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於“大蕭條”衝擊波的歷史經驗值得注意 由王立軍事件引發的對中國的時局和前途的關切依然還在發酵之中。這應該算是多年來對政治冷漠的的國人難得如此關心國家大事，儘管當局還在玩“猶抱琵琶半遮面”，從人大代表到海外遊子，卻都在急切地需要落實自己的知情權了。 最新的消息是王立軍大概要被定“叛國罪”了。不少人為這位“打黑英雄”深感惋惜。更令人不安的是薄熙來要受到多大程度的牽連，許多人是非常看好薄熙來的前途的，有人甚至打出了“堅決要求薄熙來出任總書記”的驚人口號，簡直是一九七六年有人“堅決要求張春橋擔任國務院總理”事件的翻版了。 其實還有比薄熙來本人官運更重要的事情：“重慶模式”前途如何？豈不知已經有人指明“重慶模式”寄託着全中國以及全人類的希望嗎？看來除了四十年前毛澤東思想的明燈，中國還沒有第三盞如此明亮的燈了！ 下面我們不妨冷靜地思考一下“重慶模式”的基本點以及它廣受追捧的背景原因。 從政治上來看，“唱紅打黑”無疑是其主要口號，現在也是為人詬病比較多的方面。在一個全民拜金的國度，讓和尚尼姑道士道姑神父修女都在電視機鏡頭前高唱紅歌，的確讓人哭笑不得。至於打黑，第一功臣王立軍竟然投靠美國領館，賀衛方那句沒有獨立的司法，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大實話的分量無疑已見分曉。中國需要的是加強法治建設，踐踏法治的運動，只能是緣木求魚，與中國的發展目標南轅北轍，背道而馳。 真正使很多人包括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等關切的是重慶模式的經濟方面。楊帆自稱是“中偏左”，極力反對“國退民進”，讚賞重慶的“國進民退”政策。因為國內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所以這番“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公有制”的標榜似乎很得人心。與打黑運動相結合，重慶把資產位於前三位的民營企業主以及數百位其他私有企業主都作為“黑社會”抓起來，數千億資產也給罰沒。同時大力引進外資填補資本真空，維持經濟繁榮的外表。 其實稍稍冷靜思考的人都知道，國內市場經濟不規範，除了法制不健全以外，一些壟斷官僚資本，如電信，電力，石化等依靠政府的強大政治經濟資源，欺行霸市，對消費者巧取豪奪，已經成為發展公平有序的市場經濟的攔路虎。維護這些利益集團的超額利潤，本來是以犧牲廣大消費者和民營資本的利益為代價，卻打着公平公正的旗號，豈不是顛倒黑白？ 此外利用外國資本擠壓本國本地民族資本也是非常愚蠢短視的做法。這種“寧予外人，不予家奴”的做法，與當年的西太后有何差別？ 由此看來，除了開發廉租房等舉措還算比較有意義外，這個“重慶模式”的經濟領域也真是乏善可陳。 如此漏洞百出的模式，為何還受到不少飽學之士的追捧，不能不讓人深思。除了某些人的政治投機意識外，這麼多人熱心主張讓這個“模式”帶病上崗，實在是有深刻的時代背景。 中國平安保險老總馬明哲有一句發人深省的名言：河上有橋，何必摸着石頭過河？馬明哲通過借鑑西方保險業的成功經驗，在中國迅速地發展起了平安保險事業，實在是其經驗之談。可是近幾年來隨着西方主要國家陷入金融和經濟危機，自由市場經濟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都受到懷疑，重新探索中國發展道路的呼聲越來越高。正是由於對西方建好的橋的不信任，才有為重慶“摸石頭過河”的新模式叫好的一片呼聲。 1929年至1933年發生的大蕭條，曾經沉重地打擊了人們對資本主義的信心。主要西方國家的經濟都陷入了水深火熱之中，而唯有共產主義的蘇聯以及納粹德國卻蒸蒸日上。中國的知識分子迅速左轉，很多投向共產主義。以魯迅為代表，把中國和世界的希望寄托在共產主義運動之上。當然也有少數迷上了法西斯主義。抗戰開始出現投奔延安的熱潮，抗戰勝利後第三勢力民主黨派全面倒向中共，都與中國知識界喪失對自由資本主義的信心的國際背景有關。 中國又到了十字路口。喜歡或者不喜歡毛澤東的各位同胞，都應該重溫他的這段話：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個路線，一種觀點，要經常講，反覆講。
只給少數人講不行，要使廣大革命群眾都知道。〔根據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刊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