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丽贝卡·利斯纳（Rebecca Lissner）周四（2026年4月16日）在《外交关系委员会》杂志发表评论：”美国人其实支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她指出，大多数美国人依然希望美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他们只是想知道，这对他们自身究竟有何益处。请君一阅:

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美国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自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连任以来，关于美国战略与全球领导地位的各种相互竞争的愿景，一直主导着政策辩论。尽管特朗普在2024年的总统竞选期间曾暗示将推行一种更为克制、奉行“美国优先”原则的政策，但其第二任期所呈现的景象却恰恰相反——他展现出了强烈的全球参与意愿，尽管其所采取的手段较华盛顿以往的惯常做法而言，显得更为强硬、更具交易色彩且更加单边主义。这种政策转向给批评人士带来了双重挑战：既要准确界定这位总统那变幻莫测的行事风格，又要提出一种更具说服力的替代方案。

然而，在上述诸多辩论中，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关键要素：美国民众究竟是如何看待本国的全球角色的？他们又希望美国的对外政策能够实现怎样的目标？为了更好地理解“华盛顿圈子以外”的视角，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于2025年底组织了九场跨党派对话会。共有来自29个州的332名美国民众参与了这些对话——其中尤为关注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州和密歇根州的民众意见。参与者们分别在亚特兰大、底特律、菲尼克斯和华盛顿特区举行了线下聚会，同时也开展了线上交流。

结合相关的民意调查数据来看，这些对话所反映出的观点表明：关于美国未来在全球舞台上应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其争议程度或许并不像华盛顿政界所呈现的那样剑拔弩张。调查结果勾勒出这样一幅公众意愿图景：民众希望美国继续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但这种领导作用应聚焦于那些能为美国民众自身生活及所在社区带来明确且直接利益的议题上。

倾听美国民众关于美国全球角色的心声

在与各州及地方民选官员、公民社会领袖、商界精英、学术界人士、高校学生，以及CFR“青年专业人士”与“全国会员”网络成员开展的一系列对话中，有几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格外引人注目：

美国应当积极参与全球事务，但不应深陷泥潭。参与者们普遍支持这样一种美国对外政策：既要在国际舞台上保持活跃并赢得尊重，又要避免在军事上深陷海外冲突的泥潭。推动这种对“持续参与”理念的支持的深层动因，源于人们对替代方案的恐惧——即恐惧出现一个由中国及其他威权国家主导的、奉行“弱肉强食”（might makes right）法则的国际体系；抑或是一个由各区域强权相互争霸、陷入无序状态的世界。参与者们纷纷表达了担忧：一旦出现上述局面，将对美国公民的自由、美国盟友的安全以及全球经济的稳定造成何种冲击？

与此同时，参与者们也强调了沟通与阐释工作的重要性——即必须向民众清晰地说明：美国对全球事务的参与，究竟是如何直接造福于美国人民的安全与繁荣的。一位来自南方小城的共和党市长言简意赅地指出：只要选民们能明白全球参与所带来的投资回报，他们就会予以支持。州及地方的民选官员们普遍强调，必须将外交政策与具体的本地成效紧密挂钩，并将其根植于鲜活的个体故事之中——例如那些工作依赖于贸易的码头工人、受驱逐出境政策影响的企业主，或是生计仰赖对外出口的农民。

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当既坚守原则，又保持谦逊。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在调研中听到了强烈的呼声，支持推行一种植根于法治、人权和民主等核心价值观的外交政策。在许多参与者看来，正是这些价值观将美国与其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区分开来。然而，他们对“美国例外论”——即认为美国依然是那座“山巅之城”，拥有足够的公信力或道德权威去将自身价值观强加于他国——表达了深深的怀疑。大学生群体尤其倾向于援引美国失败的军事干预行动、在加沙问题上对以色列的偏袒，以及国内民主制度的衰退等事例，以此作为论据，主张美国不应再对其他国家的内部治理指手画脚。他们担忧，“美国例外论”在其他国家眼中显得傲慢自大；而在那些目睹美国民主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的国内受众眼中，这种论调则显得虚伪透顶。

贸易政策需要的应是“可预测性”，而非单纯的“公平性”。尽管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认可贸易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且对关税可能推高消费品价格及企业投入成本（尤其是在密歇根州）表示担忧——但许多人对将“公平”奉为全球贸易的首要指导原则表达了疑虑。他们认为贸易本质上就是一种充满竞争的活动，并明确表示希望贸易能实实在在地造福美国工人，哪怕这种利益的获取是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另一些人则指出，即便是在美国国内，贸易也未能为各个社区带来真正公平或均等的发展成果。

尽管如此，受访者们依然对特朗普政府关税决策所制造的不确定性表示反对；相反，他们更倾向于那些具有“可预测性”的贸易政策，因为此类政策能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及广大劳动者营造一个稳定、可预期的经营与工作环境。美国民众并非排斥贸易，但他们强烈要求在处理国际贸易体系相关事务时，采取一种更为审慎且稳健的策略。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绝大多数受访者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经济机遇，并将其行动的出发点定位于“必须在清洁能源经济领域击败中国”，而非将其单纯视为一个需要开展全球合作的领域。

外交政策始于国内。与会者强调，健全的美国外交政策首先在于对国内实力的投入。他们对民主制度的侵蚀和党派极化深表关切，认为这些因素构成了阻碍美国参与全球事务的障碍；与此同时，他们也呼吁提升美国教育质量并缓解不平等现象，以此巩固国家实力与凝聚力的根基。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与会者强调，如果美国民众在经济上感到生活富足，他们就更有可能支持美国参与全球事务并开展国际合作。

迈向更具可持续性且更为成功的外交战略

上述发现更多属于个案观察而非具有普遍代表性的结论，且其产生时间大多早于2026年初那段外交政策极度动荡的时期。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例如美国军方采取行动试图抓捕委内瑞拉总统、因潜在收购格陵兰岛引发的跨大西洋危机，以及与伊朗爆发的战争——极有可能重塑美国民众对于“全球领导地位”所蕴含的成本与收益的认知。即便如此，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开展的这些对话依然为我们提供了洞察美国民众外交政策思维的视角，并为那些得出相似结论的民意调查增添了更为丰富且具体的细节。

事实上，近期的民意调查也描绘了一幅相似的图景：美国公众总体上依然支持国家参与全球事务。在芝加哥理事会（Chicago Council）于2025年7月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 [PDF] 中，60%的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应当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而非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持此观点的民众在民主党、共和党及独立选民群体中均占多数。另一项由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与益普索集团（Ipsos）联合开展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美国民众（61%）认为美国应当成为全球的道德领袖，尽管仅有39%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目前确实扮演着这一角色。此外，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于2025年9月发布的调查结果 [PDF] 显示，61%的美国民众认同美国应当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开展国际合作，即便这意味着需要在某些国家利益上做出妥协。建立并维系盟友关系依然广受民众支持：在上述芝加哥理事会的同一项调查中，91%的受访者表示，维持盟友关系是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有效途径——这一支持率在过去十年间呈上升趋势。跨党派的大多数民众同样支持国际贸易：79% [PDF] 的美国民众认同国际贸易有益于美国经济；与此同时，也有52% [PDF] 的民众支持对进口商品实施限制，以保护美国的国内就业岗位。这些近期发现与美国民众长期以来对全球参与、联盟体系及国际贸易所保持的、相当稳固且占主流地位的支持趋势相吻合——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支持的强度有所波动，党派间的态度也发生过转变。

然而，这种对全球参与的总体支持，绝非美国在全球各地推行侵略或冒险主义的“空白支票”。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届满一周年之际开展的多项民意调查显示，许多美国人认为当前的对外方针显得“用力过猛”：截至2026年1月，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希望美国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时能扮演相对不那么积极的角色（根据美联社-NORC的民调数据，持此观点的受访者比例已升至45%，高于2025年9月的33%）。美国与伊朗之间那场在历史上极不受欢迎的新战争，也印证了这种类似的民意倾向。

尽管如此，民意并非决定美国国家战略的唯一因素。美国选民通常不会仅仅依据外交政策议题来投票；且大量政治学研究表明，公众舆论往往会受到政治领袖所释放信号的引导。即便如此，深入了解全美各地民众的普遍情绪与观点，对于规划美国未来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定位依然至关重要。任何行之有效且具有可持续性的对外方针，都必须立足于公众的实际需求，并以能够引发美国民众共鸣的方式加以阐述。综合来看，上述种种探讨与数据揭示了一个长期被美国外交政策辩论所忽视的事实：即关于美国全球参与的宏观轮廓，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持久且跨越党派界限的广泛共识。美国民众期望美国能够发挥领导作用，但这种领导作用必须保持克制与理性，并切实能够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实质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