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正处于从“接触合作”向“战略竞争”滑动的结构性转折点。此时，美国的国家精气神中交织着一种极度矛盾的防御心理，其底色中又是挥之不去的历史创伤记忆。20世纪70至80年代，日本在汽车、电子与制造业的全面崛起曾引发波及全美的“日本恐惧症”。从底特律的蓝领工人到华尔街的决策精英，当时都深陷于被“亚洲奇迹”取代的集体焦虑中。

焦虑背面，则是基于霸权护持的路径依赖。通过1985年的《广场协议》、日元强制升值及密集的贸易壁垒，美国曾成功阻击了来自日本的挑战。这种“通过非市场手段锁定霸权”的胜利经验，固化成了美国的本能反应：一旦出现类似、具有系统性威胁的新挑战者，美国会迅速将经济竞争泛化为国家安全议题，不惜代价地放大风险，以此对冲自卑，重建“美国优先”的心理防线。

与中国相比，美国的精神内核更趋于“例外主义”。它视全球领导地位为天赋特权，这种心态决定了它在面对追赶者时，极易产生“存量博弈”的危机感，从而将对方的技术追赶，定性为对规则的逾越。

与此同时，中国在崛起中展现出一种基于集体主义的韧性。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务实积淀，到2010年代的自信外溢，民族情感的升温催生了从“跟跑”转向“领跑”的国家意志。2015年《中国制造2025》的发布，标志着这种战略雄心从民间情绪上升为国家行为。然而，这种旨在实现“自强不息”的复兴逻辑，在美方的战略视角中被精准捕捉并解读为系统性威胁，双方的精神对立由此在深层结构上固化。

2008年次贷危机后，这种心理鸿沟进一步放大。中国依靠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迅速反弹，并成为全球增长的核心引擎，拯救了全球经济。但这种表现，不仅没有换来美国的感激，和对国际合作的温情，反而让美方察觉到了一个能在危机中自我修复，并对现有体系产生替代能力的强大对手。自此，美国的防范本能从自卑中异化，媒体与政界开始将中国的经济繁荣结构化地解读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扩张”或“知识产权的掠夺”。至此，两国的精神博弈从互补转向对抗：中国将其定义为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正当诉求。而美国则视之为对“自由世界秩序”的根本性挑衅。

回到那场ImageNet风波。

放在2015年的大环境下看，就远不止“作弊丑闻”那么简单。那是中美AI从“并跑”到“竞争白热化”的转折节点：中国制造2025刚出台，美国开始视中国为系统性科技威胁；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百度急于在ImageNet上证明自己而且还做到了；西方媒体和学术圈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已到敏感期，任何瑕疵都容易被放大成“中国人又造假”的叙事。

技术本身的能力存在，4.58%成绩并非凭空捏造，是真实训练出来的。

一锤子砸裂的不只是百度在排行榜上的位置，更是那个时代中美科技互信的脆弱平衡。随后几年，美国人变本加厉，在硬件（芯片出口管制）和软件（开源生态限制）上加速卡脖子，中国则被迫走上“自主可控”的硬核道路。

这就是团体（国家）利益绑架道德的经典结果，是两个大国在科技赛道上，从“合作共赢”到“零和博弈”的必然碰撞。美国逼着百度输了面子，但也加速了中国AI的觉醒。领先是真的，教训是真的，转折也是真的。

吴韧背了整件事最大的黑锅，但如果剥开那些带有偏见的判词，真相绝非“作弊”二字所能概括。

从理工科的底层逻辑看，算法迭代本质上是实验通量的竞争。官网当时的规则手册更像是一份存在逻辑冗余的代码：它写着“每账号每周限提交两次”，却并未禁止多账号并行。

对于这群习惯了与机器硬核肉搏、信奉“快速迭代”的异构计算专家来说，多账号提交不过是提高采样频率、加速模型验证的工程手段，是对规则漏洞的一次常规探索。在他们的思维模型里，这既非蓄意欺诈，更算不上违规，只是在模糊地带进行的一次极其自然的技术突围。

更像是在高考前夕，比他人多刷几套卷子，多来几次模拟考试练习，更加勤奋刻苦而已。

然而，这群单纯的技术拓荒者撞上的，是中美关系风云突变的枪口。

作为赛事主办方的斯坦福大学，在当时日益收紧的国际舆论环境下，早已承受了远超学术范畴的外部压力。面对这起本质上属于“规则解读分歧”的事件，斯坦福并没有选择学术界的温和沟通，而是顺水推舟，以最高规格的“惩戒”来向西方政治气候缴械投名。这种不近人情的狠手，更像是地缘政治博弈中的一场借题发挥。他们乐于看到一个中国领军企业在巅峰时刻坠落，从而坐实某种预设的偏见。

在政治目前，斯坦福也会站边。将鼓励和促进人类科技的进步重任，抛在脑后。

百度随后的迅速切割，则是一场彻底的软弱表现。为了在国际舆论中卑微止损，公司选择了牺牲掉最前线的负责人，亲手把自己最顶尖的技术脊梁推上了祭坛。吴韧的个人申辩，在蓄意的火上浇油面前显得微弱而无力。在那个时刻，逻辑与真相本身已退居其次。这不再仅仅关乎个人的职业操守，而是技术精英在复杂的叙事博弈面前所表现出的集体性脆弱。他更像是一个在工程狂热中闷头赶路、却在气候骤变时被地缘政治浪潮吞没的孤勇者，亦或是那个转折点上的祭旗者。

如果从更广阔的视野看，这种逻辑极其荒谬：难道所有通过刷题获得的高考高分，都应该被视作舞弊而取消吗？历史上，美国人曾多次以同样的逻辑惩罚来自中国的 SAT、托福和 GRE 考生，甚至是其国内的亚裔 SAT、CAT 考生。他们判定“罪恶”的理由，竟然是因为这些人的成绩普遍太好，好到让普通的美国人、甚至全世界的普通考生都无法企及。但这些裁判者从未愿意睁眼看看：这群考生本就不是什么“普通样本”，他们是从地狱级竞争中筛选出的精英，原本就比普通人更聪明、更勤奋、更优秀。

美国人的这种逆向歧视，本质上是政治正确需要的牺牲品。无论是哈佛、斯坦福对亚裔申请者更高、更苛刻的门槛，还是对高分群体的集体压制，都是这种逻辑的具体体现。

这是一种隐蔽的规则霸权：对方给出了满是破绽的赛道，却保留了在赛道之外随时判你出界的权力。这种模糊的边界，让所谓的规则变成了可以随意伸缩的绳索，不仅控制着竞争的节奏，更成为了针对特定入局者进行精准惩戒的工具。在这种不对称的博弈中，成绩本身的领先反而成了某种原罪，因为它触发了规则制定者随时可以降下的裁决。

百度的遭遇，本质上是这场偏见的加码重演。在吴韧和这群技术精英的逻辑里，利用一切机会去迭代、去反馈，不过是理工男将勤奋发挥到极致的本能。他们跑得比世界快，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更强。

然而，当规则制定者无法在同等强度下反超时，他们便利用解释权，将这种“超越常规的优秀”污名为对规则的破坏。这根本不是一场关于公正的审判，而是平庸者对优胜者的围猎。斯坦福的“狠手”并非为了学术正义，而是屈服于外部压力，顺水推舟地通过牺牲一家中国公司，来掩盖对这种“可怕潜力”的恐惧。

不要忘了那段历史：中国人都有罪！因为他们太勤奋！

吴韧的履历其实相当硬核，每一步都是靠实力拼打出来的。

吴韧出生在四川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1984年，14岁考入中科大少年班，是1985年入学的马东敏（李彦宏夫人）的师兄。那是当时全国理工天才的集中营。五年下来，养成了一种极度推崇智力、凡事只讲底层逻辑的思维。。那是当时全国理工天才的集中营。五年下来，养成了一种极度推崇智力、凡事只讲底层逻辑的思维。

对他来说，世界是由算力和逻辑组成的，只要逻辑上能自洽，规矩就是可以被优化的参数。这种性格在中科大下棋时就显露了出来。吴韧是个国际象棋高手，拿过全国大学生比赛的个人前八名。大三时，开始动手写国际象棋程序，试图用算法复刻棋盘上的博弈。

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吴韧面临的是极其简陋的技术现实。当时中科大机房里是主频仅有16MHz或25MHz的Intel 80386处理器，每秒只能搜索几万个棋步位置。面对国际象棋指数级爆炸的搜索空间，吴韧必须把“评估函数”简化到极致，这就像为了让赛车跑快而拆掉座椅和外壳，只剩发动机在硬扛。

那是一个空有精妙逻辑却被算力荒原硬生生卡死脖子的年代。

直到1997年，IBM的“深蓝”靠着480颗专用加速芯片、每秒2亿次的暴力穷举击败卡斯帕罗夫，这场“算力即正义”的初次大胜，彻底印证了当年的直觉：在绝对的硬件代差面前，算法的精巧往往不堪一击。

对他来说，“计算”与“博弈”是一回事。无论是下棋还是搞AI，赢的核心逻辑就是跑得比对手快、算得比对手深。这种对“搜索效率”近乎迷信的执着，让他后来在异构计算和GPU底层优化上成了顶尖专家。

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拿到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后，进入惠普实验室（HP Labs）担任研究员，在异构计算尚属荒原的阶段，专注于并行算法的研究。随后转战 AMD 担任异构系统首席软件架构师。那是 AMD 试图撼动英伟达霸权的关键期，吴韧直接参与了早期 APU 的底层软件栈设计。在这个阶段，他深度解析了并行训练的物理极限，并积累了大量的替代方案经验，对手中每一行代码能压榨出多少 GPU 算力，有着近乎直觉的掌控力。

2014年加入百度硅谷办公室时，吴韧已是公认的异构计算专家。百度将“岷蛙”（Minwa）超级计算系统的软件架构交给他，正是看中他能将上千块 GPU 扭合成整体、实现超线性加速的硬实力。这本质上是当年“深蓝”逻辑在深度学习时代的指数级放大。

从法律与身份层面看，百度充其量只是辞退了一名美国 AI 专家。只不过，这名专家恰好是华裔。在当时的组织认知中，这并不构成一次“伤筋动骨”的技术自残，而更像是一次对外风险的迅速切割。2015年6月，在被百度开除的舆论漩涡中，吴韧选择让这场风波成为职业生涯的强制转折点。他厌恶那种为他人卖命拼杀，最终却被像野狗一样抛弃的低贱命运，决定亲手夺回对自身命运的控制权。

同年底，吴韧重新回到他最熟悉的硅谷技术生态，创立了 NovuMind（异构智能）。这不仅是一家公司，更是他多年异构计算积淀的集大成者。他将目标精准地锁定在AI芯片这一“硬核中的硬核”赛道，专注于开发针对边缘计算、物联网及自动驾驶的高效能、低功耗AI加速器。在算力即权力的时代，他试图用最底层的芯片架构，去实现他在AMD和百度时期未竟的技术野心。

在世界级异构计算 / AI 芯片赛道中，被视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潜力力量。凭借吴韧本人在高性能计算领域实打实的江湖地位，公司先后拿到了数轮融资，并在硅谷与中国两地完成了战略布局。吴韧以创始人兼 CEO 的身份重回战场，继续打磨他在 HP Labs 时期就开始构思的异构加速蓝图。

从结果看，那场阴影对他个人硬实力的损伤微乎其微。这场命运的错置，反倒成为一记极具价值的助推，迫使他变轨，加速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吴韧是不幸的，因为他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下成长，习惯了中国特色的勤奋，同时，又被夹在中美两国博弈的最敏感地带，还特别出色。幸运的是，他是美国人，生活在美国。如果生活在六十年代的中国，结局会很不同。

我好奇：当年的百度内部，有没有人怀疑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如果没有，意味着什么？如果有，心里的怀疑是不是被说出来？有机会说出来？如果说出来了，有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如果说出来了，又被灭掉了，那又意味着什么？一件看上去的小事，在企业文化层面，说明的很多问题。那里面的很多人，都是在美国企业文化中浸泡多年的老将！

【节选自 《AI霸权：纪元启示录》（汪翔，即将出版）（第八章：百度的辉煌与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