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會山報》近日刊發署名評論，標題是：‘“後全球化”時代的北約：西班牙的領空禁令宣告了普適性聯盟的終結’。一人之見, 不妨一讀：

大西洋聯盟目前正面臨一項挑戰，而這一挑戰並非通過增加國防開支或舉行高層峰會就能化解的。西班牙政府已正式對參與對伊衝突的美國軍機關閉其領空。

在此之前，馬德里方面曾拒絕允許華盛頓利用位於羅塔（Rota）和莫龍-德拉弗龍特拉（Morón de la Frontera）的聯合基地發起進攻性打擊。儘管華盛頓的許多人將此解讀為暫時的外交裂痕，或是佩德羅·桑切斯（Pedro Sánchez）所主導的一場左翼姿態式抗議，但這種解讀卻忽略了背後更為深刻的結構性轉變。我們正在見證美國軍事遠征行動“空白支票”時代的終結，以及一個“後全球化”時代北約的誕生。

數十年來，華盛頓一直秉持着這樣一種運作假設：即特殊關係或正式聯盟能夠確保美國在推行其安全優先事項時，獲得最起碼的後勤與道義支持。無論是冷戰時期，還是“反恐戰爭”的初期歲月，歐洲版圖在本質上始終是美國投射軍事力量的一條暢通無阻的走廊。

然而，西班牙此番阻斷參與“史詩之怒行動”（Operation Epic Fury）的軍機航線——其中包括那些遠駐英國的軍機——這一舉動標誌着那種“自動配合”的時代已然終結。馬德里方面此舉並非僅僅在表達一種偏好；而是在確立一種“主權利益至上”的模式，這種模式正從根本上重塑現代戰爭的地理格局。

其直接後果體現在後勤層面。美國戰機如今不得不繞行伊比利亞半島，這不僅增加了燃料消耗，也延長了執行中東任務所需的飛行時間。然而，其所帶來的政治後果卻要深遠得多。西班牙將其這一決定定性為對國際法的堅定承諾，而非一種敵對行為。西班牙國防大臣瑪格麗塔·羅夫萊斯（Margarita Robles）將這場戰爭斥為“極不合法且極不公正”，並明確聲明：西班牙的領土與領空絕不會被用於協助一場由單邊發起的衝突。

這與北約傳統的行事準則構成了鮮明的背離。在過去，聯盟內部若出現異議，通常會通過默契的“棄權”或承擔有限的“非戰鬥角色”等方式加以化解。而西班牙此次徹底關閉領空之舉，則相當於行使了一票強硬的“否決權”。這預示着，即便是在最為根深蒂固的軍事同盟內部，今後若要尋求支持，也必須針對具體個案逐一進行談判與協商。華盛頓不能再想當然地認為，僅僅憑藉一份簽署於75年前的條約，它就有權飛越其主權盟友的領空，去執行一項該盟友視為違反國際準則的任務。

川普政府對此做出了回應，且動用了其慣用的手段——威脅對馬德里實施貿易限制和經濟報復。然而，這些威脅很可能適得其反。白宮將這場爭端定性為“西班牙主權”與“美國貿易”之間的抉擇，此舉無意中恰恰印證並強化了那種它本試圖壓制的“後全球化”思維模式。如果盟友關係淪為一種純粹的交易性安排——即通過關稅手段來強行索取支持——那麼，維繫北約團結的道德紐帶與戰略基石將繼續加速瓦解。

西班牙的立場尤為引人注目，因為它並非孤立的抗爭之舉。它折射出整個歐洲大陸對於近期美國外交政策所呈現出的單邊主義傾向，正日益感到不安。儘管英國依然是美國的堅定盟友，但歐洲大陸的其他各國首都正懷着一種既焦慮又暗含欽佩的複雜心態，密切注視着馬德里的動向。如果西班牙能夠成功維持其禁令，且未因此導致與美國的安全關係徹底破裂，那麼它的做法將為其他中等強國提供一個範本，指引它們如何通過地理優勢來實施戰略抵制。

這一轉變並不意味着北約已經消亡，但確實表明，它不再是20世紀人們所理解的那種“普適性”聯盟。美國正發現，其傳統的“特殊關係”正變得日益具有針對性與專業化色彩。在歐洲，盟友們雖樂意在領土防衛問題上開展合作，卻堅決拒絕被捲入那些缺乏多邊授權的“域外衝突”之中。西班牙雖仍在履行其北約義務——協助防衛土耳其與塞浦路斯，但在涉及伊朗的問題上，它卻在直布羅陀海峽劃下了一道明確的紅線。

這背後的實質性故事，在於美國“運作體系”的收縮。多年來，美國一直受惠於一套全球性的基礎設施；這套設施的維繫，既依賴於實體的混凝土與跑道，更依賴於各方的政治共識。如今，隨着這種共識的撤回，世界這幅“實體地圖”的大門也開始徐徐關閉。西班牙領空的關閉就是一個警示：在一個多極化的世界裡，即便擁有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其行動也依然需要獲得鄰國的許可。

如今，美國必須學會適應一種全新的運作環境：在這個環境中，其盟友更多地是以“獨立利益攸關方”的姿態行事，而非僅僅充當“次級夥伴”。這就要求美國展現出一種外交上的靈活性——而這種靈活性，恰恰是近期美國戰略中所缺失的。

華盛頓不應以發動貿易戰相威脅作為回應，而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行使領導權的代價已然發生了變化。在“後全球化時代”，聯盟的堅固程度，取決於其特定使命背後所凝聚的共識有多強。如果美國執意繼續奉行單邊主義路線，那麼當它發現連其最古老盟友的上空也突然在法律上對其“禁飛”時，它就不應感到絲毫的驚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