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马斯克，两个美国

2023年初，YouGov 的一项调查里，仍有大约四成民主党人对埃隆·马斯克抱有好感。到2025年春天，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85%的民主党人及倾向民主党者对他持负面看法，而共和党一侧的好感度高达73%；同年6月 AP-NORC 的调查里，对他有好感的民主党人只剩一成左右。

这两年里，猎鹰9号照样每隔几天发射一次，星舰的助推器被发射塔的机械臂“夹”了回来，星链的用户数继续翻倍。工程上的马斯克几乎没有变。变的是他在美国政治光谱上的位置，以及人们透过什么样的镜片去看他。

2025年6月，马斯克与特朗普因为“大而美法案”公开翻脸，他在X上暗示特朗普出现在爱泼斯坦档案里。仅仅几天后，AP-NORC 测得共和党人中对他“非常有好感”的比例从4月的38%跌到26%。他没有发射失败的火箭，没有推出糟糕的产品，只是和党的领袖吵了一架。

这组数字揭示，美国人对马斯克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是从“他站在谁那边”推出来的。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同一个人，在一半美国人眼里是这个时代的爱迪生，在另一半人眼里却接近“邪恶”。

政治学家把今天美国的状况叫作“情感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选民不仅在政策上分歧，而且越来越厌恶、不信任对方阵营的人本身。几十年的调查显示，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对彼此的“温度评分”持续下降，跨党派通婚意愿也在下降。党派不再只是投票选择，而成了一种接近宗教或族群的身份。

在这种结构里，公众人物会被迅速“认领”。一个人一旦被识别为“他们的人”，关于他的所有信息都会被重新解码：同样一次火箭爆炸，可以是“快速迭代”，也可以是“鲁莽危险”；同样一次裁员，可以是“砍掉冗员”，也可以是“冷血无情”。心理学里的“动机性推理”说的就是这件事，人不是先看证据再下结论，而是先有想要的结论，再去挑选能支撑它的证据。

马斯克是少数几个在聚光灯下完整地“换过边”的人。大多数名人的党派标签是稳定的，公众对他们的看法也随之稳定。马斯克却在几年之内从民主党的“绿色资本主义”样板，变成共和党最大的金主之一。这给了社会科学一个近乎天然的实验：人还是那个人，标签换了，评价就跟着翻转。

2025年的那次翻脸又补上了实验的另一半。共和党人对他的热情随他与特朗普的关系起伏，而民主党人的厌恶几乎没有因为他骂了特朗普而缓解。爱可以随领袖转移，恨一旦和身份绑定，就很难松动。

美国人对几乎所有被党派化的东西看法差异都这么大。疫苗、口罩、电动车、乌克兰、气候变化，乃至啤酒品牌和球鞋品牌，都经历过同样的分裂。马斯克只是把这种分裂集中到了一个人的脸上。

要理解自由派对马斯克的恨，得先理解他们曾经多么需要他。

2000年代后期，气候变化已经是民主党的核心议题，但环保运动一直有一个尴尬：它太像一种苦行。少开车、少消费、调低空调，这些主张在道德上无可指摘，在选票上却很难赢。奥巴马政府需要一个故事，证明绿色转型不是牺牲，而是增长；不是让美国人过得更差，而是让他们过得更酷。

特斯拉恰好就是这个故事。2010年，特斯拉从美国能源部拿到约4.65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并在2013年提前还清。这在当时常被民主党人拿来回击“政府挑选赢家必然失败”的批评。Model S 在加速上碾压保时捷，在硅谷和好莱坞成了身份象征。开特斯拉意味着你既有钱、又聪明、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马斯克本人也捐款给民主党候选人，2016年支持希拉里，2020年支持拜登。马斯克曾经是美国进步派“技术乐观主义”的人格化身：他证明了市场和道德可以同向而行。

然后裂痕一道接一道地出现。

2020年疫情初期，阿拉米达县要求特斯拉弗里蒙特工厂停工，马斯克公开抗命，称封控“法西斯”，在推特上说要把总部搬走。2021年他真的把总部迁到了德州奥斯汀。同年8月，拜登白宫召开电动车峰会，邀请了通用、福特和Stellantis，却没有请美国最大的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普遍的解读是特斯拉没有工会，而民主党离不开汽车工人联合会。马斯克此后多次提起这件事。在他看来，这是民主党把工会政治置于他所做的实际贡献之上。

2022年5月，他宣布今后会投票给共和党。同年10月，他以440亿美元买下推特。2024年，他在一次访谈中说自己的跨性别女儿被“觉醒心智病毒”（woke mind virus）“杀死了”，他的女儿随后公开与他决裂。这件事把马斯克从“政见不同的富豪”变成了“在最私人的层面伤害自己孩子的人”。2024年7月特朗普遇刺未遂后，马斯克正式背书，并通过“美国PAC”投入超过2.5亿美元，成为那个选举周期最大的个人捐款人之一。

心理学上，被背叛带来的愤怒通常比面对一贯的敌人更强烈。一个从来就是保守派的石油大亨支持特朗普，自由派会觉得“理所当然”；一个曾经代表他们未来想象的人，带着他们曾经热捧的品牌、财富和影响力投向对面，则会被体验为一种羞辱，仿佛他们当年的赞美被拿来资助了他们最恐惧的东西。“恶魔”这个词里，有相当一部分是这种羞辱感。

从马斯克和他的支持者的角度看，先变是民主党：在他们讲述的版本里，这个党从一个关心增长和创新的中左政党，变成了一个被身份政治、工会利益和监管官僚主导的政党。马斯克有一句被反复引用的话，大意是他没有离开左派，是左派离开了他。它说中了一部分美国中间派选民的感受，也解释了为什么他的转向在硅谷并不孤立。2024年，不少过去支持民主党的科技投资人也走向了特朗普。

美国人看马斯克，往往不是在用同一把尺子量出不同的长度，而是根本在用两把不同的尺子。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的“道德基础理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自由派的道德判断更集中于“关爱/伤害”和“公平/欺骗”，而保守派在此之外还更看重“自由/压迫”“忠诚”“权威”等维度。

用在马斯克身上，可以简化为两种直觉：

第一种，他把事做成了没有？ 在这把尺子下，马斯克几乎是满分。传统航天承包商在成本加成合同里一拖十几年、超支几十亿；SpaceX用可回收火箭把每公斤入轨成本压到了过去难以想象的水平，如今承担了美国绝大多数的入轨发射任务，包括把NASA宇航员送上国际空间站。在许多美国人的生活经验里，政府机构、大公司、大学都在变得更臃肿、更缓慢、更不在乎结果。马斯克代表的是一种近乎被遗忘的美国精神：工程师说了算，失败是数据，规则是可以挑战的。

第二种，他是怎么把事做成的，代价由谁承担？ 在这把尺子下，马斯克的分数要低得多。特斯拉工厂的种族歧视诉讼、工伤记录，推特收购后的大规模裁员，对批评者的公开羞辱，对监管机构的蔑视。这些在第一把尺子下是“噪音”，在第二把尺子下是本质。

政府效率部（DOGE）是两套语言正面碰撞的地方。2025年初，DOGE团队进入联邦机构，冻结拨款，裁撤合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几乎被整体拆除。

支持者看到的是：终于有人敢对一个每年花掉数千亿美元、几十年无人真正审计的体系动刀。

反对者看到的是：一个未经参议院确认、身份是“特别政府雇员”的首富，带着一群年轻工程师，绕过国会的拨款权，切断了海外艾滋病药物和粮食援助，还接触了存有大量公民个人信息的财政部支付系统。

多起诉讼随之而来，部分措施被联邦法院叫停。

这里的分歧，是对“合法性”来源的不同理解。

一种观点认为，合法性来自结果：选民选了特朗普，特朗普授权马斯克，砍掉的确实是浪费，那就是正当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合法性来自程序：宪法把钱袋子交给国会，行政部门无权单方面取消国会拨下的款项，哪怕目的再好，绕开程序本身就是对共和制的侵蚀。

这两种理解在美国历史上一直并存，杰克逊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都曾以“人民授权”为名挑战既有程序，也都被对手称为暴君。马斯克之所以能把这条古老的裂缝撕得这么大，是因为他把硅谷“快速行动，打破常规”的创业文化，直接带进了宪政程序最敏感的核心。

在火箭试验场上，“先炸了再说”是一种效率。在联邦政府里，被“炸掉”的可能是一个人的社保支票或一种药物的供应。前一种语境下马斯克是英雄，后一种语境下，他很容易被看成一个不把规则当回事的人。而在一个把法治当作公民宗教的国家，“不把规则当回事”在道德上的分量，接近于“邪恶”。

世界首富，却被大批蓝领选民视为“反精英”的盟友；而那些收入远不及他的大学教授、记者、律师和公务员，却把他当作寡头政治的象征。在今天的美国，“精英”主要不是按财富定义的，而是按文化资本定义的。

过去二十年，美国政治的重组之一，是教育程度取代收入成为最可靠的投票预测因素。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白人越来越偏向民主党，没有大学学历的选民，包括越来越多的拉丁裔和部分非裔男性，越来越偏向共和党。对后一群人来说，真正压在他们头上的“精英”，是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告诉他们哪些话不能说的媒体，看不起他们的大学，用复杂规章管理他们生活的官僚，以及在硅谷决定哪些帖子该删的“信任与安全”团队。

马斯克攻击的，恰恰是这些机构。他嘲讽主流媒体，抨击常春藤大学，把推特过去的内容审核团队描述为审查机器，又带着DOGE去砍联邦官僚体系。对没有大学学历的选民来说，这是一个有钱人终于站到了他们这边；对靠这些机构谋生、并在其中获得身份和尊严的职业阶层来说，这是一个有钱人在系统性地摧毁他们所代表的东西。

这解释了为什么对马斯克的厌恶在某些职业群体中格外强烈。华盛顿特区的联邦雇员，在推特上积累了十年粉丝、看着平台规则被一夜改写的记者，依赖联邦科研经费的大学研究者，他们对马斯克的感受，是一种切身的威胁。他们的职业权威、经济安全和社会地位，都被同一个人挑战了。

反过来，也解释了右翼内部为什么同样有人恨他。2024年12月，马斯克和一些科技界人士公开为H-1B技术移民签证辩护，与特朗普阵营的移民限制派爆发激烈争吵。史蒂夫·班农随后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称马斯克是“真正邪恶的人”，并说要把他赶出特朗普的圈子。班农代表的民族主义民粹派看到的马斯克，是另一种精英：一个依赖全球供应链、在中国有大型工厂、需要外国工程师的全球化资本家，借着民粹运动的东风，把运动的方向往有利于硅谷的方向扭。

于是，马斯克同时被两种“反精英”情绪当作靶子：左派把他看作金钱精英，民粹右派把他看作全球化精英，而他自己则以“反文化精英”的身份获得了另一部分人的拥戴。他身上叠加的身份太多，以至于几乎每一个美国政治派别都能在他身上找到值得恨的一面，也能找到值得爱的一面。

两个美国人争论马斯克，往往会发现他们像在谈论两个不同的人。

每天刷X、关注科技账号的人，看到的马斯克是：星舰助推器被发射塔接住的慢镜头，星链在飓风灾区和战场上恢复通信的报道，特斯拉人形机器人的演示，以及马斯克本人对“传统媒体谎言”的一次次反击。

主要看《纽约时报》、NPR或在Bluesky上活动的人，看到的马斯克是：他转发阴谋论的截图，他在特朗普就职典礼集会上那个被许多人解读为纳粹式敬礼的手势，特斯拉销量在欧洲的下滑，DOGE砍掉的援助项目里儿童的故事。

两边看到的东西大多是真实的，但筛选的方式完全不同。

收购推特以后，他既是这场争论的对象，又是争论发生场所的主人。他可以决定算法推荐什么，可以恢复或封禁账号，可以给“社区笔记”设定规则，而他自己的帖子拥有平台上数一数二的曝光量。2023年就有报道称平台曾专门调整代码以提升他的帖子权重。对支持者来说，这是一个终于不受“老媒体”过滤的直接沟通渠道；对反对者来说，这相当于一个人在法庭辩论时同时担任了被告和法官。

结果是，大批自由派用户离开X去了Threads和Bluesky，而X上的政治生态整体右移。

留在X上的人更少听到对马斯克的批评，离开的人更少看到他的成就。2022年以前，推特至少还是记者、政客和两党活动人士吵架的同一个广场；现在，这个广场本身已经被一分为二。

美国的信息分裂早在有线电视新闻时代就开始了，Fox News和MSNBC早已各自培养出不同的现实。马斯克把这种分裂从“媒体如何报道某人”推进到了“某人拥有媒体”。这是他招致如此强烈情绪的一个结构性原因：反对者恨的不仅是他的观点，还有他把观点放大到数亿人面前的能力。

如果把党派情绪、背叛感和信息茧房都剥掉，还剩下一个问题，是两党中都有人严肃对待的：一个人手里到底该有多少不受选举和问责约束的权力？

美国从来不缺有影响力的富豪。洛克菲勒控制过石油，摩根拯救过金融体系，赫斯特和默多克影响过舆论。但马斯克同时控制着美国大部分的入轨发射能力，一个在战争中被军方依赖的卫星通信网络，一个全球性的政治信息平台，一家处在人工智能竞赛前列的公司，以及美国市值最高的汽车企业之一。2025年底，特斯拉股东又批准了一份理论价值可达约一万亿美元的薪酬方案，进一步把他对公司的控制和他的个人财富绑在一起。

乌克兰的星链风波最能说明这种权力的性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星链帮助乌克兰在通信基础设施被摧毁的情况下维持了军队和政府的运转。但艾萨克森在2023年出版的马斯克传记里披露，马斯克曾拒绝让星链覆盖克里米亚附近海域，从而使乌克兰一次针对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无人艇袭击无法实施。（艾萨克森后来更正，当时该区域本就未开通服务，马斯克拒绝的是乌方开通的请求，而非主动关闭。）无论细节如何，这件事暴露的结构是清楚的：一场国家间战争中的一个军事行动，取决于一位私人企业家的个人判断。而他给出的理由，是担心引发核升级。

这个判断也许对，也许错。问题在于，没有任何选民授权他做这个判断。

同样的结构在DOGE时期更加尖锐。马斯克的公司从联邦政府获得了大量合同和补贴，同时受到联邦航空局、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证券交易委员会等机构的监管和调查。当他本人进入政府、对这些机构的预算和人员动刀时，利益冲突的质疑几乎无法回避。支持者会说，他在DOGE期间并没有被证实为自己的公司谋取了具体好处；反对者会说，这种安排本身就让任何证明都变得不可能，因为能调查他的人，正是可能被他裁掉的人。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完全落在党派线上。左派担心寡头，民粹右派担心科技巨头，传统保守派担心任何不受制衡的权力。连马斯克的一些支持者也承认，把这么多关键能力集中在一个情绪化的人身上，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安排。如果说围绕马斯克的争论中有什么部分是超越情绪的，那就是这个。

把马斯克的形象恶化全部归因于政治极化，对他来说太宽容了。许多最伤他的材料，是他亲手发出去的。2023年11月，一位X用户发帖指责犹太人群体对白人怀有“辩证的仇恨”、并推动移民进入西方国家，马斯克回复说对方讲出了“真正的事实”。苹果、迪士尼、IBM等大广告主随即暂停在X上投放广告。几周后，马斯克在一次公开访谈中对这些广告商爆了粗口，让他们滚。他后来去了以色列和奥斯威辛，表示自己反对反犹主义，但那条回复已经成为反对者心中的定论。

2025年1月特朗普就职日，他在集会上做了个手势，一部分人认为那是纳粹式敬礼，另一部分人认为只是笨拙的“把心送给你们”的动作。反诽谤联盟（ADL）当时称之为一个尴尬的手势，不认为是纳粹敬礼。这件事的解读几乎完全按党派分裂。马斯克随后的回应不是解释，而是一连串关于纳粹的双关玩笑。对于已经怀疑他的人来说，这比手势本身更难以原谅。

此外还有一长串的“承诺赤字”。完全自动驾驶从2016年起几乎每年都被宣布“明年实现”；Robotaxi、火星载人、超级高铁的时间表一再推迟。在创业语境下，过度乐观的目标可以逼出组织的极限；但当这些承诺影响消费者对车辆安全的判断、影响散户投资者的决策时，它就不再只是性格问题。

他的冲动甚至不分敌我。2025年6月与特朗普翻脸时，他在X上说特朗普“在爱泼斯坦档案里”，随后又删掉了这条帖子；7月，他宣布成立“美国党”，几个月后又不了了之，并在查理·柯克的追悼会上与特朗普重新坐在一起。2026年1月，他在海湖庄园与特朗普夫妇共进晚餐，随后恢复了对共和党中期选举的资助。这一连串摇摆说明，他的政治行为很难用一套稳定的意识形态来解释，更像是被个人恩怨、商业利益和即时情绪共同驱动的。

对支持者来说，这些都是一个直率、不装、不受公关部门控制的人的真性情。对反对者来说，这些恰恰是他危险的证据：一个手握如此多关键基础设施的人，判断如此不稳定。两边描述的其实是同一组事实，区别只在于他们把这些事实放进了哪一个故事里。

彼得·蒂尔在谈到马斯克时，说邪恶与无能是两回事，一个被道德谴责的人可以极其能干，一个道德形象良好的人也可以一事无成。用汽车打比方，一辆耗油的法拉利或许让环保人士不悦，但它仍然是一辆好车；东德的特拉班特没有道德包袱，却是一辆糟糕的车。

蒂尔的区分有一个隐蔽陷阱：它暗示社会只能在“有能力的恶人”和“无能的好人”之间二选一。现实中的选择从来不是这样的。真正的问题不是要不要马斯克，而是要一个什么样的制度，让马斯克这样的人能把火箭造出来，同时不能一个人决定一场战争中的通信、一个国家的预算削减或者数亿人能看到什么信息。

注意到，“恶魔”这个标签在政治上对两边都有用。

对民主党来说，马斯克是一个比特朗普更好打的靶子。特朗普有一个高度忠诚的基本盘，攻击他往往只会让支持者更团结；马斯克在中间选民中的好感度一直偏低，把共和党与“未经选举的亿万富翁”绑在一起，是一种动员策略。2025年4月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选举，马斯克投入了两千多万美元支持保守派候选人，民主党把整场选举打成了“对马斯克的公投”，结果自由派候选人大胜。

对马斯克和他的支持者来说，被称为“恶魔”同样有用。来自主流媒体、大学和民主党的谴责越激烈，就越能证明他是一个真正挑战了既有秩序的人。在民粹主义的叙事逻辑里，被精英憎恨本身就是一种勋章。于是出现了一种相互喂养的循环：反对者越是道德化地攻击他，他的支持者越相信他是对的；他越是用嘲讽和挑衅回应，反对者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事实在这个循环里变得越来越次要。

美国人对马斯克的看法之所以撕裂到这种程度，不是因为一部分人看到了真相而另一部分人被蒙蔽，而是因为几种不同的力量在同一个人身上叠加了：

• 党派身份决定了人们首先用什么眼光看他，而他是少数在聚光灯下完整换过边的人，因此成了这种眼光转换最清晰的样本；

• 背叛叙事让自由派对他的反感带上了羞辱感，比面对一贯的对手更强烈；

• 两套道德语言——“把事做成”与“按规矩来”——让双方在评价同一件事时，用的根本不是同一把尺子，而DOGE把这种分歧推进到了宪政程序的核心；

• 教育与职业的重组让他同时成为蓝领选民眼中的反精英盟友、职业阶层眼中的寡头和民粹右派眼中的全球化资本家；

• 信息环境的分裂使两边看到的几乎是两个不同的马斯克，而他本人拥有其中一个最大的信息渠道；

• 私人掌握公共基础设施的问题则提供了一个超越党派的、合理的不安来源；

• 而他自己的言行，不断为每一层分歧补充新的燃料。

这些力量单独存在时都不罕见，叠加在一个人身上就极为罕见。这也是为什么，讨论马斯克常常让人有种费劲感：你以为在争论一条推文或一次火箭发射，实际上是在争论教育的价值、程序的意义、谁有资格代表“人民”、以及一个社会能容忍多大程度的私人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