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将决定伊斯兰共和国的命运？”

也许阿夫雄·奥斯托瓦尔（Afshon Ostovar）昨天2026年3月31日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的长篇评论－－“争夺伊朗未来的真正战争”－－能回答这个问题。奥斯托瓦尔先生是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副教授和外交政策研究所非常驻高级研究员，著有《野心之战：美国、伊朗与中东争夺战》（Wars of Ambition: The United States, Iran,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Middle East）。请读他的评论：

2026年3月1日，伊朗政府正式发布公告。一家官方广播电台宣称：“在历经一生的奋斗之后，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饮下了殉道的甘甜清泉，荣归至高天国。”广播员盛赞哈梅内伊“不懈不怠”，并称颂其拥有“崇高而神圣的灵魂”。当他宣读这则讣告时，画外传来阵阵哭嚎声；待他读毕，他自己也泣不成声。

得知哈梅内伊逝世的消息时，大多数伊朗人恐怕并未流泪。在长达三十五年多的时间里，这位伊朗最高领袖始终实行铁腕统治，无情压迫妇女、少数族裔以及任何胆敢挑战其权威的人。然而，这则讣告中那充满戏剧色彩的措辞，在某种意义上却并非言过其实：因为若论谁是“伊斯兰共和国”及其所带来的一切后果的真正缔造者，哈梅内伊无疑首屈一指。尽管正是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在1979年伊朗革命期间夺取政权，从而建立了这一神权政体；但真正将其塑造成如今这般模样的，却是他的继任者。正是哈梅内伊确保了“最高领袖”这一职位在伊朗不仅是名义上的最高权威，更是实至名归的最高权力核心。正是哈梅内伊推动伊朗奉行区域霸权主义，从而使其陷入与以色列及美国无休止的冲突之中。同样是哈梅内伊，将曾经前途未卜的“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一手培育成为了支撑整个政府的中流砥柱。

伊朗统治精英迅速采取行动，着手选定继任人选。就在哈梅内伊逝世仅一周多之后，负责推选最高领袖的神职人员机构——“专家会议”——便宣布，哈梅内伊之子穆杰塔巴将接任这一职位。然而，无论动作多么迅速，也无论继任者拥有怎样的血统，都无法阻止伊朗国内出现权力真空。唯有老哈梅内伊才兼具那种必要的资历与威望，足以震慑并平衡政权内部的各个派系。正因如此，如今伊朗政坛的各路高官正纷纷摩拳擦掌，试图主导国家未来的走向。

截至本文撰写之时，那些最有望在权力角逐中胜出的势力，当属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各方——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亦在其列。作为伊朗国内实力最为强劲的武装力量，“伊斯兰革命卫队”拥有足以将其意志强加于全体国民之上的资源与实力。这对伊朗而言绝非吉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的领导层大多属于强硬派，他们恰恰是在与内外势力的持续冲突中如鱼得水的。一旦他们巩固了权力，德黑兰将继续本能地对以色列、美国以及国内的民主派势力保持敌对态度。

然而，这种未来并非命中注定。革命卫队那些僵化的政策显然未能保护国家安全，更谈不上造福人民；在该政权内部的改革派眼中，这些政策早已是一条死胡同。事实上，伊朗不乏改革派人士——其中包括现任官员及前总统——他们完全有能力为国家规划一条更为温和、务实的路线。如果他们能够主导国家走向，该政权或许会同意放弃其核计划及地区扩张行径，以此换取经济上的纾困与发展。

对于这些务实派而言，前方的道路注定是一场硬仗。与强硬派不同，他们手中几乎不掌握武装力量。此外，由于他们此前在面对政权对民众抗议的残酷镇压时，要么谴责不力，要么甚至公然予以支持，这已导致他们在伊朗民众心中丧失了信任。然而，伊朗正深陷混乱之中；而作为体制内的改革派人士，他们恰恰具备所需的经验，能够引导政府走出泥潭，重回稳健的轨道。他们可以利用强硬派领导层因遭受美、以两国打击而元气大伤这一契机，顺势接掌权力。不过，若想达成这一目标，他们必须向那些饱受煎熬、满腹挫败感的伊朗民众伸出橄榄枝，向他们许诺一个更加和平、繁荣且享有政治自由的未来。

权力之争

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原本并非注定要成为伊朗的最高领袖。在伊朗革命期间，他不过是霍梅尼（Khomeini）众多追随者中的一员。作为一名中级神职人员，他对政治的兴趣远胜于对宗教学术的研究；正因如此，他的宗教资历与地位并未达到霍梅尼为未来国家统治者所设定的那套崇高标准。然而，哈梅内伊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迅速结交了权贵盟友，声望也随之鹊起，并于1981年当选为国家总统。但在当时，由于霍梅尼凭借其非凡的个人魅力牢牢掌控着国家大权，总统一职实际上已沦为一个次要的、边缘化的职位。彼时，真正深得霍梅尼信任并被视为其左膀右臂的，乃是时任议长的阿克巴尔·哈希米·拉夫桑贾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

然而，霍梅尼及其核心圈子却将那些可能挑战其宗教权威的神职人员边缘化了。例如，大阿亚图拉卡齐姆·沙里亚特-马达里（Kazem Shariat-Madari）就被解除了库姆神学院（Qom Seminary）院长的职务——该神学院是什叶派神职权威的一大中心——随后更被霍梅尼的副手们软禁起来。这位最高领袖同样翻脸不认人，将他最初指定的接班人——思想更为开明的阿亚图拉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Hussein Ali Montazeri）——打入冷宫；原因在于蒙塔泽里在多个问题上公然违抗霍梅尼，其中包括反对在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之际处决数千名政治犯。随着1989年霍梅尼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发现身边竟找不到任何一位具备必要宗教资历、政治立场正确且在政权内部拥有足够支持的潜在接班人选。于是，他下令修改宪法，规定任何支持伊朗伊斯兰统治体系、且对国家地缘政治局势有深入了解的中级神职人员，均可接替其最高领袖之位。这一系列变革为霍梅尼手下的年轻副手们争夺最高权力宝座开启了大门——哈梅内伊（Khamenei）便是其中之一。

即便如此，哈梅内伊最终能否顺利接班，当时看来仍是悬而未决。相反，呼声最高的接班人选其实是拉夫桑贾尼（Rafsanjani）。事实上，若非拉夫桑贾尼在霍梅尼逝世后决定转而竞选伊朗总统，他本极有可能稳操胜券，拿下最高领袖一职。在拉夫桑贾尼看来，霍梅尼去世后，最高领袖这一职位的实际影响力将大打折扣，而总统职位则将一跃成为掌握实权的核心权力中心。因此，他乐于将最高领袖之位拱手让给挚友哈梅内伊；他甚至亲自出面，在霍梅尼本人及“专家会议”（Assembly of Experts）面前为哈梅内伊积极游说。

伊朗最有可能的未来，是一个由军方掌控的威权主义国家。

这一策略果然奏效。1989年6月3日霍梅尼逝世；次日，哈梅内伊便被任命为最高领袖接班人；紧接着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拉夫桑贾尼成功当选为伊朗总统。然而，如果拉夫桑贾尼当时以为自己已踏上了一条通往“独揽大权、无人能撼”的康庄大道，那他可就大错特错了。这两位政坛高官很快便因战后政策的分歧而产生龃龉，并随即陷入了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之中。

起初，拉夫桑贾尼占据着上风。他是霍梅尼门下最得力的弟子，也是伊朗政坛上最为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此外，对于如何重振国家那摇摇欲坠的经济与基础设施，他心中有着清晰的规划。相比之下，哈梅内伊却拿不出任何明确的方案。更令人担忧的是，他几乎不具备执政的合法性。拉夫桑贾尼是通过赢得大选而荣登总统宝座，霍梅尼则是凭借领导革命而成为最高领袖；反观哈梅内伊，其权位却是通过幕后交易与勾兑而得来的。他根本没有任何民意基础可言。

然而，哈梅内伊深知自己地位不稳，于是着手物色一股能够为他提供支撑的政治力量。他无需费心远求，因为“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当时也正急于寻找一位新的政治盟友。革命胜利之初，这支卫队曾协助霍梅尼击败了各路政敌；但随后爆发的两伊战争不仅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也令卫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致使其声望受损；加之拉夫桑贾尼当时正试图削弱卫队的影响力。而哈梅内伊却乐于助其一臂之力，帮助卫队巩固并扩张其既有的势力范围。因此，哈梅内伊全力支持革命卫队在国内推行的政治议程——即旨在重塑社会风尚，使其回归保守的伊斯兰道德规范。他凭借最高领袖的权威，赋予了革命卫队指挥官们在国内政治中更大的话语权，并助其在伊朗社会中攫取了更为庞大的权力。作为回报，革命卫队则动用其武装力量，对包括拉夫桑贾尼的盟友在内的各类改革派人士施压、恐吓乃至实施抓捕。当拉夫桑贾尼在连任两届后卸任离职之时，总统这一职位的权柄与光环已然黯淡无光。

步入新千年之际，哈梅内伊与革命卫队之间这种共生互利的联盟关系，已彻底巩固了德黑兰强硬派统治集团的执政地位。革命卫队屡屡出手，强行镇压那些呼吁改革的示威游行以及学生抗议活动。他们百般阻挠拉夫桑贾尼的改革派继任者——穆罕默德·哈塔米——试图对国家推行的任何实质性变革。甚至连同样出身强硬派阵营、并于2005年至2013年间担任总统的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也因试图恢复行政部门的权力与影响力，而遭到了哈梅内伊及革命卫队的边缘化与架空。唯有哈梅内伊与革命卫队，方能牢牢掌控着国家的实权。

狂妄的幻觉

最高领袖与革命卫队之所以能结成稳固的联盟，部分原因在于双方在推行保守的伊斯兰主义国内议程方面拥有共同的立场。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双方在看待全球事务的视角与观念上，也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两人皆致力于将霍梅尼的世界观——即视美国为伊斯兰文明的首要敌人、视以色列为美国施加影响的主要工具——确立为伊朗外交政策的核心。其中，“解放耶路撒冷”（亦即击败作为犹太国家的以色列）以及颠覆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成为了他们的首要事业。

起初，进展显得断断续续。在与伊拉克交战期间，伊朗输出其伊斯兰革命的努力因战事而势头减弱。20世纪90年代演变为一个以国内事务为主导的时期，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的海外行动也大多沦为实施恐怖主义袭击。然而，革命卫队依然野心勃勃；当美国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时，他们的境遇迎来了转机。这两场军事行动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冲突，为外部势力介入并从中渔利创造了绝佳条件；而与这两个国家均接壤的伊朗，正处于利用这场地区动荡的最佳地缘位置。于是，革命卫队迅速展开了秘密干预行动。在阿富汗，革命卫队采取了“两面下注”的策略，但最终选择了支持塔利班内部的某些派系，并向其提供资金和武器援助。在伊拉克，德黑兰扶植了新的民兵武装，用以对抗美军。当美军于2011年撤离伊拉克时，这些既有的联系网络依然存在，德黑兰也随之成为了巴格达政坛背后最具影响力的外部势力。在上述两地的成功经历，为伊朗提供了一套可资借鉴的行动范本。进入21世纪10年代，随着“阿拉伯之春”运动席卷整个地区并引发一系列新的冲突，革命卫队趁乱而入，积极与各类武装势力建立联系：他们介入叙利亚内战，力挽狂澜，使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免于垮台；随后又在也门推波助澜，协助胡塞武装夺取政权。

哈梅内伊所奉行的强硬外交政策，与其将伊朗打造为军事强国的宏大抱负相辅相成。伊朗政权投入巨资研发各类武器装备，旨在赋予伊朗从远距离对敌方实施威慑的能力，从而推动了其尖端导弹与无人机项目的飞速发展。与此同时，该政权还致力于掌握核浓缩技术。尽管德黑兰方面始终坚称其无意制造核武器——哈梅内伊甚至为此颁布过禁止制造核武器的宗教教令——但其核计划的推进程度，显然已远远超出了民用核能所需的范畴。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伊朗在核领域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已使其掌握了制造核弹所需的全部物质基础与技术诀窍。

在一段时间内，这一战略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到了2020年代初，伊朗已成为中东广大地区（包括伊拉克、黎巴嫩和也门）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伊朗的扩张主义及其引发的冲突，进一步增强了“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在政权内部的权势，使其一跃成为外交事务领域最具话语权的机构。其庞大的安全相关计划，也使其得以掌控伊朗经济中极大的份额。

然而，这种做法所付出的代价却是极其高昂的。例如，巨额的军事开支导致德黑兰无力对本国人民进行投入。该国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招致了美国的严厉制裁。结果，伊朗经济陷入衰退，通货膨胀却急剧飙升。伊朗民众开始走上街头，抗议那位未经选举上台的独裁者——抗议活动始于2009年，随后在2017年至2022年间零星爆发，而最近的一次则发生在去年12月至今年1月期间。

最终，德黑兰开始在国际舞台上遭遇挫折。2023年10月7日，伊朗的另一盟友哈马斯（Hamas）袭击以色列；此后，这个犹太国家一改此前在摧毁伊斯兰共和国军事能力问题上的犹豫态度，转而采取强硬行动。在随后的两年里，以色列接连对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驻叙利亚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据点以及也门胡塞武装（Houthis）发动打击。最终，以色列摧毁了伊朗大量的防空系统和导弹生产基地，并在美国的协助下，轰炸并掩埋了许多伊朗核设施。2026年2月，两国再次联手发动袭击，击毙了哈梅内伊（Khamenei）及其他多位高官，并对伊朗整个军事与安全体系造成了毁灭性的重创。

信仰危机

哈梅内伊的死为伊朗国内的变革开启了一扇大门。然而迄今为止，其主要后果却是进一步巩固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权势。在哈梅内伊遇刺身亡之前，他是唯一能够对该卫队的恣意妄为构成制约的力量；正是因为他的存在，尽管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绝大多数时候都能如愿以偿，却始终无法实现彻底的独霸天下。而如今，它已再无任何对手可言。无论莫吉塔巴·哈梅内伊（Mojtaba Khamenei）能否幸存下来（截至本文撰写之时，据美国官员透露，他已身受重伤），“最高领袖办公室”这一机构都将彻底丧失足以阻挠伊斯兰革命卫队推行其既定议程的权威与地位。新任最高领袖与其说是伊朗革命卫队（IRGC）的监管者，不如说是其代理人。

反过来，这意味着伊朗的民选官员所拥有的权力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微弱。在哈梅内伊（Khamenei）统治时期，伊朗的行政部门偶尔还能对革命卫队进行抗衡；例如，尽管革命卫队表示反对，最高领袖仍允许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一位任期在2013至2021年间的改革派总统——与美国进行谈判并签署了2015年的核协议。而如今这位具有改革思想的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Masoud Pezeshkian），其处境则要弱势得多。

因此，伊朗最有可能的未来，是一个由军方掌控、并由一位神权领袖作为名义元首的威权主义国家。这样一个政府几乎注定会充满好战色彩。革命卫队内部由强硬派主导，因此它已蓄势待发，准备继续与以色列和美国对抗，并将该国所剩无几的经济资源投入到军事重建之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这些官员很可能会向中国和俄罗斯寻求援助——这两国正是伊朗主要的外部支持者。

然而，这条道路充满了严峻的挑战。北京和莫斯科正忙于应对各自的外交政策难题，它们必须在维系与伊朗的关系的同时，兼顾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而阿拉伯国家目前正对伊朗怒不可遏，因为伊朗为报复美国和以色列的袭击，对它们发动了攻击。因此，中俄两国不太可能出手帮助伊朗重获其已丧失的地区影响力。与此同时，德黑兰已处于财政枯竭的境地。它根本无力迅速重建军队、建造新的地下设施以重启核计划、或是重新武装其代理人势力——尤其是无法同时完成所有这些任务。在此期间，其咄咄逼人的姿态以及对妥协的极度排斥，只会招致未来的更多打击。尽管该政权从其那套陈词滥调式的“抵抗”修辞中寻求心理慰藉，但这些强硬的空话根本无法化解伊朗民众极度的不满情绪，也无法平息未来可能爆发的社会动荡。为了维系统治，该政权的官员们将不得不继续依赖暴力手段。

迄今为止，普通的伊朗民众在政府内部尚未找到一位真正能为他们挺身而出的代言人。

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对此并不介意。在其领导人看来，只要能按自己的意愿维持统治，其他一切都不重要；普通伊朗民众的生死根本微不足道。他们从对以色列和美国的怒火中汲取动力，而这场战争更是让这种怒火呈指数级增长。然而，并非该政权内的所有人都希望伊朗的未来重蹈覆辙——尤其是考虑到现行政策已将国家引向灾难的深渊——因此，其中一些人愿意推动国家走向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佩泽什基安（Pezeshkian）便是其中之一。三月间，正值战事胶着之际，这位总统曾要求伊斯兰革命卫队与政府通力合作，以便未雨绸缪，着手应对伊朗在战后可能面临的严峻经济困境。据《伊朗连线》（IranWire）报道，在一次会议上，当一名年轻的革命卫队军官对佩泽什基安的提议不屑一顾，并宣称“维持一种永久性的紧急状态”对德黑兰而言反倒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能确保没有任何伊朗人“胆敢流露不满”——时，这位总统感到难以置信。“这根本算不上回答！”他厉声反驳道，“难道这意味着一旦战争结束，我们就必须再屠杀一批抗议民众吗？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规划’吗？”

这并不意味着将伊朗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掌控中解脱出来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毕竟该组织拥有着极其强大的强制性权力。然而，尽管自战事爆发以来，革命卫队在伊朗国内的相对权力有所提升，但其绝对权力实际上已遭削弱。归根结底，正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战略与政策，将伊朗推向了战败的边缘，导致国家经济濒临崩溃，并使得广大伊朗民众对该政权彻底离心离德。这一系列后果不仅耗尽了该组织内部的政治资本，更使其在面对政权内部批评者的攻讦时显得愈发脆弱。如今，随着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这位曾经的制衡者离世，革命卫队在表面上似乎获得了更大的权威；但与此同时，哈梅内伊的逝世也意味着革命卫队失去了其最强大、最坚定的政治靠山。

此外，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调动其强制性权力方面，或许也将面临重重阻碍。这场战争已对该组织的内部力量造成了严重的摧残——包括导致许多最具才干的核心人物不幸身亡，例如身居高位的安全官员阿里·拉里贾尼（Ali Larijani），以及老哈梅内伊的资深顾问阿里·沙姆哈尼（Ali Shamkhani）等人。与此同时，那些最具能力的、秉持改革理念的领导人物却大多幸免于难。这其中包括佩泽什基安、鲁哈尼（Rouhani）以及哈塔米（Khatami）；而在这些人当中，哈塔米至今仍被公认为伊朗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改革派领袖。这一群体中也包括艾哈迈迪-内贾德；他在卸任总统后重塑形象，转而成为现状的批判者，并因此实际上遭到了软禁。（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行动，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他的获释。）最后，这一群体还可能涵盖那些表面上立场强硬、实则教条主义色彩较淡的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关联人士——例如现任议长穆罕默德·巴格尔·加利巴夫。加利巴夫一直致力于将自己塑造成一位务实的管理者，且在体制内部拥有足够的权势去推动变革。这些官员皆是精明的政治操盘手，他们完全可以利用伊朗政权当前显现出的些许松动迹象，借机推动变革。他们可以采取的策略包括：凝聚国家力量、在幕后运筹帷幄以争取各方对新发展道路的支持，以及直接向公众陈情。如果这些关键人物能够制定出一套清晰的方案——旨在改善国家经济、消除不安全感并缓解社会压力——且所有这些举措均以维护现有的神权体制为最终目的，那么即便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恐怕也很难对他们的主张视而不见。

值得信赖的变革

还有最后一个群体，同样有能力迫使德黑兰当局调整航向：那就是普通的伊朗民众。他们是国家合法性最强有力的潜在源泉。尽管在政府内部，他们迄今尚未拥有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代言人；但对于体制内部那些有抱负的人士而言，如今正是挺身而出、担当这一角色的绝佳时机。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位富有进取心的体制内人士而言，若想绕开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影响，抑或迫使其改变既定方针，最行之有效的策略莫过于直接向广大民众发出呼吁。

尽管过去爆发的数次大规模抗议活动未能促成实质性的改革，但伊朗社会中依然存在着具有实际影响力的社会阶层。其中之一便是伊朗的小商贩群体——即所谓的“巴扎商人”（bazaaris）。尽管他们在伊朗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却掌控着国家的传统经济命脉以及各大重要的城市商业中心。在伊斯兰共和国建国后的最初二十年里，巴扎商人曾是神权政体最为重要的社会基础；然而，长年累月的经济动荡已严重消磨了他们对现政权的支持与忠诚。同样，伊朗众多的工会与行业协会在能源及交通运输等关键领域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它们也同样深受国家经济衰退之苦。一旦巴扎商人与各类劳工团体联起手来，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罢工与抵制行动，令国家的经济运转陷入大面积停滞。

伊朗的年轻一代也可能成为一股强有力的盟友力量。这些年轻人与1979年的革命毫无渊源，在他们眼中，现政权只代表着腐败与残暴。数十年的冲突与匮乏塑造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不仅是近期各类抗议活动的主力军，也是政权针对异见人士发起的暴力镇压行动中受创最深的一群人。然而，他们依然是政治热情最为高涨的群体。一位锐意进取、致力于推动变革的政治家，若能成功动员这一群体，便有望赢得数百万热情的追随者。

如果伊朗的务实派或改革派果真能够执掌政权，这个国家的未来景象将可能与过去截然不同。新一代领导人很可能会将重心放在改善经济状况和扩大政府的执政基础之上；而要完成这一任务，他们就不得不寻求摆脱与华盛顿之间那种无休止冲突的途径。因此，他们可能会采取两种策略之一：要么与美国达成一项全面的“大和解”；要么通过一系列渐进式的妥协，在核问题和军事领域做出实质性让步，以此换取国际社会对伊朗实施的制裁予以解除。若能实现这一点，不仅能为伊朗人民带来希望的曙光，从长远来看，也能有效降低民众反抗现政权的意愿。

美国应当尝试通过多种途径，而非仅仅局限于消灭其强硬派竞争对手这一单一手段，来增强伊朗国内务实派的力量。例如，华盛顿应当积极开展外交接触，与任何愿意展开对话的伊朗方面进行沟通。仅仅是建立一条与华盛顿直接沟通的渠道，便足以提升务实派在伊朗现行体制内部的潜在影响力。此外，美国还应主动向伊朗提供适度的激励措施——例如有针对性地解除部分制裁——以此换取伊朗在关键领域做出妥协的意愿。即便是在伊朗领导层中属于“温和派”的人物，也极不可能全盘接受华盛顿提出的那些“漫天要价”式的极端要求；但他们却有可能接受那些循序渐进的改革步骤——即初期聚焦于解决核问题，随后逐步将改革范围拓展至军事及外交政策领域。此外，美国官员还可以施压伊朗，敦促其赋予民众更大的社会自由度，并停止对宗教少数群体的迫害；采取此类举措，将有助于削弱伊朗社会内部针对现政权所积聚的敌对情绪。

诚然，上述种种措施绝非能够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伊朗现政权中的务实派人士，绝非民主制度的真正倡导者；尽管将伊朗推向深渊的罪魁祸首主要是那些强硬派，但现政权中的温和派对此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共谋责任。然而，尽管经历了种种动荡与冲击，现政权依然屹立不倒；而在当前局势下，尚且没有任何一个具备足够实力且切实可行的替代性政治力量，能够随时接替其执掌国家政权。因此，改善德黑兰局势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是与那些支持变革的体制内人士开展合作。他们深谙该体制的运作机理，也懂得如何驾驭这一体制。而在极端保守派把持权力长达数十年之后，伊朗当前所经历的动荡局面意味着，这些温和派人士终于迎来了推动变革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