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的行程，是由台湾政府的“统战”部门负责接待的，回来时，台湾人还耍小聪明，给每个人送了几枚印有”反攻大陆“字样的领带夹，我拿着觉得好笑。领带倒是做的不错，当年台湾生产的小商品的档次不低。

正是在那一年，两岸关系开始破冰。

在台北，我们接触了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政治人物，也接触政府官员、地方行政首长、经济技术官僚、学者和企业界人士。整个考察试图看的，是一个社会怎样从贫穷和农业经济走到工业化，又怎样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经济、教育、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变化。 

台湾方面大体上挺客气，照顾非常周到，热情，细小的地方，有人塞了政治宣传的私货。

当时的台湾，本身正处在一个剧烈转型的中间点。

蒋经国1988年去世，李登辉继任。1987年解除戒严后启动的政治变化，到九十年代初明显加速。1991年，长期没有全面改选的第一届资深“国大代表”退职。1992年底，“立法院”完成全面改选。国民党仍然牢牢掌握政权，但是过去那套政治结构正在解体。与此同时，民进党已经从党外运动和街头政治进入正式的制度竞争。1992年底的“立委”选举以后，民进党已经成为台湾最主要的反对党。一批后来影响台湾政治二三十年的人，正是在这个时期迅速上升。

在台北有个晚上，安排了一场类似酒会的活动。场地有点像个简单的大教室，或者教餐厅，来的人很多，乱哄哄的，噪音很大。让我想到了几年前在人民大学学生食堂二楼的那种晚会，只是这里只聊天不跳舞，也没有音乐。不过，噪音分贝丝毫不低，很多时候得扯着嗓子吼叫。在那里，我们见到了陈水扁，也见到了不少民进党的重要人物。陈水扁当时四十出头，刚在1992年底再次当选“立法委员”，正处在政治生涯迅速上升的时期。后来他当上了台北市长，成为民进党第一个台湾地区领导人，当然，还有再次进监狱，原因则差别巨大。

1993年的我们，当然不知道这些。当时给我的感觉是有点怪，他看上去很普通，就像个普通的老师。我当时也没在意，不知道民进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更不可能想到，会有今天这种能够左右台湾命运的力量。大家站在一起，说话，交谈，端着杯子走来走去。对于我，和在人民大学举办的普通聚会，没有什么差别，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大的印象。估计是我太轻微，没有“策反”的价值。或者，台湾政府早已指示，在政治方面要尽可能保持克制，操作中性。

不过，感觉还是有点奇妙，昔日觉得遥远不可及的台湾宝岛，自己居然能够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实实在在的踏上它的土地。当年出国时为了搞到因私护照，需要海外或者是港台关系，自己的家乡又是有名的台乡，当年老蒋带去了大量的老乡军人，于是想到了台湾关系。于是，为了一个来自台湾同胞的证件，从北京到武汉，来来回回的跑过三趟，最终无法善终，记忆却依然清晰、深刻。

那一刻自己第一次发现，一个过去非常抽象、遥远的政治概念，现在变成了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也说中文，也开玩笑，也谈现实问题，也有各自的性格。看上去，根本没有什么不同，除了讲的中文带点不一样的口音，使用的文法，有点不一样的味道。

回头看，1993年正好是观察台湾政治极有意思的一年。国民党仍然是执政党，李登辉已经逐渐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但国民党内部并不平静。党内围绕本土化、两岸政策以及政治改革存在明显分歧。同年8月，新党正式成立。

另一边，民进党已经证明自己不再只是一个抗议力量，它已经开始准备执政。

后来我们去了高雄，在那里与高雄市长吴敦义举行了见面会。高雄是台湾最重要的工业和港口城市之一。要理解台湾的工业化、城市化、地方治理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高雄本身就是一个重要样本。吴敦义当时四十五岁左右，给人的印象是睿智，精明强干，脱俗，已经担任高雄市长数年，是当时台湾政界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后来他担任过国民党秘书长、行政院长、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和国民党主席。这些是后话。 

1993年，我们见的是一个正在管理台湾最大工业城市之一的地方行政首长。

在高雄，我们有幸站在岸边，近距离看到了不远处海面上的“成功号”导弹巡防舰。这艘军舰1993年5月才正式成军，看到它时服役不过一个多月，是台湾海军当时最新的一代军舰。与大陆海军当时仍大量使用的051型驱逐舰相比，优势主要在电子设备和综合作战能力。它装备了远程对空搜索雷达、“标准”中程防空导弹、反舰导弹、近程防御系统和反潜直升机，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防空、反舰和反潜体系。当时大陆更新一代的052型“哈尔滨号”尚未正式服役，即使到第二年服役，其舰载防空导弹仍以近程防空为主。站在1993年那个时间点看，“成功号”的舰载电子系统和中程防空能力，明显领先于大陆当时已经服役的主力水面舰艇。

我们还专门去了台湾农村，到一家农户家里吃饭，记得很丰富，种类特别多，也很油腻，估计主人是好心，担心我们在大陆吃的缺油，却忘记了，我们这些人已经在海外生活多年。我们就此看到，台湾农民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或许，这里面也有类似大陆的那种“特制样板”的成分。台湾的个山多地少的岛，农户土地并不多，一家几亩、十来亩，而且过去常常东一块、西一块。台湾五十年代实行土地改革以后，大批佃农有了自己的土地，但也由此形成了大量规模很小的家庭农场。后来工业化越来越快，年轻人不断离开农村，到城市和工厂工作，小块土地靠一家人下田耕种越来越困难。这种城市化过程，倒是和美国经历过的类似。

台湾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重新把土地收拢成大农场，而是在保留家庭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改造农业的生产条件。其中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农地重划。原来零碎、不规则的田块重新整理，道路、灌溉渠和排水系统也跟着重新修。过去机器进不去的田，拖拉机、插秧机和收割机可以直接进去。自己没有机器也不要紧，到了插秧、收割的时候，可以请专门的农机户来做。

我们1993年看到的台湾农民，和原来头脑里“农民”的概念，已经很不一样了。

他们还是小农，土地还是自己的，家里也还种田，但一家人的生活已经不完全依靠那几亩地。年轻人可能在城里或者附近的工厂上班，老人留在家里种田。农业收入只占家庭收入的一部分，工资、做生意和其他收入已经越来越重要。农村的公路、水电、住房和家用电器也已经相当普及。我们走进农户家里吃饭，看到的不是一个与城市隔绝的贫困农业家庭，而是一个已经进入工业社会、却仍然保留着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家庭。

这其实是台湾农业发展到1993年时最值得看的地方。农业在台湾经济中的比重已经很小，靠种田生活的人越来越少，政府面对的问题也早已从“怎样多打粮食”，转变成“这么小的农业怎样继续经营，农民收入怎样不被城市居民甩得太远”。因此，八十年代以后台湾农业开始更多地向水果、蔬菜、茶叶、花卉等高价值农产品调整，同时发展冷藏、加工、运输和销售。到了1992年，台湾又开始实施“农业综合调整方案”。我们去的时候，这套调整刚刚开始。

台湾方面还特别安排我们去了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当年的他们自己，不可能会想到，有一天，新竹工业园的一场火灾或者是一场地震，会让整个世界无法入眠，会让华尔街剧烈震荡。

1993年的新竹，园区已经建了十三年，全部从业人员大约两万八，厂房一片一片分布在园区里，大多是低层的白色或灰白色建筑，道路宽，厂区整齐，绿化也很好，看上去像个规划得很规整的新工业区，而不是后来那种巨大的半导体产业基地。

我们坐车进去，看到的是一座座电子厂、办公楼和还在继续开发的土地。这里和传统工业区很不一样：没有烟囱，没有煤场，也很少看到重型卡车，工厂外面相当安静。

我们进去几个“车间”走了走。那时台湾最拿得出手的，还是电脑和配件，主机板、显示器、扫描器以及各种电子零部件大量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很有竞争力。

年轻人，带着一个小包，语言不通，满世界跑推销的故事，就是在那时候听到的。台湾人闯荡世界市场，一步步从贫穷走向富裕，所经历的磨难和艰辛，丝毫不亚于后来的温州人。

新竹正在发生变化。1980年代初，电脑和配件产业一度占园区销售额的七成以上。到了我们访问的1993年，集成电路第一次超过电脑和配件，成为园区销售额最大的产业。

台积电成立只有六年。它当然已经不是一家小公司，但远没有后来那种国际地位。回头看，台湾当时已经在押一个很大的赌注：不满足于永远替外国公司生产配件，而是要往产业链上游走，进入技术和资本门槛高得多的集成电路产业。

新竹科学园区本身就是为这个目标设计的，旁边有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和工研院。政府把土地、道路、水电、厂房、税收优惠、海关和行政服务集中起来，又有意识地从美国吸引台湾工程师和科技人员回来。七十年代开始送去美国留学的台湾人，这时候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了。他们回到台湾领导技术创新，工研院做技术，大学培养工程师，政府把基础条件搭起来，再让企业把技术变成产品。它不是简单划出一块地招商，而是在有意识地建立一个完整的高科技产业群。

如果当年的台湾也和后来的大陆一样，对回国的人只使用不信任，重点是用自己的嫡系，那么，台湾大概率没有今天的台湾！这点应该是两岸最重要的差异所在，骨子里的不同。

1993年我们看到的，正是这个计划开始显出结果的时候。

那一年园区销售额已经达到约48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近一半，全部员工还不到三万人。台湾当时的目标已经很清楚：电脑和配件可以替别人生产，但芯片要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要把新竹变成台湾向世界高科技产业上游发展的基地。

没有谁，能够在那个节点，预测到，后来台积电会能够发展到的程度。历史是由大量的偶然和必然，搅合在一起，发酵之后的结果。站在1993年的新竹，结果还远没有出来，但方向已经非常清楚。那一年，集成电路第一次超过电脑和配件，成为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最大的产业。

我们正好赶上了这个转折点，却没有意识到它的真正意义。

日月潭这个名字，我们在小学课本里就知道。

在大陆几十年的课本、地图和读物里，说起台湾，总会有阿里山和日月潭。阿里山是山，日月潭是一泓碧水，远远地印在海峡那边。看过多少次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几个字非常熟，每次提起，就觉得，应该是神仙生活的伊甸园，是一个熟得像去过的地方。

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真的能去，坐在船上，用手抚摸那碧波荡漾的湖水。

1993年6月底的那个周末，一行人到了日月潭。日月潭在台中附近，从台北出发，车子一路向南再进山，大概开了近三个小时。台湾盛夏的山，看不见裸露的黄土和岩石，树木从山脚一直铺到山顶。竹子、阔叶树、藤蔓和灌木挤在一起，深绿里面套着浅绿。太阳很烈，山却是湿的，车窗外不时掠过一片水光，空气中仿佛连绿色都是潮的。

这种极致的湿热与密实，和江汉平原那种滚烫、蒸腾着烟火气的燥热全然不同。也远不是北美安大略湖畔或新英格兰温带森林里那种清透、疏朗的绿。那是一种被亚热带季风和高山雨水反复冲洗、永远洗不透的原始生命力。阳光虽毒，底色却是纯粹的水汽，连呼吸都带着沉甸甸的草木腥甜。车子钻进那片水光山色里，仿佛一头扎进了一块永远不会干涸的巨大翡翠。

转过一道山，一个狭窄的山道，日月潭忽然出现在前面。初步看，就像一个大水库，昔日记忆里的那股神秘感，没有出现。我们在水社码头上船。岸上已经很热闹，饭店、商店、招揽游客的人声挤在一起。船一离岸，这些声音便落在后面了。湖面渐渐宽起来，四周的山伸进湖里，把湖岸围成几道浅浅的弯。湖心有一座小岛，岛不大，树木葱茏，岛上有一座小亭。船家说，这就是光华岛，岛的一边是日潭，一边是月潭。

水很绿。近岸是清透的绿，到了湖心颜色渐深。太阳从云里出来，湖面忽然碎成万点银光。云影压过来，那些光又一下子灭了，只剩下一湖沉静的碧色。船头劈开水面，白浪沿着两舷向后翻卷，过一会儿又慢慢平下去，刚刚被打碎的山影重新合在一起。

四周全是山。最近的一层浓绿欲滴，树叶在阳光下闪着光。第二层已经有些发蓝，再远的山隔着水汽，只剩下一抹淡青，最后融进夏日湿润的天空里。对岸山上立着一座塔，小小的，像是谁用笔轻轻点上去的。

船行到湖心，码头和房子都远了，只看得见青山围着绿水。风从湖面迎面吹来，带着潮湿的凉意，与头顶六月的烈日混在一起。

我站在船边，看着那些山一座一座从眼前过去。

忽然想起小时候课本里的日月潭。

日月潭没有西湖的粉黛，没有东湖的市井，也没有昆明园林的规整。它是高山环抱之中的一潭原生碧水。岸边虽有水社码头和商业街，但只要船一离岸，那种由群山包裹形成的封闭感与深邃感，便将一切人声隔绝在外。它是纯粹由山水、日光和雾气构成的自然剧场。

日月潭并不是以大片人工种植的荷花或莲花闻名的西湖式“接天莲叶无穷碧”。在日月潭的自然生态中，更常见的是四周铺天盖地的天然林木、没入水中的蕨类与灌木。虽然在一些湿地或浅水湾（如早期某些水域或日月潭周边的生态步道旁）可能会有零星的荷花或水生植物，但它绝不是一种主打“接天莲叶”的江南水乡风情。日月潭的底色，是水面上纯粹的碧绿、深浅错落的山影，以及迎面扑来的、带着高山草木腥甜的湖风。当船行至湖心，四周全是山，你看不到荷花，眼里装满的只有那层层叠叠、从浓绿化为淡青的无尽山峦。

（汪翔，2026年10月1日，写于美国俄亥俄州，伊利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