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菲什曼（Edward Fishman）爱德华·菲什曼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莫里斯·R·格林伯格地缘经济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兼主任。他著有《扼喉点：经济战时代的美国权力》。（Chokepoints: American Power in the Age of Economic Warfare）一书。昨天2026年4月21日，菲什曼先生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长文：如何打经济战: 分裂世界的实战手册。深度好文，邀君一阅: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向来鲜少成为地缘政治冲突爆发的场所。然而今年，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站在云集的商界高管与政要面前，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曾许诺实现“双赢合作”的全球化，如今已让位于日益激化的经济战。“大国已开始将经济融合当作武器，将关税用作筹码，将金融基础设施作为施压手段，并将供应链视为可资利用的薄弱环节，”他说道，“当经济融合已沦为你受制于人的根源时，你便无法再沉溺于那种‘融合必将带来互惠互利’的虚幻假象之中。”

在卡尼的叙事中，巨头们正厉兵秣马、步步紧逼，留给其他国家唯一的选择，便是抱团取暖、自卫自保。然而，他的这番论述虽振聋发聩，却掩盖了一个更为动荡的现实：在这个经济战的时代，即便是那些大国，也愈发感到缺乏安全感。无论大国还是小国，各国均已猛然惊醒，意识到自身在面对外部经济胁迫时的脆弱性——而这种顿悟所引发的恐惧，正将各国政策推向意想不到的方向。

在卡尼发表上述演讲的两周之后，美国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在首届“关键矿产部长级会议”上召集了来自50多个国家的部长级官员，旨在打破中国对稀土元素的垄断地位。在此数日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期刊《求是》杂志刊登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一篇讲话，文中呼吁人民币“取得储备货币地位”；与此同时，中国监管机构也敦促国内银行削减对美国国债的购买。特朗普政府向来对多边主义缺乏兴趣，而习近平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也长期持审慎态度。然而，对于华盛顿和北京而言，构筑防线以抵御对方的“经济武器库”攻击，已然上升为一项战略层面的当务之急。

万斯的行动号召与习近平的讲话，恰恰印证了当前重塑地缘经济格局的两大并行趋势：一场经济军备竞赛，以及一场争夺经济安全的殊死搏斗。各国政府正致力于识别并锁定自身的“筹码”所在，同时精心打造全新的工具，以便将其作为武器挥向竞争对手——这实质上便是在为经济战进行武装备战。与此同时，它们也在加紧构筑坚固的防线，以抵御他国可能针对自身发动的经济武器攻击。

面对这一全新的地缘经济环境，美国目前尚缺乏一套现成的“作战手册”。在过去二十年间，美国官员所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战策略，其立足点均是那个由美国独领风骚的“单极世界”。华盛顿历来习惯于采取攻势，因此往往对遭到报复或突袭的风险掉以轻心。然而，那个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如今的新世界，其显著特征在于各方均处于相互脆弱的状态，各方都在持续寻求筹码，同时也时刻担忧自身弱点会暴露无遗。尽管美国和中国拥有最为强大的武库，但正如伊朗战争所揭示的那样，即便是较弱的势力，也能通过将战略咽喉点“武器化”，从而给全球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在冲突爆发之初，德黑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举动导致能源价格飙升，迫使华盛顿不得不调整其战争目标。这一事件同时也表明：对手完全可以将“经济战”的逻辑套用于“热战”冲突之中——他们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来左右私营企业的行为，其手法与美国惯常使用的金融制裁手段如出一辙。

在这个充满断裂与裂痕的世界里，若要发动经济战，华盛顿就必须对其战略方针进行彻底的重塑。它必须学会如何在运用自身经济力量的同时，不致动摇其自身经济根基；它必须在不牺牲经济增长与繁荣的前提下，加固并弥补自身的脆弱环节；它还必须在管控与对手之间的冲突升级风险的同时，积极协调与盟友的行动步伐。否则，若依然毫无准备且装备滞后，美国恐将陷入“打上一场战争”的泥潭，眼睁睁看着一个新的经济秩序成形——而这个新秩序，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而言，将远不如旧秩序那般友善。

扼喉点剖析

首要任务是绘制出那些“咽喉点”（chokepoints）的图谱——即全球经济中那些最易被“武器化”的领域。像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地理咽喉点，历来都是权力博弈的支点；而经济咽喉点则是近些年才日益凸显出来的。这些经济咽喉点大多形成于全球化的鼎盛时期：当时，企业为了追求效率，纷纷采纳了“准时制”供应链模式，并融入了以美元为核心的金融体系。然而，随着地缘政治竞争的卷土重来，这些原本出于善意而构建的经济特征，如今却演变成了显眼的脆弱环节——各国已学会利用其掌控的咽喉点，切断对手的经济命脉。

不过，并非所有的经济依赖关系都构成咽喉点。如果华盛顿将每一处经济依赖都视为国家安全威胁，那将无谓地牺牲经济增长与繁荣，却无法实质性地提升自身的安全性。同理，若试图将某种并非咽喉点的优势强行“武器化”，其尝试注定会以失败告终；这不仅毫无必要地将商业机会拱手让给竞争对手，反而会削弱美国的全球影响力。

真正的咽喉点往往具备三个共同特征：第一，单一国家或由紧密盟友组成的联盟，在相关市场中占据着主导性的、高度集中的市场份额；第二，在短期内无法找到可替代的选项；第三，该国家或联盟能够将其所处的优势地位“武器化”，从而施加非对称性的压力——即在自身仅承受极小反噬的情况下，却能给打击对象造成巨大的痛苦。

仅仅占据市场“领导地位”是远远不够的。若想真正掌控一个咽喉点，该国必须在相关市场中拥有近乎垄断的支配权。不妨审视一下华盛顿与北京最常动用的那些咽喉点：美国的金融制裁正是利用了美元的核心地位——全球近90%的外汇交易均以美元结算；美国针对先进半导体的出口管制，同样依赖于一种类似的机制：仅凭硅谷的一家企业——英伟达（Nvidia）——便独占了人工智能（AI）芯片市场超过85%的份额。而中国方面，则掌控着全球约90%的稀土精炼产能。在上述每一个案例中，美国或中国所扮演的角色绝非仅仅是“市场领军者”，而是实质上的“垄断者”。

一旦某个国家缺乏这种高度集中的市场支配力，其所能施展的经济杠杆作用便会显得相对有限。以美国的关税政策为例：它通过削弱外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来对其他国家施压，但其影响力远不及上述那些真正的咽喉点所具备的杀伤力。去年四月，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对几乎所有其他国家征收大范围关税时，他声称这些国家终将屈从于他的意志，因为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就规模而言，特朗普说得没错：美国确实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国。但其进口额仅占全球进口总额的约13%。即便一个普通国家被完全拒之于美国市场门外，它依然能够向全球近90%的经济体进行销售。而在真正的“扼喉点”情境下，这种数字关系恰恰是颠倒过来的：掌控方通常占据相关市场的近90%，而留给被针对方的市场份额则寥寥无几，勉强达到10%。

这有助于解释为何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往往未能成功胁迫其他国家。去年，尽管美国的关税大幅削减了巴西和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但这两个国家在开拓其他市场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至于其年度出口总额均创下了历史新高。

即使某个国家占据了市场的主导份额，除非在短期内几乎无法找到替代品，否则该市场便不会成为一种“扼喉点”（chokepoint）。例如，在2020年1月新冠疫情爆发之初，美国约四分之三的医用口罩依赖从中国进口；而国内生产商的供应量尚不足市场需求的10%。随着病毒在中国迅速蔓延，北京方面为确保本国人民的供应，对口罩出口实施了限制。其后果是，美国各地的货架上出现了空空如也的景象。物资短缺状况一度极其严峻，以至于美国公共卫生部门不得不劝阻民众佩戴口罩，以便优先保障医生和护士的供应需求。

然而，美国的制造商迅速扩大了生产规模。到了夏季，口罩供应已变得十分充裕，各州及地方政府得以颁布广泛的强制佩戴口罩令。在疫情爆发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美国工厂的N95口罩产量便翻了两番。尽管在2020年初，中国在口罩产量上占据主导地位，但口罩并未构成“扼喉点”，因为事实证明它们很容易被替代。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其他生产工艺相对简单且资本投入需求较低的商品，例如服装和家具。即使某个国家垄断了这些产品的市场，它依然难以将其作为有效的经济武器来加以利用。

相比之下，像精炼稀土这类资本密集型产品则要难以替代得多。一个典型的稀土开采项目往往需要耗时九年才能正式投产。即便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较为乐观的预测——即美国能在两年内打破中国对稀土供应链的控制——最终被证实是准确的，但在这漫长的两年时间里，美国仍将持续面临受中国胁迫的脆弱处境。

而在服务领域，“网络效应”（即产品的价值随用户数量的增加而提升的现象）会进一步降低其可替代性。这正是美国金融服务业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强有力“扼喉点”的原因所在。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流通与应用，使得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替代性金融体系变得极其困难。

特朗普征收的关税往往未能成功迫使其他国家屈服。

若要一个市场发挥“咽喉要道”（chokepoint）的作用，掌控该市场的国家必须有能力利用这一优势，对对方造成非对称性的损害。美国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恰恰说明了当掌控国缺乏这种能力时，会发生怎样的情形。加拿大超过75%的出口商品销往美国；受地理位置以及石油、天然气管道等固定基础设施布局的制约，加拿大根本无法在短期内迅速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特朗普深知这一事实，因此声称美国对加拿大拥有近乎无限的筹码。“我们不需要他们拥有的任何东西，”特朗普说道，“我们不需要他们的木材，也不需要他们的能源。我们拥有的比他们多得多。我们什么都不需要……但他们离不开我们。”

尽管美国的关税确实能对加拿大造成重创，但这种打击往往是以美国自身承受巨大痛苦为代价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经济学家大卫·亨德森（David Henderson）估算，若对加拿大征收25%的关税，将导致美国家庭平均支出增加约700美元。此外，此举还将扰乱汽车制造业的生产，并导致汽油和电力的价格飙升，因为美国的炼油厂和电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加拿大的供应。因此，特朗普上任伊始便推行的25%关税措施，最终将绝大多数来自加拿大的进口商品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也就不足为奇了。截至2025年12月，美国对加拿大征收的实际综合关税税率仅为3.1%，在华盛顿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处于最低水平。

在2月爆发的美以联手对伊战争之前，美国官员很可能误判了伊朗利用霍尔木兹海峡作为“非对称武器”的能力，从而产生了一种虚幻的安全感。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地理“咽喉要道”：每天约有20%的全球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经由此水道运输，且目前尚无任何可替代的航线。分析人士此前普遍认为，伊朗绝不敢封锁该海峡；因为若要实施封锁，不仅需要铺设大量水雷，而且伊朗自身的石油出口也同样依赖于这条海上通道。然而，德黑兰证明了它能够以远为低廉的成本扰乱这一海峡。通过利用相对廉价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少量船只，伊朗改变了全球航运业的风险考量。载运伊朗石油的油轮得以在海峡中畅通无阻，而载运其他海湾国家石油的船只却望而却步。

中国的稀土产业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案例。2024年，中国通过出口稀土元素及磁体，获得了约34亿美元的收益。与此同时，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研究人员估算，仅美国稀土元素“钕”的供应若中断30%，就将导致该国GDP缩减2.2%——即超过6000亿美元。换言之，中国只需放弃区区几十亿美元的出口收入，便能对美国经济造成逾5000亿美元的重创。正是这种不对称性，赋予了中国的出口管制手段以巨大的威力。这也揭示了经济战领域的一个更广泛的现实：当拥有选择权时，国家之间不会将“相互依存”武器化，而是会将“单向依赖”武器化。

我们为何而战

经济战的第一条准则很简单：切勿将虚假的“关键瓶颈”武器化。然而，即便美国决策者能够恪守这一准则，他们仍将面临一个危险的反馈循环。每当华盛顿将某一关键瓶颈武器化时，其他国家便会采取措施，试图让自己免受其冲击。就任何具体案例而言，美国国力的损耗或许微乎其微；但假以时日，这种累积效应可能会削弱外界对美元的信心，并抑制对美国技术、能源及其他产品的需求。美国亟需制定一套周全的方案，既能有效运用其所掌握的筹码，又不至于在运用过程中亲手毁掉这些筹码。

制裁、出口管制及其他经济手段的最佳设计方案，完全取决于其旨在实现的目标。概括而言，此类政策主要服务于三大截然不同的目的。其中，目标最为温和的是“污名化”——即美国官员口中的“点名羞辱”（naming and shaming）。尽管没人指望制裁能将腐败的独裁者或人权侵犯者感化为圣人，但华盛顿仍常以此类人为制裁对象，旨在借此表达谴责立场，并回应国内要求采取行动的政治诉求。象征性的制裁本身并非全然有害，但也绝非毫无副作用。此类制裁可能会导致银行不愿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业务，进而削弱美国的国际影响力，甚至引发人道主义危机。此外，若美国官员在危机时刻将此类制裁作为主要武器，则可能无意中传递出一种“决心不足”的信号——因为这暴露了其不愿卷入更广泛的经济对抗（此类对抗亦将反噬美国经济）的真实心态。

更进一步的举措，旨在通过切断对手获取技术、资本或市场的途径来削弱其力量，例如美国针对输华微芯片实施的出口管制。正如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所言，这些举措的目标是确保美国在先进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的研发竞赛中，保持“尽可能大的领先优势”。无论是在拜登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出口管制始终被视为一种消耗战策略；其目的并非旨在改变北京的行为，而是为了遏制中国的技术能力。

最雄心勃勃的目标是“强制”——即利用经济压力来改变另一国政府的政策。强制性制裁可采取两种形式：威慑（阻止一国跨越红线）或强迫（迫使其改变既有政策）。拜登政府在2022年发出的警告——即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面临“迅速且严厉的后果”——旨在发挥威慑作用；而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实施的“极限施压”战略，其目的则是强迫德黑兰收敛其核计划并停止对代理势力的支持。

美国决策者在发动经济战时，往往很少明确阐述其具体目标。然而，在启动任何经济施压行动之初，明确区分各项具体目标应当成为首要任务，因为不同的目标可能会将战略引向截然相反的方向。以中国可能入侵台湾这一情景为例。如果华盛顿打算将经济战作为一种威慑手段——即仅当北京跨越某条“触发红线”时才予以实施——那么最佳策略应是：通过加深中国对美国技术的依赖来积蓄筹码，并将其作为战略储备暂不启用。如此一来，当习近平权衡是否采取军事行动时，美国便可挥舞“严厉经济打击”这把利剑进行威慑，从而打消其动武念头。反之，如果目标是削弱中国的军事能力，进而降低其成功入侵的几率，那么最佳行动方案则是立即动用现有筹码，在战事爆发前便切断中国获取美国技术的渠道。一旦战端开启，除非冲突演变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否则经济消耗战术将收效甚微。

特朗普政府在出口管制问题上的摇摆不定，生动地揭示了在缺乏明确目标的情况下发动经济战所蕴含的风险。政府内部的一个阵营——由参议员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等更具传统鹰派色彩的官员组成——力主实施更为严格的限制措施，旨在阻滞中国在人工智能（AI）领域的发展步伐。而另一阵营则主张采取较为宽松的限制政策，正如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所言，其目的是让中国对美国的芯片产生“成瘾性依赖”。这两种观点皆具其内在逻辑；究竟何者为正确选择，完全取决于所设定的具体目标。

无论目标为何，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升级限制措施，往往并非明智之举。美国决策者出于审慎考量，往往倾向于采取这种渐进式策略，即宁愿先静观各项措施的实际成效，待评估后再决定是否进一步升级制裁。然而，经济施压并非在真空环境中运作。一旦新的制裁或出口管制措施出台，被制裁国便会立即启动适应性调整——着手开发替代方案、培育替代性供应商，并加大投入以实现技术自给自足。面临巨大压力的国家正日益将对这些策略的精通转化为一种专业技能。俄罗斯一所最负盛名的大学近期便开设了“规避制裁”方向的硕士学位课程。正因如此，试图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加强施压措施，往往只会导致边际效应递减。施压效果并不会随力度的增加而成比例提升；充其量，也只会达到一个瓶颈期，不再有实质性增长。

肆意挥霍

与在恰当的时机运用恰当的施压筹码同样重要的是，必须妥善保留这些筹码，以确保在美国最需要的时刻能够将其派上用场。华盛顿越是将某个关键的“扼喉点”（chokepoint）武器化，其他国家减少对美国依赖的动机就越强烈，从而导致该扼喉点在未来变得不再那么有效。

这种规避动机往往不仅限于直接的制裁对象。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华盛顿对莫斯科实施了制裁，切断了俄罗斯企业进入美国部分金融体系的通道。北京从中汲取了一个明确的教训：既然华盛顿能那样对待莫斯科，有朝一日也完全可能对北京采取同样的手段。这一事件促使中国领导人着手建立本土的支付清算体系，以降低国家面临美国金融制裁的风险敞口。2015年，中国正式启动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旨在实现人民币交易的清算，而无需依赖西方的中介机构。此后，北京进一步拓展了这一战略布局，相继推出了央行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e-CNY），以及“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这是一个允许各国央行之间直接进行交易结算的数字支付平台。

最雄心勃勃的目标是实施“胁迫”——即利用经济压力来迫使他国政府改变其政策。诚然，这些举措目前尚未对美元的主导地位构成严峻挑战。然而，建立一个能与美元清算体系全面抗衡的全球性体系，并非中国的既定目标。相反，北京致力于构建一套“平行基础设施”——这套设施能够在危机时刻迅速扩大规模，与其说是为了彻底取代现有体系，不如说是作为一种“保险机制”而存在。中国跨境支付系统（CIPS）近年来发展迅猛，目前已汇聚了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700家参与机构。尽管其规模尚无法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相提并论，但其体量已足以确保：一旦中国被切断与美元体系的联系，该系统仍能支撑起具有实质规模的人民币结算业务。数字人民币（e-CNY）项目以及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目前也正取得类似的进展。尽管上述举措对美国的战略影响力构成了潜在威胁，但华盛顿方面对此却鲜有重视。美国理应高度重视支付体系的未来发展，积极推行相关政策：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适度遏制中国的相关努力；与此同时，着力推动西方支付体系的现代化升级，确保其在运行速度、成本效益以及用户吸引力方面，始终保持领先地位。

另一项更具系统性的挑战，或许正源自一个相对隐蔽的源头。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目前正受到中国资本管制政策的制约；此外，在一个缺乏健全法治环境的国家开展商业活动所伴随的不确定性，也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构成了阻碍。相比之下，欧元作为一种可自由兑换且流动性充裕的货币，其背后有着稳健的民主政体作为坚实后盾。在支付这一领域——即便捷性与可靠性被视为核心要素的领域——欧元无疑占据着显著的优势。目前，欧元已稳居全球外汇交易中使用频率第二高的货币地位；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中，欧元资产约占20%，仅次于占比高达57%的美元资产。

在积极倡导发行“数字欧元”的过程中，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曾着重强调：这一项目不仅是一项技术性举措，更是一份“关乎欧洲主权地位的政治宣言”。正是基于同样的逻辑，欧盟正致力于推动一项筹谋已久、却屡遭延宕的重大改革——即整合欧盟内部目前处于割裂状态的资本市场。随着上述各项举措的持续推进，欧元有望吸引到欧洲大陆以外的更广泛用户群体——尤其是那些深恐美国将美元“武器化”并以此作为针对其施压工具的国家与机构。

对于美国决策者而言，其核心启示在于：只要条件允许，他们就应与欧盟及其他盟友协调一致，共同实施制裁。这种协调之所以至关重要，并非因为它是确保制裁产生实效的必要条件——得益于美国所掌控的关键“扼喉点”，单边制裁措施通常已足够强劲——而是因为此举有助于防止美元相对于其他储备货币背负额外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在七国集团（G-7）为回应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径而冻结俄央行储备金后的三年里，美元在国际支付中的使用率不降反升，其市场份额甚至挤占了欧元、英镑和日元等其他G-7货币的份额；究其原因，这些货币也被外界视为同样容易沦为“武器化”的工具。

对于美国而言，更为严峻的问题在于：全球大部分国家已形成一种共识——在经历了长达二十年、且愈演愈烈的两党经济战之后，华盛顿最终可能会将一切手段都“武器化”，并将其矛头指向任何国家。因此，即便对于那些尚未沦为直接打击目标的国家政府而言，采取措施以规避来自美国的风险（即所谓的“去风险化”）——包括在华盛顿尚未动用其影响力的领域——也日益被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明智之举。以云服务领域为例，亚马逊、微软、谷歌和甲骨文这几家美国科技巨头合计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的70%以上。正是出于对华盛顿可能将这种市场主导地位“武器化”的担忧，欧洲各国政府纷纷出资扶持本土的“技术栈”（即构成数字服务基础的软硬件技术体系），在敏感政府部门中逐步淘汰美制软件，并着手构建能够免受美国管辖与干预的“主权云”系统。

时至今日，特朗普政府已几乎无力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消除上述担忧。早在2016年，时任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Jack Lew）便率先对“过度使用制裁手段”发出了警示；自那时起，美国政坛跨越党派界限的各级官员便接连发出预警，对华盛顿过度依赖经济杠杆的做法深表忧虑。甚至连特朗普本人在2024年的竞选造势活动中也曾表态，称他希望能够“尽可能少地”动用制裁手段。然而，所有这些口头表态却并未转化为实际的克制行动。进入21世纪以来，每一位美国总统实施制裁的频率均较其前任翻了一番左右；种种迹象亦表明，这一趋势在未来仍将持续下去。

唯一的切实可行之策，便是通过立法手段构筑起必要的制度“护栏”。现行法律已对总统制裁食品、药品及信息资料的权力设定了限制。然而，总统仍保留着极其广泛的权力，几乎可以基于任何理由实施制裁。仅在过去一年里，特朗普就实施了一系列制裁：他因巴西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Alexandre de Moraes）起诉前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而对莫赖斯及其妻子进行了制裁；因涉嫌卷入国际毒品贸易，他制裁了哥伦比亚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Gustavo Petro）及其妻儿；此外，他还制裁了多名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理由是这些法官调查并签发了针对卷入加沙战争的以色列官员的逮捕令。今年3月，西班牙政府在美伊战争期间拒绝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特朗普随即威胁要“切断与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往来”。与特朗普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的关税不同——后者已于今年2月被最高法院裁定无效——上述大部分制裁行动均具备坚实的法律基础。

为防止制裁权力被滥用，立法者应划定更广泛的“制裁豁免区”，将更多经济领域列为禁区，规定未经国会批准不得将其作为制裁武器加以利用。同样的方法也应适用于限制总统对美国条约盟友实施制裁的权力。此类制度性的权力制衡机制既能确保华盛顿在必要时依然拥有施压筹码，又能有效遏制那些随意任性、从而侵蚀美国经济实力根基的举动。

适可而止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年，英国《每日邮报》（The Daily Mail）的社主阿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思（Alfred Harmsworth）游历了德国那些正经历快速工业化的城镇，眼前的景象令他深感震惊。他在致旗下某位撰稿人的信中写道：“这些工厂烟囱，每一个都像是一门瞄准英格兰的大炮——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是威力极其巨大的大炮。”

如今，许多造访中国城市的美国人都有着一种类似的隐忧。“在多种技术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这一前沿领域——中国已与美国平起平坐，甚至已处于领先地位，”前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及其同事塞琳娜·许（Selina Xu）在近期访华归来后撰文写道。中国在制造业的主导地位及其加速提升的技术实力，加之北京方面迅速壮大的经济“武器库”，正对华盛顿构成严峻的战略挑战。

2025年4月，中国通过对稀土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充分展示了这种综合实力的威力；此举是对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所施以的一次毁灭性的反击。短短数周之内，美国的供应链便开始陷入瘫痪。福特汽车公司因稀土磁体短缺，被迫暂时关闭了其生产“探险者”（Explorer）系列SUV的工厂；而雷神公司（Raytheon）也焦头烂额地四处搜寻某种矿物的替代供应源，而这种矿物正是其“战斧”巡航导弹制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原料。特朗普政府不得不匆忙赶赴谈判桌，并同意缩减关税，以此换取中方暂停实施稀土出口限制措施。

数月之后，当美国商务部收紧其自身的出口管制法规时，北京方面随即公布了一项全面计划，旨在限制含有中国稀土成分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销售。这一次，华盛顿不仅撤回了那些引发争议的措施，甚至开始放宽对英伟达（Nvidia）先进人工智能芯片销售所施加的限制。这一系列举动生动地折射出中美两国力量格局的转变；特朗普也自那时起，开始将美国与中国并称为“G-2”（即“两国集团”）。

经济战的第一条准则其实很简单：切勿将那些虚假的“卡脖子”环节当作武器来使用。

稀土危机凸显了在捍卫美国经济安全的过程中，确立优先次序是何等重要。华盛顿不应采取那种漫无目的、试图将各行各业的生产线一概迁回本土的“撒网式”政策；相反，它应当精准识别出中国在哪些领域对美国及其盟友握有实质性的制衡筹码，并通过采取集体行动来化解这些风险。除了稀土之外，这一清单还包括医药产品和清洁能源技术（尤其是电池制造）供应链中那些极具杀伤力的“卡脖子”环节。此前，当北京方面对美国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商Skydio公司实施制裁时，该公司便被迫对电池供应实行配给制，规定每架无人机仅限配备一块电池。目前，中国汽车制造商占据了全球电动汽车销量的四分之三以上，其中比亚迪（BYD）已超越其美国竞争对手特斯拉，成为全球销量最高的电动汽车企业。

特朗普政府淡化了这一转变的重要性，并强调美国拥有丰富的化石燃料资源。即便缺乏强健的国内清洁能源产业，美国或许确实也能勉强维持下去。然而，世界其他地区正迅速迈向电气化——伊朗扰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所引发的石油危机，无疑将进一步强化这一趋势。如果华盛顿拱手将全球清洁技术市场让给北京，无异于赋予了中国针对其他所有国家行使巨大经济影响力的筹码。

话虽如此，美国也无需彻底用本国产品来替代中国产品。若试图进行全面替代，不仅成本高昂得令人难以承受，耗时漫长，且归根结底是多此一举。相反，决策者应致力于建立“平行供应渠道”——即在必要时能够迅速扩大产能的备用供应体系，这正如中国目前在金融领域所尝试的那样。举例而言，华盛顿可以通过分散供应来源，只要达到足以打破北京垄断的程度，便能有效化解中国在稀土资源上所掌握的筹码。

在此过程中，盟友间的协调配合显得不可或缺。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克莱顿（Christopher Clayton）、马泰奥·马焦里（Matteo Maggiori）和杰西·施雷格（Jesse Schreger）的研究表明：当各国试图各自为政、独立消除自身经济脆弱性时，极易触发一种“碎片化厄运循环”（fragmentation doom loop）——即随着每一个国家相继退出某个共同市场，该市场对于留守者的价值便随之缩水，进而诱使其他国家也相继效仿、抽身离去。无论是拜登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华盛顿所推行的“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n）政策，都生动地印证了这一点：即单边采取措施以巩固经济安全的做法，往往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今年二月，欧盟各国领导人也相继推动了类似的“购买欧洲货”（Buy European）措施。若缺乏有效的协调，盟友各国恐将如梦游般不知不觉地滑向一种“准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最终导致所有参与者的境遇都变得更加糟糕。

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关键矿产贸易区构想，代表了一条更具前景的路径。根据这项倡议，欧盟、日本及美国的其他盟友将设定价格下限，协调采矿及加工项目的融资事宜，并约定在稳定条款下相互采购矿产。若能取得成功，这一模式甚至可作为其他战略领域的范本。然而，降低依赖性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另一侧面在于竞争对手将作何反应——以及美国是否有能力威慑对方，从而避免局势升级。

谁会先眨眼认输？

去年四月，经济学家亚当·波森（Adam Posen）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撰文指出，在经济战领域，中国对美国拥有“升级主导权”（escalation dominance）；这意味着无论华盛顿祭出何种武器，北京总能拿出更强有力的手段予以反制。鉴于中国在关键物资供应方面掌握着“扼喉点”（chokepoints），波森断言，在美国成功降低对这些物资的依赖度之前，华盛顿应奉行缓和政策。他这一论点的逻辑——即美国在短期内尚无有效手段应对中国的“稀土武器”——此后已在华盛顿政界成为一种普遍共识。甚至有特朗普政府官员援引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的著名箴言“韬光养晦”，以此作为其回避与中国正面冲突的理论依据。

然而，这种观点低估了美国所掌握的筹码。华盛顿手中最强有力的“扼喉点”——包括美元、尖端半导体技术以及航空发动机——其难以攻克的程度远甚于中国所掌握的同类优势。尽管稀土加工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且对环境破坏严重，但中国在此领域的技术优势并非不可逾越。此外，若美国能持续保持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硅谷企业所研发的各类模型便有望成为全球商业运作的支柱，从而赋予华盛顿又一个影响力非凡的“扼喉点”。若在开战之初便预设各类形式的经济战皆属徒劳，无异于拱手赋予北京对美国相关政策的“事实上的否决权”——而根据学者拉什·多希（Rush Doshi）的定义，当前正是中美竞争中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十年”。

华盛顿可通过确立威慑机制，重新掌握对华政策的主导权；具体而言，即需构建一套可信的局势升级选项，迫使北京最终做出让步。2018年美国针对中国电信巨头中兴公司（ZTE）实施的出口管制措施，便是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先例。通过切断中兴通讯获取关键投入（包括高通芯片）的渠道，特朗普的第一届政府曾将这家公司逼到了崩溃的边缘。仅仅几周之内，中兴便发表声明称，“公司的主要经营活动已停止”。该公司之所以能幸存下来，完全是因为习近平亲自向特朗普请求宽限，而特朗普也予以了准许。

华盛顿所掌握的那些最具威力的“卡脖子”手段，远比中国所拥有的手段更难被突破。

如今，正如2018年那样，美国拥有充足的筹码，足以在局势升级的场景中压制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华盛顿所缺乏的，仅仅是那种愿意承受经济阵痛的政治意愿。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历届美国政府都开始将“经济战”视为一种替代军事武力的手段，因为它们判定直接动用武力在政治上代价过于高昂。而现在，华盛顿似乎甚至连打“经济战”的勇气也已丧失。特朗普政府在第二任期内实施的关税政策遵循着一种熟悉的模式：一旦市场出现下跌或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加剧，白宫便会立刻退缩。全世界都已经看清：华盛顿在经济冲突中的“阿喀琉斯之踵”（致命弱点），就在于其对痛苦的承受能力极低。

经济战的胜负，不仅仅取决于哪一方能给对方的GDP造成最大的损害，更取决于哪一方拥有更强的承受这种损害的能力。华盛顿可以通过加固国内那些经常引发政治反弹的“薄弱环节”，来提升自身的耐受力。举例而言，对油价上涨的担忧，就曾阻碍了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行动。今年3月，为了在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后压低油价，特朗普政府放松了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此举不仅让莫斯科坐收了巨额暴利，却未能换取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与此同时，美国还解除了对约1.4亿桶伊朗石油的制裁，这实际上等同于在战时为了追求低油价，而向自己的对手输送资金。若能降低美国对石油的依赖程度，便可避免在地缘政治危机爆发之际，国内的汽油价格反过来左右华盛顿的战略决策。

最重要的是，总统在发动经济战时，应更加努力地争取公众支持。当美国民众确信所追求的事业正义且战略稳健时，他们往往更愿意承受经济牺牲。有时，总统的步调会落后于公众。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尽管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愿意支付更高的燃油价格以惩罚莫斯科，但美国总统乔·拜登仍未对俄罗斯石油实施强硬制裁。然而更多时候，反倒是公众的步调落后于华盛顿——尤其是当政府在说服公众方面鲜有作为之时。今年1月，特朗普曾威胁称，除非丹麦将格陵兰岛出售给美国，否则将对欧洲盟友加征关税；此举随即遭遇了广泛的公众反对，从而限制了总统肆意运用经济施压手段的能力。鉴于伊朗战争让美国民众再次深切体会到军事行动所带来的惨重代价，民选领导人如今或许更容易说服公众：即便伴随着一定的经济成本，经济战依然是更为可取的替代方案。

如果华盛顿打算以经济报复相威胁，从而协助威慑中国对台湾发动攻击，那么“可信度”将成为至关重要的要素。北京方面将会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美国是否做好了承受局势升级所引发的经济后果的准备？过去一年来的种种迹象，已让中国领导人有理由对此产生疑虑。除非这种认知发生转变，否则他们很可能会断定：美国的“经济武器库”虽在纸面上看似威力惊人，但在实际运用中却显得毫无分量。

经济和平（PAX ECONOMICA）

二战结束后的全球经济秩序，是通过一系列国际会议与协定——诸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逐步构建而成的。如今，一种全新的经济架构正取而代之、拔地而起；然而，它并非依据某种连贯一致的蓝图而建，而是通过一系列单边经济干预措施拼凑而成——每一项新增的制裁、关税、出口管制及产业政策，都仿佛是一块随意堆砌的砖石，被漫无目的地垒砌到了这一新架构的基础之上。

政策制定者们往往对由此可能引发的“经济碎片化”风险深感忧虑。202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曾在本刊撰文发出警示：全球经济恐将分裂为相互对立的阵营，从而逆转数十年来所取得的经济一体化成果。然而，历史经验却表明：形成相互对立的经济阵营，或许远非最糟糕的结局。更大的危险在于混乱的碎片化——即那种“各国自扫门前雪”式的无序争夺，正是这种局面在20世纪30年代击溃了世界经济，并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相比之下，在冷战时期，西方阵营内部紧密的经济纽带却促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为迅猛的经济扩张。

经济安全与经济繁荣并非水火不容。只有当各国试图单边追求安全时，两者才会产生冲突。若采取“协调式碎片化”策略——即美国及其盟友共同构建值得信赖的供应链，并协调一致地实施制裁与产业政策——便既能维系现代经济所必需的规模效应，又能有效抵消中国、俄罗斯等竞争对手所施加的胁迫力量。

正如20世纪90年代美国曾大力倡导全球化一样，如今的美国也亟需确立一套积极的愿景，以指引其构建所期盼的新型经济秩序。若能建立一个专注于应对共同脆弱性的“经济安全联盟”——重点涵盖制药、关键矿产、清洁能源技术等中国掌控着“关键瓶颈”的领域——必将为这一新秩序奠定坚实的基础。只要这一联盟阵营足够庞大且内部足够团结，那么基于阵营划分的世界经济格局将完全能够兼顾美国及其合作伙伴的共同利益。

美国曾通过掌握如何将“关键瓶颈”转化为武器，从而开启了经济战的时代。如今，其他国家也已学会了如法炮制。美国所拥有的优势之所以日渐流失，不仅是因为其他国家已构建起足以与之抗衡的博弈筹码，更因为华盛顿在过往的实践中，往往过于轻率地挥霍了自身的优势。若想在这充满断裂与重塑的时代中立于不败之地，并主导由此孕育而出的新秩序，华盛顿就必须以一种更为审慎、协调且具有战略可持续性的方式来开展经济战。否则，等待美国的将是滑向经济碎片化的深渊，从而导致国家繁荣受损、安全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