能跪在别人制定的规则里苟延残喘。历史从不怜悯那些在风暴来临时先砍自己人祭旗的公司。它只会记住：谁敢把脊梁挺直，谁才能站到时代的王座上。

【节选自 《AI霸权：纪元启示录》（汪翔，即将出版）（第八章：百度的辉煌与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