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路：滠口的共大岁月

破茧前的寒蝉

二月中旬了，屋子里的蚊子嗡嗡叫得不多，飞来飞去的苍蝇已经开始有了。回家时天早黑透，只有几只鸡还在屋里晃荡。鸡舍就在进门右手的屋内墙角，卧室门口，用石头和泥巴堆砌，上面放几块木板，再放个鸡窝。那个鸡窝，就是被关注最多的地方。

鸡舍的地上，是我负责填进的沙土，经常在换，臭味还是很重。换下的土运到菜地，于是，韭菜长的特别好。进门的石板上散着几坨鸡屎，像小地雷。清理它们，是我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妹妹们有时也会帮我，结果搞得自己一身鸡屎味。

扫起，倒进门口猪圈。那头瘦猪抬头看，眼里冒着怨气：吃屎的事总找我，好像我天生就爱脏。

心里装着烦心事，没心情和它较真，我狠狠瞪了它一会儿。

屋里饭桌上的煤油灯，灯芯顶部结了黑硬的碳疤，火苗豆大一点，摇摇晃晃，有气无力。父亲佝偻着背，坐在石头门槛的小凳上，指间掐着卷烟，用自己种植的烟叶手工卷制的。烟雾辛辣，呛得他嗓子里总有一口老痰在翻滚，和屋里鸡粪的味儿搅在一起，更呛人。

我完成和猪对垒，心里憋着股气。

进屋时，他冷不丁问了句：“有事？”我一惊：这么黑，怎么看出？

“有么事就说出来。办法总比困难多。”文绉绉的，让我再吃一惊。

1978年夏天，三个老师都考上重点大学，不满十六岁的我，则差十几分落榜。

七月底八月初，老师来家访，请求让孩子回校复读时，对父母说了一大堆夸奖话。

父母听不懂，只觉得自家娃从小就聪明，对老师的一片好心也心怀感激。

骨干老师考走后，新换的是县师范毕业的工农兵学员。第一次摸底考试，我坐在最后面靠门口的课桌上，不大的教室里，挤满了课桌，走路通过都很困难。

老师在黑板上写数学考题，写完，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几分钟后，我抖了抖答卷，从外面走到前门交上去。老师皱了皱眉，接下，反扣在桌上。

随后每次上课，老师都会找机会借题发挥，当着六十几号人的面：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有的人就是骄傲自满，为什么不多花点时间核对，多检查几次，多做笔记。

他在说我，大家都知道。

老师不明白：每次考试都是满分，为什么要假装检查，熬时间？

那时候很有意思，只要是做题目，如果有错，手会自动感知到，除了考试那次。

文革期间，最恐惧的词就是“骄傲自满”。最近，已经很久没人再用这个来当面奚落我了。高一数学老师，会经常向我这个高二学生请教数学。他拿来的难题，我每次都很快证明，干脆利索、完美。每次做完，他都要看着我离开的背影，思考良久。不知道是在思考题目，还是在思考我。

同学们放学后，经常拉着我，给他们讲老师讲过的题。

有一次，一道看上去非常复杂的三角函数证明题，大家卡了好几天，怎么证明简化都无法对号。题目交到我手上，我盯着看了几秒，就在黑板左右分别写下两边的表达式。先从右边一步步简化，再从左边一步步简化，慢慢推，推到中间，对不上号的原因就露出水面：原来是少了个符号，或者是指数错了。

那时的复习资料，印刷错误到处都是。

写的时候，身后黑压压一群人，安安静静地站着，记着，只偶尔有谁深吸一口气，或者脚底挪动一下，发出细微的吱呀。教室里除了粉笔摩擦声，就剩窗外知了和远处的水牛叫声。写完，我回头，大家眼睛瞪得老大。

那一刻，心里热热的，特别享受这种推导的过程，也享受他们看我的眼神。

这时我会想：呆在农村种田，和泥巴打交道一辈子，就应该是人生的全部？

没有老师，没有资料，就靠课本想提高考分，可能性极小。

物理力学我全懂，自己摸的，轻车熟路；电子学、电路图，对于连电灯都没见过、不知道什么是电流的人，理解起来困难很大。

教物理的老先生，据说是文革前的知识分子，讲话语无伦次，逻辑不清，越讲越糊涂。在黑板写字时，手控制不住的抖个不停。

无机化学的分子式能通过自学推得清清楚楚，有机化学需要做实验，却摸不着门路。县师范毕业的工农兵学员老师，真心想帮助，可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在讲什么。

误人子弟，却没有办法。

这些困境，我没法让父母明白。父亲只以为，我还没有从高考失利的阴影走出。

我站在那里，沉默了好一会儿。不知道该怎么说，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机会，学校的老师都不知道。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需要花费，而这花费是家里根本承担不起的。

老师说，培训班设在滠口镇旁边的原共大校址，就三个月，生活自理，也就是自己带米蒸饭。三月到五月，应该是需要自带蚊帐。其它开支就是来回的车票，不到一块钱。

不记得老师说过，还有谁够格。

集训的消息是几天前告知的，老师讲我叫到办公室，只是说有这么回事。

我独自想了好几天，前前后后的可能得失，想过好几遍。

学校墙上贴着最近竞赛的成绩，我数理化三科第一，语文第二，语文第一是秀秀。

由此，我获得几只铅笔作为奖励。

既然县里费那么大劲筹办，肯定有它的道理和优势。可是，这蚊帐问题，可能是最难解决的。姑姑住在滠口河对过的五湖农场，我去过几次，对距离有点概念。有个同学曾吹过，他爷爷走去汉口可以当天来回。到滠口比到武汉近，实在不行，我也可以走过去！

我结结巴巴地把这件事讲给父亲听。他低着头，吸着烟，似乎没在意。

实际上，他听得真真切切。父亲没抬头，烟头在指尖一明一灭，来回不停的吸着。他用粗糙的指尖把烟头掐灭在石头上，火星碎了一地，没半点声响。

过了许久，他才问：“要去？”

声音低。他没有分析利弊，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分析。

“要去就去。蚊帐不是问题。你下一个去就是。”

“只是看相不太好。哪天洗洗，补补。”忽然，母亲在旁插了句。

我没有注意到，她是什么时候从后面的厨房出来的。

家里只有两床蚊帐。是昔日母亲自己纺线织的，已经有些年头了。上面补丁叠着补丁，厚得发硬。黑乎乎的，一股难闻的味道。

夏天时，母亲和两个小妹挤在一起，我和父亲挤在一床。

弟弟，则跟隔壁的奶奶、单身的叔父一起过。

第二天，叔父说，拿我的去，好看点。三个月，很快就熬过来了。

叔父的蚊帐是奶奶纺线织布做的，相对新一些。

房子建在山头上，按说应该蚊虫较少。可是，每家门口都是臭烘烘的猪圈，家里有鸡窝。蚊虫凶悍，数量众多，即使有蚊帐都是防不胜防。很多夜晚，都是因为蚊虫的侵扰而不得入睡，何况没有蚊帐。

这时的我还是不够肯定。如果谁向后拉一把，可能也就放弃了。

毕竟，眼前能看到的困境最现实，也很难克服。

两个小妹很可爱，经常跟在身后像尾巴，我也特别享受当大哥。

拿走家里的蚊帐不是选项，用叔父的也不是，我不能自私。

十六岁的心里乱成麻：难不成，就让一个蚊帐给困死？古人没有蚊帐，又是怎样延续下来的？对机会的渴求和对家人的愧疚绞在一起，像根细铁丝勒在喉咙口。

“不去，这辈子就烂在土里了。”我低着头，又想起在黑板上讲题的瞬间。

脑海里又冒出山哥那句：留下也不错，农村更需要知识分子。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那是一次一起在水田插秧，谈到未来打算时说的。我听不懂山哥的本意，到底是嫉妒，还是安慰？

按照他的逻辑，即使高考失利又怎么样？考上大学本来就是难于上青天，需要命中注定。可是，我不想认命！也不能认命！不想重复他的人生。

几年前山哥高中毕业后，给公社写过好几封信，他的成绩不错，字写的好，还喜欢画画。希望能有个地方用用自己的特长和知识，结果石沉大海。后来，他只能满足于当农民，连参加高考试一试都没有。按照他的水平和底子，考个中专的机会或许有。

“那就去。我们来想办法。”母亲最后一句。

我知道，她们的想办法，就是饥饿自己，再到处化缘借。老一套，也是唯一的。

母亲走向那间放杂物的房间，查看了一下家里的粮食，和腌制的几小罐咸菜。

“我吃稀的，红薯煮稀饭。三个月，熬一熬就过来了。”

我声音越说越小，心口堵得像吞了块湿冷的铅。我也怕。怕这三个月是白忙活，怕那十几分的差额，会像天堑一样跨不过，怕家里的红薯米粮全填进了一个没底的坑。

父亲没再吭声，只是盯着地上的裂缝，和几只爬进爬出的蚂蚁出神。

母亲回到厨房，往灶里加了把干草，火光跳起，映出她肩膀的一抖一抖。

她用那只长满厚茧、关节肿大的手，在眼角飞快地抹了一下。

画地为牢

高考完第二天，我就成了职业农民。

七八月份是武汉地区最热的季节，白天和村民们一样，参加队里农活，插秧、割稻、施肥积肥、除草。中午别人午睡，我则抱着书找阴凉地方沉浸进去。

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睡会吧，不然扛不住的。

父亲说过：“不要强求自己。”

我嘴里嗯，心里不服：别人能，我为什么不能？老三届有沉淀，我们有冲劲，后发优势巨大。长期下来，一定更强。

太阳毒得像铁水，直接浇在脊梁上。

田垄里，我弯着腰，锄头一下下劈开干硬的土。汗水流进眼角的裂口，蛰得人想叫出声。周围的村民一样低头，一样卑微，一样认命。

正午，知了叫得人心发毛。

人们开着前后门，坐在屋子中间，享受着穿堂风。有的躺着乘凉打着鼾，多数的像父亲一样，坐着打盹。整个村子看不见一个走动的人影，甚至连狗和鸡都懒得走动，躲在阴凉处躺平。我则坐回卧室床边，聚精会神的阅读和思考。

父母多次劝：屋里闷热，空气不流通，为什么不坐在凉快点的地方。

我回说，习惯了，这样安静。

实际上，是因为我害怕人家看见，觉得我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我害怕人家和我谈命运，讲认命的道理。

我的卧室在进门的左边，离鸡舍远一点，味道轻一些。

那个简易的土屋，世界被生生裂成了两半。

一半是带着粪味的泥土，一半是勾画得密密麻麻的几何题。

大家最头疼的平面几何，我玩的得心应手，再复杂的题目，我几乎都能一眼看出那个重要的引线应该画在哪。那些难整的因式分解，也能基于直觉很快找到因子。我几乎天天在黑板上给同学做解题演示。

我就在这两条命里反复撕扯，一边是牛马般的苟活，一边是那丝看不见摸不着的亮。

盛夏，夜深了，屋里闷得像个蒸笼。

我独自坐在昏灯下，双脚浸在水捅里。开始时有点冰凉感觉的井水水温，很快热起来。重要的是心理安慰，并不一定是降温。还有，可以回避蚊虫对脚部的侵扰。

好在蚊虫不会游泳，有时我累了，也会看着水发呆，独自得意。

很多时候，母亲悄无声息地走进来，坐在床边，拿着那把边缘被她用布补修多次的蒲扇。扇子一下一下地摇，风轻得像叹息。她身上有股常年劳作的酸楚味，混着灶灰。

扇着扇着，她自己先睡着了，头一歪，有时碰到框架，有时被桌子上的煤油灯烧着眉毛。她大字不识几个。在她的世界里，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她没有力气去对抗，对抗了也没有用。爷爷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带着一家子，玩命的干活，省吃俭用购买田地，对抗了，转变了。结果，村子里田地最多的他，最终却是被迫的死于饥饿，还是在风调雨顺的年代，同时给我们留下一个富农成分。

我小的时候，母亲喜欢重复大家爱说的话：命中注定的事，谁都改变不了。

被我怼了几次之后，她再也没说过。

我低着头，感觉到有一滴凉意落在脖颈，又顺着脊梁滑下。母亲赶紧抬起手背抹眼角。冬天，即使再冷，每天夜里裹着被子，照旧学习到很晚。武汉那地方，冬天奇冷，夏天超热。勤奋出天才，是我唯一的信念。

母亲早早准备好陶火钵，灶里烧透的红炭铲进去，盖一层厚厚的草木灰，只露一点火星，钵壁慢慢热起来，土陶的表面摸上去温热却不灼人。家里主要靠烧稻草做饭，为了陶火钵，得特意烧些树枝。虽然四处不少丘陵，满山却只长有不多的松树。集体所有，相互看着防着，偷点松树枝回家，也不是件容易事。

她把钵子搁在我腿边或被窝口，我直接把手贴在钵壁上，热气从掌心往里钻，驱散指尖的僵硬。她还给我准备手套，用分的棉花亲手纺纱、一针一线织成。集体合伙后，产量一直差强人意，能分的数量有限。母亲一直计划着，等有足够的棉线，当务之急是纺个新蚊帐。夏天时三个人挤在一个蚊帐，太热。而且，闺女们一天天长大，一张床也快挤不下了。棉花不够，计划只能一推再推。

秋天采的新棉，晒干后纺成粗纱，线头有点毛刺，颜色灰白，带着淡淡的棉籽味和土香。手背和手掌裹得严实，指尖却特意留着洞，让手指方便握笔翻书。母亲的针线手艺非常好，村里女人们都有这方面的绝活，只是很难派上大用场。带着手套，暖和不少，实在太冷，握紧拳头，手背的保护还是有不小的帮助。

她不说话，就那么把钵子放好，把手套塞我手里，转身去灶台添柴，背影在灯影里晃。记忆中，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活。有时，小妹喜欢站在旁边，聚精会神的看着我读书的模样发愣。不知她小脑袋里在想什么，看着她可爱的模样，我总是笑嘻嘻的，喜欢。

有时爸爸妈妈会坐在门槛边，低声嘀咕，像怕吵醒我，又像自言自语。

“这昔日顽皮捣蛋的孩子，怎么突然变得乖巧？”

小时因为顽皮被人追着，说抓住要往死里打才解恨。每一次，妈妈都是担心的要死，害怕真的被抓住被打死、打残。在农村，这种事也不是很罕见。

实际上，我依然顽皮，依然朦朦胧胧地过着日子，只是没有时间去做不靠谱的事。

“书，真的会让人着迷？”爸爸自问自答，声音粗哑，烟头一明一灭。

隔壁的堂兄松哥，我初二的班主任，在八月底走了，坐着去汉口的手扶拖拉机。

他是六六届黄陂三中的高中毕业生，曾经是公社最好的学生。接近三十的他考了四百多，进入全省前百名，上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家里留下两个瘦得像麻杆的儿子和多病的妻子，外加多病的父亲。

“老师说，咱儿子很聪明，会不会也像松那样？”妈妈自说自话，声音轻。

我裹在被子里，听着嘀咕，心里明白，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不过，对儿子的那点宠爱，应说是共同的。只要我说需要，他们都会想办法满足。

蚊帐是个问题，我觉得可以不要，带些蚊香应能解决。当时，对于集训地方的居住环境没有概念，连具体在哪里都不知道，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

一直生活在闭塞的乡村，满脑子的原始概念。即使是老师，对于滠口和共大和培训，也没啥概念。当时，如果拉人商量，感觉和现在拉人谈火星移民后的生活安置一样，不靠谱。老师只是接到了来自公社的通知说有这么件事，没人帮我分析选择的可能优劣，大家就是群坐井观天被动认命的顺民。

那几天，大脑像口烧得滚烫的铁锅，翻腾不休。补习的消息来得突然，像闪电，划破了我一贯平静的生活。坐在书桌前，手里握着支笔，却始终写不出一个字。

窗外的风轻轻拍打着破旧的窗框，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仿佛在催促我快点做决定。可我却迟迟迈不开那一步。

77年底，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学校老师将我叫到办公室，讨论要不要让我参加高考。我当然不知道答案。高二教语文和数学的两位老师是老三届初中毕业生，正在犹豫要不要也试一试。二十八九岁的松哥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没有参加。我也不知道，老师为什么没有让我提前参加，也没有强化训练。反倒是因为主课老师在忙着自己的考试准备，教学反倒更加放松。一切，只能靠自学。

那时候，能不能和应不应该参加考试，是老师决定的，不是我。

我曾问山哥，要不要试试，他摇摇头说，不可能的事，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至于我自己，要不要试一试？我不敢继续问。

夏天，松哥被录取的消息传来，我兴奋的再问山哥，他说，那是运气好。而且人家是老三届，底子好。你看看，连你也考不起。还是别瞎操心，瞎折腾。脚踏实地，别和命运对着干，不会有好下场。

原本特别喜欢和他聊天，他是村子里最有想法的人之一。高中毕业已经两年了。

这之后，我就开始刻意回避他。

参加，还是不参加？这是个问题。

 “要赌吗？”我问自己，“赌一把，输了似乎损失也不大。”

躺在床上，听着屋外呼啸的寒风，脚丫子冰得发僵，长出的冻疮越来越多，痒痒的。迷迷糊糊中梦见雨里的田埂。父亲挑着一担沉重的湿稻谷，蹒跚在泥水飞溅的窄道上，脊梁弯成了一张紧绷的弓，仿佛随时会折断。肩头的雨水和额头的汗水混在一起，顺着那道深深的背沟流下，一滴滴砸进泥土，在那片无尽的泥泞里溅起小小的、灰色的泥点。

我突然坐起身，黑暗里，胸口像被什么猛然撞了一下。

“不行，不能这样下去。”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声音没有发出，但在寂静的夜晚却格外清晰。我盯着黑暗中睡着的父亲，他本能的身子动了一下，或许是被我的动作惊动，或许没有。我感觉，嗓子里像堵了一块烧红的炭。

“不想过这样的生活。”脑海里这句话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回荡，带着一种自私的决绝。为了这事，我好几天茶饭不思。我怕带走家里的米粮和蚊帐，更怕自己最终还是带不走这个背影。那之前，学校为了节省我们回家来去的时间，还让住校：几个人睡在一间教室的课桌上，硬邦邦的木板硌得骨头疼。学校又联系了旁边街上村子里的人家，让我们搭伙做晚饭。

我被安排在一家靠近水塘的同学家。晚上蚊子特别多。他家漆黑一片，为的是省点柴油钱。每天得花好多时间解决顿不起眼的晚餐：几口米饭和红薯，几筷子咸菜，勉强填肚子。一个星期下来，我没觉得时间上有节省，反而折腾得更累，也就放弃了。从学校来回，山路走着不到一个小时。路上还可以想点学习的内容，甚至是难题的解题思路，实际上没有耽搁时间。而且，在家里，母亲做饭的时候我也可以学习，在同学家，我则必须帮着烧火做饭。虽然住校的效果不好，但至少校领导当时在思考、在想办法。可最应该、最有效率的部分，质量靠谱的书籍和有能力的师资，却始终无法解决。

朦朦胧胧想到这，我决定放手一搏。父母没有反对，也没有表现出高兴或值得支持的态度。他们的脸和眼神，早就被长期残酷艰苦的岁月磨成雕刻。

祖祖辈辈，能够延续到今天，不就是生存能力强吗！人家能活，我也能。带着这种信念，妈妈缝了个小袋子装了些大米，准备了几罐咸菜和一小袋红薯，准备开拔。

春节后不久，父亲挑着他结婚时打的那个泡桐木大箱子，送我去三里地外的将军庙坐长途汽车。据说，那里曾经是花木兰出征的地方。箱子里塞着一个薄被子、几件换洗衣服、几本书，外加不多的大米、一罐咸菜、若干地窖里的红薯。箱子沉，绳子勒得肩头生疼。

路上风凉，尘土扬起来，父亲的脚步慢而稳。他没说话，我也没。车站，就是一棵老树下的一片空地，坑坑洼洼，站着几个等车的人，沉默着。

破旧的汽车喘着粗气开来，车身锈斑斑驳。乘客不多，有人抱只鸡，有人抽劣质烟，汗臭味、鸡屎味、柴油味搅在一起，刺鼻得让人想咳。对于极少坐车的我，这气味倒像理所应当。父亲把箱子递上去，自己也爬上车顶。他蹲在那里，把绳子重新解开，又重新绑了一遍。绑完以后，伸手拽了两下。似乎觉得还不放心。又重新拽了一遍。

绑完，他从车顶下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声音低：“自己小心。”

我点点头，上车找了个座位。窗玻璃满是灰尘，外面的一切都蒙着一层雾。汽车发动，抖抖晃晃开走。我透过灰窗看着父亲。他没挥手，没转身，就站在原地，目送车子远去。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像被尘土一点点吞没。

集训开始

在滠口街道旁边，混合石头和泥土靠压力填注的马路靠近农田的地方，我下了车。

公路不宽，勉勉强强可以容纳两辆车对错，路边是粗大的法国梧桐，树下路旁是水沟，沟外是片水田，有些长着油菜，有些长着紫云英，还有些暂时闲置着。

路的另外一边，是用泥土墙建成的一些土坯瓦房，狭窄的街道是泥土路。看上去，和家乡学校所在的小镇也没有什么差别：破旧、脏乱而简陋。

下车前司机说，穿过水田，过了小山包，能看到。

我用扁担挑着箱子和杂物，缓慢的走在狭窄的泥巴田埂上，晃晃荡荡的，一个人。

走向小山坡，再走过一片菜地和小麦田，弯弯扭扭的就爬到了山包顶部，几个坟墓上长着几棵泊松树，不高，被一小片荆棘丛围着。

举目远看，那边山坡上种植着小麦，油菜等，山脚下有些不多的水田，再之外就是一片草甸子，不高的杂草覆盖的一片有些小坑洼的地，面积还不小。

相隔距离有球场大的两栋水泥建筑物，孤零零的耸立着。每栋有两层，内空比较高。黑洞洞的巨大窗户格外醒目，孤零零的也看不到其它的配套设施。

旁边有个变压器独立的耸立着，连接着高压线，不多的线条连着两栋半拉子工程大楼。楼里有些忽明忽暗的灯光和走动的人影，草地上有不多的年轻人坐着，捧着书本在阅读。水泥大楼的左边是个平瓦房，正冒着烟。

水泥大楼背后，是片一望无际的碧波绿水，是后湖。这里应该是没有建成的半拉子变电站。我当时想：这地方，哪像个学校？怎么可能是共大呢？脑子里关于共大的概念来，自电影里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人家那宽敞气派的教学大楼，这里一栋没有。

用水泥建教室，过于奢侈，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哪有这般经济实力。用红砖建些简易的平房还有可能。而且，这靠近水源的地方，应该是优质的水田，能被长期占用，应该不是一般单位所能。

“宿舍”在二楼，教室也在二楼。所谓宿舍，就是大楼靠湖那边没有窗户的相对封闭的小空间，可以规避这时常光顾的春雨。由于有巨大的窗户洞开，又没有抵挡风雨的物体，只能选择躲避，找些犄角旮旯的空间，借助于拉来的电力照明，勉强过些时日。

一楼的空间用的不多，所有的学生聚在一起，在诺大的一个层面，也只是占据着不多的面积。不记得具体的数字，应该不到两百人。分数线在250分以上的正在复读备考的全县学生，绝大多数回绝了县里的邀请，他们中多数人的人生，应该就此写下了后悔和忧伤。

原因，部分是不理解其价值，更多的还是经济上的无能为力。

二楼靠边有些小的隔间，里面没有窗户，感觉挺安全舒适，至少是个非常好的能躲雨打的角落，比家里好很多。下雨的时候，家里都是外面大雨里面小雨。半夜所有人都得起床坐着，寻找漏雨的地方，找盆子罐子接水，再找个不滴水的地方坐着睡会儿。

宿舍里面安排了些高低床，分开男女两个区域。床和课桌，应该就是共大曾经存在过的证据。来自我所在公社的有五个，我们学校只有我，我考了268，录取线是280，1978年应届毕业生中只有波被孝感高农班录取，是华中农学院在孝感开的分院。

厕所在楼外两百多米处，靠近那排做厨房的平房旁边。

如此之远的距离，很容易中途漏水。于是，大楼四周的尿骚味，开始越来越浓。

厨房的做饭模式和原来的学校一样，每餐大家到湖边用湖水，将自己的饭钵洗好米淘好沙子，装自己感觉舒服的水，吃饭时间到了就按自己做的记号找自己的食钵。条件好的年纪大点的，有几个已经成家有老婆，吃商品粮的，则带上几个鸡蛋补充些营养。

不曾意识到，美丽清澈的湖水，生活着大量血吸虫，会通过皮肤侵入人体，并在肝脏等器官内定居、产卵，引起一系列的病变。

这片地区，长期受血吸虫病的困扰，《枯木逢春》的电影，曾让我看的心惊担颤和伤感连连。姑姑一家子都得有血吸虫，作为慢性病，一直被折磨着。

开始时老师警告过，让我们不得喝未煮开的生水，我们却没有意识到，经常性的接触被污染的水，血吸虫也会进入躯体。在我们生活的山区，根本没有这家伙。

更应该说，这就是个规模不大的短期补习班，由县教育局出资和主持。

学校从武汉的大学请了些老师来讲课。来自华中师范学院政教系的中年男老师，讲了三天政治，我不停的记，手指因书写而变形。三个月下来，手指上用力最大的地方，形成了厚实的硬皮。

物理课上，老师对电子和电路原理，讲得非常清晰易懂。我在这里，第一次用上了电灯。化学则主要讲无机化学，也做个几个小的有机化学的实验，效果自然不佳。那一年考了很多的有机，化学我只拿到47分。如果化学“发挥”正常，结局完全不同。而那根本就不是发挥的问题！

数学原本可以拿接近满分，最后一道题鬼使神差的写错了一个符号，手没有听大脑指挥！坐在旁边抄袭的同学，出考场后特别认真的告诉了我。他因此考上中专，我则耿耿于怀十几年，今天看，那是命。那时，学校老师特别安排几个成绩相对好的坐在一起，相互照顾，效果还不错。我和他，只是单向照顾。

秀秀没有坐在我旁边，是我终身的遗憾，也是老师刻意为之的“命运”使然。

语文课，则教了些范文和写作，古文方面的知识，后来的古文部分我考的不错。

补习的效果非常明显，自己能感觉到不小的进步。

记得有两位年岁较大的，近三十，一个结婚三年多，一个刚刚。当时，我们这些十六岁的，还缠着他们问些关于男女的羞羞问题，正是性激素活跃的年龄，带着天真和幼稚的好奇。虽然如此，大哥还是耐心的为我们解惑，而我们则开心的为他传道，解决学习上的问题。由于底子薄，年岁高，两位的学习困难明显大很多。

我们学的轻轻松松，信心满满，开开心心，他们学的压抑难受，愁眉苦脸，越来越绝望。虽然人数不多，男女间的距离似乎保持的很清晰，记忆里面就没有和女生交往的数据单元。一年多后从大学回家过春节时，在县长途汽车站转车时遇到一个曾经的同学，也不敢上前打声招呼，当时，只是远远的傻傻的看着，觉得那个女生好漂亮好可爱，好有吸引力。

姑姑住在滠水河对岸的武湖农场，作为农场职工，生活水平比我们这些纯粹的农民好一些。姑姑来过，看到我没有蚊帐，就主动给我买了床新的送来，那种机械织出的，漂亮还轻盈。这个蚊帐估计得花去她省吃俭用之后，一年积蓄全部的一多半。那是我记忆里第一次感觉到工业产品的唯美。

爸爸又从住在汉口的姑妈那借到二十块，不记得是怎样送到我手里的。

就这样，我度过了人生最关键的三个月，成就了人生重要的转折点。

姑妈有八个孩子，都在棉纺厂当工人，日子过的紧巴。住的平房全部被睡床占据，有的还叠了三层。后来，爸爸年底卖了猪后，就赶紧还了。姑姑说，蚊帐是送的，不用还。她还说，条件有限，能做的不多，只能给哥帮到这。我听着想哭。

培训中心在镇的西北角，姑姑所在的武湖在镇的东南角，横跨滠水河，过河走的是石墩，只有枯水季节可用。护河大堤坝坡下不远处左手边，是农场的砖瓦厂，再不远处就是姑姑所在村子。四周全部是棉花田。她有四个小孩，姑父因血吸虫病，一直身体不太好。农场以种植棉花为主。

每次吃饭，打开咸菜罐子，第一件事是夹出里面新长出的蛆扔掉，再夹出几片咸菜埋在热乎的米饭里面，算是高温消毒。

三个月一晃就过去了，脑子里的知识厚实了很多，身子骨却轻了不少。五月是最美丽的季节。那天中午，回家的路上，从下汽车到家的三里路，走到一半我就晕倒了，后被路过的同村明大哥带回家。明大哥对母亲说：你儿子晕倒在路边，可能病的不轻。妈妈流着泪，给我弄好吃的调养身体。在家歇了两天，周一我按时到学校，继续学业。

回校第一天，远远的看到人群中的秀秀，眼前一亮。我快步走过去，在簇拥的人群中，表现出是不经意的偶遇，面对面，我的脸先红了：“来了？”

“嗯。怎么样？”

“还不错。可惜你没有去。”

“没有什么可惜的。” 她回的很平淡。

从小开始，我们两人就走的近，到了高中，反倒很少说话。通常只能远远的相互偷偷看一眼，注意到对方意识到之后，就马上收起，并且还带着点脸红。

好几个男生，在头年八、九月就开始回校复读。

听说，她有六个弟弟妹妹，自己是老大。

我们家兄弟姐妹四个，父母扛不下，让叔父帮助承担弟弟的养育。

那一年，招生政策改了，中专和大学一个考卷，按分数录取。我轻松过了重点分数线，填的第一志愿是武汉地质学院的卫星探矿，我进了第二志愿的武汉师范学院数学系。来自武汉的同学的中学同学，比我分数低的就读华中工学院。

当年，就读高中被录取的有十几人，其中没有一个女生。

在大学，我遇到至少七位来自共大的同学，两位来自我原来的公社，现在的木兰湖镇，都读物理系，其中一位今天已经是著名的凝聚态物理学者。所有参加过那段培训的学生，应该都有机会考取，至少能够就读中专。

按照成绩，如果头一年也是这种录取模式的话，他们在那时就已被中专录取了。

这也是命运，幸亏没有那样的机会，不然，我自己会被困于中专，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故事。没有那段补习班的岁月，就没有今天的我。感谢所有为了那段岁月付出过的人。

关于那段经历的记录，网上查不到，似乎从来不存在过。让我吃惊。

心生感激，念念不忘，写下此文。

那时我觉得，冬天手和脚长冻疮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年年如此，非常习惯，而且，一直到随后的大学四年，依然如此。我曾经相信，那应该也是命中注定的东西。

（汪翔，2026年6月修改稿，美国俄亥俄州，伊利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