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遗传学与意识形态
遗传学作为一门基础生物学科不仅密切关系着农学、医学等重大应用学科领域的发展方向，而且也是人类遗传学的一门基础科学。加之，涉及生命的科学是最复杂的，它的成熟程度也是比较低的。包括遗传学在内的生命科学还有许多重大的科学问题处在推理阶段，或者根本还是一个悬念。有些问题如生物进化是很难用实验来证明或重复的。在这些问题上，不仅有科学学派之间的争鸣，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科学同哲学、科学同政治之间交叉的争鸣。由此，遗传学的进展过程中，难免发生同政治、哲学等意识形态领域的纠葛；也是最容易成为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而进行政治干预的对象之一。
现代遗传学的根本原理之一是确认“基因”作为遗传信息载体物质的存在。当然，基因最初只是一种假设或推理，就像存在看不见的电子那样。而现在基因已经成为遗传工程实际操作上的一个基本单元。我在40年代上中学时就学过陈祯先生编的“生物学”，其中关于由X和Y染色体的组合决定人体性别的论述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但遗传物质理论在被优生学者不适当地应用到政治领域，并演绎出区分民族的优劣等荒谬结论时，原本是纯自然科学的学术研究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政治批判的领域。
遗传学的另外一个根本原理是：确认由环境变化引起的个体性状变化如果不导致基因变化，就不能遗传给下代，即获得性不能遗传。这一原理同达尔文的进化论、特别是同被称为“目的论”的拉马克关于生物器官的“用进废退”论有冲突。这些冲突原来就已经不局限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了。当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发表后，问题就更趋于复杂化。在这篇著名的文章里，恩格斯是承认获得性遗传的。他写的名言“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而且是劳动的产物”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的倾向性。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必然要起来批判否认获得性遗传的经典遗传学。
遗传学在农业上的应用可以有许多不同方向，西方国家农产品过剩，农业生产主要是追求利润而不是追求高产量；而改革前的计划经济国家都是短缺经济，主要是追求产量而不是追求利润。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政府，迫切需要增加农产品产量的技术，鼓励遗传学界(及任何学科)多为生产部门增加产量作贡献。传统遗传学有为提高产量的手段，如利用杂交优势，但不善于刻意去追求高产。在这种背景下，高举为生产服务旗号的学派，不管真本事如何，至少在感情上就同政府靠拢了。当学派之间发生争论时，政府必定支持打高产旗号的一方。
因此，20世纪30年代在原苏联开始的、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对经典遗传学的批判和迫害，既具有某种偶然性，也可以看作具有某些历史的必然。
二、农大风波
我1950年考进北京农业大学后，处在“向苏联一边倒”的大气候中，青年人都怀着对原苏联科学技术的无比崇敬开始了学习米丘林遗传学的热潮。在进大学之前，我看过一本原苏联作家萨方诺夫的翻译小说《大地花开》，讲的就是米丘林派学者创造农作物新品种的故事，这引起我这个在大城市里长大的上海青年极大的憧憬，也是我决定报考农业大学的基本动因。
北京农业大学是1949年9月由原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及来自解放区的华北大学农学院这三个风格和传统极不相同的学校合并而成。我算是并校后第一届招收入校的学生。学校的临时领导班子叫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相当于校长)是来自延安的乐天宇，他的学术身份是“中国米丘林学会会长”。乐天字的行政地位、学术态度，加上他粗暴的工作作风，在效法原苏联1948年消灭摩尔根学派的做法方面起了极其不好的负面作用。1950年初由他主持的教学改革方案，决定开设米丘林学派的“新遗传学”，停开摩尔根学派的“旧遗传学”，以及相关联的田间设计、生物统计三门课程。其直接后果是迫使该三门课的主讲教师、著名的群体遗传学家李景均教授1950年初愤而离开农大到香港探亲。李景均原是北京大学的“民主教授”之一，是他会同陈延熙教授最早翻译出版了李森科的《遗传及其变异》一书。北平解放初他拒绝了美国某大学聘他去当教授的机会而留在国内。由于乐天宇的错误，他1951年还是从香港到了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他在《Genetic》上发表了“遗传学的死亡”一文，使国际上对我国的知识分子政策产生了很不好的印象。当时除了遗传学问题上的处置不当外，还发生了一些其他问题，如动员一些被认为是“非生产专业”(如农业化学、植物病理等)的学生转到“生产专业”(如农艺、园艺、森林、畜牧等)去，植物病理系的学生几乎转光，系主任气得到教育部告状。加上有些新开设的专业缺乏师资和设备等，使学校上下处于动荡不安的情绪之中，告状、请愿不断。记得1951年春节前夕，农业机械系的部分学生在宿舍门口贴了一副春联，上联是：“没有拖拉机，马拉也可以”，下联是：“教授请不到，助教来代替”，横联：“悲度春节”。
北京农大的动荡使国内外学术界大为震惊，并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毛泽东连续两次就乐天宇问题批示。1950年7月16日，毛泽东在乐天字为自己辩解的报告上批示：“这个报告中所表现的作风是不健全的，乐天宇思想中似有很大的毛病。”同日，毛泽东在农大森林系教师马骥反映农大问题的来信上批示：“必须彻查农大领导，并作适当处理，此件应与乐天宇六月二日的报告一并讨论。”中央派出以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为首的调查组，经过两个月的调查，对乐天宇的问题作出结论和处理：1951年3月撤消了乐天字的行政职务，派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孙晓村担任校长。此后，由乐天宇引起的农大风波迅速趋于平息。
现在看来，钱俊瑞领导的工作组主要解决了与乐天宇粗暴工作作风有关的问题，但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解决遗传学教学和研究上的问题。
三、米丘林学派一统天下
当时，在向苏联一边倒的大环境下，原苏共把遗传学问题政治化的做法，不可能不影响到中国的有关职能部门。实际上，1950—1951年对乐天宇的结论和处理，不是否定他推行米丘林派，而是批评他没有把推行米丘林学派的事情办好，是“恨铁不成钢’’的心态。1952年6月，在政务院和中科院联合召开的三次生物科学座谈会的基础上，《人民日报》发表了影响很大的长篇署名文章“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文章一方面批评乐天宇的“学阀作风”和犯了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又给摩尔根学派扣上“反动的”、“唯心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等政治帽子，认定米——摩两种学说“是不容调合的根本性论争”，号召全国对摩尔根学说“开展系统的批判”，以米丘林生物科学彻底改造生物科学各部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虽然是几个人署名的，但有关方面都明白这是代表官方意见的权威文章。以准官方的方式为两个学派定性，这是首次。此后几年里米丘林学派在中国的一统天下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1952年秋，农业部委托北京农大举办全国性的“米丘林农业植物选种及良种繁育讲习班”，聘请苏联专家向全国各有关高校、科研单位相关专业的教师和研究人员授课。我们北京农大相关专业的学生则近水楼台全体参加听课。来上课的苏联专家是一位中年硕士，姓伊凡诺夫。几百人的大课在大礼堂讲。苏联专家念一段稿，翻译翻一段，效率很低。加上这种大课既没有图象，更没有实验，概念化的内容多于操作性的东西，时间一长就觉得枯燥、没用。其实，苏联米五林派并没有什么真正有水平的专家，更谈不上有多少拿得出的成果。我在大学一年级时曾被学校派到清华大学参加过暑期俄语速成班强化过，当时看专业俄文没问题，听也还可以对付。一次在国际书店买了一本苏联版的《遗传学与选种学原理》，带着这本书去听课时发现，伊凡诺夫硕士讲的课竟是一字不改地照念这本书。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对苏联专家的学问产生了看法。
苏联专家除了上课外，还承担了指导中方用米丘林学派观点改造全部农业生物学的任务。在参观学校的科研工作时，他们完全否定了过去以摩尔根学派遗传学为理论基础进行的科研方向和具体课题。我们的系主任蔡旭教授是著名的小麦育种家。苏联专家评论他的研究方法说，蔡教授的新品种是靠“碰运气”获得的，不能算科学。李竞雄教授是杂交玉米权威，苏联专家把李先生在育种过程中用多次自交以获得纯种的方法批评为摧残植物。结果，他们的育种研究工作都被迫停丁下来。
四、一家独鸣严重干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
遗传学是生物学领域的一门基础学科，同遗传学有关联的学科非常广泛。因此，由遗传学基本问题引发的学术争论以及行政干预，实际上大大超出了遗传学的范围。“新遗传学”的正式提法是“米丘林生物学”，或“农业生物学的米丘林方向”。米丘林生物学要批判和改造的对象首先当然是细胞遗传学，特别是分子遗传学及其直接应用领域现代育种技术，如杂交优势的利用、辐射育种、多倍体育种等。此外，因为米丘林生物学的基本原理之一是“有机体与环境的统一”，在分析判断农业生物在生长发育上某些不正常现象时，强调栽培管理等外部环境原因而忽视病源物的检测和处理，等等。在全国米丘林生物学学习班之后，有关教育、科研等部门也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相应发出了以米丘林生物学改造旧生物学领域的各种行政性指令。同时，苏联专家到各地视察工作，具体指导这项改造工作。
1954年秋我从学校分配到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工作。这个处的工作范围主要是关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技术政策。处长于光远，副处长林涧青。当时机构层次少，正式编制只有部、处两级。处内按业务分为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两个组。我在自然科学组，组长是老北大生物系来的孟庆哲。科学处同学校教育处是同一个党支部，科学处的党小组长是从协和医学院来的李佩珊。刚到机关不久，处里就安排我和另外一人到全国各省调查农业科技方面的情况。当时正值头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出现了主要农产品短缺的苗头，需要从加强农业科技角度来保证农产品的供应。下去调研就是为了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一次下班后在中南海边(当时中宣部机关在中南海迎春堂)等班车回沙滩宿舍，理论宣传处处长许立群对于这种走遍全国的安排说了几句令我终身难忘的话：“古人做学问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带着这种既是做工作又是做学问的双重目标，我在1954年末到1956年初分4次走遍了全国大多数省区，只是因为要准备青岛会议，没有来得及完成对西北大区各省的调查。对有些地方的调查是带着问题去的，例如对四川农科所鲍文奎先生的多倍体育种材料被毁事件、河南农学院吴绍揆院长的玉米杂交研究被停止问题、华南农学院林孑L湘教授的柑桔黄龙病研究受批判问题等，已经有告状材料反映到中宣部来了。这些问题都涉及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又都是同批判遗传学有关的问题。下去具体了解的结果，原来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鲍文奎先生的研究是用小麦同黑麦进行远缘杂交，以获得高度的杂交优势，然后用使杂种染色体加倍的办法克服其不孕的问题。这是典型的摩尔根遗传学的方法。四川农科所在“用米五林方向改造生物科学”的过程中决定取消鲍的这项研究，并派人强行毁掉试验地里的杂交材料。这一做法虽然是受苏联专家的影响，但具体实施的粗暴程度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吴绍揆的玉米杂交研究也是典型摩尔根派的东西，虽然他身为院长，但在遗传学问题政治化了的当年，他的研究成果也无法避免遭到与鲍文奎先生同样的命运。至于林孑L湘先生的研究，不属遗传学领域，对他的批判纯属扩大打击面。华南地区的柑桔发生了毁灭性的病害，其表面症状是枝梢叶片斑状黄化，农民形象化地称为黄龙病，病树在三两年内逐步衰弱死亡。林教授用传染病学的接种方法确定其为传染病，病原体为一种细菌和病毒之间的支原体。按照处理传染病的原则所提出的对策是烧毁病株、培育和采用无病苗木、控制传病媒介(昆虫)。但苏联专家在视察病区后认为广东柑桔种在水田，叶片发黄是因为排水不良，不是传染病；解决的办法应该是排水。而烧毁病株是破坏生产。这样，林教授的研究也被停止了。后来知道，林先生根本不同意苏联专家的外行意见，1957年还因“反对苏联专家”而被错划为右派。再后来的事情是黄龙病大蔓延，几乎毁灭了广东所有的老柑桔园，并从广东向广西、福建蔓延。直到今日，柑桔界的有关人士仍然是谈黄(龙病)色变。
对了解到的上述有关问题，中宣部从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解决。如鲍文奎先生的问题在四川不好解决，没有商量余地，就通过同农业部的联系，调到北京中国农科院作物所继续从事多倍体研究，后来，鲍文奎先生成为中科院院士。有的问题也只能通过内部渠道作些反映、评论和呼吁，实际上未能解决问题，如林孔湘教授的问题。
五、召开青岛会议的决策和准备
正当中国国内大力推行米丘林学派观点，全面消除摩尔根学派影响的时候，原苏联国内以李森科为首的米丘林生物学派的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了。李森科派多年来占据了重要的学术行政地位，但在农业生产实践上毫无贡献，他的许多技术建议都被证明是无效的；特别要命的是支持李森科关于物种突然形成的极不慎重理论的重要证据(如燕麦穗上突然长出另一个物种野燕麦、鹅儿枥的枝干上长出榛树的枝条等)被揭发是弄虚作假的等等。1952年12期苏联的《植物学杂志》首先发难，对李森科的物种与物种形成理论进行批评。物种问题一突破，被压制多年的不同意见就一呼百应、铺天盖地涌出来了，批评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国内政策发生松动。《真理报》等一些党报党刊也从五条件支持李森科转为有限度地批评李森科。1956年4月李森科被迫辞去全苏农科院院长职务。苏联有关行政机关还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逐步消除1948年会议的不良影响。
1954年起，我国科学出版社陆续编译出版了《关于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讨论》论文集21册(其中青岛会议前出版14册)，向国内学术界客观介绍苏联生物学界的新动态，国内生物学界也开始活跃起来。
1956年4月，一个中共代表团在参加东德统一工人党代表会回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到了这么一件事：该党宣传部部长哈格尔对我代表团说(大意)：“关于遗传学的问题，我们不采取苏联，的做法。我国农科院院长斯多倍是摩尔根学派的育种家，他培育的品种对国家贡献很大。我们建议他到苏联去看一看，他看了回来，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们鼓励他学习李森科的学说，但不强迫他改变观点。我们仍然尊重他的工作，继续让他当院长”。毛泽东4月18日在该报告上给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批示：“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请将此件给他一阅。”不久，陆定一就建议由科学处来办这事，并建议以中科院和高教部名义利用高校暑假期间召开遗传学座谈会，贯彻百家争鸣方针。
经过同中科院等单位商量，中科院愿意利用该院在青岛的海滨疗养院作为会址，时间定在8月中旬，会期半个月，以便有较充分的时间让与会者会前准备材料，会议期间充分讨论。接着，于光远就在处内找孟庆哲、黄舜娥和我等人传达部长意见，并把代表团的报告和毛的批示给我们传看了。关于准备工作，于光远考虑到有关部门的行政领导人对遗传学及遗传学问题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为了帮助他们在参加会议时更多更好地了解情况，决定由我们三个人突击编印一份介绍材料。材料分三个部分：一、遗传学两派的历史和基本观点。因为孟庆哲同志对两派遗传学都熟悉，由他承担这部分最合适。二、米丘林遗传学在中国的传播情况。黄舜娥同志专门学习过米丘林生物学，并多次调查、接触过有关专家，由她承担这一部分。三、苏联生物学界两派争论的历史情况。因为我看俄文资料比较方便，就由我承担第三部分。
那时候，我们的办公室还在中南海，出北门就是北京图书馆。接受任务后，我每天上下午上班时间基本上都在北图。应该说，在收集历史资料上北图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根据一些已知的线索，需要查阅30年代原版《真理报》、《消息报》、《农村生活报》、《共产党人》杂志，以及1948以来原苏联科学院、农科院等出版的全部主要刊物。大约用了不到3个月时间，把大量俄文材料过筛子那样过了一遍。从中得到了不少原来不知道的第一手重要材料，对于我自己来说，不少情况是大出意外或者是触目惊心的。
首先是发现米丘林的旗帜是被滥用了。如果米丘林身后有灵的话，一定会对后来打他旗号所做的事情大声痛哭。米丘林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果树育种家，他从果树育种实践中得出的经验，使他不完全同意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和育种方法。例如，他认为通过嫁接可以改变遗传性，产生无性杂种。他认为在草本植物育种中采取先获得纯种再进行杂交的方法，在果树育种上没有意义。因为“一年生的水稻或玉米要获得纯种需要种五代至十代，那么要把苹果变为完全同质的情形至少需要几个世纪”。米丘林不完全拒绝摩尔根学派发展出来的一些新育种方法，例如辐射育种，他在晚年也从事了利用宇宙线、X射线和紫外线以促进植物发生变异的机率。在科学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学者之间在理论和方法上产生不同观点、形成不同学派是完全正常的。尽管米丘林同当时苏联农科院院长、著名的摩尔根学派的代表人物瓦维洛夫所持的学术观点不同，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完全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规则。瓦维洛夫曾经是米丘林所在单位应用植物所的所长，多次给米丘林以物质上的帮助，并鼓励他写书。米丘林的第一本书，是由瓦维洛夫作的序。《米丘林50年工作总结》出版时，米丘林亲笔题写：“给最尊敬的农业科学院院长H·H·瓦维洛夫。纪念我们的友谊。H·B，米丘林。1933年4月8日”。1935年6月1日苏联科学院12名院士联名提议选举米丘林为名誉院土，瓦维洛夫是头一个签名的。投票结果36：4通过。一星期后米丘林去世，瓦维洛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题为“功勋”的悼文。直至今日，回顾这一段历史，还使人不胜感慨。瓦——米之间的关系真可以作为百家争鸣的一个典范。而后来打着米丘林旗号的李森科，则成为历史上的一大反面教员。
其次是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本人对遗传学问题的瞎指挥、制造学术冤假错案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成为国际共运史上的一大悲剧。早在1935年，李森科就在第二次集体农庄突击队员大会上大骂“资产阶级科学家是为资产阶级、富农服务的敌人”，博得斯大林的当场叫好。1937年瓦维洛夫被作为“人民敌人的帮凶”被捕，次年李森科接任农科院院长。此后10年，坚持摩尔根学派观点的学者始终压而不服，李森科学派自身的问题逐步暴露，在1948年全苏农科院会议之前，李森科学派在学术上并不占优势，李森科的学术地位并不稳固。只是由于苏共中央和斯大林本人的公开、直接的插手、施加最强大的政治压力，才使李森科派得到“胜利”。8月会议上李森科的主题报告《论生物科学现状》是斯大林亲自阅改、苏共中央批准的。李森科在斯大林逝世三天后发表于《真理报》的悼文中写道：“他直接校阅了《论生物科学现状》的草稿，详细地向我解释他修改的地方，指示我讲演中个别地方应该怎样讲解。”
在这期间党的领导机关内也产生了一股折衷势力，联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小日丹诺夫就是中间路线的代表人物。他在1948年会议开始时批评了李森科，惹恼了斯大林。会议结束的那天(8月7日)，《真理报》全文发表了他7月12日给斯大林的长篇检讨信。他主要检讨自己对两派采取了就事论事的无原则立场，企图调和两派的争论。检讨信中如下一段话是很令人回味的：“我是衷心拥护米丘林学说的。我批评李森科不是因为他是米丘林主义者，而是因为他没有很好发展米丘林学说。但是我选择了不正确的批评方式。所以，由于这样的批评，客观上使米丘林主义者处于下风，而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占了上风。”如果对比一下1948年7月尤·日丹诺夫的上述表态同1951年我有关部门处理乐天宇问题的做法，以及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批摩支米文章之间确有一脉相承的缘由。
再次是科学家最重要的职业品德是严格的科学态度。米丘林是有科学态度的，瓦维洛夫是有科学态度的，而李森科和他的追随者就缺乏最基本的科学态度。利用玉米杂交优势是遗传学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之一。但只是因为它是摩尔根学派发展出来的技术，李森科就一味贬低其意义，有人要搞杂交玉米，李就批判其为“崇拜资产阶级科学”。结果，由于否定利用杂交优势方法，前苏联的粮食单产远远低于国际水平，时至今日还可以时常感觉到李森科派给俄国农业落后带来的后遗症。
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在研究报告中弄虚作假是最丢人的事情。李森科在1950年发表一个物种可以在2-3代时间内突然变成另一个物种的理论后，学术界大吃一惊。卡拉别江在李森科主编的《农业生物学》1952-5期上发表报道，发现—株鹅儿枥的树干上长出榛子树的枝条，作为新种突然形成的证据。但后来有个人出来证明，这是他1932年嫁接的。李森科有个叫德米特里也夫的博士研究生，原来是计委的经济学硕士，跟随李森科做从燕麦穗上产生野燕麦(另一个物种，是燕麦地里常见的杂草)的生物学博士论文。尽管李森科及其支持者努力维护，终因事实不可靠，德的博土学位经过反复还是得而复失。这一丑闻甚至在1954年2月23日赫鲁晓夫向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也提到了。身为农科院院长、科学院院士、学派领袖的李森科及其追随者，弄虚作假的事情一再被揭发出来，这就表示其学术前途的终结。谁也不会再去相信一个蓄意制造假冒伪劣“研究成果”的专家学者。
1990年，我在访问俄罗斯农科院时，还特意表示了一下想看看当时李森科的办公室的愿望。尼科诺夫院长把我带到旁边一个大房间，说这就是李森科原来的办公室，他下台了，谁也不愿到他坐过的地方去，所以房间一直空着，也没有人去动他用过的东西。李森科在他的本国也落得如此下场，是大出我意外的。不过细想起来，他在同行心目中如此臭名昭著也是咎由自取。
我在北京图书馆像考古工作者那样努力挖掘“文物”的时候，正是党中央逐步形成和向全党全国正式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其中就谈到了要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定为党在科学文化工作中的一条基本方针。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言，当谈到百家争鸣时，他又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5月底，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并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陆定一的报告中也提到了苏联在李森科问题上的错误和我国在学习苏联中的一些偏向。中央的上述动态我都能及时了解，所以我在编译材料时思想也是不断地在解放，在越来越宽松的政治气氛中，得以相当自由地编辑所得到的材料。应该说，这份东西是资料性的而不是研究性的，并不带有我个人的观点和议论。大概是1956年7月，这份5万多字的急就章，连同另外两部分材料印成一个小册子，作为青岛会议的内部参考资料。在会前发给了有关领导机关和有关领导干部。我写的那部分材料，对国内人土来讲，包含了不少第一手重要信息，所以还颇得好评。
到了80年代，百家争鸣的问题实际上仍然没有很好解决，青岛会议的精神依旧没有失去意义。由于1957年4月科学出版社以内部资料形式出版的《遗传学座谈会发言记录》一书，没有包括于光远同志的两次重要发言(当时于认为自己不是遗传学家，所以发言就不要收入该书了)，也没有包括会后两派代表人物的一些体会文章，对于全面理解青岛会议有些不足。所以，1983年，于光远同志建议，由李佩珊同志牵头，把青岛会议前后的全部材料加上一篇回顾性综述文章，重新编印成书，为宣传百家争鸣方针再作一次努力，同时也作为对青岛会议30周年的纪念。这就是1985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一书。在这本书里也把我的这个背景材料《1935-1956年苏联生物学界的三次论争》作为附录收人。可惜的是这本书虽然先后印了两次，终因印数太少，很快就脱销了。
六、青岛遗传学座谈会
1956年8月举行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是中国共产党在学术界实行百家争鸣方针的正式标志和第一个试点，因而在主办者和参加者两方面都抱着非常认真的态度和很高的期望值。
中宣部科学处作为党内分工负责科技政策的工作机构，在青岛会议上贯彻落实百家争鸣方针的基本姿态是创造一种宽松环境，割断学术评价同政治评价之间的直接联系，使各个学派都能够在政治上处于平等的争鸣地位。为此，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在会议的两次发言中，明确表明中共不采取苏共的做法，对遗传学的学术问题不加干预，也不对所讨论的学术问题作任何结论。其次是明确表示反对给遗传学的任何学派贴政治标签，他建议从此摘掉戴在摩尔根学派头上的“反动的”政治帽子和“唯心的”哲学帽子。当然，这也表示相应地不应该给米丘林学派戴“进步的”和“唯物的”等帽子。他以哲学家的身份阐明他不赞成李森科针对摩派研究方法提出“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这一哲学命题的理由。当时，与会者都已经知道李森科下台的消息。米丘林派心神不定，居于守势；而摩尔根派却是磨拳擦掌，准备采取攻势。在这种背景下，于光远的发言从百家争鸣方针和科学哲学两个角度，对两派的理论观点表示了一种兼收并蓄和希望双方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态度。他说：“依我看，遗传学的两个学派应该互相学习，互相补充。”米派“应该接受有遗传物质的看法，承认有遗传物质不是什么唯心论，不是什么形而上学”，但摩派“似乎也应该考虑环境和有机体统一这个观点”，等等。这样，“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就为会议气氛定了基调。会后，我和黄舜娥为《人民日报》写的会议报道稿《一次成功的学术会议一记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基本上也是这个基调。
为了使会议真正有一个好的风气，会前的预备通知中强调参加者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调研材料来说话，摆事实讲道理，避免空对空地争论。摩尔根学派的学者，受压多年，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已经中断数年，会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是查阅新的国外资料。这几年正是国外遗传学及其应用学科迅速发展的时期，不仅是西方的遗传学和生物化学家弄清了遗传物质DNA的双螺旋结构，使基因论从假设发展到对具体物质载体的深入研究；甚至在原苏联，多倍体方法、辐射育种方法等被米丘林派批判的研究工作，也还在继续进行，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摩尔根学派的教学也还在该国一些大学里继续进行，这也是使许多人感到意外的。
会议邀请了一些不久前从国外回来的两派遗传学家参加会议，多数是从美国回来的摩尔根学派的新生力量，如中科院上海分院的施履吉先生；也邀请了三位刚从苏联回来的留学生，一位是学米丘林遗传学的赵世绪(北京农业大学)，另一位是学摩尔根遗传学的翟中和(北京大学，现为中科院院士)。此外还有一位也是学米丘林遗传学的周嫦(武汉大学)，刚从苏联回国，旁听了会议。他们带来了国际上遗传学最新的进展信息。由于国内遗传学、特别是摩派遗传学的研究已经停止多年，学术情报也少，这些信息对会议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
以李森科为代表的米丘林生物学是1948年以后才传人中国的，本来就先天不足，历史也短，在乐天宇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强有力的学派领袖人物，而主要是靠政治力量的支持而达到一统天下的局面。对其政治上的保护一旦撤消，学术上就不是摩尔根学派的对手。参加青岛会议的有摩尔根先生的人室弟子，如北大的李汝祺教授、复旦大学的谈家桢教授。但也许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别于俄国，在青岛会议之前没有出现像苏联的摩派学者和摩派支持者那样，在强大压力下还尽力坚持自己的观点和教学、科研工作；青岛会议期间也没有出现像苏联1948年会议上两派尖酸刻薄的语言。面对这样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派，青岛会议的组织方面，可能是出于中国式的考虑，也许是出于使政策保持连续性的考虑，对米丘林学派还是处处刻意保护的。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持中间观点的人。于是，在会议讨论中听到的，不是两种声音，而是三种声音，即包括中间派的声音。此外，两派的学者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示可以有条件地接受对方的某些观点，有的摩派学者说，在特定情况下环境可能对遗传发生作用；有的米派学者也说，如果不限于染色体的话，可以承认有遗传物质。这些发言，有的可能仅仅是文字游戏，没有本质上的意义，但至少在形成一种和解的会议气氛上是起了作用的。
会议有一个议题是关于遗传学的教学与研究。实际上这是关于如何重新开设摩派遗传学课程，和重新安排摩派遗传学及相关学科研究工作的问题。按照百家争鸣的精神，与会者的意见当然是同时开两门遗传学，恢复生物统计、田间设计等有关课程；同时安排两派的科研工作，翻译出版两派的著作。
半个月的讨论，组织者预期的目标圆满实现了。摩尔根派兴高采烈，兴奋不已。而米丘林派一统天下的局面结束了，这对米派虽说是很无奈的，但仍然保全了面子。至少在形式上，两派不分胜负。在会议结束那天的晚宴上，不少摩派的学者喝了酒，满面春风地发表即席讲话：复旦大学的谈家桢教授已有几分酒意但却非常兴奋地大声宣称“我没有醉!我没有醉!”北京农大的李竞雄教授上台的第一句话是：“我是Mor-ganism!”。被批判了6年之后，终于可以公开说自己是摩尔根主义者了，其心情犹同再一次得到了解放。
七、青岛会议之后．
青岛会议之后，大约有一年时间，出现了建国以后第一个遗传学的春天。会议精神通过行政渠道逐步落实。两派与会人员纷纷撰写体会文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汝祺先生的文章。《光明日报》1957年4月29日发表了李汝祺先生的文章《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这年2月份，毛泽东刚刚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百家争鸣是其中很精彩的一部分。毛泽东看了李汝祺的文章后，4月30日给胡乔木写了一个条子，指示《人民日报》转载此文。毛泽东为文章安了一个新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而把原来的题目作为副题；并为《人民日报》代拟了按语。
“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说得太好丁。因此，当1984年于光远同志提出把青岛会议的全部材料编印成书出版时，龚育之同志建议用毛泽东的这句话作书名。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非常妙，就这样定下来了。
当时在科学处工作的除了处长外，都是从大学调来的年轻尖子，在全国兴起向科学进军的高潮中，他们对于长期在党的机关工作多少有些不安心。那时没有读在职研究生的制度，处里作了一个安抚年轻人的“土政策”：每人每周可以有两天去进修业务，导师自找。青岛会议之后，我迫切感到对现代遗传学的知识了解太少，很想再学一点新东西。经过联系，我决定向已经调入北京农业大学的鲍文奎教授跟班学习多倍体育种，作了一个不是研究生的研究生。鲍先生给我开的主要参考书是Sinote&Dune的《普通遗传学》教科书，我看英文书的本事没有看俄文书大，但还是很有兴趣地慢慢地啃。看书主要是在宿舍里，每周两天到学校则主要是跟着做实验和田间工作。这方面，鲍先生的助手也是夫人的严育瑞先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这种非正轨的学习只持续了一年左右，到1957年反右运动一起来，就谁也顾不上专业进修了。进修时间虽不长，但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至少，通过向两派学习的对比，我对摩派的传统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有了进一步的体会。
好事多磨，1957年的政治运动一来，几乎把青岛会议的成果一扫而光。政治同学术搅在一起的问题再次困扰遗传学界。我本人也于1958年离开北京到外地基层去了。在这期间，对于中国遗传学的再一次反复我确实不甚了了。真正解决遗传学问题应该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
八、历史的教训
青岛会议已经过去40多年了，谁也不会低估它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可以明显地看出40多年前举行青岛会议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局限性。
50年代前半期中国发生的遗传学问题，根子在苏联。而苏联1935-1948年发生的遗传学问题，根子在斯大林和他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对遗传学的瞎指挥。遗传学问题实质上不是遗传学自身的学术问题，而是错误的政治干预造成的问题。“解铃还须系铃人”。因此，要纠正遗传学问题上发生的政治性错误，也只能借助政治的手段，用恰当的政治干预来纠正过去错误的政治干预。有意思的是，由斯大林一手制造出来的李森科案件在中国派生出来的不良影响，是由毛泽东亲手纠正过来的。解决乐天宇问题和召开青岛会议都是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下进行的。
青岛会议既然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而组织的，因此也必然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因此，不能把青岛会议当作一次纯粹的学术会议，不能用纯粹的学术会议的评价标准来评价青岛会议。青岛会议的主调是强调两派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如果从纯学术角度看，会感到有些“求同存异”的政治手法和和稀泥的味道。但如从纠正一个历史性的政治错误的角度看，评价就会大不相同了。
进入90年代，再也没有人说要两派互相学习这种话了。在几十年的科学实践中，打米丘林旗号的李森科学派作为一个学派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于。遗传学还会有不同学派，但遗传学只有一个。像斯大林导演下的李森科闹剧大概再也不会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