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防卫基金会创始人兼总裁克利福德·D·梅（Clifford D. May）日前2026年4月7日在《华盛顿时报》发表评论：“知己知彼：美国对抗的是伊朗统治者，而非其人民。” 请读他的评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的父亲曾在南太平洋服役。在他看来，他究竟是在与谁作战？通过研读他寄回家的信件，我得知他作战的对象并非“大日本帝国政府”，而是那些“日本鬼子”（Japs）。

我敢断言，那些被派往欧洲战场的美国大兵（GIs），也绝不会把敌人定义为“德国国防军”，甚至不会定义为“纳粹”。他们是在与“德国人”交战——或者用当时的俗语来说，是与“杰瑞”（Jerries）、“匈奴”（Huns）或“弗里茨”（Fritz）交战。

这种将敌人视为一个整体民族的本能反应，在战时虽情有可原，却往往是错误的。一旦我们对此产生误判，最终受损的将是我们自己。

当今美国的敌人究竟是谁？并非所有受北京统治的人民，而是习近平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并非所有的俄罗斯人，而是那些支持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乌克兰发动新帝国主义战争的人；并非所有的穆斯林，而是那些信奉“伊斯兰至上主义”并推崇“圣战”的人。

当然，伊朗人民绝非美国的敌人。大量证据表明，绝大多数伊朗民众对那个由神职人员组成的统治阶级深恶痛绝——正是这个统治阶级，对本国人民实施压迫、监禁、酷刑乃至屠杀，受害者人数已达数万之众。

1979年，鲁霍拉·霍梅尼所领导的并非一场“伊朗革命”，而是一场“伊斯兰革命”。他将美国视为“大撒旦”，将以色列视为“小撒旦”，并对二者极尽蔑视。他的继任者阿里·哈梅内伊——其任期始于1989年，直至今年2月28日——对西方世界及犹太-基督教文明所怀有的敌意，亦丝毫不逊于前任。

就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仅仅数月之后，美国人便遭到了霍梅尼追随者的绑架，沦为人质。四年后，该政权又在黎巴嫩策划并实施了一起针对美国人的大规模屠杀。自那时起，该政权又陆续杀害了数百名美国人；在其他国家扶植并操控恐怖主义代理势力；建立起庞大的导弹与无人机武库；并持续推进其核武器研发计划。

如今，德黑兰政权更与莫斯科、北京及平壤那些奉行反美路线且拥有核武器的独裁政权结成了同盟轴心。

特朗普总统做出了一个艰难的抉择：他下令美国武装力量采取行动，旨在削弱乃至（若条件允许）彻底击败这一日益壮大的威胁。在过去五个多星期的时间里，美国空军力量与以色列方面紧密协作，针对该政权的核设施、导弹资产及其军事工业基础，实施了精准打击。另一种选择——即其前任们所采取的方针——无非是无休止的外交“清谈会”；这些会谈大多是间接进行的，因为该政权的特使们根本不屑于与美国的“异教徒”同席而坐，而其最终结局往往是以失败的绥靖尝试告终。

在那些年里，华盛顿外交政策圈的大多数主流人士都持有一种观点：诉诸武力“为时尚早”。然而，人们却鲜少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该如何判断何时已错失动武良机，又该如何判断何时已无法阻止对方实现“核突破”。

试想一下：若非去年爆发了那场旨在阻止德黑兰跨越核武器门槛的为期12天的短暂冲突，若非特朗普先生发起了当前的军事行动，你难道会怀疑那些“最后期限”很快便会如期而至吗？难道你不感到震惊吗——自今年六月以来，该政权竟然成功囤积了数量如此庞大的导弹和无人机？

对于特朗普先生而言，若能借机提醒美国民众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无疑将是一件大有裨益之事。然而就在上周，尽管他对该政权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行径感到义愤填膺，但他却扬言要将伊朗“炸回石器时代”。

该政权的发言人立即抓住这一机会，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其中一人反唇相讥道：“当你们尚在洞穴中摸索取火之时，我们已将人权铭刻在‘居鲁士圆筒’之上……伊朗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更是一种文明。”

这种回应所流露出的犬儒主义色彩，值得我们特别强调。霍梅尼曾对伊朗前伊斯兰时期的历史嗤之以鼻，将其斥为“贾希里耶”（Jahiliyyah）——即“蒙昧时代”。他宣扬“爱国即异教”的论调，将对祖国的挚爱贬斥为偶像崇拜。如今，这些将自己乔装打扮、披上“居鲁士大帝”光环的毛拉们——那位曾准许被俘犹太人重返耶路撒冷并重建圣殿的波斯君王——在过去几十年里，却一直在极尽诋毁之能事，对他的历史功绩大肆唾弃。

然而，特朗普先生在措辞上的欠缺精准，却无意中为该政权送上了一份绝佳的宣传大礼。这也模糊了他此次行动背后所蕴含的道德正义性。美国军方在针对该政权及其资产实施打击的同时，已尽可能地避免伤及无辜平民。

然而，正如其在加沙地带的代理人哈马斯（Hamas）和在黎巴嫩的代理人真主党（Hezbollah）所惯用的伎俩一样，伊朗统治者蓄意将其军事资产部署在医院、学校及其他民用基础设施的毗邻地带，甚至直接将其藏匿于这些设施内部。举例而言：据信于2月28日遭到美军炸弹袭击的伊朗南部某女子学校，其地理位置便紧邻着“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处海军基地。

倘若该政权拒不退让，特朗普先生极有可能将打击目标转向发电厂、石油设施、桥梁以及其他受“伊斯兰革命卫队”掌控的经济命脉。其核心目的在于：彻底瘫痪该政权维系这场冲突的持续作战能力。

届时，伊朗的非战斗人员所遭受的苦难，恐将丝毫不亚于那些身居高位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精英阶层。然而，许多伊朗民众——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民众——都甘愿承受这份痛苦，只要他们最终能看到一丝希望：彻底挣脱那些毛拉们强加于其颈项之上的压迫枷锁。但若美国方面无法在伊朗的受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做出明确区分，民众的这种坚韧意愿恐将随之消退。

若能在这场冲突中取得胜利，其所带来的变革将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以正直贤明的领导者取代那些神权统治者，不仅将造福伊朗人民，亦将惠及美国在该地区的所有安全合作伙伴。

届时，黎巴嫩、伊拉克及也门等国的人民，或许终将有机会彻底挣脱德黑兰政权所强加的、兼具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殖民主义双重色彩的压迫枷锁。 “北京—莫斯科—平壤”轴心将失去其在中东的成员。

历史学家们——无论内心多么不情愿——终将载入史册：特朗普先生曾协助解放了那些被他恰如其分地称为“伟大而自豪的伊朗人民”的人们。

若要实现这一结果，无论是在战略、战术层面，还是在措辞用语上，都必须力求精准。特朗普先生及所有美国人，都必须对谁是我们的敌人保持清醒的认知。

同时也必须认清，谁不是我们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