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国和平研究所经济学家、现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索雷夫研究员亨利·图根哈特（Henry Tugendhat）今天2026年4月8日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评论：“伊朗战争将如何颠覆全球经济”。他指出，风险不仅在于能源冲击，更在于债务危机。请君一阅：

三月下旬，以色列与伊朗双双对波斯湾地区的天然气田发动袭击，这标志着伊朗战争迎来了迄今为止最为剧烈的升级。通过打击上游能源基础设施，交战各方已然注定，这场战争所产生的全球性深远影响将远在冲突结束之后依然持续。即便近期宣布的停火协议能够维持，战争也得以迅速终结，但重建那些已被摧毁的基础设施仍可能耗费长达五年的时间。而一旦停火破裂、战火重燃，进一步遭受毁灭性打击的风险也将随之倍增。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唯有最富裕的群体才有财力支付高昂的溢价，去争购那些仅存的能源资源；而遭受苦难最为深重的，终将是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群。

诚然，这些空袭行动——加之伴随美以联军在伊朗发动的这场战争而出现的更广泛的能源部门动荡——几乎已板上钉钉地引发一场能源供应冲击，进而推高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水平。若针对那些对能源生产与分销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再次发动袭击，无疑将使这场危机进一步恶化。这种“有限资源供不应求”的动态机制，正是引发通货膨胀的典型驱动因素。空袭发生后几乎就在第一时间，美国金融市场便开始押注：美联储（Fed）将采取加息举措——这正是其对抗通胀最为直接且有效的政策工具。在民众本就深陷生活成本危机这一严峻困境之际，美国民众将不得不承受随之而来的种种后果：加息将直接推高车贷、房贷等各类借贷成本；能源价格的飙升将导致汽油及其他燃料价格水涨船高；而那些生产民众日常生活所依赖的各类商品的制造商，也将不可避免地将上涨的生产成本转嫁给广大消费者。

然而，通货膨胀及其引发的美联储抗通胀决策，其影响绝非仅限于美国国境之内，因为绝大多数国家的未偿债务仍是以美元计价的。对于那些在过去二十年间持续向中国举债的国家而言，这一现实同样适用。简而言之，美国利率的升降将直接决定众多国家的债务偿付能力及其可持续性。无论这场战争最终以何种结局收场，有一点已然清晰可见：许多国家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成本，去获取那些维系其工业运转、保障电网供电以及支撑交通运输网络正常运行所必需的能源资源。然而，那些背负沉重债务负担的国家——例如被世界银行归类为低收入国家的群体——其财政负担也将因通货膨胀而进一步加剧，因为通胀使得偿还债务的成本变得更为昂贵。无论这些国家是向北京的金融机构、伦敦的资产管理公司，还是华盛顿的多边开发银行借贷美元，这一现实都将无一例外地成立。

这是这场战争所带来的隐性代价——而承受这一重压最深的，恰恰是那些最无力承担的国家。事实上，许多低收入国家早已在与处于历史高位的国家主权债务艰难搏斗；近年来，陷入债务困境的国家比例已翻了一倍以上，从2013年的24%飙升至2024年的54%。随着地缘政治局势日趋紧张，发展中国家若爆发大规模债务违约，恐将彻底逆转在消除贫困、全球卫生及工业化领域已取得的各项成果，进而制造出种种苦难——而这些苦难将不成比例地沉重压在儿童与老年群体身上。随着战事的持续推进，20世纪80年代那场重大债务危机的回声正变得愈发清晰可闻；正因如此，每一个债权国的应对姿态与策略显得至关重要，唯有如此，方能避免重蹈覆辙——毕竟在过去的那场危机中，对于许多身处所谓“全球南方”的国家而言，最终的解决方案来得实在太迟了。

银行危机一触即发

发展中国家并非首次遭遇此类债务危机。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赎罪日战争）期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对那些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施了石油出口禁运。由此引发的供给冲击导致全球能源价格在短短六个月内飙升了300%，对世界各地的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家庭生活成本造成了严重冲击。尽管此次石油禁运并非导致那个十年间——尤其是美国——许多国家遭遇恶性通货膨胀的唯一元凶，但它无疑为当时已然积聚多时的各类通胀压力，又添上了一把猛烈的“薪火”。正如前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在1979年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可归因于一系列因素：越南战争的“宽松融资”、美元在1971年和1973年的贬值、1972至1973年的全球经济繁荣、1974至1975年的农作物歉收及由此引发的全球粮食价格飙升、石油价格的“惊人”上涨，以及生产力增长的骤然放缓。换言之，欧佩克（OPEC）的石油禁运是在一场本已猛烈的经济风暴中袭来的——这与某些人所称的、如今正显现出来的“多重危机”（polycrisis）颇为相似。

尽管发展中国家通常并非欧佩克（OPEC）禁运的直接针对对象，但那些非石油生产国却因燃料价格飙升四倍而遭受重创。据世界银行估算，在巴西、韩国等国家，贸易损失额约占其进出口平均总值的一半；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工业活动也因此受到抑制。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那些不出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弥补日益扩大的国际收支逆差，不得不转而在商业信贷市场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多边机构借入更多资金。1979年伊朗革命期间，第二次石油危机席卷全球经济，导致油价进一步飙升。此时，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已突破每月1%——相较于美联储通常设定的每年2%的目标，这一增幅可谓触目惊心——直到1979年8月接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将利率大幅上调至惊人的20%时，这一通胀势头才最终得以遏制。由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所借入的资金几乎全部是以美元计价的，这意味着整个发展中国家世界的偿债成本随之急剧攀升。

沃尔克实施的加息举措之所以破坏力巨大，是因为它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双重打击”。首先，加息导致美元相对于“全球南方”国家的货币大幅升值，这意味着借款国需要动用更多的本国货币，才能偿还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其次，加息导致此类债务所采用的浮动利率（即那些随周期波动的利率）骤然飙升。对于那些约占发展中国家总数三分之二、且其贷款利率与浮动利率挂钩的国家而言，这直接导致了其利息支出的大幅增加。此后，发展中国家的借款方直到2005年至2008年的国际金融繁荣期到来之际，才得以再次享受到像20世纪70年代初那样低廉的利率水平。

通货膨胀及其引发的美联储抗通胀决策，其影响绝非仅限于美国国境之内，而是具有深远的全球性意义。

 20世纪70年代中期，牙买加、土耳其和扎伊尔等国开始出现零星的债务违约现象；然而，直到1982年8月，当经济体量庞大的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其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时，这一问题才被骤然确认为一种系统性危机。截至当年年底，约有40个国家拖欠了利息款项；而到了次年，其中27个国家已在就其未偿贷款进行重组谈判。一旦国家发生债务违约，往往会使其本已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例如，违约可能导致本币贬值，进而引发通货膨胀加剧，侵蚀国民的购买力。此外，违约还会严重损害国家的信用评级，使其再融资变得愈发困难，并迫使政府在债务重组过程中做出痛苦的妥协与让步。

随着这场债务危机的演变，西方债权人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代表他们进行债务重新谈判；然而，IMF的介入对许多国家而言，其后果却可谓适得其反：通过强制规定债务国必须如何调整支出以优先偿债，IMF（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彻底剥夺了许多国家的预算自主权。为了履行重组后的偿债义务，各国不得不削减开支，致使新兴产业遭受重创，至关重要的社会服务供给也随之中断。这种将资金从生产性投资中抽离的做法，也使得这些国家更难赚取偿还重组债务所需的资金。其最终后果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陷入了更为深重的经济危机之中。

在这一常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的时期里，某些国家的年度利息偿付额甚至相当于其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均GDP和投资水平耗费了逾20年才得以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那些在二战期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建立起来的国际金融机构，在此期间丧失了大量的公信力；在发展中国家眼中，这些机构往好里说是脱离实际、不接地气，往坏里说则是带有惩罚色彩且充满剥削意味。当时作为“全球南方”债务国之一的中国，对这些看法有着清醒的认知；时至今日，中国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时，依然坚持强调其贷款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这场危机最终通过债务减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重债穷国倡议”，以及一种被称为“布雷迪债券”（Brady bonds）的创新金融机制而得以化解。这种机制允许发展中国家通过发行由美国国债担保的新证券，来置换其现有主权债务中的部分份额。西方债权人吸取了教训，此后便开始回避那些曾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占据其投资组合主导地位的基础设施贷款业务。许多发展机构也随之调整策略，将重心从提供贷款转向提供赠款，并优先资助那些聚焦于卫生、教育和治理领域的项目。然而，发展中国家依然需要资金来建设道路、港口以及其他推动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基础设施。为了填补这一资金缺口，来自私营部门和中国的贷款业务在21世纪初开始蓬勃兴起。

上升势头

世纪之交，得益于大宗商品市场的繁荣以及相对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许多“全球南方”经济体重新步入了增长轨道。至关重要的是，债务问题的解决也提升了这些国家的信用评级，使许多国家得以重新向商业银行借款，或者为其国内重点机构从商业银行获得的贷款提供担保。更具里程碑意义的是，厄瓜多尔、赞比亚和斯里兰卡等众多中等收入国家，首次开始在西方金融市场上发行主权债券。尽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后，私营部门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规模曾出现短暂下滑，但随着西方市场步入低利率环境，私营债权人为了追逐更高的投资回报，在21世纪10年代迅速重整旗鼓，恢复了其在贷款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此外，当时人们普遍持有一种乐观情绪，因为许多新兴经济体似乎比富裕国家更能从容地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在1985年至2024年间，尽管私营部门贷款在中等收入国家全部外债中所占的份额基本保持稳定（略低于60%），但其内部结构却发生了显著变化：来自商业银行的贷款占比从74%大幅降至21%，而通过发行债券筹措的资金占比则飙升至私营贷款总额的79%。

与此同时，中国异军突起，成为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最大的双边债权国；而且，正如私营部门债权人一样，中国提供的绝大多数贷款也均以美元计价。 21世纪初，正值中国刚刚完成工业化的经济体寻求向全球各地扩大出口之际；而提供贷款，便成为了一种支持中国商品和服务流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建筑领域）的手段。向“全球南方”伙伴提供贷款，似乎还能带来一种良性循环：向那些急需资金支持基础设施项目的全球伙伴提供资金，既能提升中国银行业的声誉，又能让这些银行同时获得高于美国国债收益率的投资回报。在当今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背负的4750亿美元未偿双边债务中，中国贷款占据了最大份额，总额略高于1475亿美元，约占总量的31%。

然而，这新一代的贷款方却未能对主要以美元形式发放贷款所蕴含的经济风险提出质疑。直到新冠疫情引发美国通货膨胀，美联储才实施了大幅加息——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首次大幅加息。全球南方的借款国随即感受到了冲击，加纳和斯里兰卡等国更是迅速陷入了债务违约的困境。

部分是为了应对上述挑战，中国近期加入了两个最重要的多边债务减免倡议：一是二十国集团（G20）在新冠疫情期间发起的“债务暂缓偿付倡议”（DSSI），旨在减轻73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偿债负担；二是接替该倡议的“债务处理共同框架”。然而，由于各方在“负担分担”问题上存在分歧，相关工作的进展一直较为缓慢。以赞比亚的债务重组进程为例，该进程一度陷入停滞，原因在于北京方面主张：多边开发银行应当自行承担更大比例的损失，而不应向中国银行业提出过高的分担要求。与此同时，中国目前仍缺乏一套明确的机制来界定：当债务国无力偿还中国银行业发放的国际贷款时，各家银行应如何分摊补偿款项与损失。这一机制的缺失，导致中国相互关联的各金融机构之间耗费了大量时间进行内部协调、争论与谈判。

迫在眉睫的债务危机

对于中国银行业而言，借款人违约所带来的潜在损失虽不菲，但鉴于中国目前仍持有巨额美元盈余，这些损失是可控且能够化解的。对中国而言，更大的风险在于：参与其中的众多中国金融机构若迟迟无法明确损失责任的归属，其随后的债务重组进程也将随之拖延。这种延误不仅可能危及中国一直致力于与“全球南方”伙伴建立的合作叙事，还可能导致借款人对中国债权人产生与此前债务危机时期对西方债权人如出一辙的负面观感。

事实上，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当今迫在眉睫的债务危机对借贷双方而言，其局势恐将更为严峻复杂——究其原因，恰恰在于这场危机似乎注定要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相较于80年代仅由数十家大型商业银行持有债务的局面，如今的债权人队伍已空前壮大。因此，除了因中国内部尚未解决的金融纠纷所导致的延误之外，发展中国家还可能不得不与数百家西方养老基金、资产管理公司、对冲基金、保险公司及其他机构进行谈判；而这些机构如今正持有“全球南方”各国国营及私营实体所发行的各类债券组合。一场新的债务危机若解决起来愈发错综复杂，像斯里兰卡或赞比亚这类新兴工业化国家想要实现经济复苏就愈发艰难，这意味着其所承受的苦难仍将持续。

尽管债务可持续性问题至少在过去五年间已日益凸显，但伊朗战争的爆发引发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全球性经济冲击，这使得一场旷日持久的债务危机几乎成为板上钉钉的现实。国际能源署执行署长近期公开表示，伊朗战争构成了历史上对全球能源安全的最大威胁，且政界人士与金融市场均低估了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部分受损的油气田恐需耗费数年时间方能恢复生产；尽管停火协议在短期内或许能缓解航运局势的紧张，但美伊两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问题的僵局，至今仍未找到任何永久性的解决方案。在此期间，通货膨胀恐将进一步加剧，从而加大美联储上调利率的压力。届时，最贫困的国家将首当其冲、遭受重创；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将被迫调整财政预算，优先用于偿付债务利息，而非投入到本国的经济增长及民生福祉建设之中。尽管上一轮重大债务危机中的某些经验可适用于当前局势，但当今债务更为复杂的性质，恐将延长危机的持续时间并带来新的挑战——其中包括如何在债券持有人与中国银行业之间分担债务负担这一难题。对此，目前尚无显而易见的灵丹妙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战争越早结束，全世界便能越早集中精力，着手缓解当前的经济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