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佩恩（Mark Penn）——Stagwell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哈里斯民调（Harris Poll）主席。1995年至2008年间，他曾担任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克林顿夫妇的关键顾问及民调专家。昨天2026年4月1日下午，佩恩先生在《纽约邮报》发表评论：“解除伊朗武装的收益远超战争代价”。请读他的评论：

面对经济浩劫，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曾豪迈地宣称：“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这句话深刻揭示了恐慌的市场情绪是如何自我助长、形成恶性循环的。

若置身今日，他或许会将这句话修正为：“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对油价飙升的恐惧。”

推高能源成本，正是伊朗为求自保所采取的核心策略。迄今为止，伊朗在谋求核武器方面屡试屡败；与此同时，其导弹部队、空军、海军以及扶植的代理民兵武装，如今皆已破败不堪、元气大伤。

对伊朗而言，最佳的生存之道莫过于让全世界确信：它手中掌握着全球经济未来的命脉，从而确保自身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免遭推翻。

然而，让我们来算一笔经济账。

美国目前的石油日消耗量约为2000万桶。

其中，约1200万桶为国内自产自用，约800万桶需从海外进口；与此同时，美国还对外出口约1100万桶石油——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炼油设施专为处理特定类型的原油而设计，并非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原油。

因此，从整体来看，美国实际上是一个石油净出口国。正因如此，油价的飙升非但不会损害美国的整体经济，反而会带来收益。

若进一步推演这笔账，假设油价从每桶60美元飙升至110美元，这将导致美国的能源成本每日增加约10亿美元。

即便爆发一场为期90天的战争，由此产生的额外石油成本增量也仅为900亿美元——这一数字所造成的冲击，远不及川普总统此前征收的关税，也远不及乔·拜登总统因肆意挥霍财政开支而引发的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冲击。

况且，这笔资金不过是从美国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部门转移到了另一个部门而已。

当然，油价上涨是实实在在发生的，它确实会对消费者产生影响——尤其是在那些为了推行“绿色环保”战略、刻意通过提价手段来抑制石油消费的州份。不过，川普总统完全可以运用一系列税收减免及其他配套策略，将这笔因油价暂时上涨而产生的额外成本返还给广大消费者。

事实上，在巴拉克·奥巴马担任总统的3年半时间里，美国的油价曾长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而当时的媒体对此却表现得波澜不惊、视若无睹。即便是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油价也曾持续四个月维持在相似的高位——最高甚至触及每桶128美元——但当时的新闻报道中，却并未充斥着那种渲染“世界末日”般恐慌情绪的耸人听闻的标题。

此外，如今那些突然跳出来对油价上涨大声抱怨的政客们，其实在过去多年里，恰恰是那些旨在刻意推高油价并对其征收重税的政策背后的始作俑者。与此同时，阻止伊朗继续扩充其军事及核武库，将能节省数万亿美元的未来成本。

据估算，由24名恐怖分子发动的“9·11”袭击所造成的损失，介于3.3万亿至8万亿美元之间。若能未雨绸缪，趁早遏制伊朗的军事能力，而非等到为时已晚才采取行动，所能节省的成本将与上述数字规模相当，甚至可能更为巨大。

在长达47年的时间里，该政权始终叫嚣着“打倒美国”与“打倒以色列”。它并未将本国的能源资源用于造福本国人民，而是将其投入到打造一台旨在谋求地区乃至全球霸权的战争机器之中。

这是一个曾下令屠杀数万名手无寸铁的本国公民——仅仅因为他们参与了抗议活动——的残暴政权；试想一下，一旦让他们掌握了更强大的权力，并拥有了那些他们曾极力掩盖其存在的洲际弹道导弹，他们将会做出何等疯狂的行径。

简而言之——与其所带来的巨大收益相比，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所付出的代价简直微不足道。关于油价可能暂时上涨的担忧已被过度夸大；归根结底，若能借此重创历史上最恶劣的政权之一，那么付出这一点代价将是完全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