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理事会的两位研究员，丹尼尔·B·夏皮罗（Daniel B. Shapiro）和克利里·沃尔多（Cleary Waldo）昨天2026年4月1日下午在《大西洋理事会网站》向川普政府建言：美以伊朗战争走向有三大主要选项。请审阅他们的高见:

核心要点

•              美以两国军队通过协同打击，已对伊朗的军事力量及领导层造成了重创；然而，美以双方在某些战略优先事项上目前已出现分歧。

•              以色列倾向于追求更为极端的最终结果（即“最大化目标”），例如促成伊朗政权的垮台；而美国则因受制于全球经济风险及国内政治因素，在行动上显得更为审慎。

•              关于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川普总统面临三大主要选项：寻求通过谈判达成“脱身方案”（即和平收场），采取持续性的“消耗战”策略，抑或通过军事手段实施“以升级促降级”的策略。

自2月28日“史诗之怒”（Epic Fury）与“怒吼雄狮”（Roaring Lion）两项军事行动启动以来，美以两国军队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军事协同能力与打击精准度。美国中央司令部下属部队与以色列空军（IAF）联手对伊朗境内超过15,000个目标实施了精确打击，其成果包括：成功实施了针对伊朗政权领导层的“斩首行动”；严重削弱了伊朗的海军、防空系统、空军力量以及军事工业基础——其中亦涵盖了德黑兰政权赖以维系的无人机与导弹制造体系。据美国情报部门估算，伊朗现有的导弹与无人机中，已有近三分之二遭到摧毁或损毁；目前，美以两国军队仍在依据既定的目标清单，持续对伊朗境内的剩余军事资产实施打击。

随着战事步入第二个月，美国目前面临三种战略抉择：在短期内寻求“脱身方案”（即和平收场）；采取持续性的“消耗战”策略；抑或尝试实施“以升级促降级”的策略。在权衡上述各项选项之际，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必须直面这样一个现实：尽管美以两国的国家利益与战略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吻合的，但二者之间并非完全重合、毫无分歧。在这场共同的战役中，美以这两个盟友在面对重大决策时，其考量角度与行事方式往往不尽相同。美国固然应当充分顾及其盟友的利益诉求，但这种顾及必须以有助于实现美国自身的更广泛国家利益为前提。

战事回顾：迄今为止的进程

发动这场战争的决策，是基于美以两国国家利益的高度契合，以及双方对“伊朗威胁”所达成的共识性认知。华盛顿与耶路撒冷双方均郑重承诺，将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伊朗研发核武器；双方一致视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为严峻的现实威胁；且长期以来，两国一直在中东地区联手打击伊朗所扶植的各类恐怖主义代理势力。他们同时也看到了一个稍纵即逝的机遇：2023年10月7日恐怖袭击事件后伊朗的战略误判；过去两年间其代理人网络的削弱；2025年6月“十二日战争”中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核计划实施的成功打击；以及今年1月伊朗国内爆发的激烈抗议活动——所有这些都彻底暴露了该政权在根本上的脆弱性。

然而，美以两国在步调一致的同时，其战略视野中依然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随着战事的推进，这种分歧愈发凸显。由于地理位置紧邻伊朗，摧毁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对耶路撒冷而言，其优先级别远高于对华盛顿的意义。此外，鉴于以色列在伊朗政权的意识形态中占据着“头号宿敌”的核心地位，以色列在冲突中往往倾向于设定“最大化目标”；其中首要的目标便是终结德黑兰政权的统治，或者至少彻底剥夺其将军事力量投射至伊朗国境之外的能力。

尽管美国决策者对上述目标表示理解——且这些目标正日益获得海湾地区盟友的共鸣——但他们却不得不面对一套更为复杂且涉及全球层面的“二阶”乃至“三阶”效应的利弊权衡。这些潜在的后果包括：全球能源市场与供应链的剧烈震荡、经济危机的蔓延，以及在中东地区持续开展军事行动，可能对美国在印太及欧洲地区应对突发事态的战备能力所产生的削弱效应。不仅如此，一旦伊朗政权垮台并陷入内乱，其所引发的连锁反应恐将一发不可收拾。例如，内战爆发与人道主义危机的风险将急剧升高；动荡局势的“溢出效应”恐将波及整个中东及南亚地区；由此引发的难民潮规模，甚至可能远超叙利亚内战时期所造成的难民潮。上述种种后果，极有可能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长期且严峻的挑战。相比之下，以色列的诉求或许更为单纯：只要能彻底消除其面临的最致命的安全威胁，便已心满意足——至于由此引发的全球市场震荡、伊朗及其邻国陷入的混乱局面，抑或是涉及美中、美俄大国博弈的战略考量，对以色列而言或许皆在其次，无足轻重。

尽管这场战争对以色列民众日常生活造成的干扰远甚于对美国民众的影响，但以色列国内对战争的支持率却比美国高出38个百分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长期以来一直将国家安全视为其政治信誉的基石，并积极寻求美国参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鉴于国内对战争的支持率居高不下，加之民调数据保持稳定，内塔尼亚胡完全可以宣称自己拥有民意授权，从而在推行政策时极少受到舆论的制约。甚至连内塔尼亚胡的国内政敌——为了赶在今年晚些时候的全国大选前抢占先机——试图在安全议题上对他发起挑战的举动，反而可能进一步促使他坚持继续作战。相比之下，川普当初竞选时曾向选民承诺“不再发动新的海外战争”和“维持低油价”，而如今这两项承诺均已面临破灭的窘境。随着11月中期选举的临近，对于川普而言，国内的公众舆论或许是一个比其以色列同行更为关键、必须慎重考量的因素。

在战争爆发后的头两周里，美军在实现既定的军事目标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目标包括削弱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生产及发射能力、防空系统、空军和海军实力，以及对伊朗核设施实施打击。在取得这些重要战果之后，川普本有机会顺势宣布胜利并结束这场冲突，从而使其行动轨迹完美契合他所预设的“体面撤退”方案。然而，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遭到封锁，这一良机已然错失。如今，川普已无法再凭一己之力单方面定义“胜利”了；只要霍尔木兹海峡依然处于封闭状态，全球能源市场就将持续陷入瘫痪，而这种局面将使川普无法令人信服地向外界宣告“任务已经完成”。

方案一：寻求“体面撤退”

如果川普的战略目标已从战争初期所列举的一系列综合性目标，转而聚焦于重新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单一任务，那么他或许会尝试迅速寻求一条“体面撤退”的路径。然而，考虑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政府提出的“十五点方案”给予了迅速且彻底的断然拒绝，想要实现相对快速的撤退似乎已变得愈发渺茫。不过，若将时间跨度拉长至数周，美国政府仍有可能通过调整对伊朗的强硬要求——即在某些方面做出让步——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从而为冲突画上句号；在采取这一策略的同时，美国政府仍可继续大肆宣扬其在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方面所取得的既有战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此前为了缓解市场压力，曾在3月初对伊朗适度放宽了石油制裁；此举或许已向伊朗方面证明了美国手中握有筹码，从而导致美国若想促成协议，就必须付出更高昂的代价——即在其他方面做出更大程度的让步。鉴于伊朗封锁了数千艘船只通过该海峡，且如今已能向全球各地出售其石油，本届政府正面临这样一种局面：石油市场的（微弱）企稳，竟取决于那个对市场动荡负有最大责任的始作俑者。

正如10月份与哈马斯达成的停火协议一样，任何旨在结束对伊战争的近期协议，充其量也只能在表面上缓解华盛顿与耶路撒冷所面临的最棘手的战略困境。例如，据报道上周提交给伊朗方面的这份“十五点计划”，虽然规定要限制伊朗的导弹项目，但关于导弹射程与数量的具体限制细节——更不用说履约核查机制了——却被搁置，留待“日后阶段再行确定”。

在短期内寻求一条“脱身之路”，或许正是以色列与美国领导人在权衡各自国家利益时，分歧表现得最为显著的一条路径。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得以重开、市场恢复平静、针对海湾地区的报复性袭击宣告停止，且伊朗政权经此一役后元气大伤、极度虚弱，那么川普便可借此宣称自己取得了胜利。然而，无论是内塔尼亚胡还是以色列公众，恐怕都无法接受这样一种结局：一个虽已身受重创却依然危险的政权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它不仅能在短期内着手进行内部重组，更会因其所炮制的“成功迫使美以两国率先退让”这一叙事而变得愈发有恃无恐。

方案二：消耗战

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迫于无奈，本届政府还可以转而采取一种“消耗战”策略。如果川普不愿做出足够重大的让步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恢复；抑或如果德黑兰方面认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在谈判桌上的筹码只会变得愈发有力，那么这条“消耗战”之路便会变得愈发具有现实可能性。川普声称伊朗“迫切渴望”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则在一旁注视着油价的节节攀升，且已成功确保了美国对其本国石油出口制裁的解除——在此背景下，双方都表现出对自己能够经受住对方的打击并最终赢得胜利充满信心。如果能辅以对伊朗政权内部重新施压、激起新的内部挑战，那么从长远来看，这种“消耗战”策略或许将更有利于美国和以色列；但若无法在伊朗国内开辟出一条“内部战线”，此策略恐难奏效——毕竟，对于伊朗政权而言，只要它能勉强存活下来，便足以宣称自己取得了胜利。

对于以色列而言，采取消耗战策略虽蕴含着诱人的潜在收益，但也引发了关于其持续作战能力的疑问。与美国国内面临的强烈反弹相比，以色列领导人受本国民众舆论的制约要小得多，因此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将消耗战作为一种明确的战略加以采纳。若美以双方共同决定延长战事，试图通过持久战来消磨伊朗政权的意志，这将为削弱该政权、打击更多目标争取更多时间，并避免因急于在停火前完成既定打击清单而导致仓促行事。然而，鉴于伊朗政权迄今未流露出任何准备投降的迹象——即便是在承受巨大军事压力的情况下——美以联手实施消耗战策略极有可能导致冲突长期化。在此情形下，以色列将面临自身的严峻挑战：拦截弹库存日益枯竭，以及由此产生的沉重经济负担。即便川普政府能够无视国内针对这场“永无止境”战争日益高涨的反弹声浪；即便以色列民众能够承受由此带来的经济冲击，以及因拦截弹短缺导致防空网被突破、从而遭受更频繁、更具毁灭性的导弹袭击的后果；来自更广阔的中东地区乃至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或许也足以扭转局势，使天平最终倒向反对转向消耗战策略的一方。

方案三：局势升级

川普所面临的最后一条路径是“局势升级”。这一方案很可能包含以下几种手段的某种组合：将“政权更迭”明确确立为既定目标；以持续或大规模的方式向战场投入地面部队；以及联手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这一路径实际上是某种逻辑的延伸——正是这种逻辑可能促使本届政府采纳消耗战策略：即始终坚信美国有能力充分消磨伊朗的意志与实力，从而迫使伊朗政权垮台，抑或迫使其接受一份对华盛顿有利的停火协议。

然而，与试图通过时间的推移来逐步削弱伊朗的意志与能力不同，这一方案试图通过施加更为猛烈的军事压力来达成同样的目的——无论其具体目标是夺取高浓缩铀，是占领哈尔克岛（Kharg Island）以扼制伊朗的石油出口，还是通过控制伊朗的岛屿或海岸线来确保海峡航道的安全。根据伊朗迄今为止所展现出的反应模式来看，采取上述行动极有可能引发伊朗方面针锋相对的报复性升级行动，从而对海湾地区及以色列构成威胁。在此情形下，以色列民众的抗压意志将面临严峻考验，而国内的公众舆论对于内塔尼亚胡政府而言，其重要性也将随之急剧攀升。如果这种所谓的“升级以求降级”（escalate to de-escalate）策略能按预期奏效，美国和以色列将能迅速迫使该政权在所有条件上彻底投降。实施决定性打击的前景，或许能让川普暂时抵御公众对汽油价格飙升的反弹情绪，规避国会的制约，并赢得海湾国家的支援。如果地面部队能成功夺取那440公斤高浓缩铀——这正是伊朗在战后继续谋求核武器能力过程中最为关键的要素——川普届时便能手握一项实实在在的成就，以此宣告胜利。

然而，即便川普自认为可以宣告胜利并试图抽身离去，也无法保证伊朗会就此停止反击；这将使川普陷入两难境地：一边是已被告知既定目标已然达成的美国公众，另一边却是仍处于战火围困之中的中东地区。局势极有可能陷入螺旋式升级的恶性循环：伊朗拒绝投降，美军伤亡进一步增加，经济危机持续恶化，而美国在印太地区及欧洲的战略利益也将因此面临威胁。这种恶性循环不仅会加剧当前的战略困境，其结果也将远比服务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更有利于伊朗一方。

战争的终结

尽管川普可能以为，通过调整针对伊朗战争的目标，他便能单方面定义何为“胜利”；但战略目标上的模糊不清，只会令他所拥有的选择变得愈发复杂棘手。这种模糊性所带来的后果，还延伸至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缺乏共识的层面——双方对于何种结局才算“令人满意”尚无定论，致使这对盟友在如何规划前行道路以及如何保持立场一致的问题上，都显得步履维艰。与此同时，伊朗似乎正急于利用华盛顿与耶路撒冷之间出现的任何裂痕。尽管这场战争始于美以两国领导人之间大体一致的战略共识，并依靠双方审慎的战术协同得以维系；但战争最终能否画上句号，恐怕将取决于美国与伊朗双方战略立场的最终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