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代中期，中美關係正處於從“接觸合作”向“戰略競爭”滑動的結構性轉折點。此時，美國的國家精氣神中交織着一種極度矛盾的防禦心理，其底色中又是揮之不去的歷史創傷記憶。20世紀70至80年代，日本在汽車、電子與製造業的全面崛起曾引發波及全美的“日本恐懼症”。從底特律的藍領工人到華爾街的決策精英，當時都深陷於被“亞洲奇蹟”取代的集體焦慮中。

焦慮背面，則是基於霸權護持的路徑依賴。通過1985年的《廣場協議》、日元強制升值及密集的貿易壁壘，美國曾成功阻擊了來自日本的挑戰。這種“通過非市場手段鎖定霸權”的勝利經驗，固化成了美國的本能反應：一旦出現類似、具有系統性威脅的新挑戰者，美國會迅速將經濟競爭泛化為國家安全議題，不惜代價地放大風險，以此對沖自卑，重建“美國優先”的心理防線。

與中國相比，美國的精神內核更趨於“例外主義”。它視全球領導地位為天賦特權，這種心態決定了它在面對追趕者時，極易產生“存量博弈”的危機感，從而將對方的技術追趕，定性為對規則的逾越。

與此同時，中國在崛起中展現出一種基於集體主義的韌性。從改革開放初期的務實積澱，到2010年代的自信外溢，民族情感的升溫催生了從“跟跑”轉向“領跑”的國家意志。2015年《中國製造2025》的發布，標誌着這種戰略雄心從民間情緒上升為國家行為。然而，這種旨在實現“自強不息”的復興邏輯，在美方的戰略視角中被精準捕捉並解讀為系統性威脅，雙方的精神對立由此在深層結構上固化。

2008年次貸危機後，這種心理鴻溝進一步放大。中國依靠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迅速反彈，並成為全球增長的核心引擎，拯救了全球經濟。但這種表現，不僅沒有換來美國的感激，和對國際合作的溫情，反而讓美方察覺到了一個能在危機中自我修復，並對現有體系產生替代能力的強大對手。自此，美國的防範本能從自卑中異化，媒體與政界開始將中國的經濟繁榮結構化地解讀為，“國家資本主義的擴張”或“知識產權的掠奪”。至此，兩國的精神博弈從互補轉向對抗：中國將其定義為生存權與發展權的正當訴求。而美國則視之為對“自由世界秩序”的根本性挑釁。

回到那場ImageNet風波。

放在2015年的大環境下看，就遠不止“作弊醜聞”那麼簡單。那是中美AI從“並跑”到“競爭白熱化”的轉折節點：中國製造2025剛出台，美國開始視中國為系統性科技威脅；中國民族主義情緒上升，百度急於在ImageNet上證明自己而且還做到了；西方媒體和學術圈對中國崛起的警惕已到敏感期，任何瑕疵都容易被放大成“中國人又造假”的敘事。

技術本身的能力存在，4.58%成績並非憑空捏造，是真實訓練出來的。

一錘子砸裂的不只是百度在排行榜上的位置，更是那個時代中美科技互信的脆弱平衡。隨後幾年，美國人變本加厲，在硬件（芯片出口管制）和軟件（開源生態限制）上加速卡脖子，中國則被迫走上“自主可控”的硬核道路。

這就是團體（國家）利益綁架道德的經典結果，是兩個大國在科技賽道上，從“合作共贏”到“零和博弈”的必然碰撞。美國逼着百度輸了面子，但也加速了中國AI的覺醒。領先是真的，教訓是真的，轉折也是真的。

吳韌背了整件事最大的黑鍋，但如果剝開那些帶有偏見的判詞，真相絕非“作弊”二字所能概括。

從理工科的底層邏輯看，算法迭代本質上是實驗通量的競爭。官網當時的規則手冊更像是一份存在邏輯冗餘的代碼：它寫着“每賬號每周限提交兩次”，卻並未禁止多賬號並行。

對於這群習慣了與機器硬核肉搏、信奉“快速迭代”的異構計算專家來說，多賬號提交不過是提高採樣頻率、加速模型驗證的工程手段，是對規則漏洞的一次常規探索。在他們的思維模型里，這既非蓄意欺詐，更算不上違規，只是在模糊地帶進行的一次極其自然的技術突圍。

更像是在高考前夕，比他人多刷幾套卷子，多來幾次模擬考試練習，更加勤奮刻苦而已。

然而，這群單純的技術拓荒者撞上的，是中美關係風雲突變的槍口。

作為賽事主辦方的斯坦福大學，在當時日益收緊的國際輿論環境下，早已承受了遠超學術範疇的外部壓力。面對這起本質上屬於“規則解讀分歧”的事件，斯坦福並沒有選擇學術界的溫和溝通，而是順水推舟，以最高規格的“懲戒”來向西方政治氣候繳械投名。這種不近人情的狠手，更像是地緣政治博弈中的一場借題發揮。他們樂於看到一個中國領軍企業在巔峰時刻墜落，從而坐實某種預設的偏見。

在政治目前，斯坦福也會站邊。將鼓勵和促進人類科技的進步重任，拋在腦後。

百度隨後的迅速切割，則是一場徹底的軟弱表現。為了在國際輿論中卑微止損，公司選擇了犧牲掉最前線的負責人，親手把自己最頂尖的技術脊梁推上了祭壇。吳韌的個人申辯，在蓄意的火上澆油麵前顯得微弱而無力。在那個時刻，邏輯與真相本身已退居其次。這不再僅僅關乎個人的職業操守，而是技術精英在複雜的敘事博弈面前所表現出的集體性脆弱。他更像是一個在工程狂熱中悶頭趕路、卻在氣候驟變時被地緣政治浪潮吞沒的孤勇者，亦或是那個轉折點上的祭旗者。

如果從更廣闊的視野看，這種邏輯極其荒謬：難道所有通過刷題獲得的高考高分，都應該被視作舞弊而取消嗎？歷史上，美國人曾多次以同樣的邏輯懲罰來自中國的 SAT、托福和 GRE 考生，甚至是其國內的亞裔 SAT、CAT 考生。他們判定“罪惡”的理由，竟然是因為這些人的成績普遍太好，好到讓普通的美國人、甚至全世界的普通考生都無法企及。但這些裁判者從未願意睜眼看看：這群考生本就不是什麼“普通樣本”，他們是從地獄級競爭中篩選出的精英，原本就比普通人更聰明、更勤奮、更優秀。

美國人的這種逆向歧視，本質上是政治正確需要的犧牲品。無論是哈佛、斯坦福對亞裔申請者更高、更苛刻的門檻，還是對高分群體的集體壓制，都是這種邏輯的具體體現。

這是一種隱蔽的規則霸權：對方給出了滿是破綻的賽道，卻保留了在賽道之外隨時判你出界的權力。這種模糊的邊界，讓所謂的規則變成了可以隨意伸縮的繩索，不僅控制着競爭的節奏，更成為了針對特定入局者進行精準懲戒的工具。在這種不對稱的博弈中，成績本身的領先反而成了某種原罪，因為它觸發了規則制定者隨時可以降下的裁決。

百度的遭遇，本質上是這場偏見的加碼重演。在吳韌和這群技術精英的邏輯里，利用一切機會去迭代、去反饋，不過是理工男將勤奮發揮到極致的本能。他們跑得比世界快，是因為他們本身就更強。

然而，當規則制定者無法在同等強度下反超時，他們便利用解釋權，將這種“超越常規的優秀”污名為對規則的破壞。這根本不是一場關於公正的審判，而是平庸者對優勝者的圍獵。斯坦福的“狠手”並非為了學術正義，而是屈服於外部壓力，順水推舟地通過犧牲一家中國公司，來掩蓋對這種“可怕潛力”的恐懼。

不要忘了那段歷史：中國人都有罪！因為他們太勤奮！

吳韌的履歷其實相當硬核，每一步都是靠實力拼打出來的。

吳韌出生在四川一個普通的知識分子家庭。1984年，14歲考入中科大少年班，是1985年入學的馬東敏（李彥宏夫人）的師兄。那是當時全國理工天才的集中營。五年下來，養成了一種極度推崇智力、凡事只講底層邏輯的思維。。那是當時全國理工天才的集中營。五年下來，養成了一種極度推崇智力、凡事只講底層邏輯的思維。

對他來說，世界是由算力和邏輯組成的，只要邏輯上能自洽，規矩就是可以被優化的參數。這種性格在中科大下棋時就顯露了出來。吳韌是個國際象棋高手，拿過全國大學生比賽的個人前八名。大三時，開始動手寫國際象棋程序，試圖用算法復刻棋盤上的博弈。

但在20世紀80年代末，吳韌面臨的是極其簡陋的技術現實。當時中科大機房裡是主頻僅有16MHz或25MHz的Intel 80386處理器，每秒只能搜索幾萬個棋步位置。面對國際象棋指數級爆炸的搜索空間，吳韌必須把“評估函數”簡化到極致，這就像為了讓賽車跑快而拆掉座椅和外殼，只剩發動機在硬扛。

那是一個空有精妙邏輯卻被算力荒原硬生生卡死脖子的年代。

直到1997年，IBM的“深藍”靠着480顆專用加速芯片、每秒2億次的暴力窮舉擊敗卡斯帕羅夫，這場“算力即正義”的初次大勝，徹底印證了當年的直覺：在絕對的硬件代差面前，算法的精巧往往不堪一擊。

對他來說，“計算”與“博弈”是一回事。無論是下棋還是搞AI，贏的核心邏輯就是跑得比對手快、算得比對手深。這種對“搜索效率”近乎迷信的執着，讓他後來在異構計算和GPU底層優化上成了頂尖專家。

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拿到計算機科學博士學位後，進入惠普實驗室（HP Labs）擔任研究員，在異構計算尚屬荒原的階段，專注於並行算法的研究。隨後轉戰 AMD 擔任異構系統首席軟件架構師。那是 AMD 試圖撼動英偉達霸權的關鍵期，吳韌直接參與了早期 APU 的底層軟件棧設計。在這個階段，他深度解析了並行訓練的物理極限，並積累了大量的替代方案經驗，對手中每一行代碼能壓榨出多少 GPU 算力，有着近乎直覺的掌控力。

2014年加入百度硅谷辦公室時，吳韌已是公認的異構計算專家。百度將“岷蛙”（Minwa）超級計算系統的軟件架構交給他，正是看中他能將上千塊 GPU 扭合成整體、實現超線性加速的硬實力。這本質上是當年“深藍”邏輯在深度學習時代的指數級放大。

從法律與身份層面看，百度充其量只是辭退了一名美國 AI 專家。只不過，這名專家恰好是華裔。在當時的組織認知中，這並不構成一次“傷筋動骨”的技術自殘，而更像是一次對外風險的迅速切割。2015年6月，在被百度開除的輿論漩渦中，吳韌選擇讓這場風波成為職業生涯的強制轉折點。他厭惡那種為他人賣命拼殺，最終卻被像野狗一樣拋棄的低賤命運，決定親手奪回對自身命運的控制權。

同年底，吳韌重新回到他最熟悉的硅谷技術生態，創立了 NovuMind（異構智能）。這不僅是一家公司，更是他多年異構計算積澱的集大成者。他將目標精準地鎖定在AI芯片這一“硬核中的硬核”賽道，專注於開發針對邊緣計算、物聯網及自動駕駛的高效能、低功耗AI加速器。在算力即權力的時代，他試圖用最底層的芯片架構，去實現他在AMD和百度時期未竟的技術野心。

在世界級異構計算 / AI 芯片賽道中，被視為一支不可忽視的潛力力量。憑藉吳韌本人在高性能計算領域實打實的江湖地位，公司先後拿到了數輪融資，並在硅谷與中國兩地完成了戰略布局。吳韌以創始人兼 CEO 的身份重回戰場，繼續打磨他在 HP Labs 時期就開始構思的異構加速藍圖。

從結果看，那場陰影對他個人硬實力的損傷微乎其微。這場命運的錯置，反倒成為一記極具價值的助推，迫使他變軌，加速開啟人生的新篇章。

吳韌是不幸的，因為他在中國的文化環境下成長，習慣了中國特色的勤奮，同時，又被夾在中美兩國博弈的最敏感地帶，還特別出色。幸運的是，他是美國人，生活在美國。如果生活在六十年代的中國，結局會很不同。

我好奇：當年的百度內部，有沒有人懷疑這種做法的合理性？如果沒有，意味着什麼？如果有，心裡的懷疑是不是被說出來？有機會說出來？如果說出來了，有沒有獲得足夠的重視？如果說出來了，又被滅掉了，那又意味着什麼？一件看上去的小事，在企業文化層面，說明的很多問題。那裡面的很多人，都是在美國企業文化中浸泡多年的老將！

【節選自 《AI霸權：紀元啟示錄》（汪翔，即將出版）（第八章：百度的輝煌與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