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阿恩·韦斯塔德（Odd Arne Westad）是一位学者，现任耶鲁大学历史与全球事务学系“伊莱休”讲席教授。他即将出版新书《风暴将至：权力、冲突与历史的警示》。

韦斯塔德教授对美中两国的关系深感不安，担心美中两国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覆辙。如何避免这种可怕的结果?  他主张双方必须开展积极合作，其中包括着手解决两国关系中潜藏的一些深层症结。书生之见，不妨一读：

20世纪10年代初，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正身处白厅的办公室中，审视着当时的全球局势。他目睹了许多局部战争，但并未察觉到任何足以让当时的列强相互兵戎相见的迹象。正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即便是在1914年的最初几个月里，国际局势的天空看起来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清朗。”

当然，仅仅数月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便爆发了，并最终夺走了4000万人的生命。几乎无人预见到这场战争的到来；但在事后，包括格雷勋爵在内的许多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当时的列强未能妥善解决那些零星的冲突——正是这些冲突汇聚在一起，最终引爆了1914年的那场浩劫。

当今的世界，与20世纪初的世界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不仅体现在当今世界正饱受伊朗和乌克兰等地局部战争的困扰。当今世界同样是一个列强林立的格局——包括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在内的各大强国，无一不竭力捍卫着自身的地位。这个世界充斥着民族主义、恐怖主义、经济与科技领域的竞争，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受挫——这一切都与当年如出一辙。各国领导人虽保持着沟通，却鲜能真正理解彼此。人们隐隐感到，他们或许将像百年前的前辈们那样，最终错失化解分歧的良机。“我预见到，我很快就会被周遭施加的压力所吞没，被迫采取极端的手段，从而引爆战争，”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曾致信其表兄——德皇威廉二世，如此写道。的确，有时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会显得格外强烈。

这种感觉在当今的中美关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无论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何时在北京举行那场筹备已久的峰会，那种因无节制的竞争而潜藏的危险，都应当令双方心知肚明。作为当今世界两大强国，一旦中美之间的冲突失控，其后果不仅对两国自身而言将是灾难性的，对整个世界而言亦将是一场浩劫。尽管双方都声称希望找到遏制局势滑向对抗深渊的途径，但两国领导人似乎都未能意识到：无论是在贸易与关税问题上达成暂时的休战，还是在禁毒等问题上表达意向，都远不足以扭转当前的中美关系颓势。总体而言，我们几乎没有理由相信中美关系正回归冷战时期的模式。相反，若将当今的国际局势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那场大国格局重组时期相类比，或许更能透彻理解当前的形势——在那一时期，经济相互依存的纽带正受到质疑，众多大国之间亦在相互角力、争夺地位。众所周知，那个世界最终于1914年以一场灾难告终。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并使中美两国关系步入某种形式的缓和期，双方必须开展积极合作，其中包括着手解决两国关系中潜藏的一些深层症结。

超级大国的相对衰退

如今，对中美两国经济实力的对比，往往会引出一些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德两国之间所面临的如出一辙的问题。正如20世纪初的英国所经历的那样，美国已从曾经独占鳌头的经济霸主地位滑落下来，转而成为众多顶级强国中并列的一员。在制造业总产出这一指标上，中国的成就已远超美国。此外，美国目前对全球100多个国家均存在贸易逆差；尽管其中对华贸易逆差规模最为庞大，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约2000亿美元。

然而，正如20世纪初的英国一样，关于美国正在衰退的论调，仅在“相对意义”上才是成立的。如今的美国依然保有当年英国所拥有的部分优势：它依然主导着全球的银行业与金融业；其货币依然是全球通用的国际货币；而且，从交通运输、计算机技术到时尚潮流，国际社会诸多领域的运作规则依然由美国所制定。此外，当今的美国还拥有其他一些有利因素。例如，其在研发领域的投入就远超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如今，美国用于研发新产品与新技术的投入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这一比例冠绝全球。此外，美国还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有利的人口结构，以及得天独厚的本土自然资源。所有这些优势，都是1914年的英国所不曾拥有的。

然而，美国感到自身正在丧失其主导地位，因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其相对地位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经济总量约占全球GDP的40%；即便在冷战结束之后，这一比例仍超过20%。但这种地位是建立在特定历史环境之上的。二战期间，欧洲和日本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中国则历经了一个世纪的战乱，随后又经历了共产主义革命——这场革命至少在初期，并未给其人民带来多少福祉。

如今，在经历了数代人的和平与相对稳定之后，其他工业强国奋起直追、赶超美国，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在1990年，日本是美国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其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10%。当时中国的占比仅为4%，但此后便实现了飞跃式增长，一举跃升至19%。鉴于其他国家的崛起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美国如今约占全球GDP 15%的地位，其实并不算太差。然而，这种“地位下滑”的感知却助长了某种不满情绪。

当今世界是一个大国林立的格局，各大国均对自身的地位严加捍卫。

此外，美国人始终怀疑，中国用来推动其经济增长的手段有失公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类似的指控也曾针对德国。正如今日之中国，当时的德国也建立了一套全方位的、由国家主导的工业间谍体系，其刺探目标涵盖了军事与民用领域的各类技术专长。德国还利用政府补贴、非关税壁垒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等手段来扶持本国企业——这与当今中国的做法如出一辙。尽管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曾综合运用此类手段来促进自身经济增长，但中国如今所采取的举措，其规模之宏大，似乎已远超此前人们所见的一切先例。

然而，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一样，美国在经济领域所抱持的某些疑虑，其实主要折射出的是其自身的国内困境。据统计，有70%至8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国内有大量的就业岗位已流失至其他国家——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鉴于自2000年以来至少有500万个制造业岗位消失，这一现象并不令人意外。正如早期的英国一样，美国也未能为其工人提供足够的技能培训，或协助他们向新型工作岗位转型。其结果是，许多公民深感不满；他们正苦于工资停滞不前，且无法获得适当的医疗保险、带薪病假及退休保障计划。与其着手解决国内的深层根源问题，将自身经济困境归咎于外部势力显然要容易得多。

当今美国所面临的另一个显著弱点，在于国内不平等现象的加剧。20世纪初的英国曾遭遇过完全相同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一问题加剧了当时英国整体国际地位中的某种脆弱感。1910年，英国最富有的5%公民几乎掌控了全国90%的财富。而在当今的美国，最富有的5%人群拥有全国约三分之二的财富，且这一份额仍在持续上升。

尽管美国并非唯一面临不平等加剧的国家，但其所引发的社会与政治后果却尤为严重——究其原因，在于许多美国工人早已习惯了此前所享有的优越经济地位。因此，许多公民深信国内精英正与外部势力相互勾结，企图中饱私囊，并竭力维护一套对美国工人极不公平的国际经济体系；这种看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奇迹”的另一面

这种经济层面的怨愤情绪，很大一部分都指向了中国——这既是因为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也是因为其实现这一增长所采取的手段。此外，将矛头指向一个拥有截然不同政治体制的外国，往往也显得更为轻而易举。然而，尽管许多指责之词不免夸大其词，但中国对全球供应链的掌控能力，确实对美国构成了一种现实威胁。这种动态局势，与1914年之前英、法两国对德国所持有的心态如出一辙；尽管当时英、法两国尚拥有广袤的海外殖民帝国作为后盾，可借以获取各类物资（尤其是原材料）的供应。相比之下，当今的美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要高得多；且中国的工业产能（占全球份额的28%）远超1913年的德国（占全球份额的15%）。就其经济地位而言，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构成了一个强劲的挑战者，其地位唯有19世纪崛起时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可与之比肩。然而，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一样，当今的中国也面临着自身的经济难题。在这些难题中，有些最终可能被证明至少与美国所面临的挑战同样严峻。

首先，中国的超高速增长时期已经结束。这一转变迟早会发生，但中国的转型过程显得尤为突兀，且因全球疫情的爆发而进一步加剧。中国上一次实现年增长率超过10%是在2010年。到了2019年，这一数字已降至6%。据部分估算，2024年的增长率介于2%至3%之间。这种向更趋于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的迅速转变，导致青年失业率飙升，民众的预期也随之落空。此外，中国经济目前正深陷高企的债务泥潭。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快速增长之后，出现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意外。然而，主要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中国政府难以出台新的债务纾困方案，这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任何试图遏制中国经济增长的企图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且必将引发持久的怨恨。

此外，中国经济还面临着两项具有该国特有属性的挑战。其一是中国独特的人口结构特征。中国共产党（CCP）推行并强制实施长达一代人之久的“独生子女政策”已酿成一场灾难：中国将成为全球首个“未富先老”的国家。2023年是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的第一年，人口减少量约为250万人。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将至少减少2亿人（甚至更多），而在剩余的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占到40%以上。（作为对比，据预测，到2050年，美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约为30%，而印度仅为20%。）换言之，届时中国的许多公民将面临健康状况欠佳的困境，并亟需照料与护理。对于中国而言，其当前的人口结构无异于一枚正在倒计时的经济“定时炸弹”。

中国经济面临的另一项重大挑战，在于执政党对私营企业——或者至少是对那些已取得成功并处于扩张期的私营企业——抱持着根深蒂固的猜疑与戒备。在过去几年间，中国共产党已针对国内一批顶尖的私营企业采取了一系列强硬举措。从名义上看，这些行动往往被冠以反垄断、数据安全监管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名义。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其背后的真正目的在于将这些大型私营企业彻底纳入执政党的掌控之下。在习近平治下，这种冲动究竟会发展到何种地步，目前尚难预料。然而，针对商界领袖的逮捕与审讯所带来的压力，已促使许多企业家将更多时间花在海外。

除了上述国内经济难题外，中国还面临着美国决策者的怒火；这些决策者认定，中国正是利用了美国，才得以跻身当下的经济地位。因此，除了关税上调之外，北京方面还遭遇了美国的出口管制、投资限制，以及对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角色的种种制约。此外，美国正试图说服其盟友与友邦效仿其做法，共同对中国施压。

迄今为止，这些举措除了激怒中国领导层及相当一部分中国民众之外，几乎未取得任何实质成效。然而，其潜在的危险在于：这些举措助长了一种“中国正遭受经济围堵”的认知——这种感觉，恰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所面临的处境，抑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遭遇。一旦普通中国民众确信美国的目标在于阻遏中国经济的发展，那么，这种积怨演变为某种形式的军事行动的风险，便会急剧攀升。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中国与美国在经济领域面临着某些共同的挑战。中国同样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社会与经济不平等问题；这种不平等极易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因为民众（且这种怀疑并非毫无依据）普遍怀疑，部分中国人所聚敛的巨额财富，实则源自盗窃与腐败。此外，还有一种普遍的疑虑：中国在海外开展的经济项目——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其初衷与其说是为了协助中国企业在海外实现盈利性扩张，倒不如说是为了彰显国家声望。在专制体制之下，此类批评意见必须谨言慎行方能得以表达。然而，针对“一带一路”项目及中国政府在海外推广的其他方案，关于其存在铺张浪费、风险隐患、腐败滋生、工程质量低劣以及投资回报率低下等问题的非议，正暗流涌动，引发紧张态势。

中国国内的这些经济隐忧——在某种程度上，这与1914年之前的德国所面临的困境颇为相似——助长了中国精英阶层内部的一种论调：即中国的未来前景或许并不如他们此前预期的那般光明；而当下——或者至少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或许正处于其国力最为强盛的巅峰时刻。此类观念促使德国在1914年甘冒战争风险，若当今东亚爆发危机，亦可能煽动中国。并非所有中共决策者都持此观点，但在北京政坛内部，确实流传着一种论调：中国目前的相对经济影响力已达到巅峰——正因如此，它迎来了重塑本地区格局以维护自身利益的绝佳契机。

对于中国而言——正如对德国一样——非凡的经济成就未必能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对未来的日益增强的自信。举例而言，当你乘坐往返于北京与上海之间那既舒适又令人惊叹的高铁列车时，沿途的景象会时刻提醒你：许多村庄和小城镇尚未享受到大城市那样显而易见的经济繁荣。更令人忧心的是，其中一些地方甚至在字面意义上被那些烂尾的高层建筑所笼罩——这些楼宇始建于疫情爆发之前，却因2021年中国房地产市场陷入停滞而被弃置一旁，任其荒废。

峰会博弈的筹码

因此，在任何一场“川普—习近平”峰会上，两国领导人必须着手构想这样一种路径：让中国人民的抱负与美国的国家需求不再处于必然冲突的境地。尽管中美两国在经济总量上已是旗鼓相当的对手，但中国的人口规模却是美国的四倍，而人均GDP却仅为美国的五分之一。换言之，中国仍需为经济增长寻求足够的空间，以此来满足其人民日益增长的期望。若其他国家试图遏制这种增长，不仅注定徒劳无功，更会在中国人民心中埋下挥之不去的怨恨。解决之道在于建立稳定的贸易规则、开放的金融市场，以及在仅受明确且可证实的国家安全需求限制的前提下开展技术交流。只要能获得公平竞争的待遇，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依然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与贡献空间。

此外，双方还必须设法换位思考，理解对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这正是两国关系中最具爆炸性的潜在冲突点。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坚信：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美国正以一种既不公正又顽固强硬的姿态，阻挠台湾回归祖国的怀抱。这种认知——即便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由中共持续不断的宣传攻势所塑造的——其成因究竟如何，在现实政治层面已不再重要。除非中美两国领导人能够达成共识——即承认台湾海峡的“现状”乃是当前所能达到的最佳平衡状态，且（除非爆发大国全面战争，否则）“独立”或“武力吞并”均非可行选项——否则，围绕台湾未来走向而爆发冲突的风险将居高不下。在应对这些重大议题时，川普与习近平的领导风格显得格格不入。川普行事冲动，且其整体战略目标日益摇摆不定；而习近平虽是一位远胜前者的战略家——亦是邓小平之后中国最具权势的领导人——却鲜少偏离既定剧本，似乎无法在私下场合做出那种自发且灵活的安排，而此类举措本可成为重塑中美关系的关键一环。若说1914年的历史能给予我们什么启示，那便是：大国若想从战争边缘悬崖勒马，至少需要找到若干明确的理由。而要寻得这些理由，双方所付出的努力将远超他们迄今为止所表现出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