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的行程,是由台灣政府的“統戰”部門負責接待的,回來時,台灣人還耍小聰明,給每個人送了幾枚印有”反攻大陸“字樣的領帶夾,我拿着覺得好笑。領帶倒是做的不錯,當年台灣生產的小商品的檔次不低。 正是在那一年,兩岸關係開始破冰。 在台北,我們接觸了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政治人物,也接觸政府官員、地方行政首長、經濟技術官僚、學者和企業界人士。整個考察試圖看的,是一個社會怎樣從貧窮和農業經濟走到工業化,又怎樣在這個過程中發生經濟、教育、社會和政治制度的變化。 台灣方面大體上挺客氣,照顧非常周到,熱情,細小的地方,有人塞了政治宣傳的私貨。 當時的台灣,本身正處在一個劇烈轉型的中間點。 蔣經國1988年去世,李登輝繼任。1987年解除戒嚴後啟動的政治變化,到九十年代初明顯加速。1991年,長期沒有全面改選的第一屆資深“國大代表”退職。1992年底,“立法院”完成全面改選。國民黨仍然牢牢掌握政權,但是過去那套政治結構正在解體。與此同時,民進黨已經從黨外運動和街頭政治進入正式的制度競爭。1992年底的“立委”選舉以後,民進黨已經成為台灣最主要的反對黨。一批後來影響台灣政治二三十年的人,正是在這個時期迅速上升。 在台北有個晚上,安排了一場類似酒會的活動。場地有點像個簡單的大教室,或者教餐廳,來的人很多,亂鬨鬨的,噪音很大。讓我想到了幾年前在人民大學學生食堂二樓的那種晚會,只是這裡只聊天不跳舞,也沒有音樂。不過,噪音分貝絲毫不低,很多時候得扯着嗓子吼叫。在那裡,我們見到了陳水扁,也見到了不少民進黨的重要人物。陳水扁當時四十出頭,剛在1992年底再次當選“立法委員”,正處在政治生涯迅速上升的時期。後來他當上了台北市長,成為民進黨第一個台灣地區領導人,當然,還有再次進監獄,原因則差別巨大。 1993年的我們,當然不知道這些。當時給我的感覺是有點怪,他看上去很普通,就像個普通的老師。我當時也沒在意,不知道民進黨是個什麼樣的組織,更不可能想到,會有今天這種能夠左右台灣命運的力量。大家站在一起,說話,交談,端着杯子走來走去。對於我,和在人民大學舉辦的普通聚會,沒有什麼差別,也沒有給我留下什麼大的印象。估計是我太輕微,沒有“策反”的價值。或者,台灣政府早已指示,在政治方面要儘可能保持克制,操作中性。 不過,感覺還是有點奇妙,昔日覺得遙遠不可及的台灣寶島,自己居然能夠如此近距離的接觸,實實在在的踏上它的土地。當年出國時為了搞到因私護照,需要海外或者是港台關係,自己的家鄉又是有名的台鄉,當年老蔣帶去了大量的老鄉軍人,於是想到了台灣關係。於是,為了一個來自台灣同胞的證件,從北京到武漢,來來回回的跑過三趟,最終無法善終,記憶卻依然清晰、深刻。 那一刻自己第一次發現,一個過去非常抽象、遙遠的政治概念,現在變成了一個個具體的人。他們也說中文,也開玩笑,也談現實問題,也有各自的性格。看上去,根本沒有什麼不同,除了講的中文帶點不一樣的口音,使用的文法,有點不一樣的味道。 
回頭看,1993年正好是觀察台灣政治極有意思的一年。國民黨仍然是執政黨,李登輝已經逐漸建立自己的權力基礎,但國民黨內部並不平靜。黨內圍繞本土化、兩岸政策以及政治改革存在明顯分歧。同年8月,新黨正式成立。 另一邊,民進黨已經證明自己不再只是一個抗議力量,它已經開始準備執政。 後來我們去了高雄,在那裡與高雄市長吳敦義舉行了見面會。高雄是台灣最重要的工業和港口城市之一。要理解台灣的工業化、城市化、地方治理以及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係,高雄本身就是一個重要樣本。吳敦義當時四十五歲左右,給人的印象是睿智,精明強幹,脫俗,已經擔任高雄市長數年,是當時台灣政界的一個重要的人物。後來他擔任過國民黨秘書長、行政院長、台灣地區副領導人和國民黨主席。這些是後話。 1993年,我們見的是一個正在管理台灣最大工業城市之一的地方行政首長。 在高雄,我們有幸站在岸邊,近距離看到了不遠處海面上的“成功號”導彈巡防艦。這艘軍艦1993年5月才正式成軍,看到它時服役不過一個多月,是台灣海軍當時最新的一代軍艦。與大陸海軍當時仍大量使用的051型驅逐艦相比,優勢主要在電子設備和綜合作戰能力。它裝備了遠程對空搜索雷達、“標準”中程防空導彈、反艦導彈、近程防禦系統和反潛直升機,已經形成比較完整的防空、反艦和反潛體系。當時大陸更新一代的052型“哈爾濱號”尚未正式服役,即使到第二年服役,其艦載防空導彈仍以近程防空為主。站在1993年那個時間點看,“成功號”的艦載電子系統和中程防空能力,明顯領先於大陸當時已經服役的主力水面艦艇。

我們還專門去了台灣農村,到一家農戶家裡吃飯,記得很豐富,種類特別多,也很油膩,估計主人是好心,擔心我們在大陸吃的缺油,卻忘記了,我們這些人已經在海外生活多年。我們就此看到,台灣農民究竟過着什麼樣的生活。或許,這裡面也有類似大陸的那種“特製樣板”的成分。台灣的個山多地少的島,農戶土地並不多,一家幾畝、十來畝,而且過去常常東一塊、西一塊。台灣五十年代實行土地改革以後,大批佃農有了自己的土地,但也由此形成了大量規模很小的家庭農場。後來工業化越來越快,年輕人不斷離開農村,到城市和工廠工作,小塊土地靠一家人下田耕種越來越困難。這種城市化過程,倒是和美國經歷過的類似。 台灣解決這個問題,並不是重新把土地收攏成大農場,而是在保留家庭土地所有權的情況下改造農業的生產條件。其中一個重要辦法就是農地重劃。原來零碎、不規則的田塊重新整理,道路、灌溉渠和排水系統也跟着重新修。過去機器進不去的田,拖拉機、插秧機和收割機可以直接進去。自己沒有機器也不要緊,到了插秧、收割的時候,可以請專門的農機戶來做。 我們1993年看到的台灣農民,和原來頭腦里“農民”的概念,已經很不一樣了。 他們還是小農,土地還是自己的,家裡也還種田,但一家人的生活已經不完全依靠那幾畝地。年輕人可能在城裡或者附近的工廠上班,老人留在家裡種田。農業收入只占家庭收入的一部分,工資、做生意和其他收入已經越來越重要。農村的公路、水電、住房和家用電器也已經相當普及。我們走進農戶家裡吃飯,看到的不是一個與城市隔絕的貧困農業家庭,而是一個已經進入工業社會、卻仍然保留着土地和農業生產的家庭。 這其實是台灣農業發展到1993年時最值得看的地方。農業在台灣經濟中的比重已經很小,靠種田生活的人越來越少,政府面對的問題也早已從“怎樣多打糧食”,轉變成“這麼小的農業怎樣繼續經營,農民收入怎樣不被城市居民甩得太遠”。因此,八十年代以後台灣農業開始更多地向水果、蔬菜、茶葉、花卉等高價值農產品調整,同時發展冷藏、加工、運輸和銷售。到了1992年,台灣又開始實施“農業綜合調整方案”。我們去的時候,這套調整剛剛開始。
台灣方面還特別安排我們去了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當年的他們自己,不可能會想到,有一天,新竹工業園的一場火災或者是一場地震,會讓整個世界無法入眠,會讓華爾街劇烈震盪。1993年的新竹,園區已經建了十三年,全部從業人員大約兩萬八,廠房一片一片分布在園區里,大多是低層的白色或灰白色建築,道路寬,廠區整齊,綠化也很好,看上去像個規劃得很規整的新工業區,而不是後來那種巨大的半導體產業基地。 我們坐車進去,看到的是一座座電子廠、辦公樓和還在繼續開發的土地。這裡和傳統工業區很不一樣:沒有煙囪,沒有煤場,也很少看到重型卡車,工廠外面相當安靜。我們進去幾個“車間”走了走。那時台灣最拿得出手的,還是電腦和配件,主機板、顯示器、掃描器以及各種電子零部件大量出口,在國際市場上已經很有競爭力。年輕人,帶着一個小包,語言不通,滿世界跑推銷的故事,就是在那時候聽到的。台灣人闖蕩世界市場,一步步從貧窮走向富裕,所經歷的磨難和艱辛,絲毫不亞於後來的溫州人。 新竹正在發生變化。1980年代初,電腦和配件產業一度占園區銷售額的七成以上。到了我們訪問的1993年,集成電路第一次超過電腦和配件,成為園區銷售額最大的產業。台積電成立只有六年。它當然已經不是一家小公司,但遠沒有後來那種國際地位。回頭看,台灣當時已經在押一個很大的賭註:不滿足於永遠替外國公司生產配件,而是要往產業鏈上遊走,進入技術和資本門檻高得多的集成電路產業。 新竹科學園區本身就是為這個目標設計的,旁邊有清華大學、交通大學和工研院。政府把土地、道路、水電、廠房、稅收優惠、海關和行政服務集中起來,又有意識地從美國吸引台灣工程師和科技人員回來。七十年代開始送去美國留學的台灣人,這時候開始發揮重要作用了。他們回到台灣領導技術創新,工研院做技術,大學培養工程師,政府把基礎條件搭起來,再讓企業把技術變成產品。它不是簡單劃出一塊地招商,而是在有意識地建立一個完整的高科技產業群。如果當年的台灣也和後來的大陸一樣,對回國的人只使用不信任,重點是用自己的嫡系,那麼,台灣大概率沒有今天的台灣!這點應該是兩岸最重要的差異所在,骨子裡的不同。 
1993年我們看到的,正是這個計劃開始顯出結果的時候。那一年園區銷售額已經達到約48億美元,比上一年增長近一半,全部員工還不到三萬人。台灣當時的目標已經很清楚:電腦和配件可以替別人生產,但芯片要自己設計、自己製造,要把新竹變成台灣向世界高科技產業上游發展的基地。沒有誰能夠在那個節點預測到,後來台積電會能夠發展到的程度。歷史是由大量的偶然和必然,攪合在一起,發酵之後的結果。站在1993年的新竹,結果還遠沒有出來,但方向已經非常清楚。那一年,集成電路第一次超過電腦和配件,成為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最大的產業。 日月潭這個名字,我們在小學課本里就知道。在大陸幾十年的課本、地圖和讀物里,說起台灣,總會有阿里山和日月潭。阿里山是山,日月潭是一泓碧水,遠遠地印在海峽那邊。看過多少次已經記不清了,只記得那幾個字非常熟,每次提起,就覺得,應該是神仙生活的伊甸園,是一個熟得像去過的地方。從沒想過有一天真的能坐在船上,用手撫摸那碧波蕩漾的湖水。 6月底的那個周末,一行人從台北出發,車子一路向南再進山,大概開了近三個小時。台灣盛夏的山,看不見裸露的黃土和岩石,樹木從山腳一直鋪到山頂。竹子、闊葉樹、藤蔓和灌木擠在一起,深綠裡面套着淺綠。太陽很烈,山卻是濕的,車窗外不時掠過一片水光,空氣中仿佛連綠色都是潮的。這種極致的濕熱與密實,和江漢平原那種滾燙、蒸騰着煙火氣的燥熱全然不同。也遠不是北美安大略湖畔或新英格蘭溫帶森林裡那種清透、疏朗的綠。車子鑽進那片水光山色里,仿佛一頭扎進了一塊永遠不會乾涸的巨大翡翠。 轉過一道山,一個狹窄的山道,日月潭忽然出現在前面。初步看,就像一個大水庫,昔日記憶里的那股神秘感,沒有出現。我們在水社碼頭上船。岸上已經很熱鬧,飯店、商店、招攬遊客的人聲擠在一起。船一離岸,湖面漸漸寬起來,四周的山伸進湖裡,把湖岸圍成幾道淺淺的彎。湖心有一座小島,樹木蔥蘢,島上有座小亭。船家說,這就是光華島,島的一邊是日潭,一邊是月潭。近岸是清透的綠,到了湖心顏色漸深。太陽從雲里出來,湖面忽然碎成萬點銀光。雲影壓過來,那些光又一下子滅了,只剩下一湖沉靜的碧色。船頭劈開水面,白浪沿着兩舷向後翻卷,過一會兒又慢慢平下去,剛剛被打碎的山影重新合在一起。 四周全是山。最近的一層濃綠欲滴,樹葉在陽光下閃着光。第二層已經有些發藍,再遠的山隔着水汽,只剩下一抹淡青,最後融進夏日濕潤的天空裡。對岸山上立着一座塔,小小的。船行到湖心,碼頭和房子都遠了,只看得見青山圍着綠水。風從湖面迎面吹來,帶着潮濕的涼意,與頭頂六月的烈日混在一起。我站在船邊,看着那些山一座一座從眼前過去。 忽然想起小時候課本里的日月潭。日月潭沒有西湖的粉黛,沒有東湖的市井,也沒有昆明園林的規整。它是高山環抱之中的一潭原生碧水。岸邊雖有水社碼頭和商業街,但只要船一離岸,那種由群山包裹形成的封閉感與深邃感,便將一切人聲隔絕在外。它是純粹由山水、日光和霧氣構成的自然劇場。我生活過的武漢、杭州、北京,水面上大片大片的荷花是看慣了的風景。在我的潛意識裡,一提到名湖,仿佛就該有那種“接天蓮葉無窮碧”的影子。日月潭的底色,是水面上純粹的碧綠、深淺錯落的山影,以及迎面撲來的、帶着高山草木腥甜的湖風。當船行至湖心,四周全是山,你看不到荷花,眼裡裝滿的只有那層層疊疊、從濃綠化為淡青的無盡山巒。 (汪翔,2026年10月1日,寫於美國俄亥俄州,伊利湖畔)
【《新三屆》公眾號2026年10月13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