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以成为一个“超级新加坡”吗？

 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占近80％的东南亚城邦小国。从很多方面看，新加坡都拥有一批令国人赞叹不已的亮丽数据。除了刚刚被山哥引述的“透明国际”列出的世界最廉洁最少腐败的国家外，她的“鸡的匹”达到5万多美元，被最新cia world factbook 列为世界第7，超过美国；她人均预期寿命也为世界第7，超过美国和多数西方发达国家。

 “新加坡经验”30年前首先由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先生访问中国时直接传授给邓小平。根据李光耀本人回忆，他原意是为了说服中国放弃对东南亚共产党组织的支持，便以新加坡为例推销他的所谓成功经验。他挑战邓小平道：祖先来自中国大陆的东南亚华人，包括他的家族，都是中国东南沿海破产的底层民众，基本上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几乎所有达官显贵学者，基本上都留在中国国内。可是如今当新加坡华人回到故乡祭祖，都为中国的贫穷感到震惊，为他们在新加坡的成就感到自豪！面对李光耀的不无道理的夸耀，邓小平不停地抽烟并陷入深思。中国果然很快停止了“支援世界革命”的策略，开始拜新加坡等“四小龙”为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让新加坡实在喜出望外。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的南端，面积约700平方公里，小于多数中国县域面积。人口约500万，除了华人外，还有马来人，印度人等。早期居民主要是马来人，1819年起成为英国殖民地，中国和印度移民逐渐成为主要族群，二战期间被日本占领3年半。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地位，后与马来西亚形成短暂联邦，1965年正式独立成为新加坡共和国。

根据新加坡的宪法，新加坡实行的是议会制／内阁制政府。国家机构三权分立，总统由直接民选产生，为国家元首。国会议员也是选举产生，总理从国会多数党中产生，其领导的内阁拥有行政权，从议员中选出内阁部长。因此新加坡总理是该国最有实权的人物。新加坡政府的高薪养廉政策使得其总理的年薪工资高达205万美元，数倍于美国总统！

在过去的40多年中，人民行动党一 直是唯一的执政党，在议会中也鲜少有能够形成监督力量的反对党。外界普遍认为，人民行动党对反对党以及异议分子的打击是毫不留情的，包括在选举前重新划分 选区、运用行政资源以及诉诸法律行动等。但同时不容否认的是，人民行动党确实在新加坡民众中拥有很高威望，在建国后的历次选举中该党的总得票率从未低于 60%。

有些西方国家指责人民行动党主宰了新加坡主要的政治舞台，因为国会成员绝大多数都是该党党员，三任总理李光耀(1965-1990)，吴作栋(1990-2004)与李显龙(为李光耀长子，2004- )也都是人民行动党党员。虽然国会的构成来自选举结果，但要把新加坡政治视作民主舞台并不具太大的说服力。新加坡即便是实行选举制度，有些人也认为新加坡政府体制似乎更接近一党执政而不是民主政治。

一般认为，新加坡言论自由的空间自1965年独 立之后就一直受到压制，虽然近年来为鼓励创意产业的发展以及展现更开明的政府态度，已经在这方面有所放松。有些人认为，人民行动党政府通过政府持股的方式 间接控制了该国两大媒体集团，反对声音也因为种种限制很难通过其他私人出版机构出版其著作或发表言论。而一直以来“记者无国界”组织的新闻自由度排名显示 新加坡为“无新闻自由的国家”，外国媒体对新加坡政府的批评往往会导致诽谤官司，或被限制在新加坡的发行量。此外，个人或民间组织也被禁止自行安装卫星天 线接收器，所有外国电视节目都可被审查。政府也对网络进行管制，具体管制情况不详，不过封锁的网站类型多为一些色情网站。

人民的行动自由并没有受到太大限制，但当局对一切集会活动都非常关注。在新加坡，只要达到一定数量的户外集会都必须向警方备案。新加坡的内部安全局拥有非常大的权限，被殖民地时期留下来的内部安全法授权可在必要时无限期拘留任何被怀疑可能对种族和谐与社会稳定造成威胁的人士，并可以在不经审讯的情况下扣押多年。有些人认为，这部法律在人民行动党政府对付共产党的时候被滥用。

此外新加坡的高压管制还表现在对日常行为的监督上：口香糖被 禁止在新加坡境内销售（医疗用口香糖除外）；随地扔垃圾、使用厕所后未冲水、在公众地方吸烟、乱过马路（不在指定的过路处过马路，如不利用天桥或隧道过马 路）、地铁上喝水或进食都会导致高额罚款或强制劳役，如罚在公众地方扫街；当地传媒记者会拍照被罚人士，被罚人士的「洋相」会刊登在第二天的报章的头条。 该国还拥有可能是全世界最严格的禁毒法律，携带毒品入境或藏毒作贩卖用途的主要刑罚为绞刑（根据现行新加坡法律第一百八十五章，未经许可而进、出口多于15克的海洛英，或多于30克吗啡或可卡因，或多于500克的大麻者，又或未经许可而制造任何数量之海洛英，吗啡或可卡因者，均属违法，而触犯该等罪行者会一律被判处死刑）。此外对于成人男性犯罪者（16岁以上50岁以下）还可使用笞刑处罚。不过虽然大多数外国人无法理解这些严厉的刑法，大多数新加坡人却认为重罚可有效遏止犯罪或破坏性行为。

十五年前，在澳大利亚一所美丽的大学校园里，山哥和来自日本，南韩，东南亚，欧洲，澳洲及拉美等多国留学生和学者一起，饶有兴趣地讨论了新加坡奇迹以及李光耀家族对新加坡的巨大影响。其中以日本政治学者高岭司的见解最有意思。高岭先生以东南亚政治研究为终身事业，新加坡当然是他关注的焦点之一。他首先表示专制政体同样需要民意来支持其统治，但由于新闻不自由，民意必然被官方导向扭曲。新加坡的高效和廉洁无疑是世界奇迹。英国剑桥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李光耀也是这个时代屈指可数的天才政治家之一。但是，中国的面积万倍于新加坡，人口也超过其250倍，中国要实行新加坡式的治国方略，恐怕成功的希望不大。

事实上，近20年来，中国学习新加坡已经远远超乎经济范畴。各地去新加坡考察学习的官员如过江之鲫，数目众多。上海从90年代开始，公开提出学习新加坡的各种管理经验。在很长的时间内，包括很多上海居民在内，许多人以为上海已经成功地拷贝了一个类似新加坡的廉洁高效威权的政府，没想到陈良宇集团的垮台和《蜗居》（由旅居新加坡的六六创作！）的面世，这个美丽的肥皂泡爆破使得每个人都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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