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兼外交政策项目主任苏珊·马洛尼（Suzanne Maloney）近日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认为，美以伊朗战争的意外后果可能成就一个莫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第三伊斯兰共和国”:

在2026年2月举行的一场纪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革命的集会上，该国的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发表了一番带有反思色彩的讲话。他指出这是“充满变数的一年”，暗指八个月前以色列和美国针对伊朗核计划发动的袭击；随后，他长篇大论地为政权执法者所采取的前所未有的暴力手段进行辩护，这些手段旨在镇压12月下旬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他将这场动乱定性为以色列和美国幕后策划的一场未遂政变，并夸口称其已被“踩在伊朗民族的脚下彻底粉碎”。

不出所料，哈梅内伊随后将矛头指向了美国——该政权的首要宿敌，也是他惯常抨击的焦点。他对“摇摇欲坠的美利坚帝国”以及唐纳德·川普总统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威胁嗤之以鼻，坚称“正是那些口口声声威胁要发动战争的美国人自己……深知他们根本不具备打赢这种战争的持久力。”他补充道：“美国总统曾言，在过去47年里，美国始终未能铲除伊斯兰共和国……这一自白确是实情。对此我要说：‘你们，也绝无可能得逞。’”

这些言论最终成为了哈梅内伊生前发表的最后几份公开声明之一。仅仅十一天后，美国与以色列便对伊朗发动了协同空袭；哈梅内伊及其多位家属，连同数名高级军政领导人，皆在空袭中身亡。这标志着一场战争的序幕正式拉开，这场战争将按部就班地摧毁伊朗的海军、空军及弹道导弹计划，并重创其更广泛的安全基础设施与国防工业基础。“待我们完成使命之后，你们便可接管自己的政府，”川普在宣布军事行动开始的电视讲话中对伊朗人民说道，“那将是属于你们的政府。”

然而，就在成千上万枚美以联军的炸弹倾泻而下、对伊朗全境进行狂轰滥炸之际，伊朗的领导层却设法重整旗鼓，推举哈梅内伊那立场更为强硬的儿子莫杰塔巴接任最高领袖之位。与此同时，德黑兰方面也随即展开报复行动，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对驻扎在邻国的美国军事基地，以及邻国的经济与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了猛烈袭击。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嘲讽伊朗的反应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鲁莽而徒劳的挣扎”。但德黑兰的战略很快变得清晰起来：其发动的袭击实际上已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水道承载着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出口运输量。

伊斯兰共和国的这种强硬对抗姿态，加上其在地理位置上对全球经济形成的“扼喉”之势，极大地加剧并扩大了这场危机。对于伊斯兰共和国而言，霍尔木兹海峡构成了其终极的“保险单”。德黑兰无力抵御敌对势力对其领导层或国土发动的直接攻击，但它有能力让其邻国乃至全球经济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正如哈梅内伊本人此前所预示的那样，这种战略筹码便是伊朗的“生命线”：无论是华盛顿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无法承受石油供应长期中断所带来的后果。此外，由于海峡封锁同样限制了化肥、氦气及其他关键大宗商品的供应，即使是短暂的供应中断，其连锁反应也将在未来数月内持续波及世界各国的权力中心。对于伊朗领导层而言，施加经济压力是维护其政权行之有效的手段。随着冲突的升级，德黑兰趁势而起，试图扭转战后的战略均势以使其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倾斜；其终极目标是确保该政权在度过这场危机之后，无论是在国内统治层面还是在国际地缘政治层面，都能变得更加强大。

从更宏大的视角来看，伊朗领导层所追求的，是推动其国家的革命事业向前迈进，从而开启一个可被称为“第三伊斯兰共和国”的新时代。第一共和国由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掌舵，是一场旨在在国内推行宗教统治、并在周边地区制造动荡的革命性试验。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的执政开启了第二共和国时期；在这一时期，最高领袖办公室的统治地位被制度化，而通过在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结束后的国家重建工作中发挥核心作用，军方势力也获得了极大的赋权与强化。如今，通过精心策划莫杰塔巴（Mojtaba）的上位，该政权正试图建立第三共和国——这是一个典型的“近卫军国家”（praetorian state）：在这个国家里，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庞大的安全机器将牢牢掌控国家治理、社会事务以及外交政策等各个层面的决策权。

这是一项宏大的抱负，但也可能是一次注定失败的过度扩张之举——尤其是考虑到“第三伊斯兰共和国”的既定目标、其人民的渴望，以及邻国利益之间那巨大的鸿沟。然而，该政权已反复展现出其顽强的生命力、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身统治的决心。正是凭借这些特质——加之美以两国未能充分认清这些特质——伊朗或许能从败局边缘绝地反击，夺取一场胜利（尽管这可能是一场得不偿失的“皮洛士式胜利”）；并借此对华盛顿一手缔造、且在近年之前一直致力于维护的国际秩序，施以历史性的沉重一击。

德黑兰扭转战局

对德黑兰而言，最新爆发的美以战争虽令人震惊，却绝非意料之外。在2025年6月那场持续12天的战事中，伊朗核计划的“核心资产”被深埋于地下；自那时起，伊朗人便已心知肚明：新一轮的军事打击迟早会来，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而非是否会发生的问题。当2月份更为猛烈的轰炸拉开帷幕时，德黑兰迅速沿着冲突升级的阶梯步步攀升：从针对邻国境内触手可及的“软目标”发动小规模袭击，升级为更直接地瞄准经济与能源基础设施，最终演变为一场高风险的“边缘政策”博弈——即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扼住海上交通的咽喉。

伊朗在冲突升级问题上所展现出的果决姿态，不仅凸显了该政权为这场冲突所做的充分准备及其敢于承担风险的意愿，同时也印证了伊朗那套刻意奉行“分散化”原则的国防战略所具备的强大韧性。“我们足足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去研习美军在我们东西两侧近邻地区所遭遇的败绩，”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Abbas Araghchi）在社交媒体上不无得意地宣称——他所指的正是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战争。“我们已据此汲取了教训并将其融入战略之中。即便首都遭受轰炸，也丝毫不会削弱我们继续进行战争的能力。[这种分散化的战略]使我们能够自主决定这场战争何时结束——以及将以何种方式结束。”

正如喜剧演员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在3月中旬所调侃的那样：“战争，不过是上帝教导美国人学习地理的一种方式。”而就在美以两国发动首轮打击后的短短数日内，德黑兰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所发动的反击，便迅速为美国人上了一堂关于这条关键海上大动脉的“复习课”。几乎在一夜之间，海峡内的航运便遭到严重限制，这推高了石油、石化产品及其他关键大宗商品的价格，并危及了全球的经济增长与稳定。伊朗在施压手段上展现出了战术上的老练：通过维持自身出口的微弱流量，并免除对中国等“受优待伙伴”的攻击——尽管据媒体报道及伊朗官员透露，伊朗对其中部分伙伴收取了额外的“通行费”——伊朗成功维系了其财政收入流和战略伙伴关系。

利用其地理位置优势来威胁全球能源市场，也让时间站在了伊朗这一边。川普起初轻描淡写地将这场战争称为“一次小小的远足”，似乎预期战事会像那场为期12天的战争一样迅速结束。据《纽约时报》报道，以色列官员曾说服白宫，称若能对该政权领导层实施“斩首行动”，将引发新一轮抗议浪潮，进而有望推翻这一革命政权。然而，截至本文撰写之时，此类情景并未发生。美国和以色列所预期的那种短暂战争与政权迅速崩溃的局面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一场血腥且代价高昂的殊死搏斗，而战场的态势却让伊朗得以主导冲突结束的时机。

海峡航运每中断一天，危机的紧迫感及其潜在影响便随之升级——对于伊朗领导人而言，这也意味着潜在的收益随之增加。这一高风险战略旨在达成的目标，不仅是迫使战争结束，更是要实现德黑兰在经济和地区影响力方面的持久提升。伊朗议会议长、该政权内部的重要领导人穆罕默德·巴格尔·加利巴夫（Mohammad Baqer Qalibaf）誓言，伊朗将持续展开报复，“直至敌人真正为其侵略行径感到悔恨为止”。他补充道：“我们坚信，这场战争将重塑许多地区关系，我们绝不会退回到战前的旧有状态。我们已做好准备，愿与本地区各国缔结持久的安全协定，从而实现相互安全保障，并为投资者营造稳定、可持续的安全环境。”通过这种方式，德黑兰明确无误地表明：未来任何形式的合作，都必须建立在其地区竞争对手“俯首称臣”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必须建立在“共同繁荣”这一前提之上。

人们或许很容易将这种言论斥为某个政权的丧钟——一个因过度沉醉于自身意识形态而无法认清其选择已然枯竭的政权。然而，面对美国和以色列排山倒海般的猛烈轰炸，该政权所展现出的顽强坚守，也让人联想起那种曾支撑着这个革命政权度过往昔系统性危局的狂热与决心。近来，美国和以色列的评论家及决策者中流传着一种论调，认为伊朗政权正处于自1979年以来最虚弱的时刻。事实上，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自建政之初起，该政权便曾遭遇过远比当下更为严峻的生存挑战。伊斯兰共和国的立国叙事始终强调：这场革命的发生本是小概率事件，且自始至终都处于险境之中，四面受敌。革命一代亲历了建国初期持续且广泛的动荡，其中包括体制混乱、清洗运动与残酷的权力斗争、城市街头巷战、部落叛乱、致命的恐怖袭击、足以瘫痪国家的经济重压、未遂政变，以及1980年9月伊拉克发动的毁灭性入侵。

尽管历经重重磨难，这场革命依然存续了下来，并成功击退了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甚至将战火烧到了巴格达城下。这场战争最终虽未以胜利告终，但其留下的遗产却进一步固化了那种为保卫祖国而甘愿牺牲、坚守信仰并发挥智慧的叙事。此外，这场战争也成为了伊朗“基于非对称能力实施威慑”这一军事学说，以及其对国内国防工业基础进行战略投资的实战检验场。

有其父必有其子

过去两年间，德黑兰所遭遇的挫折确实极其惨重，且似乎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其代理民兵网络遭到摧毁；其核野心在美以两国的轰炸下化为泡影；其国内民众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期盼着一场新革命的降临。然而，正如他们的前辈在两伊战争期间所见证的那样，该政权的强硬派骨干们如今也嗅到了反击的契机——他们试图高举“保卫伊朗祖国”这一新的“神圣防卫”旗帜，借此实施强力镇压，并为这场革命的历史书写下新的篇章。

正如20世纪80年代的前辈们所做的那样，“第三共和国”的领导层将再次极度依赖战争手段来重新巩固权力；他们将利用这场冲突作为借口，在事实上实施军事管制，同时试图煽动一种极度狂热的沙文主义民族情绪——或者至少是强迫民众去配合演一出这样的戏码。而如今，掌握着政权强制机器的执行者们，手中可支配的工具已远比当年更为精密与尖端；冲突爆发伊始，伊朗安全部门便着手部署电子监控和短信预警手段，旨在先发制人地压制公众重返街头抗议的任何念头。为了确保这一警告不被误读，当局还维持了极高的处决频率。

这场战争同时也缓解了原本可能陷入困境的权力接班进程。2024年，哈梅内伊一直着力培养的接班人——总统易卜拉欣·莱希——意外身亡；此后，再无任何一位候选人兼具必要的行政经验、宗教威望以及政权精英的充分信任。若在承平时期，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本会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选；据传，就连其父本人也曾反对任命穆杰塔巴，意在避免给外界留下“王朝统治”的观感。

在可预见的未来，伊朗的强硬派将不再面临任何真正的制衡力量。

然而，在国家面临存亡危机的紧要关头，年轻的哈梅内伊却为统治体系提供了一个绝佳契机：既可借重其父的政治遗产，又能巩固他素来与之保持紧密关系的“革命卫队”的核心地位。有报道称，穆杰塔巴可能在2月美以联军发动的首轮空袭中身受重伤，这一传闻愈发凸显了他与革命卫队之间的紧密纽带；无独有偶，其父也曾在1981年的一场恐怖袭击中负伤，并因此失去了右手的活动能力。作为一名“活着的烈士”，穆杰塔巴所蕴含的象征意义非同小可。他大可继续在公众视野中保持其神秘莫测的隐形姿态，而其父在近37年的执政生涯中苦心孤诣构建的庞大影响力网络，则将确保“哈梅内伊主义”的核心精髓——即对威权宗教国家的坚定不移的捍卫——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无论该政权还能维系多久，其领导层都将由一群顽固的反动派所主导。只要他们能避开以色列的定点打击，一批经验丰富的安全官员便将继续掌控整个体制，并指挥其防务工作。其中或许有人愿意做出妥协，但在这样一个四面受敌的国家里，他们将举步维艰，其行事风格也势必会倾向于强硬与好战。定点暗杀或许能清除个别关键人物，但这支干部队伍是该政权耗费近半个世纪的心血才苦心培植起来的。仅仅实施“斩首行动”，绝不足以瓦解整个体制。

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伊朗的强硬派将面临没有任何真正制衡力量的局面。他们早已掌控了伊朗经济的绝大部分命脉——这一地位的确立，得益于他们对“两伊战争”战后重建工作的盘剥，以及近年来对国际制裁机制的利用。在后革命时代的体制内部，宗教派系与共和派系之间曾经存在的权力斗争与派系竞争，如今已荡然无存。现任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Masoud Pezeshkian）虽然展现出较为温和亲切的形象，但在体制内部几乎不具备任何实权，也无力左右政策走向。上一位相对温和的总统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虽曾试图东山再起，但迄今为止收效甚微，未能掀起任何波澜。许多曾对政府改革抱有期望的伊朗民众，如今对国家的未来深感恐惧。“这个政权将会变得更加强大、更加残暴，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穷凶极恶，”一位德黑兰市民在战争爆发初期对《华尔街日报》记者说道，“而我们普通民众，却根本没有武器去进行反抗。”

该政权的宗教神职阶层与安全官僚体系之间，历来维系着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关系以家族联姻、政治结盟、商业合作以及共同的世界观为基石。然而，随着体制内部的权力重心逐渐向军方倾斜，该政权在内部治理与政策导向方面，也几乎必然会随之发生演变。这种演变或许会催生出某些微小的改革，例如在推行宗教戒律方面采取相对缓和的手段——这一趋势与近年来逐步显现的“头巾令”执法松动现象相吻合；而后者正是始于2022年那场席卷全国的抗议浪潮——那场抗议的导火索，正是年轻女子玛赫萨·阿米尼（Mahsa Amini）在被“道德警察”拘押期间不幸身亡的悲剧。

赢得战争，却输掉和平？

尽管伊朗的权力掮客们或许会在重压之下有所“弯曲”或妥协，但他们绝不会彻底“折断”或垮台。德黑兰长期以来一直利用其地理位置优势，惯常地对邻国及海峡周边地区展示武力；然而，此类举动往往源于一时意气，鲜见明确的战略意图。但这一次情况截然不同：伊朗向全世界明确表明，它有能力让全球经济付出沉重的代价。

伊朗人正将目光投向美国及其周边的盟友，期盼着能获得某种形式的报复性回馈、经济补偿，抑或是两者兼得。德黑兰指望凭借其比对手更能“熬”的耐力，从而达成一项交易——这笔交易不仅能确保该政权得以苟延残喘，更理想的是能助其摆脱川普政府“极限施压”制裁的扼喉之势；正是这些制裁导致伊朗货币暴跌，并激起了国内民众的满腔怒火。他们希望以此战为契机，重新确立其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伊朗领导人坚信，鉴于国家在他们眼中那场“毫无正当理由”的袭击中遭受了巨大损失，理应获得相应的赔偿；一旦他们在此战结束后仍能稳坐江山，便势必会向相关方索取这笔“债务”。

伊朗的邻国们深知其中潜藏的凶险：这场战争最终可能会造就一个实力虽有所削弱，但行事却愈发肆无忌惮的“伊斯兰共和国”。哪怕只是偶尔有一架无人机撞破豪华酒店的窗户，或是坠入繁忙的机场跑道，也足以大幅推高投资者的风险溢价，并让游客们对前往该地区旅游产生迟疑与顾虑。德黑兰确实在字面意义上将邻国们逼入了绝境；海湾两岸的各方人士中，鲜有人会天真地以为这仅仅是一个短期问题。因此，他们必将寻求既切实可行、又能长久维系的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如果这场战争未能实现其驱逐伊朗政权的表面目标，那么德黑兰在战后局势中发生误判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甚至可以说极有可能。尽管该政权或许已发动了有效的非对称反击，并威胁要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创，但其常规军事能力已基本被摧毁；此外，整个高层领导梯队的持续流失，也将对其军事指挥与国家治理能力造成沉重打击。而在过去47年的历史中，这个革命后的政权几乎从未错过任何一次“错失良机”的机会。

还有一种可能，即德黑兰虽然赢得了战争，却输掉了和平——这可能是由于其顽固不化、盲目乐观或内部混乱所致，正如伊朗历任领导人在对伊拉克战争的关键时刻所犯的错误那样。1982年6月，就在伊拉克成功袭击伊朗石油出口设施仅仅数日之后，由波斯湾地区大多数伊朗阿拉伯邻国组成的新成立的“海湾合作委员会”（GCC）便提出了停火建议。据当时美联社的报道，海合会向德黑兰提供了25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按今天的币值计算超过840亿美元——以此换取伊朗同意结束战争，且不再发动进攻试图推翻萨达姆政权。然而，德黑兰坚称战争损失高达这一数字的六倍，并最终拒绝了停战提议。随后的六年冲突给该国造成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终也未能实现其推翻萨达姆统治的目标。这一次，如果德黑兰试图利用其对海峡的控制权来维持或扩大自身优势，那么其周边邻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或许将准备好不惜承担巨大的代价与风险，以彻底击垮并终结该政权。

最后，即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能够勉强熬过冲突的激战阶段，战后的余波也可能最终导致其走向覆灭。诚然，在当前局势下，或许尚不存在任何一个组织严密且具备执政能力的政治团体，能够对哪怕已因战争而元气大伤的现政权构成实质性的挑战。然而，这场冲突所引发的震荡效应将是深远而持久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后续影响不仅会逐渐显现，甚至极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与放大。美以两国发动的数千次空袭将留下巨额的重建账单；而德黑兰方面，一个愈发激进且充满暴戾色彩的领导层，将不得不艰难应对内部的相互敌意，以及一个饱受动荡困扰、敌意日益加剧的地区局势。伊斯兰共和国所展现出的顽强韧性，或许能使其领导人暂时免于屈服，但这场胜利极有可能恰恰埋下了该政权走向覆灭的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