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吴越钱家的后裔，钱学森先生是第三十四代，我是第三十六代。”近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钱煦在谈起钱氏家族时，语气中难掩自豪之意。

同样让他感到自豪的，还有我国科技的飞速发展。他认为，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的科技发展一直在加速，如此发展下去，前面的风光将会“无限好”。

三十载飞跃发展世界瞩目

1949年解放之前，当时正在北大读医预科的钱煦跟父亲一起去了台湾，并在台大完成医学教育后，赴美留学，此后便在美国落地生根，成为美国科学院、工程学院、医学科学院以及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1995年，离开近半个世纪后，他重新回到祖国大陆。自此，他每年回大陆的次数越来越多，并指导北大、清华、浙大、西安交大、华中科大以及北京协和医院微循环研究所等单位的生物学研究。

在华中科技大学，有一个本科生的班级更是被命名为“钱煦班”。当班里的学生申请海外留学，他就给学生们提供咨询。

“当前，在世界科技的舞台上，中国的表现已经相当优秀。”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钱煦对我国三十年发展所取得的成就非常满意。

越来越多的国际性会议在中国召开，中国科学论文数量已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其中高水平的文章也占相当大的比例，中国科学家的声音亦愈来愈受到国际瞩目。

他认为，这离不开科学家的努力，但领导人的决策与支持也同样重要。拿经费来说，上世纪90年代，美国在布什执政时期，承诺科研经费在5年内加倍，经费年增长率接近15%，使科学研究一度进入“蜜月期”。

然而，紧接着在进入2000年以后，增长率迅速下滑到2%~3%，与通货膨胀速度基本一致，不仅抵消了以前的增长比例，而且使当初因经费加倍增加的科研人员，又因缺乏科研资本而转行，造成人才浪费。

而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间，科研经费一直保持20%的年增长率，每三年半加一倍。“现在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能够做到这一步。经费不是足够的条件，但也是一个必需的条件。”钱煦说。

同时，他认为，我国科技发展的另一推动力就是国家实行了积极的人才引进政策。“千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等海外引智计划不仅为国家吸纳了更多优秀科研人才，而且还促进了国内外研究者交流的机会，对年轻科学家成长非常重要。

“也有人认为学生出国留学可能会造成年轻人才外流，但是我认为这是人才的在外储备。”他认为，每年回国的人虽然依然比出去的少，但是纵向相比，归国的比例已经越来越高了。

尚须革新评审体系

钱煦认为，科研有两个重点目标，或是增加知识财富，或是有益于民生与社会发展。不过，无论是哪一点，都应坚持创新，尽量少做无谓的重复。

而当前，无论是项目审核、研究成果评价，还是研究人员升级，均过于注重量化。以论文发表为例，国内过于注重强调SCI期刊数量与引用次数，过于量化的指标已经影响到不少专家学者作研究的方向。

“虽然这些量化的成果也是考核的一方面，但是并不能当做绝对的指标。很多时候，研究者只想着一定要赶快把文章在某个杂志发出来，忘了研究的初衷本是为了创新；或者不能用充分时间达到卓越的水平。”他说。

同时，他认为当前国内的评审机制也应该予以革新。在项目评审过程中，可以请更多国外的优秀专家来审核，因为国外的专家没有什么利害关系。

尽管如此，他对我国科学创新的发展很是乐观。上世纪90年代，我国还仅仅是世界工厂。现在，自己也在不断作出新发现，制造出新产品。

“同样是半杯水，有的人看起来是半满，也有人看到的是半空，这是因为观者持有的态度不同。做人、做科研、做事情都应该以乐观的态度看问题。‘危机’也就是‘机会’。”他说。

“国家之间的竞争不能只看现在，要看长远，中国有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都没有的科技政策，也有大量愿意从事科研、为科研献身的年轻人，因此中国科学的未来是不可低估的。”钱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