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安·卡茨（Diane Katz）是一位美国事务专家、公共政策分析师及资深记者。近日，卡茨女士在《地缘政治情报服务》杂志发表评论：“Z世代的政治疏离感助推极端主义抬头”。她认为，Z世代所经历的疫情创伤、社交媒体带来的孤立感以及混乱的家庭生活，侵蚀了他们对美国社会契约的信任，从而加剧了不满情绪与极端主义倾向。深度好文，请君一阅：

简而言之

阴谋论信仰的抬头与新冠疫情时期人们对各类机构的不信任感息息相关。

近半数的Z世代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感到不满。

宗教归属感的淡化削弱了公民与社会之间的纽带联系。

美国历史上充斥着政治分裂的时期：从建国初期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之间的激烈辩论，到南北战争中联邦派与邦联派的殊死搏斗，再到近期进步派与保守派之间那看似难以弥合的鸿沟。然而，近期尤为值得关注的是Z世代（Gen Z）所表现出的政治疏离感，以及由此引发的极端主义倾向的加剧。

Z世代特指出生于1997年至2012年之间的人群，目前他们的年龄介于14岁至29岁之间。紧随其前的分别是千禧一代（1981-1996年）、X世代（1965-1980年）以及婴儿潮一代（1946-1964年）。

每一个世代的特征都深受其集体经历的塑造，尽管这种塑造作用并非绝对。政治、经济及文化变迁所带来的影响，在同一世代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尤其是在像当下这样变革步伐加速的时代。然而，即便是在Z世代内部，年龄最长者与最幼者之间，也共享着一段独一无二的历史经历。

Z世代的时代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新冠疫情（Covid-19）、社交媒体以及人口结构变迁等因素共同塑造而成的。过去十年间的种种动荡，已在显著程度上削弱了他们对美国核心价值观——即多元主义、公民参与、自由企业制度及民主制度——的信心。在2024年的一项全国性民意调查中，近半数的Z世代受访者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运作方式表示不满——这一比例较同龄时期的千禧一代高出了近50%。此外，还有三分之一的Z世代受访者表示，“美国身份认同”对他们而言“重要性微乎其微”甚至“毫无重要性”——这一比例是同龄时期千禧一代的两倍以上。

各类研究成果——以及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均表明，政治疏离感正是滋生极端主义的温床。因此，以下数据令人深感忧虑：18%的Z世代受访者表示他们“从未”信任过政府——这一比例是接受同类调查的千禧一代的两倍以上；而另有4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仅在“部分时候”才会信任政府。 Z世代往往对理性公民对话的效用不屑一顾，反而将骚扰、恐吓及暴力抗议视为正当的策略。他们对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过度推崇，折射出一种对威权主义的亲近倾向。

政治极端主义在美国政坛绝非新鲜事，但在Z世代群体中，即便是一些最为恶劣的观点——包括否认大屠杀和狂热推崇共产主义——也得以广泛流传、通过网络高度扩散，并受到普遍的容忍。当然，数百万年轻的美国人对这类观点避之不及，但与前几代人相比，他们更不愿公开表达异议或反对态度。根据奈特基金会（Knight Foundation）与益普索（Ipsos）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约有66%的大学生表示，他们在课堂讨论中曾进行过自我审查。（然而，这种谨言慎行的态度并未延伸至网络空间——在网络匿名的掩护下，他们发表起恶毒言论来却毫无顾忌。）

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例如针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未遂暗杀案、保守派活动家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和联合健康集团（UnitedHealthcare）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Brian Thompson）遇刺身亡、仇恨犯罪率飙升，以及因边境执法问题引发的暴力冲突——无不印证了政治极端主义的抬头。事实上，在2024年的一项全国性调查中，约有14.5%的Z世代受访者自认为在意识形态上属于“极端派”；相比之下，处于同一年龄段的千禧一代受访者中，持此观点的仅占2.7%。

这种日益加剧的极端主义倾向并未被美国社会所忽视；在2025年益普索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中，绝大多数美国受访者（占比27%）将政治极端主义列为国家当前面临的“最重要问题”（紧随其后的是经济问题，占比16%；以及移民问题，占比10%）。

欧洲同样未能幸免于青年激进化的浪潮，这一点在德国、法国和英国尤为显著。探究导致Z世代产生政治疏离感的深层因素，是恢复西方民主赖以生存的“公民理性”所必经的关键一步。

新冠疫情的浩劫

新冠疫情扰乱了Z世代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本应经历的种种重要人生节点。学校停课不仅剥夺了他们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还迫使他们长期处于社交隔离的状态。根据《美国青少年调查》显示，约有61%的Z世代青少年表示自己经常感到“孤独和孤立”——这一比例是“婴儿潮一代”在青少年时期所报告比例的两倍。虚拟现实终究无法取代真实的人际互动。

当然，新冠疫情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其造成的后果是无法估量的；但与此同时，疫情引发的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却对Z世代造成了尤为沉重的打击。年轻工作者在服务业就业群体中占据了最大的份额——这一群体涵盖了餐饮、酒店、零售以及其他各类面向客户的岗位，而这些行业正是受“保持社交距离”防疫指令冲击最为严重的领域。事实上，在2023年接受调查的Z世代成年人中，约有三分之二表示，新冠疫情对他们的人生轨迹产生了“巨大”或“相当程度”的影响。

所有这一切，理所当然地动摇了公众对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信心，进而削弱了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哈佛大学2025年的《青年民意调查》显示，仅有三分之一的Z世代受访者相信，自己在经济状况上会比父母过得更好。

尽管老一辈人也未能完全幸免于难，但凭借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们对逆境已具备了一定的心理韧性。相比之下，由于缺乏这种阅历的积淀，Z世代更容易陷入愤世嫉俗与绝望的情绪之中——而这两种情绪恰恰助长了某种现象：据“怀疑论研究中心”（Skeptic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显示，在Z世代群体中，对各类阴谋论深信不疑的比例已达到了“惊人”的高度。

日渐松散的家庭纽带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家庭结构发生了剧变：结婚率持续走低，而离婚率及非婚生子率则不断攀升。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显示，这种结构性变化对Z世代产生了双重且广泛的影响：与前几代人相比，Z世代由单亲父母抚养长大的几率翻了一番；此外，在步入成年阶段后，选择结婚或为人父母的Z世代人数也明显少于前几代人。

诚然，拥有一个双亲家庭并非理想童年的“万灵药”；事实上，许多双亲家庭内部也存在着功能失调的问题。然而，单亲抚养子女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无论是在情感层面还是经济层面，都具有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与破坏性。例如，根据对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的分析，30% 的单亲母亲家庭生活在贫困之中，而已婚夫妇家庭的这一比例仅为 8%。

家庭形态的演变也削弱了家庭的抚育功能和社会化功能。试想一下，仅有 38% 的 Z 世代成员表示自己在童年时期经常与家人共进晚餐，相比之下，婴儿潮一代的这一比例高达 76%。正如《儿科学》（Pediatrics）期刊所记载的那样：“在控制了家庭亲密度这一变量后，家庭共餐的频率与烟草、酒精及大麻的使用、较低的平均绩点（GPA）、抑郁症状以及涉入自杀行为的风险呈负相关。”

此外，根据《美国国家家庭生活调查》的数据，超过三分之一（34%）的 Z 世代成员自认为没有宗教信仰；相比之下，千禧一代中这一比例为 29%，X 世代为 25%，婴儿潮一代则为 18%。研究人员已证实，宗教信仰与社会及公民参与度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相关性。

从频繁发生的暴力街头抗议，到充斥网络的恶毒言论，种种迹象都提供了大量证据，表明 Z 世代群体中政治疏离感和极端主义倾向正日益加剧。

社交媒体之乱象

社交媒体虽然具备许多有价值的功能，但它在助长疏离感和极端主义方面，也达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这种影响对 Z 世代尤为显著；据标普全球智库（S&P Global Intelligence）的一项调查显示，Z 世代平均每天在社交媒体上花费超过 5 小时——这一时长几乎是千禧一代的两倍，更是 X 世代和婴儿潮一代的三倍。

毫不意外的是，与其他任何代际群体相比，Z 世代在获取新闻和资讯方面对社交媒体的依赖程度也更为严重。如果他们能够接触到多元化的网络信息源，或者习惯于对信息进行事实核查，那么这种依赖或许尚不至于构成问题。然而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多项调查结果显示，Z 世代主要通过 TikTok、Instagram 和 YouTube 来获取新闻和资讯，因此极易受到虚假信息的误导。

从其本质而言，社交媒体具有滋生疏离感的特质。平台算法的设计初衷，便是通过煽动情绪来刺激用户参与度——这其中既包括激发好奇心，也包括利用“FOMO”（即“错失恐惧症”）心理。而在所有情绪之中，没有任何一种能像愤怒那样，让人热血沸腾、情绪激昂。

为了助长这种愤怒情绪，社交媒体精心构建了由志同道合者组成的网络，却将那些持温和观点的声音排除在外。这种“信息孤岛化”现象滋生了不信任感与粗暴无礼的风气。根据哈佛大学的一项青年民意调查显示，仅有三分之一的Z世代年轻人相信，那些持有对立政治观点的人也是真心希望国家好。此外，根据“美国国家选举研究”的数据，与其他任何群体相比，Z世代对“非我族类”（即外部群体）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敌意。

Z世代从小便在无休止的党派相互抹黑与负面信息轰炸中长大；在缺乏制度性约束来遏制这种粗暴无礼之风的环境下，这种成长经历被证明具有极大的危害性。曾几何时，政治家及其政党、媒体、宗教领袖以及父母长辈尚能主导公共话语的方向；如今，他们的地位已在很大程度上被那些靠煽动仇恨而走红的网络意见领袖——无论是真人还是人工智能——所取代。

一些极端主义内容的传播者辩称，他们所做的不过是进行讽刺与嘲弄罢了。正如曼哈顿研究所智库副所长杰西·阿姆（Jesse Arm）在近期发表于《城市期刊》（City Journal）的一篇文章中所阐述的那样：“政治已沦为一种娱乐：它成了一个充斥着嘲弄、越界与作秀的舞台，而非一个讲求道德严肃性或政策严谨性的场域。”然而，正如阿姆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现象会产生一种“去敏感化”效应：根据“教育个人权利基金会”（FIRE）的一项调查显示，受访学生中竟有三分之一认为，为了让校园演讲者闭嘴而诉诸暴力是可以接受的——这一比例较2020年激增了50%。

公共教育的失职进一步加剧了极端主义问题——它未能向学生传授应有的历史教训，而这些教训本可有助于抑制人们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其他种种“主义”的狂热追捧；激进分子往往将这些空想式的“主义”吹嘘为优于美国民主制度的理想方案。举例而言，弗吉尼亚州有38%的学生表示，大学教育让他们对美国产生了更为负面的看法；相比之下，仅有15%的学生表示大学教育让他们对国家产生了正面的看法。

从街头暴力抗议活动的频发，到网络空间中恶毒言论的泛滥，种种迹象均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表明Z世代群体中政治疏离感与极端主义倾向正日益加剧。多种因素的合力共同促成了这一问题的产生，且每一项因素都难以轻易化解。然而，作为一个立足于公民美德与相互宽容精神的国家，美国的未来将取决于能否成功扭转这股暗流涌动的颓势。

事态发展的可能性

极有可能发生：Z世代终将直面极端主义所带来的失败后果。

纽约市民或许将为自己选出社会主义者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担任市长一职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他那些集体主义政策的失败，能让Z世代认清极端意识形态的种种陷阱，那或许也不失为一件幸事。

Z世代对自身未来的前景深感焦虑——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这种焦虑尤为突出。只要经济增长势头得以延续，且事实真相最终战胜那些危言耸听的恐吓言论，这一群体的焦虑情绪便会随之消退。

尽管这一代人长期浸淫于一种充满“受害者情结”的文化氛围之中，但目前针对这种“特权心态”的反弹浪潮正悄然兴起。随着公众舆论风向的转变，Z世代的态度或许也将随之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