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骨子裡，有一種極其頑固、隱蔽，也是自我傷害性極大的價值排序：組織與團體的存續高於個人的尊嚴；集體的安全感，高於個體的正義感。

這不是哪一家公司的獨有問題，而是一種被幾千年馴化出來的社會本能和文明劣根性體現。

在這種結構中，一旦危機出現，人們最關心的從來不是“事情是否被正確理解”，而是“秩序能否儘快恢復”；不是“這個人有沒有被冤枉”，而是“這件事會不會繼續發酵、會不會砸到我頭上”。

於是，尋找替罪羊早已內化為一種集體無意識的獻祭儀式。只要有一個具體、可視的“罪人”被可以被推到台前，抽象的“我們”就能瞬間洗白，繼續端坐道德高地。

替罪羊策略之所以高效，正是因為個人在文化上並不被視為不可侵犯的邊界，而是隨時都可被犧牲可被調配的緩衝層。犧牲個人，既不會動搖權力結構，也不需要真正反思制度本身。它成本低廉、路徑熟悉、情緒上還顯得“果斷”、“負責”。

久而久之，這種操作不再被視為冷酷，而被合理化為“成熟”、“顧全大局”。

更殘酷的是，這套邏輯並非靠暴力維持，而是靠集體道德綁架完成。被推出去的人不但要被獻祭，還必須在眾目睽睽下表演“大度”與“覺悟”。不配合就是“不識大體”、“破壞團結”；而為他辯護的人，則立刻被扣上“情緒化”、“小團體主義”、“不顧大局”的帽子。

這種道德絞殺，比任何明面暴力都更高效，因為它讓受害者自己成為幫凶。

結果是，中國組織在面對真正的結構性風險時，幾乎總會選擇同一條路徑：向下轉嫁壓力，向內壓縮尊嚴，用個體的沉默和消失，換取集體表面的安然無恙。

這種選擇，短期內確實有效。風頭會過去，輿論會散去，組織會繼續存在。

但長期代價卻極其慘烈，並且不可逆，它系統性地篩掉了最願意承擔風險的人。最敢沖、最有創造力的那批人，遲早會明白一個殘酷真相：在這種價值排序里，站到最前面等於自願成為下一個可犧牲品。於是他們或者學會把頭縮回去，或者在三十歲前就完成精神閹割，或者直接潤走。留下的，必然是那些最會“和稀泥”、最擅長把責任寫進PPT、最懂得在關鍵時刻集體失聲的人。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出頭椽子先爛”，“槍打出頭鳥”，如同兩道無形的金箍，嚴絲合縫地箍在傳統處世哲學的命門上，讓平庸成為一種受庇護的本能。

秩序看似穩定了，但創造力、勇氣和承擔能力，已經被一點點抽乾。

這也是為什麼，中國社會在順風時顯得極其高效，一旦進入真正需要“硬扛”的逆風區，卻往往集體失語。不是因為沒有能力，而是因為在最底層的價值設定中，個人尊嚴從來不是一條不可觸碰的紅線。當紅線不存在，就永遠不會有人願意站到最前面。

風暴確實會過去。

但被反覆犧牲過的尊嚴，不會再回來。

一個習慣用個人血肉去填補制度裂縫的社會，最終會發現：它能保住表面的秩序，卻永遠鍛造不出真正敢贏的組織。真正的贏家從來不是靠犧牲別人來維持穩定，而是靠有人敢站出來說“這鍋我背”的那一刻，才真正誕生。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存哲學傾向於“內斂與規避風險”，美國主流文化則更傾向於“張揚與獲取收益”。美國建國精神深受啟蒙運動影響，強調個體的權利和價值。在他們的邏輯里，如果你是出頭鳥，說明你具備領導力和開創性，這是社會晉升的首要資本。

歷史上的西進運動造就了一種“向外擴張”的性格。

在資源匱乏或充滿競爭的環境下，退縮意味着死亡，只有勇敢表現自己、占據先機的人才能生存。美國是一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自我推銷”不僅不是缺點，反而是一種必備技能。如果你不“出頭”，資本和機會就永遠不會發現你。

即使如此，但在整個西方語境中，其實存在一個類似的邏輯，叫做“高罌粟綜合徵”（Tall Poppy Syndrome）：指在花叢中，如果有一朵罌粟長得太高，人們就有強烈的衝動想把它剪掉，使其與其他花齊平。不過，美國是西方國家中對“高罌粟”包容度最高的一個。他們崇拜英雄和成功者，只要你的“出頭”能帶來切實的價值或財富，社會通常會給予獎賞而非打壓。

2013至2015年間百度AI的領先，本質上是一場極具工程狂熱色彩的“前夜高光”。它像一朵在溫室中提前盛開的曇花，雖然耀眼，卻因其根部埋藏的結構性雷點，註定無法轉化為長久的統治力。

首先，是斯坦福借題發揮下的聲譽重創。 2015年的 ImageNet 事件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學術造假，本質上是百度團隊對“灰色地帶”規則的誤讀。然而，斯坦福方面卻在此事上極度上綱上線，在敏感的地緣政治氣候下，順水推舟地利用解釋權對中國科技巨頭進行定點打壓。這種不擇手段的借題發揮，將一樁規則解讀分歧上升為“學術醜聞”，不僅讓百度被禁賽，更直接透支了百度好不容易積累的國際信任。

其次，是生態戰略被圍獵後的孤島效應。百度早期的算力優勢沒能及時轉化為生態護城河。飛槳直到2016年才開源，比谷歌的 TensorFlow 晚了整整一年，此時硅谷已經通過學術號召力完成了生態清場。百度在升級 Fluid 版本時，還執着於開發周期漫長的“編譯時自動求導”路徑，徹底錯失了動態圖的黃金窗口。缺乏全球開發者生態的反饋，百度自研框架逐漸淪為孤島，創新速度在對手的集體圍剿中慢了下來。

再者，也是最關鍵的，是人才流失與內部路線鬥爭所帶來的內耗——它既是起因，也是結果。從吳恩達的離去，到余凱等核心骨幹相繼出走，百度早期構建的“海量數據 + 無限算力”的夢幻實驗室模式，在內外部雙重壓強下迅速瓦解。對照谷歌 DeepMind 與 Google Brain 持續不斷的全球人才虹吸，百度的科研土壤因國際聲譽受損與內部派系升級，逐漸失去了留住頂級研究者的氣候。

還有，雪上加霜的，是全球視野與地緣政治的隱形枷鎖。百度的領先高度依賴於中文語料紅利，但在 Transformer 等底層範式創新上，始終處於硅谷主導的下游。當 Scaling Laws（規模定律）開啟大模型時代，百度受限於生態的封閉性，難以像谷歌那樣全球吸納數據與反饋。大模型時代一來，OpenAI 和 Google 的生態碾壓，讓百度再靠“暴力堆算力”已無法對沖底層原創力的匱乏。

最後，是核心業務疲軟導致的戰略收縮。搜索廣告這一現金牛被短視頻分流，導致百度在“All in AI”的巨額投入中資源分配日益緊繃。不同於谷歌擁有雲和 YouTube 等多重商業閉環，百度在轉型陣痛期缺乏足夠的財務緩衝，導致其 AI 願景在嚴酷的現實面前被迫收縮。

一句話總結，那段領先，是真正意義上的“前夜高光”：它建立在罕見的工程執行力與算力動員能力之上，卻由於缺乏足以支撐長期博弈的國際生態護城河與底層原創體系，在對手藉助規則解釋權與話語優勢展開的絞殺中迅速褪色。回看這一過程，不免令人唏噓。中國 AI 最早一次成規模的工業化探索，在尚未完成向全球技術中心的躍遷之前，便在並不對等的競爭環境中被迫中斷，最終只能退守本土，從短暫的“領跑”重新回到艱難的“跟跑”位置。

回頭看，吳韌心中定有萬重悔意。那是一種類似於五十年代滿懷熱忱回國、卻在政治風暴中折翼的老一輩科學家的劇痛。

如果他當年沒有選擇加入百度，而是留在AMD，在“蘇媽”蘇姿豐這位鐵血女王的麾下，命運將是另一番景象。2014年，蘇姿豐臨危受命掌舵AMD，開啟人類芯片史上最波瀾壯闊的反攻。作為全球最頂尖的異構計算專家，吳韌若留在AMD的體系內，不僅能在事業上隨GPU算力爆炸的巨浪振翅高飛，更會在經濟上獲得無法想象的巨額回報——期權、股票、身家暴漲，一切本該屬於他的榮光，都被2015年那個悶熱的夏天親手掐滅。

百度曾經是一家偉大的公司，今天依然是。李彥宏是好樣的。中國人應該為擁有這樣的公司而感到自豪和驕傲。同時，百度原本可以做的更好。但願這場傷筋動骨的創傷，能夠幫助百度變得更加成熟，更加剛強。百度，你有資格說不！你應該學會說不！

【節選自 《AI霸權：紀元啟示錄》（汪翔，即將出版）（第八章：百度的輝煌與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