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E·莱特希泽（Robert E. Lighthizer）是川普总统第一任政府的重要阁员，于2017年至2021年担任美国贸易代表。他曾于1983年至1985年担任美国副贸易代表，著有《天下没有免费的贸易》（No Trade Is Free）一书。近日，莱特希泽先生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新贸易秩序：重塑失衡的全球经济”。深度好文，值得一读：

在今年一月于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数十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深官员——刚下私人专机、风尘仆仆的多国企业首席执行官们也列席其中——纷纷鼓掌喝彩，赞扬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发表了一篇在他们看来是“向权力讲真话”的演讲。卡尼的这篇演讲，其灵感源自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1978年的一篇文章；当时的哈维尔还只是一位捷克诗人兼苏联异议人士，后来则成为了该国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首任总统。那篇文章题为《无权者的权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旨在阐释共产主义体制究竟是如何得以维系的。在文中，哈维尔虚构了一位蔬果店老板的形象：他像周围所有的店主一样，在自家橱窗里张贴着写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字样的标语——尽管他们中没有一人真正信奉共产主义体制。哈维尔将这种状态称为“活在谎言之中”；他继而指出，只有当那位具有象征意义的店主决定不再随波逐流、并亲手撤下那张标语时，苏联式的反乌托邦体制才会走向终结。

卡尼此行正是为了向在座的各国领袖们宣告：你们，也同样“活在谎言之中”。数十年来，他们口口声声宣扬着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以及“由美国掌控的全球经济体系”的信奉，但事实上，他们内心深处对此根本不以为然——而如今，加拿大已不愿再继续这种虚伪的伪装了。“我们要把橱窗里的标语撤下来了，”卡尼掷地有声地宣告道。他指责称，那些“大国”——尤其是美国——已将经济一体化这一工具“武器化”，并以此损害了加拿大及其他类似国家的利益。

卡尼试图将自己塑造成哈维尔笔下的那位蔬果店老板，以此挑战一种空洞虚幻的神话，并试图挣脱那个虽已日薄西山却依然令人窒息的旧体制。然而，这种自我定位恰恰是本末倒置的。在当前这场关于全球经济秩序的博弈中，那个形象最贴近哈维尔笔下主人公的人，并非卡尼，而是他此次怒火所直指的主要对象——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正是川普，早在十年前便率先对既有的经济秩序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与挑战；他正是凭借着一股针对现状的强烈不满与愤怒浪潮，才得以成功入主白宫。正是川普，开辟了一条基于更为均衡的贸易理念的全新发展道路。也正是川普，亲手撤下了橱窗里的那张标语。

川普的议程代表了迈向华盛顿本应追求的那个更宏大、更雄心勃勃的目标所必须迈出的第一步：即用一套建立在平衡、透明和主权原则之上的新体系，来取代那个业已失效的旧贸易体系——后者建立在种种幻想之上，且极易遭受滥用。

有缺陷的遗产

战后贸易体系可以说始于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会议。那次会议旨在稳定国际货币体系，支持战后重建与发展，并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会议达成的协议确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后来演变为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机构。近四年后，随着《哈瓦那宪章》在古巴签署，这一新的全球经济架构的最后一块拼图也随之浮出水面；该宪章旨在建立国际贸易组织（ITO）。然而，美国国会从未批准成立ITO，因为当时的美国领导人准确地预见到，批准该组织将意味着向一个国际官僚机构让渡过多的国家主权。最终，拟议中的ITO演变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而美国确实加入了这一协定。GATT所孕育的体系虽有缺陷，但其成员国大多奉行民主制度，且其经济体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市场原则。值得注意的是，该体系并未吸纳任何与西方民主国家处于地缘政治敌对地位的国家。

然而，在苏维埃专制政权崩溃之后，一种傲慢心态扭曲了这一体系。许多经济学家和商界领袖因目睹市场力量战胜共产主义而感到目眩神迷，进而将他们所谓的“自由贸易”的兴起，视为正义战胜邪恶的胜利。其后果是催生了一种极端的经济新正统观念；这种观念一旦付诸实践，便在日积月累中掏空了全球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却让精英阶层赚得盆满钵满；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体系只有在它们设法规避既定规则的前提下，才能为其带来些许助益。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美国的短视领导人对这一进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协助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该组织取代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WTO建立了一套具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从而将这一贸易机构转变为一个准司法法庭，并经常为成员国设定新的义务。在此前一年，应乔治·H·W·布什政府的敦促，并在比尔·克林顿总统及共和党人的主导下，美国国会批准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该协定实质上是将墨西哥纳入了美国此前已与加拿大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之中；尽管墨西哥的监管标准相对薄弱且工资水平较低，但这一举措却助推了产业向海外迅速转移的浪潮。此后不久，美国国会又批准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从而赋予了中国不可逆转的“最惠国待遇”，并为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铺平了道路——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引发了所谓的“中国冲击”（China Shock）。这场冲击最终导致美国流失了近500万个就业岗位，并致使美国在随后的25年里经历了相对缓慢的经济增长。这种极端的全球主义标志着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石的战后国际秩序开始走向终结。

自由贸易理念所蕴含的承诺，建立在这样一条基本原则之上：即一个国家应当通过出口来换取进口——换言之，就是利用贸易手段来提升本国公民以及其贸易伙伴国民的生活水平。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国家已形成共识：贸易逆差是弊，而贸易顺差则是利。持续的贸易顺差能让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富裕，因为它使该国能够购买海外资产，涵盖股权、债权、房地产乃至技术等各类资产。相比之下，持续的贸易逆差则会使国家变得贫穷，因为它意味着国家将本国的资产所有权拱手让与海外，以此来换取当下的消费享乐。唯独美国及少数其他英语国家未能形成这一共识。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贸易状况便已从持续的顺差转为逆差。而到了21世纪初，美国的贸易逆差规模更是已膨胀至惊人的地步。近年来，这些逆差已变得规模惊人：从2020年到2024年，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增长了40%，达到1.2万亿美元。

随着贸易逆差的扩大，美国流失了数百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由于这些逆差，美国已将数万亿美元的财富转移到了海外。截至2025年，美国的净国际投资头寸已呈负值，达到27万亿美元；换言之，外国利益方持有的美国资产，比美国持有的外国资产多出了27万亿美元。仅在过去二十年间，这一负债额就增加了超过20万亿美元。在拱手让出这笔财富的同时，美国也放弃了其后代子孙未来从这笔财富中获取收益的权利。著名投资家沃伦·巴菲特曾将这种局面比作一位农民为了资助当前的消费而变卖自己的土地。他或许能过上一段衣食无忧的日子，但最终他将既失去农场，也无物可供消费。

伴随着这种财富转移，美国的经济增长步伐也随之放缓。自2001年以来，美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约为2.1%。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00年期间，这一数字曾接近3.2%。在2000年以前，美国通常每20年里就有大约14年的GDP年增长率能够超过3%。然而自2000年以来，该国仅有三年实现了超过3%的增长——其中一年还是受疫情影响而出现的异常的疫后复苏年份。实质上，美国已经连续超过19年未能实现其历史上正常的经济增长水平；而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目前的预测，在2027年至2035年期间，美国的年均增长率将仅为1.8%。导致这种增长放缓的因素固然众多，但贸易逆差无疑是其中的一个主要驱动力。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负值的净出口额会直接抵减GDP的数值。

随着贸易逆差的扩大，美国也流失了数百万个优质工作岗位，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1999年，该部门的就业人数约为1730万——这一数字与1970年大致持平。如今，这一数字已降至约1260万。生产率的提高固然导致了部分就业岗位的流失，但这绝不足以解释全部的下降原因。与此同时，工资水平陷入停滞。以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为例，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该指标仅增长了约17%（若按2024年的币值计算，即从约72,000美元增至84,000美元）；而在之前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其增幅则是这一数字的两倍。驱车穿行于美国的数百个城镇，人们随处可见昔日繁荣的工业社区如今已变得空心化——这正是工作岗位流失与财富外流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而对于美国工人而言，其所承受的后果远不止经济层面的影响。如今，该国约三分之二的劳动力——即那些未获得大学学位者（这一群体可视为工薪阶层的代表）——其平均预期寿命要比大学毕业生短8年；而在不久前的1992年，这一差距还仅为两年半。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所提出的“绝望之死”（deaths of despair）：即那些充斥于后工业化美国社区的自杀、药物过量及酗酒滥用等行为所导致的死亡。

自由贸易的隐秘条款

诚然，除了贸易因素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共同导致了这种社会经济困境。与此同时，贸易也确实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效应。诞生于“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国际贸易体系，曾与美国的军事实力一道，在赢得冷战、开启相对和平的时代以及巩固华盛顿的全球领导地位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与美国的贸易往来，曾助力欧洲和亚洲在二战的浩劫之后实现了重建。然而，步入21世纪之初，那种相对审慎的战后贸易秩序——即在一定程度上兼顾国家经济增长与国际整体发展的秩序——已然异化为后冷战时代的“超级全球化”体系；这一新体系摒弃了过往的种种制约，从而彻底戳破了支撑该体系运作的那些神话与谬误假设。其中首当其冲的，是一个虚假的承诺：即如果美国开放市场，让本国的产业和工人直面全球竞争，其他国家也会照此办理。届时，进出口贸易将双双增长，所有人的生活水平也将随之提高。这一承诺背后潜藏着一个未言明的假设：即在构建本国经济体系时，所有国家都会遵循同一套规则行事。然而在现实中，正如经济学家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所详尽论证的那样，“自由贸易”实际上已沦为一个委婉的代名词，其真实含义不过是让美国充当“全球最终消费者”的角色。如果其他国家利用产业政策在本国制造出过剩产能，它们总能指望美国来将其照单全收。

结果便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贸易谈判演变成了一种怪诞的仪式：来自世界各地的官员们口头上对自由贸易的理想大加赞誉，并极力要求美国和欧洲国家开放市场——与此同时，他们却对自己国家的市场壁垒视而不见，任其岿然不动。种种怪诞的概念也随之悄然潜入，例如针对任何自诩为“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体所给予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各国纷纷自称处于“发展中”阶段，以此规避新的贸易限制；沙特阿拉伯便是如此——尽管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其人均年GDP甚至高于许多繁荣的西欧国家。最终，人们终于看清了一个事实：这些规则并非一视同仁地适用于所有国家；某些国家可以随意提高关税（或通过其他手段保护本国市场），而另一些国家却无此特权。这种“双重标准”之所以成为必要，其背后的缘由也随之昭然若揭：大家心照不宣地达成共识——除非允许各国打破既定规则，否则自由贸易根本无助于其实现真正的经济发展。

问题的症结不仅在于：在实际操作中，自由贸易原则在关税问题上表现出了自相矛盾的一面；更在于人们对关税本身存在着一种误解——即误以为关税是阻碍贸易的最大障碍，而这种误解甚至延续到了关税早已不再构成主要障碍的时期之后。事实上，到了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已相当低廉；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关税水平也已得到了大幅度的削减。对跨境货物流动造成远为严重阻碍的，是各国所实施的非关税壁垒；这些壁垒包括：具有扭曲效应的税收制度（例如既推高进口价格又变相补贴出口的增值税）；受国家干预的银行体系（专门为出口产业提供低息贷款）；并非基于科学依据、而是旨在保护国内产业的环境、卫生及安全法规；旨在牺牲工人利益以迎合制造业资方的薄弱劳动法规；通过压低本币汇率来刺激出口并抑制进口的政策；以及赋予国内生产不公平竞争优势的大规模直接与间接补贴。

几十年来，各国官僚一直试图就这些做法进行谈判。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已清楚地认识到，鉴于这些做法处于各国监管体系和社会结构的内核地位，它们本质上是不可谈判的。国际贸易谈判至此已基本停滞。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里每隔几年便举行一轮谈判之后，如今世界已历经25年未曾开展过真正意义上的多边贸易谈判。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初期，美国和欧洲国家曾在谈判中做出不成比例的巨大让步，以此吸引欠发达国家参与其中。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做法变得愈发困难。加入该组织的贫穷国家越来越多，而富裕国家所能提供的让步空间却日益缩窄。此外，该组织日益呈现出的司法化色彩也消除了各方做出妥协的动力：既然可以通过诉讼解决问题，又何必费心去谈判呢？

随着各国开始依赖产业政策来维持长期性的贸易顺差，自由贸易所产生的失衡现象也变得愈发根深蒂固。以德国为例，在1990年实现统一后的几年里，其贸易顺差规模相对较小，平均仅占其年度GDP的0.5%左右。然而，这一局面在1999年德国启用欧元，以及随后于2003年至2005年间对劳动法实施重大改革之后发生了彻底转变。由于欧元的币值反映的是整个欧元区各成员国的贸易收支状况，因此它并未像一国本币那样，因德国的贸易顺差而相应升值。这一特性使得德国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显得相对廉价，从而更具竞争力；与此同时，这也推高了德国消费者购买进口商品的成本。劳动法改革打破了劳资双方的平衡，使天平向资方倾斜；改革削减了失业救济金，并实施了一系列结构性调整以抑制工资增长，从而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也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其结果是，在过去二十年间，德国的贸易顺差平均值竟高达其GDP的近5%，这一数字可谓惊人。

若要举例说明哪个国家在口头上高唱“自由贸易”而在行动上却奉行“产业政策”，日本或许是最为典型且极端的案例。在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初，东京当局曾大肆操纵本国货币汇率以使其保持低位，向国内企业提供巨额补贴，为制造业提供无息贷款，并对本国国内市场实施了近乎封闭的保护政策。日本商品——包括机床、钢铁、电子产品、汽车和半导体——如潮水般涌入全球市场。这一成功产业政策的主要受害者正是美国。随着日本企业的壮大，美国企业却陷入了困境。在我担任美国贸易代表期间，有一段经历令我至今难忘：那是2017年，我与几位日本高级官员举行了一次会晤。他们向我展示了一系列图表，旨在说明中国是如何利用自由贸易体系，通过操纵汇率、提供补贴以及动用国有企业等手段，对其他国家的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我听后微微一笑，告诉他们：早在20世纪80年代，当我担任美国副贸易代表时，我也曾使用过非常相似的图表，只不过当时用来解释的是日本的行为。

尽管如此，那场被称为“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的“歌舞伎大戏”，本可以再继续上演一二十年。从理论上讲，旧有的体系确实为人们提供了廉价商品，尽管其代价是削弱了美国的产业韧性，并导致大量美国人失去了工作。然而，到了21世纪初，随着中国的崛起，问题的性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政府不仅沿用了日本曾使用过的所有手段，还在此基础上增添了一些独有的招数——其中包括经济间谍活动和技术盗窃。中国官员在推行这些策略时，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专注度与组织性；其操纵市场的烈度之深、提供补贴的规模之巨，更是此前从未有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向某些关键产业提供的补贴总额，约占其年度GDP的4%——相当于每年高达8000亿美元。为了让大家对这一数字有更直观的认识，不妨做个对比：这一补贴金额仅略低于瑞士全国一年的GDP总量。简而言之，那些在自由贸易体系中沦为受害者的国家，其遭遇已从“千刀万剐”式的慢性折磨，骤然升级为“一刀毙命”式的血腥屠戮。

平衡之术

川普所说的“美国受够了被占便宜”，指的正是这类滥用行为。他的应对之策是着手制定一项“美国产业政策”。去年，他几乎对全球所有国家都加征了关税：对于那些与华盛顿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他征收了相对较低的关税；对于那些对美贸易顺差适中的国家，他征收了较高的关税；而对于那些推行最具侵略性和掠夺性产业政策的国家，他则征收了更高的关税。今年2月，最高法院裁定川普在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作为加征关税的法律依据一事上存在过失。我赞同三位持异议的大法官的观点，他们认为该法律确实赋予了总统在应对国家紧急状态时加征关税的权力——而川普去年宣布的那场国家紧急状态，正是源于与外国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尽管多数派法官对此持异议，但这一裁决似乎并未显著削弱总统在处理贸易问题时所掌握的筹码；目前，本届政府正致力于援引其他法律条文——即国会已明确授权行政部门行使关税权力的相关法规——来继续推行其政策。

然而，关税仅仅是川普战略布局中的一环。此外，他还与多个国家达成协议，为美国的农产品及其他出口商品开辟了新的市场；同时，他还成功争取到许多国家的承诺，促使其对美国本土产业进行大规模的新增投资。为了降低美国在关键矿产资源方面对敌对国家的依赖，他设立了一项规模近120亿美元的“战略关键矿产储备基金”；投入数十亿美元资金，通过公私合作模式开发矿山及加工设施；并与美国的盟友达成协议，共同开发此类资源。所有这些举措共同构成了一套逻辑严密且具有防御性质的政策体系，旨在反制其他国家那些扭曲市场机制的经济政策，并为美国构筑坚实的经济安全屏障。

这些举措有望推动美国向着一个更为宏大的目标迈进：建立一套全新的全球贸易秩序。这套新秩序将获得华盛顿主要自由民主贸易伙伴的认可，并最终以国际协议及美国国内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拆除旧招牌、彻底摒弃旧有的贸易体系固然是必不可少的步骤；但接下来的当务之急，则是着手构建一套全新的体系。这套新秩序的首要宗旨，必须是切实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这意味着必须严防美国的财富流失，绝不容许其流入任何地缘政治对手的手中。这也意味着要维持政府支持项目，以确保关键及战略性产业能够蓬勃发展，并跻身世界一流水平。若建立一套国际规则体系，对涉及国防（及其相关领域）的产业实施补贴和保护限制，这绝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国家利益。美国必须具备生产先进战斗机、轰炸机、导弹系统以及尖端防空系统的能力。但与此同时，美国也必须能够生产半导体芯片；能够冶炼出用于铸造和锻造上述武器装备零部件所需的钢材与铝材；并且能够建设相应的制造工厂。

征收关税仅仅是川普战略中的一环。

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的第二个目标，应当是确保经济强劲增长——尤为关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让这种增长惠及全国，通过为绝大多数国民创造富有成就感且薪酬优渥的就业机会，从而实现利益的公平分配。流向劳动者的利益，其规模至少应当与流向资本的利益相当。此外，只要不危及其他既定目标，新型贸易体系还应优先致力于降低普通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最后，这一新体系必须在人们眼中显得公平正义。唯有当广大劳动者确信该体系能为自身带来实惠时，它才具备长久存续的生命力；它绝不能沦为固化少数特权精英阶层地位的工具。

建立一种能够实现上述目标的新贸易秩序，其途径在于立足于“贸易平衡”这一更广泛的原则。这并非意味着试图在每一对双边贸易关系中都强求平衡——在某些情况下，长期的双边贸易失衡对双方而言反而是有益的。然而，每一个国家都应当达成共识：即在整体国际贸易中维持一种宏观平衡。这种平衡不应以年度为单位进行考核（因为受特定情势所迫，某一年出现贸易逆差可能并无大碍），而应以一段相对较短的时期——例如三年——作为平均周期进行考量。

在这样一套拥有明确基准的体系之下，所有参与者都能最大限度地享受到贸易所带来的利益。各国将拥有充分的自由，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调整政策，以实现维护政治稳定与社会凝聚力所必需的各项目标。但与此同时，它们将不被允许将其推行此类政策所产生的成本转嫁给外部。消除普遍存在的贸易失衡现象将带来全球性的福祉，并能确保全球资源得到更为高效的配置。这一体系将对那些具有掠夺性及扭曲市场性质的贸易行为予以惩罚——例如中国国内那种大规模的资源错配现象；这种错配行为已对其他国家的经济造成损害，致使这些国家难以对其自身的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

参与国将共同确立一套客观的判定标准，用于官方核定彼此的进出口贸易额。对于那些已实现贸易平衡的国家，集团内的其他成员国将对其适用低关税制度。而对于那些违反协议、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保持贸易顺差的国家，其他成员国将对其征收更高的关税，直至其贸易状况回归正轨并实现平衡为止。至于最不发达国家，若其认定保持贸易逆差有助于满足其短期的发展需求，则可获准自由地维持逆差状态。而对于那些游离于这一新贸易体系之外的国家，则将面临远高于常规水平的关税壁垒。

原则上，这一新贸易体系将向所有国家敞开大门。那些历来保持贸易顺差的国家将面临抉择：要么同意将其贸易状况调整至平衡状态，要么接受更高的关税惩罚——而这些高关税最终同样会迫使其贸易顺差荡然无存。可以预见，绝大多数国家最终都会选择加入。然而，很难想象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会同意加入一个强制要求实现贸易平衡的体系。即便中国果真愿意加入，其他成员国仍需审慎权衡：接纳这样一个具有侵略性、奉行极权主义且信奉马列主义的国家入盟，究竟是符合自身的国家利益，抑或是会制造出某种令人无法容忍的战略脆弱性？举例而言，将本国至关重要的供应链命脉交由一个地缘政治上的竞争对手所掌控，这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真的符合其国家利益吗？参与方将不得不面对类似的问题，即如何处理伊朗、朝鲜和俄罗斯的纳入问题。

新体系应当立足于“贸易平衡”这一原则。

除了关税之外，新体系至少还可以采用另外两种可能的执行机制。各国可以要求任何有意向本国出口商品或服务的企业，必须先从本国出口商手中购买一份等值的商品或服务凭证。包括巴菲特在内的许多人士，都曾建议采用这种体系作为实现贸易平衡的一种手段。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种体系可能会显得过于繁琐且充满官僚气息。另一种构想是，允许成员国的中央银行对所有流入的投资征收一笔“市场准入费”，从而抵消外国贸易顺差所带来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此举将缓慢地导致逆差国的货币贬值，并最终实现贸易平衡。不过，这种由部分国会议员提出的方案不仅难以向公众解释清楚，且极易被误解为针对外来投资征收的一种税收，因此很可能难以获得民众的支持。相较于上述替代方案，关税机制显得更为灵活且易于执行；此外，各国现有的法律框架已完全具备实施关税的条件。毫无疑问，关税是所有机制中最为简便的一种。

在实际运作中，各成员方将继续维持其现行的基本贸易承诺。“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这两项核心理念仍将延续。这些理念——即确保各国在贸易往来中对所有贸易伙伴一视同仁，并确保外国企业享有与本国企业同等的待遇——构成了旧有贸易体系的基石；而在新体系中，这些理念对于所有参与方而言依然适用。此外，各参与方还必须严格遵守有关透明度与公平竞争的各项规则，例如强制公开相关法规条文、切实加强专利权保护等。至于现行体系中还有哪些具体的贸易承诺适用于新体系的框架之下，则有待后续的进一步谈判来加以确定。

建立一套基于“维持平衡”承诺的新型国际贸易体系，将有助于在全球经济范围内实现更优化的资源配置，为参与国带来广泛共享的利益，并确保贸易环境的可预测性。在这一体系下，各国经济内部各产业部门的发展将遵循供需法则；而在必要时，各国政府也可根据维护社会凝聚力的需要，适时采取必要的调整措施。这一体系将截断财富流向华盛顿的竞争对手，并对华盛顿盟友所奉行的那种“以邻为壑”式的产业政策施加压力。平衡的贸易关系将使各国政府能够推行旨在创造高薪就业岗位的政策措施，且无需强迫其他国家为此买单。

建立一套全新的国际体系向来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本案而言，贸易顺差国势必会予以抵制；而在贸易逆差国国内，某些企业或利益团体也可能会附和顺差国的论调。中国之所以会反对签署此类协议，不仅是因为它将对北京所奉行的那种掠夺性经济模式构成不利影响，更是因为它将有助于增强西方民主国家阵营内部的凝聚力。然而，中国对变革的抵触态度，绝不应成为我们固守现状的理由。事实上，建立一套全新的、基于合作的国际体系，将远胜于当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不仅包括美国，还涵盖墨西哥、欧盟及其他国家——为了削减贸易逆差并抵御他国的不公平贸易行径而不得不采取的那些零散且权宜性的应对措施。

川普已将美国橱窗上的旧招牌彻底摘除。历史的车轮已无法倒转。通往未来的道路，如今已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