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分享：因為我們沒有共同的歷史記憶 - a must read for Chinese

這篇文章，實在值得我們好好想一想！
不管是在那裡的，那一種華人！
可否我們大家都設想自己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段歷史？

2015-09-04 廖信忠 壹庫社
因為我們沒有共同的歷史記憶
廖信忠
廖信忠，1977年出生於台灣，現居大陸。着有《我們台灣這些年》《我們台灣這些年2》《台灣這些年所知道的祖國》。
抗戰勝利70周年，北京辦大閱兵；在國軍方面，也舉辦多場軍力展示及小規模閱兵；北京邀請抗戰老兵參加閱兵，國軍也要頒抗戰紀念勳章給老兵，不限在台灣大陸都可申請；北京說共產黨是抗戰的中流砥柱，國軍說自己打了數場大規模慘烈戰役。
小時候家樓下有位獨臂老頭，我那時候只知道那是以前空襲時被炸斷的，有次我很不識相地問：“是日本人炸的喔？”我記得他只是默默笑，什麽都沒說，我心裡想，日本人太可惡了，空襲台灣。
有一天，學校教到“日據時代”，我腦子突然“轟！”一聲，對啊！日據時代，台灣是日本的土地日本人幹嘛空襲台灣；接着，對我來說更慘忍的事實是，空襲台灣是美國人幹的，可是，美國在抗戰時不是我們的盟友嗎？為什麽要空襲台灣？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在二戰末期，日本跟台灣一樣是幾乎天天被美國轟炸機空襲。原來老人說以前躲空襲不是躲日本飛機，而是躲美國飛機，啥！竟然連國軍都空襲過台灣，我知道這些事後，心裡異常痛苦，沮喪了好一陣子。

兩岸政府在抗戰70周年的議題上互爭話語權。而台灣社會上，有一群人卻在紀念台北大空襲70周年，那場空襲中有3000人死亡。
一次抗戰勝利紀念，不同地區，不同政治立場，不同族群浮現了不同的記憶。
1895年，甲午戰爭清朝戰敗，台灣被割讓給日本，從此，台灣與大陸就走上兩條不同的路，漸行漸遠。
清政府在北方打輸了甲午戰爭，結果在東南邊本來八竿子不相干的小島台灣命運就此改變，當清政府決定割讓台灣，對台灣人來說是無可奈何的棄子命運。
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五十年，五十年，半個世紀，好幾代人，對台灣的影響肯定無法抹去。
台灣做為日本“南進基地”，日本在掠奪台灣資源之餘，也不遺餘力得建設台灣；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接連打敗中國俄國，擠身帝國主義列強，台灣做為日本第一塊海外殖民地，當時歐洲各老牌帝國主義列強都在看日本的能耐，日本也有不服輸的理由；台灣成為日本許多新技術實驗的地方，什麽新的方法經常是先拿到台灣試一試；沒有人能否認，台灣現代化建設的基礎，就是在日據時代完成。

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同時，大陸發生哪些事：義和團事件、八國聯軍、國民革命、北伐、中原大戰、對日抗戰，戰爭，接着戰爭，似乎是永無止盡的戰爭，戰亂煙硝幾十年沒停過，相較之下，除了太平洋戰爭末期經常遭空襲外，台灣人過着較和平的日子，台灣人過着自己的日子，基本不關心大陸發生什麼事。
我又發現另一件讓我震驚的事，當時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在1931年到1938年，也就是918事變的那一年，到對日抗戰的隔年，在台北設有總領事館。揭開這些以前我不知道的歷史時，年紀還不大的我感到混亂，我如饑似渴想去知道“為什麼？”我看到當時中國人要到“日本國台北州”需要辦簽證，台灣人到大陸，也要向台北中國領事館辦簽證；每年的十月十日雙十節，台北總領事館舉辦雙十酒會，請在台北的各國使節及僑民參加，日本總督府也會派人祝賀；直到1938年，總領事館因撤僑事宜與日本總督府不斷交涉，最後租了第三國輪船撤僑，降旗，閉館。

民國22年(1933)國府外交部發的護照，前往”友邦”日本國台灣台北州
為什麼？這種疑問在我心中越來越大，台灣人在那些年到底是那裡人？這讓我徹底混亂在精神方面，日本殖民者首要的當然是抹去台灣人腦子裡自認是中國人的觀念。
19世紀末的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後來的東京市長，認為台灣人擁有中國人的一切陋習，他總結成三樣：怕死、愛錢、好面子，其實就是他對中國人的看法。後藤新平說：“粗野幼稚的當地人民無法理解民權思想，日本國內的文明刑法、民法在台灣不能通用。所以，在台灣以實施建立在‘當地傳統習慣’基礎上的法制為宜”。一方面，用嚴厲的法制來治理台灣，一方面又利用“怕死、愛錢、好面子”的特性，常常給予一些小恩小惠。當然，這一切的最終意圖，都是要把台灣人在精神上改造得跟日本人一模一樣。
來台灣的日本人，除了官僚、軍人，還有各行各業的老百姓，在1920年的台北街頭，甚至有日籍的人力車伕，如果你到台灣東部花蓮，還可以找到當年的移民開拓村。經歷過被割讓易主的那代人，逐漸老去沒力再做反抗，新一代的台灣人，在日本教育，日本鄰居、日本老師、日本警察、日本同事、日本政府的相對和環境下成長起來，對祖國大陸的概念日漸模糊。

電影《賽德克‧巴萊》一段對話，再過二十年，族裡的下一代都變日本人了
日本人為台灣帶來“質”的改變，至於精神思想方面，日本人認為台灣人是殖民地人民，如果吸收太多先進思潮，民智大開則不利於管理；所以你會看到，就算是高等教育，日本人也只讓台灣人讀理工醫類，不太允許台灣人讀政法科，在“純種”日本人面前，台灣人畢竟是“二等國民”，日子儘管要過，社會當然也越來越進步，畢竟過得憋屈。
電影《賽德克‧巴萊》討論日本帶來的”文明”到底是什麼，幾乎是日據史觀爭論的核心

李登輝日前說“70年前，日本和台灣『同為一國』”，也是說出了事實，絕大多數台灣人的確沒有參加對日抗戰，可是台灣人有抗日，儘管半世紀來這塊島上不同族群都曾有反抗，或武或文，但都不成氣候，後繼無力，很快就被捻平；但有很多熱血的年輕知識份子，心向祖國，他們想辦盡辦法到中國留學，對日抗戰爆發後，他們參軍，參加游擊隊，甚至還參與了共產革命。
這就產生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同樣是日本殖民地，為什麼戰後幾十年台灣的反日情緒就不如韓國來得高，甚至有些”親日”？
很有趣的一件事是，台灣人前一刻還在聽天皇的玉音放送痛哭流涕，下一刻忽然就意識到自己才是勝利的那一方，歡欣鼓舞得迎接祖國來接收。
我經常在思考兩個問題：其一，如果1895割讓的不是台灣，假如是山東、或許是江浙、福建，這些地方的居民會有什麼樣的歷史記憶？對日本會有什麼看法？現在一般大陸批評台灣“親日”、“媚日”的聲音，會不會同樣用在形容這些地方上。
其二，台灣從1895年後就不太知道大陸發生些什麼事，不知道什麼是共產黨，也不知道什麼是國共鬥爭，突然之間就被卷進了內戰，如果當年接收台灣的是一“完整”的中國，而不是馬上進入內戰的中國，現在這些難解的問題是不是都不會存在。

電影《悲情城市》光復初期的台灣知識分子嚮往模仿祖國的一切，在這段里，侯孝賢特別安排他們跟着唱流亡三部曲，但是唱跑調
國軍來台，台灣人倒真的是萬人空巷在歡迎，但很遺憾的，當時台灣人很快得對國府來台接受者失望：比如說，看到跟乞丐一樣的國軍；看到貪污無能的官僚等等，對比站在一旁的受降繳械日軍，對以前日本人的嚴謹，那是一種多大的心理落差。
國府接收台灣後不久，社會就很明顯的退步，很多人認為，日本人掠奪台灣資源，但還懂得永續經營來投資；但國民政府對台灣的態度卻是殺雞取卵，把台灣的資源通通送到大陸去支援內戰，這導致了金融混亂與物價飛漲。百姓的感受最直接，國府人員的行為及素質百姓都看在眼裡，遠遠比不上以前日本人，一句當時的流行語“狗去豬來”：日本狗，中國豬，狗還會看家，豬只是吃、拉、睡，大官大貪污，小官小貪污。那種失落感有多大？
而來台的大陸人士，見到台灣社會又是什麼感覺呢？大陸剛打完抗戰，把有血海深仇的侵略者日本人打跑了，結果一來台灣，見到處處日本味，當然會覺得不順眼，進而便會產生排斥而看不起，批評台灣人都受到“奴化”、是“皇民”……
這些形容詞有沒有很熟悉？日本人統治台灣之初也稱台灣人為“清國奴”，現在好不容易回到祖國懷抱，竟然又同樣被自己人祖國同胞稱為“奴”。

日據五十年，台灣一方面受殖民政權的壓迫，一方面祖國又認為台灣實質是日本領土，得不到祖國大陸的支持，在殖民主與祖國間同遭歧視與排擠。曾被|《亞洲周刊》列為中文小說百強第23名，吳濁流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就是在講這些事：一位日據時代的台灣知識份子一心嚮往祖國，他在日本飽受欺壓，好不容易等到光復，到大陸後又不被認為是中國人而受到歧視誤解，歷經一連串打擊，後來他慢慢認知錯亂，最後發瘋悲劇收場。
你以為“亞細亞的孤兒”是羅大佑唱的那首歌，指泰北孤軍嗎？不是，那是指台灣。統治管理台灣這塊土地的政權來來去去，西班牙人來了，荷蘭人來了，明鄭來了，清朝來了，日本人來了，最後國民黨來了；你說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自己有選擇權嗎？不管誰來，咬着牙還不是要生活下去。
有人說，最有資格自稱“台灣人”的，是台灣的原住民高山族。我問了一個原住民朋友“1945年對你們來說代表些什麼”，他開玩笑回答“又被殖民一次”。

“台灣人受日本人奴化深”的觀念在當時大陸來台人士眼裡是種主流，你會看到包括後來228事件，全面爆發衝突後，官方仍以此為理由來解釋事變發生的主因。
電影《悲情城市》同一批知識分子在228事件後的憤怒
被認為是“台獨教父”的彭明敏，在他的自傳《自由的滋味》裡，提到他的知識份子父親，在228事件後的痛苦「父親....徹底幻滅了，從此，他再也不參與中國的政治，或理會中國的公共事務了，他所嘗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像彭明敏的父親，經歷過五十年前台灣被割讓那代人，見到前二十年各地起義反抗日本，有國讎家恨的那批人，都有這種情緒，更別說這五十年間出生“想象”祖國的那批人，可以說，國民黨親自摧毀了即使在日本統治之下，心還嚮往祖國的那批知識有影響力台籍知識份子。

1949年，國民黨帶了150萬人到台灣，這個本來只有600萬人的小島，一下增加了四分之一的人口，台灣成了“復興基地”、“反共的跳板”，從政治、經濟、社會，方方面面一切為反功大陸作準備。
儘管在軍事上蔣介石相當依賴前日本軍官團組成的“白團”，在地緣政治上也與同為東亞島鏈的日本走得親近，但在教育方面，國民黨在台灣實施與政治相結合的教育相當成功，一方面訴求反攻，另方面講求仇日，以致於很長一段時間，日據五十年這段歷史不存在台灣史當中，台灣從劉銘傳建省、《馬關條約》割讓給日本之後就消失了，然後下次出現，就是台灣光復，中間五十年，台灣在幹嘛？像我這樣的70年代生人，以為也在革命北伐抗戰，等於將發生在大陸的這五十年間歷史，直接移植到台灣五十年一樣。
前不久我去聽了一場座談會，有位老人談他們在敵占區下某縣城的生活，他說得挺平淡，他們家經營油行，有一天日本人突然來了，可是依然是每天早上開店，黃昏關店，有時到他地進貨，翻過幾座山要防土匪，過年依然吃年夜飯放鞭炮，除了出入城門要被日本兵檢查外，生活並沒有太大變化。這時就有一中年男子跳起來破口大罵“漢奸走狗”，言下之意，就是你為什麼你苟且偷生？為什麼沒有起來反抗？為什麼你沒有跟着逃到大後方？
也許敵占下的生活被認為政治不正確，並不光彩所以避而不提，在大陸，對抗戰的歷史研究，經常也都是在戰場，在大後方，在敵後作戰上，卻很少聽說過敵占之下人民生活狀態，也許敵占區太大，每個地方的經驗都不同，可是不能否認，即使受到再大的壓迫，再大的苦難，即使苟延殘喘，“生活”也是存在。
戰後新一代的台灣人對中國歷史記得清清楚楚，卻不知道那五十年間自己的家鄉發生些什麼事，他們知道黃河長江流經的省份，卻排不出台灣由北到南的縣市；他們跟着唱《長城謠》歌頌關外，可是不會唱母語的民謠。
吳念真的自傳性電影《多桑》講受日據教育的父親，與戰後出生受教育的子女在意識型態上的不同，鬧出很多家庭糾紛

台灣跟大陸這一百多年來，實質有聯繫的只有1945到1949這短短四年間，絕大多數的民眾根本不足以了解大陸是什麼，這扇門就關上了，等到40年後這扇門又重新慢慢開啟時，台灣人因為長期反攻大陸政治教育及宣傳的影響，已經帶着另一種有色角度好奇來看大陸。
我意並不在重述一次那些所謂台灣“悲情”的歷史，事實上，台灣人一大問題就是太常沉溺在自己所謂的悲情歷史當中，用太多感動自我的悲情往事作為排拒他群體的理由，覺得為什麼別人都不能理解台灣人的想法。
從歷史的長河來看，這種悲情真不算什麼，任何時代，任何族群，群體，大到一個民族，都有類似的苦難歷史與記憶，不僅台灣有，久遠一點，以前猶太人有，近一點巴爾幹諸民族也有，在亞洲，韓國的“苦海深仇”廣為人知，大陸也有“百年國恥”顛沛流離的記憶，就算是發起戰爭的侵略者日本，被丟了兩顆原子彈後到現在也有“被害者意識”，即使到了科技發達衛星已能飛出太陽系的現在，這樣的“民族悲情”仍然不斷持續發生，比如現在的非洲，現在的庫德族。

但我不太愛提所謂“歷史長河”、“歷史巨輪”，因為“個人”的微小吶喊總在這些後人看做“風雲”的豪邁敘事中被碾壓，風一吹，煙消雲滅，儘管這些“悲情”都是歷史上微不足道的一部份，真的不算什麼，可是沒有人會願意活那悲情的當下，因為不幸的是，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是會被“碾壓”的那群人。
普法戰爭時期的法國歷史學家勒南（Ernest Renan）發表過一篇名為《何謂民族》的知名演說「共同的苦難比起歡愉更能團結人民，對民族記憶來說，悲憤比勝利更有價值」
比悲情更可悲的是，明明大家都有類似的悲情，卻又無法包容他者的悲情，假裝不存在：猶太人亡國後遠離他鄉，千年來遭受歧視，遭有計畫屠殺，本該是最能理解亡國之苦；復國之後，卻同樣迫害巴勒斯坦人，將他們趕出家園。上世紀90年代的巴爾幹戰爭，不同的國家民族都能淚聲俱下述說自己的悲情，不管你聽那一方說，都很有道理都值得同情，他們彼此卻又同樣的手段去屠殺非我族類，這樣的例子太多太多，悲情並不意味着不同族群的人類可以相互理解，有時候反而變成族群間的零和。

台灣意識強的人經常高喊“台灣人出頭天”，同樣的，大陸也高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看似歷史脈絡不同，卻殊途同歸，背後都是一連串苦難、屈辱的歷史條件所搭建而成的情感結構，台灣被割讓出去後無法切身體會什麼是“百年國恥”，從自身的立場只知道這塊土地上的統治者來來去去，沉溺在自己的悲情里；而大陸自然也難理解，為什麼台灣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冷感，那是因為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因為歷史原因，慢慢培養出對“政權”的不信任，轉而對自由的追求，對多元化的守護。
如果民族是想象的共同體，很遺憾，過去一百多年來，兩岸並沒有很多可以一同想象的載體。
回顧台灣歷史，早期開拓移民，漳州人泉州人械鬥不停，他們面對粵籍客家人時，才意識到自己是閩籍；閩粵移民遇到原住民時，才意識到自己是漢人；待日本占領台灣，他們意識到自己是中國人；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間，台灣人又意識到他們與日本本土人的不同；台灣光復國民黨來接受台灣以後，讓許多台灣人徹底失望，寧願相信以前日本人做得更好；1949年外省移民大量來台，台灣人與外省人，從一開始衝突不斷，經過了幾十年，在這風雨飄搖的小島上共同渡過不知多少外部而來的危機，大家都一樣苦哈哈，待第二代，第三代人出生，省籍情結越來越淡。

你會發現，從1895到1945，半個世紀，從1949到現在，又是半個世紀多一些，每半個世紀都會兩三代人出生，不管什麼時代出生的人，歷史都在他們所思所想當中留下烙印，並且凝聚形成了共同的歷史經驗，要建構共同的歷史記憶，這並不是一蹴可及的事，每次是個漫長的建構過程。
兩岸過去一百多年來沒有共同的歷史經驗，這並不代表未來不會有。幸運的是，這個時代是兩岸一百多年來最好的時代，會有新的一代年輕人起來，他們沒有太多的歷史恩怨包袱，沒有太多的意識型態，相較上一代，也更講求個人主義。
在習慣於集體敘事下，“個人主義”經常被認為是自私、離經判道，這種觀點卻忽略另一很重要的面向，畢竟我們現在處在一個相對和平的時代，講求“個人”不僅是訴求自己的觀點，更進一步，也需要學習尊重不同的個體的想法，才能釋放解壓在“集體”中被壓制的潛在矛盾；“個人”並不只是站在自己立場，更大的意義是，人終於有了他自己的“生活”，可以自己選擇追求自己想要追求的事物。
台灣各族群間的最大公約數就是“生活”，政權再怎麼更迭，政治再怎麼紛亂，即使在悲情之下也要苟延殘喘得生活下去，同樣的，兩岸在價值觀、意識型態上差得太多，講幾句話不投機就吵了起來，可是大家都在生活，撇開政治這些上層建築的事，你卻能在那些最柴米油鹽，最俗氣的事中找到共鳴。
今年過年回台灣，我妹妹全家從美國回來，我看到我四歲小姪在那噫噫呀呀唱歌跳舞，我聽了好幾次才聽清楚他在唱些啥：小蘋果！我大驚問我妹，你們住美國他怎麼會唱小蘋果？我妹理所當然說，他們幼兒園同學很多都大陸去的，全家都在聽小蘋果，他聽久了自然就也會唱。
過去台灣人對大陸傳過來的事，總是小心翼翼，電視中出現了大陸用語，這是文化統戰！廣告中出現簡體字，這是文化入侵！對大陸文化娛樂領域的事物，充滿戒心，可是一曲“小蘋果”，幾乎是一夕之間，占領了台灣的大街小巷，大家都在唱都在跳，台灣人對這麼歡樂的歌曲毫無架招之力。

即使是台灣號稱最”綠”，被認為是”逢中必反”的民視，依然唱小蘋果唱得挺開心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以前各種文化交流團沒做到，宋祖英、譚晶等人來台灣演唱沒做到，什麼四野後代合唱團來台演唱更成了笑柄，宏大的家國民族深情號召沒起什麼做用，反而最讓人看不上眼，登不上大雅之堂最俗氣的“小蘋果”不費吹噓之力就做到了。
越是生活的事越能引起共鳴，如果幾十年後，我們回憶起這幾年，我們會說“那一年我也在唱小蘋果”、“那一年我也在看蘭陵王和甄繯傳”，甚至心照不宣會心一笑說“那年除夕我也在等陳冠希的片子”，有這些共同的生活經驗，那麼，屬於兩岸新一代人共同的歷史記憶，就慢慢被建構起來了。
我們都太沉溺在自己的歷史情緒當中，以致於忽略了對方也有苦難歷程。龍應台今年在香港書展的演講中，提出跨越不同歷史記憶的「大傾聽」時代，「一個人的記憶就是他的尊嚴」。每個人可能會有不同的受苦故事，不同族群有不同的戰爭經驗，兩岸有不同的歷史記憶，這些都值得尊重，需要放下成見來傾聽彼此，只有傾聽，我們開始學着寬容，並且走向和解；過去我們都太習慣於宏大的敘事，有時反而成為互不兼容的情感框架，而只有我們承認“生活”，真正懂得尊重柴米油鹽，從這齣發，才會慢慢開始有共同的新故事。
如果21世紀真的是中國人的世紀，那並不僅是軍力有多強，經濟實力有多大，全世界都怕我們，我更盼望是傾聽，包容及和解，成為一個典範，鼓舞世界上其他還在遭受苦難的人們與民族。

老話一句：不管未來走向何方，我們依然血濃於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