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劣币驱良币
传统经济学有一条“劣币驱逐良币”的定律,是指在铸币时代,币面价值相同时,人们倾向于把含金量高的良币收藏起来,而将含金量低的劣币先用掉,久而久之,良币被驱逐,市面上流通的就只剩下劣币了。
而在互联网时代,中华文化则正在经历一场低俗文化驱逐严肃文化的变更。虽然发生的机制与劣币驱良币不同,但可以预见结果类同,文化传播的市面上,将由劣品占据统治地位。
现在的状况,犹如文革对中华文化的摧残,不过切入的方式不同,是殊途而同归。文革时禁书,无书可读;现时则是粗俗之作泛滥成灾,好作品发表后就像小石子掉进水里,马上沉底悄无声息,以至读者无从知晓。充斥书市的多是些奇幻无品味的言情小说、怪异小说。大型中文综合网站、政论网坛上,点击率高的文章大部分靠标题怪诞吸引读者,或者是凭作者浪得的虚名招揽读者,并非由文采和思想深度取胜。
写博文,我想要是用“一个男人变性后嫁给一个变性的女人”这类想入非非的标题,则无论内容和文字有多么幼稚、粗糙、胡诌,保证会在大多数网站得到网编和读者的青睐。
电报曾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是信息快速传递的重要工具,现在已被电子邮件和其他网络技术取代了。然而没有构架,文理不通,只求简捷的电报文体却没有消亡,反而由于微博的兴起而成为文化正餐了。
互联网上许多人看到与自己不同立场的话语时,还没了解他人的观点,甚至是只看了看标题就开骂,造就了独特的网上鸡公文化。双方鸡毛冲冠来来往往,恶语相向,专为斗个输赢,全无文采和商榷精神。虽然绝大部分暴戾气作者没有文革的经历,却无师自通,深得“文化大革命”真传,文章空洞、蛮横、煽动、煽情,与那时的大批判文章如出一辙。
文化倒退现象已经十分明显。本世纪历经10年有余,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尚未听闻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问世。在闹哄哄的表象下,文化界其实是荒芜一片。
最近国家级的文化机构北京故宫博物院,还生动地为公众演示了文化退化的现状。5月8日,故宫博物院发生窃案,香港两依藏博物馆在斋宫临时展出的7件展品失窃。5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抓获窃贼。5月13日,故宫博物院向北京市公安局赠送两面锦旗,对市公安局迅速破案表示感谢。其中一面锦旗题词的上句是“撼祖国强盛”,下句是“卫京都泰安”。5月14日,针对社会各界普遍质疑“撼”字是“捍”字的错别字,故宫有关负责人郑重地向媒体表示锦旗上没有错字,“我们制作锦旗时请教过这个字到底怎么用,所以字没有用错。”又进一步具体解释:“‘撼’字没用错,显得厚重。跟‘撼山易,撼解放军难’中‘撼’字使用是一样的。”
堂堂国家级故宫博物院,连拟两句俗气套话都没谱,还要请教别人。结果专家只顾文字通顺,不问意思对错,博物院则囫囵吞进。若用“捍”字,确实看起来不顺眼,而且逮到一个小毛贼就冠以“捍卫祖国强盛”,也未免拔高得不成样。采用“撼”字倒是厚重畅通了,意思又直白,“跟‘撼山易,撼解放军难’中‘撼’字使用是一样的”,于是变成感谢北京市公安局摇撼颠覆祖国之意了。
由于这面锦旗是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纪天斌带队前往赠送,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亲自接受,因此引来众多媒体报道,使读者开了眼界。然而没有被媒体注意,“文化气息”不那么“厚重”的机构里,这类无知无畏的“文化妙语”,还不知有多多少少。【方按:本文脱稿数日后见故宫博物院的道歉声明,把院方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谓院保卫部门负责联系制作锦旗,将“捍”错写成“撼”,在媒体质疑后,该部门仍坚持错误,强词夺理,使故宫声誉受到严重影响,云云。“捍”和“撼”非冷僻字,意思也不深奥,制旗的工厂,送旗的副院长都没有发现,社会的文化素质由此可见一斑。而且即使没出错,“捍祖国强盛”也是文不顺,理不通,出自国家级的博物院实在可悲可叹。】
中国现时正大力兴办孔子学院,向世界各国开展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华文化。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因为一个国家可以输出其文化和价值观之后,才能成为名符其实的强国、大国。但是我倍感困惑,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自己的国家里正在流失殆尽,孔子学院准备输出什么样的文化呀?
国家应当有所作为。如任由市场机制决定,犹如劣币驱良币,必然是优秀作品被排挤出传播领域,低俗作品大行其道。现在像艾未未用英语骂脏话的“作品”,被堂而皇之称为艺术已不足为奇了。世上什么事都是破坏容易,建树或恢复难;千年积累,可以毁于一旦。放任文化领域劣币驱良币现象泛滥的权力者们,请三思之,别成为中华文化的千古罪人!当务之急,是发掘、扶持有助于矫正庸俗、怪异、空洞、暴戾文风的作品。要能够吸引读者,这类作品就应当是言之有物且具可读性,做到有事实、有数据、不煽动、不煽情、不搞美化吹捧、不搞妖魔化、不搞意识形态。中国以前通过培养作者的传统方式,绝无可能担当此任。可行的方法是向挖掘、扶持、传播被淹没的有品位作品的方面增加投入。要对事不对人,看作品的整体效果,而不能拘泥于个别语句,如果每一句话都四平八稳,就不会有读者了。
二、相对效用
经济学有个相对效用理论,认为解决温饱后,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满足感主要取决于横向比较,而不是实际生活水平的变化。
举例说,有一人工资千元,他听说邻居工资1千2百元,为此愤愤不平,心想自己至少也应该有1千1百元,越想越窝火。一天他发现邻居其实是9百元工资,顿时郁愤冰释,感到自己很幸福。而实际上他的工资前后没有变化。
人们对于公正、民主、言论自由等等的政治观感其实也是如此。中国民众在生活品质同西方国家接近后,自然地将与国外作比较的领域,从注重生活品质转向政治感受方面。物质生活的比较,那是看得到,摸得到,可以作量化比较。而非物质方面的比较,如果没有充分的资讯,民众很容易同他们心目中理想化的外部世界作比较。其实现实世界到处都有不公正,不自由,西方民主社会也有很多错案、冤案,纠正请愿还必须遵循漫长的司法程序,而且没有成功的把握。我并非在鼓吹不公正合理,遭受不公正的人不必维权了。完全不是。但是对现实世界了解得越真实,可以避免徒增不必要的痛苦指数,这没有坏处。
因为是同理想化的标准作比较,这种比较只能是抽象的。如果遇到与想象不一致的真实,可以作非抽象的具体比较时,喜欢同国外比较的人就不愿做这方面的努力了。最新一个例子是药家鑫案。
药家鑫没有预谋杀人,有自首情节。这两条中只要占其中一条,在美国就不会判死刑。在美国,如果杀人没有预谋,至多定为二级谋杀,基本上没有判死刑的。而杀人犯不消说是到司法机构投案自首,只要捕获后肯认罪,不成文的惯例是免死。受害者家属虽然心里非常之不甘,非常之不情愿,但绝大多数最终同意检方与杀人犯达成认罪免死的交易。因为嫌犯如不认罪,走完司法程序要好几年,这种长时间的法庭程序,对于受害者家属是极为残忍的精神折磨,最后的结果还不一定能使杀人犯偿命。我还看到一个案例,凶犯绑架、强奸邻居学龄前的女孩,然后杀害抛尸,被捉拿归案后通过律师谈交易,提出交代抛尸地点换取免于一死。女孩父母恨不得亲手宰了他,但最终还是痛苦地答应了这种无耻的勒索条件。
比起美国对于杀人犯的“人道”,我更认同中国法院迅速判处药家鑫死刑的做法。贯彻刑法应当注重惩治和警戒的双重作用,像这种凶手确定无疑的凶杀案,法院尽快审理,严厉判决,不光是伸张正义,也有助于传播法律“戒”的声音,阻吓今后的类似犯罪。能够减少杀人凶手和受害者的司法行为,体现的是更深层次的人道。因此,反观北美近年来几起中国人广为知晓的恶性案件的结案(或待结案),觉得特别揪心。
2009年1月21日,来自中国北京的22岁女留学生杨欣,在弗吉尼亚州理工大学的学生宿舍咖啡厅被才认识二星期的朱海洋杀害。凶手极其残忍,杨欣的头颅遭砍下。朱海洋也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谋杀杨欣只是因为要求谈恋爱被拒。朱海洋被控一级谋杀罪,2009年12月21日他向检察官认罪,2010年4月19日被判处终身监禁。
2009年9月8日,耶鲁大学医学院24岁越南裔女博士生黎安妮,在学校实验室被人杀害,尸体藏匿在实验室的间隔墙里。不久实验室技术员克拉克被逮捕。2011年3月17日美国主流媒体报道,克拉克与检察官达成认罪协议,承认谋杀和性攻击黎安妮,面临最多为44年刑期的判决。
2010年5月16日,来自中国黑龙江省的23岁女留学生姚宇,在纽约街头被素不相识的凶犯克魯斯强暴和谋杀,而且头颅被凶手用金属管残暴砸裂至变形。2011年2月14日,克魯斯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法庭只能判他入狱22年。
2011年4月15日,来自中国北京的23岁女留学生柳乾,在加拿大多伦多住宅内对着视频头与在中国的男朋友聊天时,被闯入室内的凶犯杀害。远在万里之遥的朋友眼见凶手进入,但无法阻止惨案发生。凶嫌已被涉嫌谋杀的罪名逮捕,现尚未认罪。此案结局可以预期与以上耶鲁大学和纽约的两例并无二致,凶手将以认罪为筹码换取减刑。
这四位被害女性都正当豆蔻年华,在对人生充满美好憧憬时遭此歹毒。她们的亲人必定不能认同如此结案,可也只能接受。在北美社会的氛围下,他们不会想到运用舆论施加压力,也没人会支持这么做。北美社会显得比较成熟,但也显得比较冷漠。
这几件凶杀案的结局很难说正义得到完全伸张。当然不能拿这几个案子对整个司法制度作出评价,评价一个司法制度不可如此草率,但至少可以这样说,美国、加拿大的司法也有缺陷。
相对效用理论说明比较的重要性。同外部世界比较,既可以帮助一个社会趋于成熟,也可以走向反面,全看比较的是真实的世界,还是幻想的世界。中国有太多不了解美国,却凭着想当然理想化美国的作者;中国需要更多的人对美国作实证研究,不搞美化吹捧、不搞妖魔化、不搞意识形态,实实在在介绍美国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