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篇土得掉渣的小文受到一些同龄博友的勉励，颇受鼓舞。山哥愿意把这些平凡人的平凡小故事交代得少许详细一些。因为它的确是刚刚过去不久的活历史。

大舅和母亲家乡首批被镇压的地主反革命中包括一男一女。男的就是他们所毕业高小的方校长。这个方某人也的确不识时务，四九年春天解放军都兵临长江以北了，他这个坚定的国民党员还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胡说：“长江自古天险。当年曹操83万大军都被火烧赤壁了，如今共军要过江也除非长了翅膀”！没长翅膀的共军很快就来了，积极分子一揭发，方校长立马就成了新政权的死囚了！说起来大舅也并不喜欢方某，因为他们这些调皮男生没少受过方校长的体罚和羞辱。可是大舅和母亲，都觉得方某还是一位不错的教育人士，罪不至死。另一位被枪毙的女犯是一位当地富有的女地主，解放军和工作队来了，一不逃跑，二拒绝提供军粮，立马给抓起来给枪毙了。

大舅心慈手软当不了行刑队长，自然还是有愿意升官发财的人士。不过大舅的接班人据说活也干的并不漂亮，近距离瞄准女地主的头打了好几枪，才把这个怒目圆睁的刚烈女人击毙。据说女地主头脑完全打烂，脑浆流了一地。那时母亲正念初中，她班上调皮的男同学观看行刑的回来，他们正吃早餐喝豆浆，男同学绘声绘色地描叙那女地主流出的脑浆特像这豆浆，弄得我母亲当场就恶心得吐了。母亲后来几十年也不再喝豆浆，因为她老人家的记忆和联想力都太强了。

回想山哥在国内30余年中，有多次机会观看死刑执行，我都回避了。无论多么罪大恶极的人，让我看着把他（她）的生命剥夺，我实在不忍心。联想到当年在澳洲语言中心英文课上有材料攻击中国故意当众处决犯人，违反人权，山哥当时真还没有勇气为之辩护。课后我悄悄询问日本政法研究生高岭有关日本是否还有宣判大会和当众执行死刑，他摇摇头说，明治维新后日本就不这么干了。当时我真为自己的祖国难过。列朝列代，包括民国还是人民共和国，看来都是靠恐怖震慑来维护政权的。六四以后，山哥猛然发现自己其实也像大舅和母亲一样，不是玩这种政治的料。。。

接着侃大舅。五十年代前中期中国社会还算基本平稳。大舅和贤惠能干的舅妈结婚后，表姐表哥一个个相继降世，给这个长期人丁不旺的家系带来了巨大喜悦。可是好景不长，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中国领导层从上到下都头脑发热，鼓吹”穷过渡”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中国农村猛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农民都被纳入公社和公共食堂的体制，基层干部有了操纵普通农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巨大权力。对这些作威作福的干部，大舅很不以为然，常常抵制他们的指手划脚，结果积怨与他们，终于在修建当地水库的工程中爆发。平心而论，那个水库的修建确有必要，以后也的确对当地的农业发挥了非常有益的作用。但修建过程中干部们简单粗暴，如同旧军阀，使自尊心较强的大舅忍无可忍。但胳膊扭不过大腿，大舅被当成落后分子的典型被水库建设指挥部抓了起来，绑在房柱上，遭到扁担猛击的酷刑，被打得奄奄一息。

在好心人的救助之下，大舅远走高飞，逃到与湖北交界的洞庭湖中心新开垦中的一个农场。大舅在那些普通农民移民中脱颖而出，很快成了分场下的一名队长。接踵而至的“三年困难”时期很快来临，大舅在那个农场无灾无难，可是在老家的曾外祖父和舅妈一家就惨了。极其有限的食物优先给了6位表姐表兄，八十多岁身体十分健康的曾外祖父被活活饿死（他老人家去世时还拥有一口整齐的牙齿，在那个年代的乡村十分罕见，让后人一直称奇）。可怜的曾外祖父至死还在为心爱的孙子（大舅）担忧，托人搭信叫他不要回来，免得受苦。

大舅和母亲见证的故乡在并无大灾的“三年困难”时期，作为“鱼米之乡”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惨剧令山哥终身难忘。对于刻意为这段悲惨历史涂脂抹粉的那些同胞，真不知他们的良知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