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是谁在真正统治美国（三）：左右互搏看民主真相

【简明提要】美国的统治阶级从本质上讲，其实就是金钱控制下的精英政府。 民主是一种为精英们作出的巧妙的制度安排。民主安排下的选举，实质上是一种使统治阶级精英执政合法化的程序。美国民主的本质，就是一个由民众在定期的、有程序和有规则的竞争性选举中选择由这个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或派别来合法执政的政治体制。无论民主选举的结果如何，对统治阶级的统治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民主制度下人民当家作主，实际上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这样的统治阶级在中国已经是一个现实，而这样的民主制度在中国也是可以期待的。

【正文】民主是一个美丽的神话。这个神话最为动人的地方，就是人民做主。美国宪法开宗明义就用黑体大字写着“WE THE PEOPLE。。。”。林肯（Abraham Lincoln）在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the Gettysburg address）中所揭櫫的那个“由人民，为人民的人民的政府（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百余年来，不知道激动了多少中国人的热血。这个理想无疑是美好动人的。所以连普通美国人自己也相信，在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不存在一个统治阶级。基于其才德，人人皆可达成梦想（people get where they going based on merits ）。统治阶级当然乐于见到这种观念深入人心。恐怕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统治阶级的话题，终究成了禁忌（taboo）的原因。在本文的前两部分里，我分别介绍了美国左派和右派对于所谓美国统治阶级的看法。他们的看法，给了我们一些理解美国民主的切入点。

根据两位作者自己对美国统治阶级的定义，无论就其家族背景还是本人的身世经历来看，他们毫无疑义，都可以算得上是美国统治阶级的一员。拉帕姆既有富豪和政要的家世，自己也算得上是个富人，拥有和主编对美国社会文化有持久影响的著名政论刊物《哈泼斯》。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社会精英。在明白无误地指出那些真正控制（command）我们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的富人统治美国。并操纵（manipulate）和真正控制（control）我们的民主过程的同时，他并不讳言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并且鼓励青年努力地加入到其中去。美国的左派明白这一点，他们没有打算要改变这个现实。当他们鼓励那些钟情于（sensitive to）民主的需求的人”为了维护民主制度”而加入这个统治阶级，并努力使这个“民主制度得以存在和成功的机会更大”的时候，美国民主制度的真相也就昭然若揭了。

右派对他们眼中的美国统治阶级，更多批判和否定。与左派的定义比较起来，右派的定义较宽泛，囊括了更多的内容，也包含了更多的成员。如果说左派的定义说到了根本，右派的定义就更为具体。如果摒弃这两者之间的党派之争，其实这两个定义之间没有根本的冲突之处，倒是可以相互发明。不管卡德维拉本人对他所定义的美国统治阶级如何不满，但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定义，卡德维拉其实千真万确就是这个美国统治阶级的一分子。如果从个人与政府渠道和政府资金密切相关的角度来看美国的统治阶级，卡德维拉与政府的关系不能说不深。他不但在其迄今为止的整个生涯中与政府（包括参议院、军队和大学）部门密切相关，他甚至还曾经是美国国务院里根政府交接班子的成员。从身份、地位的角度，卡德维拉当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一分子。唯其如此，他对统治阶级的批判，可以看作是insider's view，应该是深具说服力。结合美国社会的现实，来认识这个美国统治阶级，我们可以对美国的民主有更为具体的认识。

卡德维拉关于统治阶级的定义把所有依赖政府生存的人都划归统治阶级之列，包括教师，工会成员，甚至为政府工作的看门人清洁工（janitor）都包括在内，显然失之偏颇。虽然这些人是一个强势政府的既得利益者，是民主党人的铁票仓。然而，这点偏颇不能抹杀其定义的正确性。握有权力的（in a position of power）的官员及其幕僚（office holders and their retinues ）与他们的同路人（cooperators ），包括那些依靠政府的合同和资金发财的财团公司和商人以及他们的团队，工会的上层人物，两大党派的上层人物，那些在利润丰厚的的“非牟利”和“慈善”事业以及公共政策部门的从业人员，尤其是他们的上层，那些事业和财富都依赖于政府的或者直接掌握政府的权力，或在公司，尤其是大公司任职的人们，当然是货真价实的统治阶级。在全球化日益强化的今天，美国稍有规模的公司无不跨国经营。而国际化的公司必然会参与和依靠强势政府。并在政府中必然有代理人。所以一点也不奇怪，左派和右派不约而同地提到政府和公司之间的紧密联系。拉帕姆明确告诫统治阶级的新人，要尽量争取既在政府又在企业有任职的经历。而现实生活中的许多著名政治家，无不是政商两栖，家拥万贯。今天还是政府要员，明天摇身一变，又成了跨国大公司的CEO。或者某著名智库的高级主管。所以说政府与公司是不可分的，在相当多的时候，公司的意志就是政府的意志。

右派关于美国统治阶级的左倾意识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合符我们对美国现实生活的观察。要理解美国主流思想的左倾特点，只要想想几乎所有那些有关“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禁忌，比方说关于同性恋，平权法案，堕胎，女权主义等等，都是左派的意识形态就可见一斑。而这些左倾意识形态的重镇，当然是美国的大学。根据一项2005年的对全国大学教师的调查，超过72%持有自由派或左倾观念。其中50%是民主党人，而只有约15%持有保守主义观念。只有11%是共和党人。尤其是在社会人文学科，左倾倾向更加厉害。其中许多人认为在自己的课堂教学中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是他们的责任，所以著名大学的学生们受到左倾思想影响是必然的（参见詹姆斯皮尔森(JAMES PIERESON)《左派大学》（The Left University））这样的左派大学与社会的其他自由派和左翼的机构，比如好莱坞，公共部门，工会，大的慈善基金，新闻媒体等，当然，还有民主党，事实上形成一个非正式的政治联盟。万维的读者大多有美国大学的经历，有些现在就在这些大学担任教职，相信会认同这个观点。而美国的统治精英就是从这样的大学里培养出来。细心的读者如果观看了拉帕姆的《美国统治阶级》的电影，可能注意到几乎每一个拉帕姆和麦克访问的统治精英，都是毕业于象耶鲁，斯坦福，哈佛等等名校。所以，美国统治阶级的左倾倾向是不言而喻的。

有意思的是，卡德维拉和拉帕姆都提到统治阶级的礼仪生活（ritual life）。提到小圈子内的人际关系。提到像兄弟会（Fraternity），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这样的秘密会社一类的组织。这令人自然想起关于骷髅会（Skull and Bones）的传说。在介绍外交关系委员会时，拉帕姆明确地说，这是一个想要成为统治阶级的杰克必须加入的组织。在过去五十年来，所有美国政府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都是该会的成员。对于这些人来说，任何年薪低于50万美金的人，甚至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nobody is fully human unless he or she processes an income of at least $500,000 a year)。这些人当然是精英，当然是属于一个小圈子。他们差不多就是这个国家的顶尖高尔夫俱乐部所有成员，包括拉帕姆本人，都是属于这样一个小圈子。都属于这个外交关系委员会。吉米卡特就是从这个委员会起家而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

既然美国的统治阶级是这样一个精英阶级的小圈子，那么民主与这个阶级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民主是一种为精英们作出的巧妙的制度安排。民主安排下的选举，实质上是一种使统治阶级精英执政合法化的程序。谁的名字被放到选票上，实际上在选举之前就已经决定了。虽然谁最终当选必须要得到选民的批准和认可，其实这个结果对统治阶级并不重要。何况即使是这个民主的程序，也大有可以操作的空间。其决定因素，当然首先是金钱，其次就是党派政治。政治背后的金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而关于党派政治对选举的影响，卡德维拉提到了一个叫做gerrymandering的现象。我姑且把它译为“劫位蛮得”现象，或可译为“霸位”，即通过操纵选区的划分使某一党派在选举中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的选举行为：

从最高法院在1962年贝克诉卡尔案作出的裁决开始，通过确立单一标准的“一人，一票”的国会选区制，最终使得“劫位蛮得”的做法合法化。就是使反对党的选民集中在尽可能少的选区中，同时使自己党派的选民的选区尽可能多，从而导致己方胜选的结果。这一过程使得党在美国变得几乎如英国一样的重要。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州议会搞这种不公正的选区划分已达半个世纪之久。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国会越来越多的人只是跟从党的路线。虽然尚不及英国人，但也已经向那方向进发了。一旦有一方或另一方“安全地” “劫位蛮得”，选民的分量就会减轻，党的领导人的分量就会加重。他们可以更容易使议员们根据党的路线投票。

在一定程度上党的领导人不必担心选民。他们可以选择那些他们认为最适合、听话、享有特权、并愿意对话的人，在社会上代表他们。在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起， - 在世界各地，这种做法是普遍，长期存在的 - 政府指定的一些个人，企业和组织，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和部门，作为其（初级）的合作伙伴，以制定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政府授权它选择的人，使之成为其在这些部门的真正代理人，并奖赏之，从而使之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

由于金钱和党派对选举的操纵，选举不能不变成仅仅是一种使统治阶级精英执政合法化的程序。同时，由于绝对公平又可操作的民主选举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谓“民众都是愚蠢的”说法，并不完全是统治阶级蔑视人民的说法。因为绝对多数，全民公决往往并不总是产生对社会最有益的结果，所以，世界上许多成熟的民主制度，都是采取代议民主制的形式。像加利福尼亚这样常常就各种事务付诸全民公投的做法，就颇受诟病。而在美国民主的制度下，还有特殊的安排，以控制这类公投可能的损害。所以仅凭一个联邦法官就可以否决加州全民公投并多数人通过的反同性恋的法案。而亚利桑那州的移民法，可以在联邦法院中得到重审。因此，除非是选民被强制要求投票的国家如澳洲，投票率较高。另外象台湾地区，虽然投票率较高，但选举被操弄，族群被分裂，呈现出种种乱象。在现代成熟的民主制度下，选民参加投票的人数总的呈下降趋势。美国的投票率通常少于人口的50%。民主选举之于选民，不过是在统治阶级选定的范围内，挑选一个较不那么太差（less evil）者并给以合法化。因为实在不可能找到一个能令所有人都满意的政党或候选人。其积极一面是选民至少可以将在台上者选下去。使统治者至少在第一任期多少有些顾忌而已。

从以上种种看来，民主对统治者而言其实真是个好东西。民主制度的核心，它最根本的本质，其实就是选民普选制。“民主就是一个由民众在定期的、有程序和有规则的竞争性选举中选择国家执政者的政治体制。” 这个选民普选制最大最大的好处，就是使统治阶级的统治合法化。并在有规则的程序中，和平地实现这种权力的合法化的过程。当然，现代成熟的民主社会，还有其他许多正面的东西，比方说，平等、自由、法治、博爱、善治、自治、经济发展、和平、所有公民参与决策等等。但是所有这些正面的东西并不一定与这个核心有必然的联系。任何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除了这个选民普选制而外，还有许多辅助的，非民主的办法和程序，在社会运作中起重要作用。比方说，卡德维拉就非常推崇法国的考试制度。他说：

法国的制度更近于任人唯贤的制度（meritocracy：A system in which advancement is based on individual ability or achievement），在那里民选官员没有什么权力，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明确控制从婴儿如何抚养，到如何使用奶酪的每一个细节。通过严格考试的竞争，人们得以进入这个官僚体系并向上爬。好也罢坏也罢，至少它可以验证，法国的统治阶级都是一些聪明人。我们的不一样。进入法国统治阶级的入门学校，比如国家行政学院和巴黎高等理工学院这样的少数十余所法国名校要求在严格的覆名考试中胜过他人。从这些学校毕业，必须通过各种可能不及格的考试。而进入美国名校如哈佛，普林斯顿和斯坦福大学，与其说是通过考试，不如说是按日点卯，成绩说得过去，重要的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社会形象（social profile）。更无须提其他二流的学校了。70年代以来，从美国大学被淘汰几乎不可能。而且，一个公开的秘密是：“最好的”大学要求最少的努力并给予最高的平均成绩（GPA）。我们的统治阶级不是通过任人唯贤，而是通过吸收那些最能适应的人。最成功者既不用写作经得起批评的著作或论文，也无需透露他的学习成绩单。所以，通过负选择，这个统治阶级阻碍了自己的成长。然而他们越是这样自我作贱（dumb down：to make or become less intellectually demanding or sophisticated），却越是被认定为有智力的优势。

卡德维拉的有关看法是有点可笑了，其实法国也算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它所实行的这种种考试制度，不过是在民主制度之外的非民主的补充成分。美国也存在着大量这样的民主之外的辅助性的制度。包括落基山人所说的那个中层，那些各种行会和社团的自我管理（self policing）机制。还有民选官员自己组阁时挑选的那些助手（retinues ），其中很多人都不是通过选举产生，他们或者是竞选中的大金主，或者立下过别的汗马功劳，或者是哈佛或耶鲁的同学哥们儿，或者是某律师事务所里的合伙人，公司管理团队的同事，或者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兄弟。总之是他们那个小圈子里的人。他们都是统治阶级的一员。

最近万维博主李多转贴了一篇赵鼎新著的《民主的生命力、局限与中国的出路》，对这个问题有很好的论述。可惜这篇文章没有多大的反响，也未上据说是很有水平的万维导读。迄今，到我行文至此为止，仅仅有75次点击。实在是很遗憾的事。我建议所有本文的读者，所有关心中国的民主改革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赵鼎新的这篇文章。如果读者觉得该文太长，我可以在此略作介绍（大多采用作者的原话）。

首先，民主当然是个好东西。第一，民主最为有效地解决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问题。由于目前世界上大多数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政府，均已是民选政府，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还给一个国家增加了国际合法性。民主选举为国家提供了最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在具有竞争选举合法性的民主社会中，即使是执政者被赶下台也无关紧要。竞争选举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把政体和政府分开了。政府即使垮台也不会动摇民主政体的合法性。在具有竞争选举合法性的民主社会中，民众的不满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通过选举或其他常规程序的政府更迭而得到缓解。由于体制本身能够包容不同的选择，所以民众很难联合起来推翻这个体制本身。这也给民主社会带来了稳定性。其次，由于各路政治精英在程序化的权力争夺下达成了权力制衡，从而限制了国家的权力。第三，竞争选举合法性给民众带来了言论和结社自由，但这种自由同时也约束了人民的行为，缓解了社会矛盾，从而构成了民主国家中一个很重要的稳定机制。而且它同时又可以促进认同感和利益的多元化。民主制度也会造成百姓对于政治的一种成熟的冷漠，进一步增强了民主制度的稳定性。所以民主制度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

民主制度当然也有他的局限，虽然民主教的人们可能不同意。那就是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选举结果的非理性、民主对于原有社会结构的强化、民主社会的媚俗性、以及忠诚反对和稳定民主的困难性。有些术语比如忠诚反对，很难几句话说清楚。限于篇幅我不能在此展开。原文对此有精彩论述和具体事例，请参见原文。

现在，可以简短地谈一谈中国的民主改革。有人说，中国必须要先上好资本主义这一课，才能最终走上民主道路。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理。但是好也罢坏也罢，中国的资本主义改造，经历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已经完成。如今的中国，虽然仍然号称是社会主义，在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有很强的左倾传统，但在所有制上面，除了少量的国有资本，主要是所谓权贵资本和民间资本混合的资本主义。而共产党统治者，也在这个过程中，成功地变成了一个既有强大的资本，又有强大的政府的阶级。引用我在《美国的左派传统、全球化、和社会主义救美国》一文中的话来说，如果说美国左派对美国统治阶级的定义的关键词是金钱的话，那么右派对美国统治阶级定义的关键词就是政府。美国统治阶级的实质，其实就是由资本和金钱控制的政府。而今天的中国的统治阶级，在本质上与美国的统治阶级其实已经没有大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引进民主制度，使自己的统治获得合法化。当然，这个统治阶级没有可能自动退出。象网上愤青们那样谩骂会无损于这个统治阶级的一根汗毛。煽动暴民造反，恐怕也是无济于事。既然如此，当您不能战胜一个强大的对手的时候，您怎么办呢？当然是加入他。所以如果真正是钟情于（sensitive to）中国的民主制度的话，还不如象拉帕姆的麦克和杰克一样去加入这个统治阶级。并努力促进它的民主改造。其实我以为中国的统治阶级的精英们并不会象网上愤青们想象的那样愚蠢。既然民主是这样一个好东西，它可以使统治阶级的统治合法化，又能给他们留下足够的操作空间，中国的统治阶级的精英们为什么不利用呢？关键是他们是否有足够的政治胆略和气魄与政治智慧。也许在愤青们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我是比较乐观的人，至少我希望他们是有这样的足够的政治胆略、气魄、与智慧。在我看来，中国走上民主之路是可以期待的事情。而且这个进程会由他的统治阶级来主导。这种由统治阶级主导的民主改革，是一种最理想的途径。会较少付出社会动荡的代价。真正关心中国民主进程和人民福祉的社会精英，不是需要通过谩骂政府或者统治阶级，期待社会动荡，而是象《民主的生命力、局限与中国的出路》的作者那样，从理性的角度，提供一些可操作的改革思路，并从正面来推动它，更加具有建设性。当然，基于对民主以及统治阶级的本质的理解，对那种理想中的人民做主的梦想，也就不要抱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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