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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窮人，就不懂政治、不懂經濟 “窮人經濟學”還是“窮國經濟學”？一字之差，意義大變。前者的重點在公平，後者的重點在發展：研究“窮人經濟學”，針對的是部分社會成員，關注財富分配和社會公平問題；而研究“窮國經濟學”（或“貧窮經濟學”），針對的是整個社會，關注社會整體經濟增長 老高按： 今天讀到一則消息：5月19日，溫家寶總理參觀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做了長達50分鐘的即興演講。溫家寶稱，一個領導人不懂得農民，不懂得占全國大多數的窮人，就不懂得政治，不懂得經濟。 這讓我想起，我2005年寫過一篇文章，也是由溫家寶總理的一段話引起的。他那年在人大會議之後回答記者提問，引用了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美國學者西奧多·舒爾茨（ 1902～1998 ）的名言：“世界上大多數人是貧窮的，所以如果懂得窮人的經濟學，我們也就懂得了許多真正重要的經濟原理；世界上大多數窮人以農業為生，因而如果我們懂得農業經濟學，我們也就懂得許多窮人的經濟學。” 恰巧當時我也對 以這位以研究貧窮經濟學著稱的舒爾茨比較感興趣，一知半解地知道點皮毛，在 接到 國內一家財經雜誌約稿信之後，就不揣淺陋地寫了一篇文章來拋磚引玉。現貼在這裡。 說起來，我也是溫家寶所說的“不懂得農民，不懂得占全國大多數的窮人”（雖然不是“領導人”），自然也“不懂得政治，不懂得經濟”。出身醫生家庭，在中共治下，家長和我本人在政治上時刻夾緊尾巴，家境卻還是被大多數人所羨慕的。不過，我從青少年時期起，尤其是在上山下鄉期間，在工廠當工人期間，接觸過不少窮人。 記得1973年，工廠被分配到一個推薦上大學的名額，一位被視作我的競爭者的同事對我講起他的成長經歷：童年時就每天要粘上百個信封貼補家用，粘一個半分錢。我聽後幾乎要向廠革委會主任申明退出上大學的競爭，讓他去——後來他與我都沒有去成，廠領導欽點了另外一個小伙子； 還記得1976年，那時我已經離開工廠到了機關，被派到五七幹校輪訓半年，到武漢郊區的東西湖農場一個生產隊的崔副隊長家“三同”。那可真叫“家徒四壁”，連張小桌子都沒有，與我們兩個幹校學員共餐，他把三個孩子趕到門外，用一個笸籮翻過來當“飯桌”，那笸籮上滿是鼻涕蟲亮晶晶的印跡，端出的是菜葉子煮麵疙瘩——這就是他能拿出的最好飯食了，就是舉債也不能讓毛主席派來的幹部吃包穀雜糧。“解放”27年了，勞動人民還過這種日子，真是讓我心裡不是滋味：這位老崔絕對不是好吃懶做和吃喝嫖賭之人啊！“三同”一天，我們兩位國家幹部各拿出了五元錢給他，用毛澤東的話說，“聊補無米之炊”……
靠高素質的人戰勝窮困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和他的學說 聽在法學院念過書的女兒談起，法學界不少人特別討厭法學某些分支——譬如“法律經濟學”：“經濟學研究投入與產出的關係，對根本沒有能力投入的窮人來說，學者當然就毫無興趣。你想啊，如果法律都這樣鑽到交易成本啊、回報率啊中間去，豈不是跟它最應該關注的社會公正和秩序問題背道而馳？” 法學分支暫且不論，至少對於經濟學，她說錯了：事實上，許多學者關心的恰恰就是窮人，例如獲得1979年 諾貝爾經濟學獎 的美國學者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W. Schultz，1902～1998）。
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W. Schultz，1902～1998）
2005年的陽春三月，舒爾茨一夜間在中國家喻戶曉，全中國人民都從電視屏幕上，看到溫家寶總理在人大會議之後回答記者提問，引用了舒爾茨的名言：“世界上大多數人是貧窮的，所以如果懂得窮人的經濟學，我們也就懂得了許多真正重要的經濟原理；世界上大多數窮人以農業為生，因而如果我們懂得農業經濟學，我們也就懂得許多窮人的經濟學。”
溫家寶總理道出了舒爾茨經濟思想值得國人關注的兩個重要原因： 第一，中國仍屬於發展中國家，還有許多人並不富裕甚至並未擺脫窮困——而舒爾茨正是研究窮困問題的； 第二，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民迄今仍然占中國人口的大多數——而舒爾茨的貢獻，正是將農業經濟學引進經濟學殿堂； 我想，還可以補充國人應該關注舒爾茨經濟思想的第三條理由：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而舒爾茨正是人力資本理論的創始人。 如果我說，在所有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之中，舒爾茨是最值得中國人鑽研其理論的一位，這並非言過其實吧。 來自農場，關注農業 西奧多·舒爾茨在二十世紀第三個春天，出生於美國南達科他州阿靈頓郡的一個德國移民家庭，父親是個小農場主。 提起南達科他，人們大概首先想起那座刻有四位總統巨像的拉什莫爾山。這個位於美國中央平原的州，其實大部分土地坡度平緩。在美國50個州中面積居第16位，人口卻是第44位，據2003年人口普查，全州才76萬人，每平方公里上人口密度僅為9.9人——可想而知，在一個世紀前舒爾茨誕生時，這裡更何等地廣人稀了。 南達科他88％是白人，其中半數是德國後裔，8.3％是印地安原住民。阿靈頓與其說是鎮，不如說是村，才400餘戶人家，人口不足一千。舒爾茨童年與所有德國移民家的孩子一樣，遠離塵囂，日子單調。綠油油的莊稼地和草場一望無涯，很少參天大樹，所以也沒有什麼柴禾，不少鄰居孩子整個夏天推着手推車在草地上到處跑，拾起牛糞餅，拖回家去，在柴草棚里碼得整整齊齊，晾幹了做燃料。 舒爾茨的青春期，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的經濟衰退日益深重的歲月，南達科他是美國最大的產金之州，更是美國的“糧倉”——黑麥產量居全美第一，春小麥產量居全美第二，畜牧業也很發達。南達科他人本來很以此為豪，但是經濟衰退打擊最狠的是農業，南達科他便首當其衝。舒爾茨後來在自傳中曾這樣勾勒：“從小就知道農民生計艱難。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農產品價格驟然大幅下降，跌幅超過一半，農民無力償還貸款，銀行倒閉……” 自己家和周圍鄰居家的遭遇，孩提時代田園風光的薰陶，刺激了小小年紀的舒爾茨“窮則思變”，去追問農業經濟的奧秘，思索窮困的本質和脫貧致富的機制。 名校並非成就事業的通行證 有誰要反駁“想有出息就得上長春藤名校”的偏見，最有力的例證就是舒爾茨。 舒爾茨的成才，與名校完全不沾邊。他年輕時並未顯得出類拔萃，沒上過中學，是在農業學校學習了幾年。1921年，19歲的舒爾茨在南達科他州立學院短期修了一門農業課，三年後他進了這所學院，三年內學完農業專業。學院名不見經傳，建校時間也不長，剛開始時就叫“達科他農業學院”，眼下它雖是南達科他州最大的一所大學，學生有一萬一千多，課程還是主要集中在農業、工程、護士、藥劑以及文科各專業上。大學自己飼養奶牛和羊，有自己的肉類加工廠和乳品工廠，每個星期將一萬磅牛奶加工成奶酪和冰激凌。 畢業之後，舒爾茨進了在大學排行榜上名次也不甚起眼的威斯康星大學研究生院，1930年戴上了博士帽。 在某些人看來學歷平平的舒爾茨，竟能在那個失業率漲得一塌糊塗的年代，沒太費事地在愛荷華州立大學謀得一份教職，靠的當然不是運氣和文憑。金子在哪裡都能發光，他在學術道路上開始脫穎而出，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發表了一系列關於美國農業危機的論文。隨後他將研究視野拓展至全球發展中國家。舒爾茨在擔任經濟學與社會學系主任期間，憑藉其學術管理能力，使這個原本默默無聞的系，一躍成為美國著名的經濟系之一。 對於舒爾茨來講，“人往高處走”的含義，就是“人往東邊走”：一步一步，從南達科他州立學院，往東到了威斯康星大學；又往東到了愛荷華州立大學，一干14年；1943年時，他再次往東：被經濟學精英薈萃的芝加哥大學聘用為教授。1946至1961年間，他擔任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主任，成為“芝加哥學派”最傑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從農業經濟學前輩到人力資本理論之父 舒爾茨最初研究的是農業經濟學，《紐約時報》在他獲諾貝爾獎時稱他是“農業經濟學老前輩”。他的突出貢獻是突破了將農業經濟局限在農學範圍內的傳統，使農業經濟學成為現代經濟學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自50年代起，舒爾茨通過研究農業經濟，延伸出人力資本理論，認為由教育、保健、人口流動等投資所形成的人的能力提高和生命周期延長，也是資本的一種形式，指出人力資源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原因，所以後來他又被經濟學界稱為“人力資本理論之父”。 舒爾茨也是最早研究經濟發展理論的學者之一，他把對農業經濟問題與人力資本理論的研究結合起來，對發展經濟學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他與一般發展經濟學家的觀點唱反調，在經濟發展策略上，他認為，現代農業也可以成為經濟發展的原動力。 從1952年之後的21年，舒爾茨一直榮膺芝加哥大學的查爾斯·哈琴遜特殊貢獻教授。1960年，他被推選為美國經濟學會會長。舒爾茨還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人文科學院院士。1972年，他在70歲古稀之年榮獲美國經濟學會最高榮譽——弗朗西斯·沃爾克勳章。也就在這一年，舒爾茨退了休，退休後仍被聘任為芝加哥大學榮譽教授。 1979年，由於“在經濟發展研究領域中所做出的貢獻，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所做的首創性研究”，77歲的舒爾茨，與另一名比他小13歲、出生於原英屬西印度群島聖盧西亞島（現為聖盧西亞共和國）的美國黑人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分享諾貝爾經濟學獎。 順便說一句：也在這一年，一名台灣青年從金門游泳來到大陸，幾經輾轉進入北京大學經濟系，後來成了舒爾茨的關門弟子，他就是當代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創始人林毅夫。林毅夫回憶說：“要是沒有碰到舒爾茨的話，大概也就不見得會真正地成為經濟學家。” 舒爾茨晚年依然筆耕不輟，91歲時還出版了《報酬遞增的源泉》論文集，分析對特殊形式資本的投資，它構成產生遞增報酬的人力資本的大部分，還細緻考察政治學和經濟學之間的衝突。1998年2月26日，這位經濟學泰斗以96歲高齡與世長辭。 舒爾茨著作等身，把代表作列出來，是一張長長的書目： 《改變農業》（1943年） 《世界糧食》（1945） 《不穩定經濟中的農業》（1945） 《農業經濟組織》（1953） 《由教育形成的資本》（1960） 《人力資本投資》（1961，1971） 《教育的經濟價值》（1963） 《改造傳統農業》（1964） 《世界農業中的經濟危機》（1965） 《經濟增長和農業》（1968） 《人力資源》（1972） 《處理不平衡能力的價值》（1975） 《農業刺激的扭曲》（1978） 《對人投資——人口質量經濟學》（1981） 《恢復經濟均衡——經濟現代化中的人力資本》（1990）等。 經濟學家往往是一名社會活動家，試圖運用自己的滿腹經綸來出謀劃策。舒爾茨不僅著書立說的才華像井噴一樣連續迸發幾十年，還先後擔任過聯合國糧農組織、世界銀行、美國農業部、商業部、聯邦儲備委員會和美國國會的經濟顧問。他不是在書齋里坐而論道，而是始終接近和注視活生生的現實。不論是他早年在南達科他，還是後來走遍各大洲——包括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他來到啟動農村改革的中國，只要有機會，他就會走下田間，與農場主和農工交談，饒有興致地觀察和推敲他們怎麼解決生產和經濟問題。 1929年夏天，他短期去蘇聯調研考察。當時蘇聯的集體農莊正在斯大林號令之下“星火燎原”，當年有1百萬戶農民進了農莊，占農戶總數3.9％，到第二年一下就激增到6百萬農戶，占農戶總數23.6％。這次考察使舒爾茨親眼看到共產主義紅星照耀下的集體農莊制度。1960年，舒爾茨擔任美國經濟學會主席後，和幾位美國經濟學家，應蘇聯科學院的邀請，再次前往蘇聯，進行交流、講學。這時正是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試驗各種改革手段來振興農業之際，舒爾茨後來說：“用上了我1929年的實地經驗”。 他還說：我一般避免呆在學校里講課，為了得到我想了解的，我到鄉下去，到真正的農莊去。相形之下，和大學人士、政府官員，美國駐蘇人員打交道，就不是我最能獲益的了。 “窮人經濟學”還是“窮國經濟學”？ 舒爾茨獲諾貝爾獎演說的標題“窮人經濟學”這一概念，眼下在中國已耳熟能詳，有人還渲染說，舒爾茨“將視角投入到被社會忽視的群體”，“為窮人疾呼，因為他敏銳地體察到，窮人更緊迫地渴望改變他們自身以及他們孩子的命運”。但是，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學者韓朝華指出：這其實是誤讀了舒爾茨——舒爾茨原話是“The Economics of Being Poor”，而“Being Poor”在英文中並非指“窮人”，而是指“貧窮”或“貧窮的狀態”，可以指人，也可以指社會或國家。照韓朝華看來，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舒爾茨文集《論人力資本投資》中，將他這篇演講的題目譯成“窮國的經濟學”，更為妥當。 “窮人經濟學”還是“窮國經濟學”？一字之差，意義大變。前者的重點在公平，後者的重點在發展：研究“窮人經濟學”，針對的是部分社會成員，關注財富分配和社會公平問題；而研究“窮國經濟學”（或“貧窮經濟學”），針對的是整個社會，關注社會整體經濟增長。 舒爾茨在這篇獲獎演說中，既談了“窮人”的問題，也談了“窮國”的問題，對其“Being Poor”應該怎麼翻譯才符合原意，見仁見智；在當今中國發展和公平這兩個主題都非常重要，學界目前左派和自由派又激烈爭論的背景下，雙方都希望從舒爾茨那裡獲得思想資源，都想把他“拉到自己這一邊”，也可以理解。不過，我個人看來，應該承認，儘管在這篇獲獎演說中，舒爾茨批評“經濟學家不懂窮人和富人一樣，渴望改變他們自己以及他們孩子的命運”，但他的理論主要還是有關“窮國”、“窮社會”或“窮經濟體”的理論，研究各類傳統農業社會的經濟特徵，目的在於揭示傳統農業社會陷於貧困的根源，並尋找推動其發展、進步的條件和途徑。 三領域研究成果熔為一爐 舒爾茨對農業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和人力資本理論都有開創性貢獻，雖然在一生的不同時期，研究的側重點不同，但他將這三個領域的研究成果熔為一爐，成為彼此貫通的完整有機理論體系。正是通過對農業生產率問題的研究，特別是大量實證研究，他提出人力資本理論，並進而將其應用到經濟發展領域。 自20世紀初期以來，國際學術界對改造小農經濟以及農業在整個國家經濟中地位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看，舒爾茨的理論正是這種認識的小結。20世紀50年代，經濟學家普遍重工輕農，將農業部門視為“落後部門”，認為農業對經濟增長不僅沒有益處，反而拖工業後腿。舒爾茨不以為然，他指出，歐洲、以色列、墨西哥和日本，都說明“現代農業能成為經濟增長的一台強大發動機”。舒爾茨對比了各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策略的成功與失敗的例證之後，斷言“重工輕農的國家無不遭到極大困難，而給予農業足夠重視的國家都至少是衣食無憂”。 不少學者和官員認為，農村落後根源在於農民沒有經濟頭腦，缺乏管理知識，不能充分利用資源。舒爾茨認為這些說法都戴了有色眼鏡。他斬釘截鐵地認為，農民並不愚昧，相反，“全世界的農民在權衡成本、收益和風險時，心中都會有一本賬。在閉塞的、孤立的、分散的範圍以內，他們都是精打細算的‘生意人’”，具有“關鍵的一種天賦，即企業家精神”。他根據危地馬拉的帕那加撒爾和印度的塞納普爾這兩個傳統農業地區的資料證明：傳統社會中，在世世代代試錯過程中積累的實踐經驗大都有很高的技術效率和配置效率——雖然只擁有極有限的資源，但能很經濟地利用，從中獲得最大化產出。然而，傳統社會中效率雖高，勞動生產率卻極低，所以還是貧困社會。舒爾茨這裡將“效率”與“生產率”兩個不同概念區別開來，別開生面。他強調，經濟發展不是一個增加投入的簡單問題，經濟學中有一條嚴酷的“邊際報酬遞減法則”，在舒爾茨看來，各類窮經濟體都是受困於收益遞減法則的社會，儘管在當代世界，幾乎所有窮國都開始經濟增長，但當資本、勞力、自然資源在技術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被不斷投入生產過程時，很快就會進入收益遞減狀態。所以，必須將傳統農業改造成現代農業。 “知識是生產中最強大的引擎” 改造傳統農業，必須引進現代生產要素。如何引進呢？舒爾茨開出三副藥方：建立適當的制度；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創造條件；對農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他在研究美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問題時，發現“土地被高估”，而“人口質量被低估”——人的能力和技術水平的提高，才是現代農業生產率迅速提高的更重要源泉，因為土地面積是一定的，土地因素在農業發展中的作用正逐步下降，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率遠高於其他投資。貧窮和貧富懸殊，都並非源於土地資源不夠或土地分配不均，“在改善窮人福利上的關鍵因素不是空間、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質量，提高知識水平”。 傳統的經濟學普遍強調物力資本的作用，舒爾茨將這種認識扭轉過來，強調人力資本。一個人的人力資本，表現為知識、技能、體力（健康狀況）價值的總和；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本，可以通過勞動者的數量、質量以及勞動時間來度量。人力資本是投資形成的，投資渠道包括營養及醫療保健費用、學校教育費用、在職人員培訓費用，擇業過程中所發生的人事成本和遷徙費用。根據他的測算，在美國半個多世紀的經濟增長中，物質資源投資增加4.5倍，收益增加3.5倍；人力資本投資增加3.5倍，收益卻增加了17.5倍。從1919年到1957年38年中美國的生產總值增長額，49％是人力資本投資的結果。 而在人力資本投資中，學校教育又是關鍵一環，“知識是生產中最強大的引擎”。舒爾茨堪稱教育經濟學理論的奠基人，在《由教育形成的資本》、《教育與經濟增長》、《教育的經濟價值》等專著中，第一個系統分析教育投資如何影響農業生產率以及經濟發展。他通過對1929～1957年美國教育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定量研究，測算出：各級教育投資的平均收益率為17％；教育投資增長的收益占勞動收入增長的比重為70％；教育投資增長的收益占國民收入增長的比重為33％——人力資本投資是回投率最高的投資。 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等理論都受到不少批評，計算方法也被人質疑。不過，他的開拓性研究，讓經濟學界的思想衝破了牢籠；他提出的脫貧致富思路，確實是“點土成金”的治本之策，比起發放補貼啊、援助財物啊、免除農業稅啊之類，他提出的方略，確實更有利於窮國和貧困地區舊貌變新顏。 附：溫家寶：領導人不懂得窮人就不懂得政治
據武漢漢網訊，5月19日晚，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回到自己的母校——中國地質大學看望師生，參觀了國家重點實驗室後，當晚8時34分，走進地大西區教一樓第二階梯教室，200餘學子全體起立鼓掌，掌聲和歡呼聲持續約半分鐘。 溫家寶以祝賀地大登山隊登頂珠峰為演講開場白。 溫總理說：“今天的新聞聯播播出了我們中國地質大學登山隊珠峰登頂成功的好消息，我向他們表示祝賀。這告訴我們，不畏艱苦和挫折，一定能到達光輝的頂點；而且，這也是我們的傳統。” 溫家寶說：“我在北京地質學院（中國地質大學前身）學習了近8個年頭，很早就想回學校看看。我本想準備演講稿的，但想着，回家跟家人談話不需要準備演講稿，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他說，他在擔任領導工作後，還一直關注地質問題研究。他上大學的時候，就一直很關注二疊紀和三疊紀的界限問題，這是一個古生物的問題。“剛才，參觀了學校的一個實驗室，現在用新的方法解決了這個問題，我感到很高興。” “2008年，在接受《科學》主編布魯斯·艾伯茨的採訪時，我說過，要是我不從政，很可能成為一名優秀的地質學家。” 溫家寶說，地質學不是一門簡單的科學，是一門深奧博大的科學，需要有志青年為它獻身，需要有志青年利用地質學造福祖國，造福人民。只要有人類存在，只要有地球存在，只要人類發展，只要地球變化，地質學就不會枯竭！ 溫家寶說，從政後，沒有忘記對科學發展的關注，仍在思考地球發展方向。對於地球科學的發展，在冰島考察火山和地熱時，與學習地熱的學生座談時，講了地質科學發展的六點方向。 一是地球科學應研究地球環境與人類的關係，還應包括天體。二是地質構造，特別是板塊變化對地球帶來的變化。三是礦產資源和能源，特別是需要新的實踐和理論。四是地質災害防治是涉及人類利益的重大問題，應該做到有效預報、預防和治理。五是現代科學在地質學的應用。六是地質科學要開發新領域。 溫家寶說，“1960年，我在校期間，很熱愛地質課程，除書本外，還曾鑽研過河流走勢變化和力學原理，還有北方磷礦成因。在工作之後，我還自己研究地質力學。作為科學工作者，思維應該是開放的，而不應是禁錮和封閉的，要只承認規律和真理，不屈服於任何權威”。 “一所學校最重要的，是要倡導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青年學生要有自己獨立的思考，這是最寶貴的。” 溫家寶說，“在母校的學習，使我養成了從不迷信權威的習慣，遇事總是要問一個為什麼，通過自己，探尋追求真理的腳步。熱愛科學，追求真理，是母校教給我的。現在，許多老師、同學也是這樣的。地球太大、宇宙更大，自然處在變化中，人類和社會存在發展，要不斷地探索，這才是科學精神。” “今天，我們學校登山隊登上珠峰了，相信地質工作也會登上高峰，母校又給了我克服困難的勇氣。” 溫總理講起自己的學生生涯，讀大一時，他一進校就生病了，需要隔離。生病期間，不能去上課，他還是認真鑽研。那一個學期，加上最難的結晶學在內，每門課程仍然得了優秀。 從那以後，他堅持鍛煉，颳風下雨都沒間斷，從開始爭取4小時上課、到後來8小時上課時間，一直到大學畢業，脫掉了病痛這頂帽子。 參加地質工作，就要跋山涉水。在祁連山工作，常常是帶一個饅頭，一路上遇到柴火就撿起來，在山上烤饅頭吃；沒有柴火，晚上回住地，吃一碗麵條、一個饅頭。參加工作後，生活條件艱苦，惡劣環境下，他告誡自己，人要有願意吃苦、而毫無（不）叫苦的精神。只要努力，不畏艱難，不怕挫折，總會進步。 溫總理說，當時他從來沒有測過遙控點，每一次，都是爬到設定地點，做好素描，填好圖，定好點。有時，下山還要背一包石頭回住地，累得不能坐下。 在工作的時候，曾經有過幾次危險經歷：在祁連山主峰，夜遇暴雨，深夜搬了三次家，總是先轉移設備和數據資料，之後才是自己的生活用品。 “還有一次是在過疏勒河時，走到水中間，突遇河水暴漲，水流很急，我緊緊抱着氂牛的脖子，半個身子已經浸泡在水裡，這樣過河。” 溫總理說：“跟大家講這些，我是想說，吃苦可以鍛煉人，不僅磨練一個人的性格，而且能造就一個人的精神。對於任何工作，能擔起來就勇敢的擔起來，不怕任何困難，甘受任何打擊和委屈，把工作做好，不把困難丟給別人。這種精神也是母校給我的。” “上大學後，我開始思考社會、思考人生。除學好專業外，還大量閱讀歷史、哲學、經濟等方面的書，一心想着為人民做點事情。” 溫總理說，作為一個熱血青年，想得最多的，是要和人民在一起。母校給了這樣的環境和條件，1963年、1964年在湖北、河南進行生產實習和畢業實習，經常到農村參加勞動，吃在老鄉家、住在老鄉家。假期到農村去，和農民生活在一起，吃一樣的飯、睡一樣的炕，利用這樣的機會了解群眾，認識他們的思想、感情，學習他們的品質。 在地質隊工作時，交了許多農民和牧民朋友。當時看到他們為了買瓶醬油、買點鹽要跑很遠的山路，拿幾個雞蛋到地質隊換錢，他就下決心把自己的一切獻給人民，這是最根本的，為國家和人民獻身的人生觀也是在母校期間形成的。 擔任領導職務後，走遍了全國的農村，特別是貧困山區、礦山、油田，住過山村、下過礦井。工作繁雜時間不多，但在周末還是下鄉視察，覺得和人民在一起非常親切。 溫家寶說，這些年，實行了九年免費義務教育，免除了農業稅，結束了推行2000多年的皇糧國稅，建立了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制度。 他說，一個領導人不懂得農民，不懂得占全國大多數的窮人，就不懂得政治，不懂得經濟。一方面推進經濟發展，一方面要努力推進社會公平正義，這是我們的目標。
溫總理在地大階梯教室與師生們交流。記者周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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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活埋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