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万兵工聚重庆 八年抗战建伟业（三）2011-10-05

兵工人物群星璀璨   海龟回国精忠报国

根据黄焕章、周建国等众多老兵工回忆当年，“加班加点是常事，每天至少工作10小时，有时十四五个小时，谁也没怨言，因为都知道这是为前线干！”除工人们挥汗如雨、努力劳作外，各厂厂长更是殚精竭虑。

他们大多留过洋，如21厂厂长李承干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终身未婚，从1919年进汉阳兵工厂到主持21厂，在兵工界服务30余年，成就卓越，先后改进陆军的八二炮、马克沁重机枪、捷克轻机枪、120迫击炮、2.36火箭筒及前线广泛使用的中正式步枪，“这枪的性能超过日军三八大盖。”

当年云集重庆的兵工专家真正是群星璀璨：

第2厂厂长熊梦莘，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第10厂厂长庄权，毕业于德国撒克逊工业大学；
0厂厂长陈哲生，是留学法国的工学博士；
第28厂厂长周志宏，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
第30厂厂长李世琼，毕业于美国满鸠司特大学；
第50厂厂长江杓（音shao)，毕业于德国勃莱斯劳工业大学；
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杨继曾，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

这批海外归来的学子，大多三十余岁，风华正茂，为民族存亡，他们在重庆奉献了才情与年华。长江厂前身的20厂厂长陈哲生，是留学法国的工学博士，回国后授少将军衔，专家柴文官回忆说：“我们厂能生产出5.7亿发子弹，陈厂长做了很大贡献。他后来定居加拿大。在重庆，有多少兵工专家付出过血汗啊！”“如果没有这样一大批专家，抗战后期那么多新式或改进武器，重庆是造不出来的！”

现在中国蜚声世界的兵工专家俞濯之、李乃暨、任新民等，青春岁月也在重庆度过。任新民——导弹与航天技术的重要开拓者，曾担任风云一号卫星、发射外国卫星等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他1940年在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毕业后，任21兵工厂技术员，在重庆抗战的8年岁月，历练了他的才干。

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更是传奇人物，他的外曾祖父是曾国藩，表哥是陈寅恪，亲家是蒋经国。俞先后留学哈佛、柏林大学，主攻哲学和数学，听过爱因斯坦授课，成为国际著名弹道专家，到台湾后三任国民党“交通部长”、四任“国防部长”，被认为是蒋氏内阁中最有学问最具国际声望的“部长”。

直到前几年，俞大维的名字才在大陆被人们重新提起。庆祝50周年国庆的一项重要活动是表彰为两弹一星做出巨大贡献的23位杰出科学家。在颁奖大会上，受奖的首席科学家钱学森在讲话中说：“……今天我们能交出这样一张成绩单，要特别感恩和怀念三位先贤前辈，第一位就是俞大维先生。例如在场的受奖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孙家栋、黄纬禄、徐兰如、沈正功及谢光选均系在俞大维的兵工厂及研究机构工作或资送出国留学培养出来的人才……”

俞大维是浙江绍兴人，1897年12月25日出生，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21岁时到哈佛大学攻读数理逻辑，拿到博士学位后又到德国大学攻读数学及德国哲学，并有幸系统地聆听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取得第二个博士学位后俞大维便留在德国进行兵器及战略研究。

俞大维于1933年任国民党政府兵工署署长，1946年初任交通部长，1949年赴台，1954年在台湾出任“国防部长”。1993年7月8日因病于台北辞世，享年96岁。

俞大维既非黄埔出身，又非职业军人，甚至终生未参加国民党，却以学者的身份担任“国防部长”这一既重要又敏感的职务，一干就是十年，并且口碑甚好，这不仅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即使后来也没有这样的事例。

1930年他奉命采购欧洲有名的博福斯（Bofors）工厂生产的75型山炮，他亲自到工厂所在地瑞典去洽谈。 当时国民政府每年都向该厂购买12门这种山炮，厂方也照例为他准备了12门，并告诉他将有一笔不菲的回扣（那时叫“佣金”）。当他知道这笔回扣正好购买 3台同样规格的山炮以后，立即平静地说：“希望你们赶工，15门山炮一齐交货。”这句轻描淡写的话让工厂的上层人士大吃一惊。

在兵工署工作的12年间，他不但注意国外科技动态，还专门成立了研究部门，开发研制适合中国国情的军械。在抗战8年中，兵工署下辖的许多兵工厂生产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保障了正面战场的武器供应，因此他常戏称自己是“打铁的”或“铁匠”，并以尉迟恭自况。

他是弹道专家，各兵工厂有重要武器试验，他必定亲临现场，并对有关技术人员进行指导。在重庆还成立了技术学校，为中国兵工事业培养人才，以兵工署的名义向国外派了不少研修生，后来，这些人才为中国国防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俞大维作为一名国民政府的抗战主要人物，他的住处跟蒋介石一门之隔，明明白白知道国民党兵败，却义无反顾跟老蒋到台湾。他的人格魅力赢得许多人的称赞。

长沙三次大会战 重庆兵器显神威

兵工史专家柴文官说，

抗战爆发后，国际对华军援主要靠四条线路：
一是以香港为中心的走私通道；
二是西北地区与苏联的连接线；
三是越南海防与中国昆明的法属印支线；
四是从缅甸仰光到昆明的滇缅线。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援冻结。
1940年9月，日军占领法属印支线，这条运输量最大（月运量15000吨）的交通线被切断。1941年12月， 日军攻占香港。
1942年5月，日军攻占缅甸全境，切断滇缅线。
中国外援完全断绝，此后虽开辟了驼峰航线，但由于喜马拉雅山雪峰阻碍，在三年半时间里，美 军牺牲飞机员1000多人、损失飞机600余架，且运量有限。
面对艰难环境，迫使重庆兵工“断不宜作依赖谁何之想”，只能“力图自存自强”。

湖南是中国著名谷仓。抗战时期，我第9战区驻防于长沙，中日军队在湘北新墙河一线隔河对峙。从1939年到1942年间，日军先后三次大规模进攻长沙，我军与之展开殊死搏斗，是为三次长沙会战。

“特别是1942年1月的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我军重创日军，共毙伤日军5万余人，俘虏139人，”兵器史专家李意志说，此役是在太平洋战 争爆发之初、美英军队接连失利形势下中国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国际反响强烈，“重庆产兵器在这场会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李意志认真研究了中日军队的兵器——

日军使用的兵器
1、6.5mm友坂三八式步枪：口径6.5毫米，射程2400米，是日本明治38年（1905年）定型产品。其枪盖上有一防尘盖，防止沙尘进入，又称“三八大盖”。该枪瞄准基线长，射击精度好，加之日军射击准确，曾给我军造成不小伤亡。但该枪口径小，杀伤威力小。

2、6.5mm九一式轻机枪：口径6.5毫米，该枪外形怪异，枪托偏右，俗称“歪把子”。采用漏斗式供弹。该枪口径小，威力不大，故障较多，射程1500米。

3、九二式重机枪：口径7.7mm，射程2700米，射速500发/分。由于采用30发弹板供弹，其实际射速只有200发/分，加之全重5 4.4公斤，在战场上机动性受限制。

4、九五式军刀：会战中，中日军队多次肉搏。日军当时大量装备的是九五式军刀。该刀俗称“曹长刀”，刀柄长230毫米，刀鞘长737毫米，刀刃锋利，制作精良。日军用其与中国军队的鬼头大刀对阵，并没占到多少便宜。

5、火炮：日军火炮原占有一定优势，多为100mm以下的山炮和野炮。

中国军队使用的兵器

1、7.9mm毛瑟步枪：我军部分使用是由德国、捷克进口的7.9毛瑟98式步枪，更多是由重庆21厂、1厂和41厂仿造的各型7.9步枪，又叫中正式。该枪射程2000米，性能优于三八大盖。

2、7.9mm捷克ZB-26式轻机枪：该枪是一种性能优异、在世界枪械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轻机枪。射程1500米，射速550发/分，重庆21厂大量生产该机枪，性能优于“歪把子”。子弹产于20厂。

3、7.9mm马克沁重机枪：民国23年金陵兵工厂由德国获得1908式马克沁重机枪图纸，进行仿造。重庆21厂大量生产该枪，射程3500米，射速600发/分，性能优于日军九二式。

4、火炮：主要装备重庆产60、82、120迫击炮和37战防炮、75步榴炮、100榴弹炮，分别产于重庆第10厂、50厂等，炮弹产于第10、11、21和50厂，由于弹药充足，我火炮发挥了威力。

“此时，中国的外援基本被敌切割，但我军强大的火力予敌大量杀伤，”李意志分析，“这与抗战初期我军炮火稀缺形成鲜明对照。”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日酋阿南 惟几大将率4个师团来犯，声称“要到长沙过新年”。由于新墙河至长沙的道路被我彻底破坏，日军仅能用马匹驮来不多的山炮和平射炮。

我守军将重庆制造的重炮放置岳麓山上，予日军毁灭性打击，“这次会战消灭的日军比台儿庄多几倍，10万川军作战勇敢，重庆的兵器作用巨大，以至日军多年不敢再犯长沙！”

抗战烽火中，9万多重庆兵工人与前方500万将士同仇敌忾，造出数以亿计的枪弹，为8年的浴血奋战提供了坚强保障。一场伟大抗战，造就一座英雄城市，今天，我们将目光聚集在那些历经峥嵘岁月的兵工人身上，是他们撑起了8年血战的兵器之天，撑起民族之魂。

“抗战前，我国多数兵工厂是一厂多能———既产炮，又产枪，不是大而全就是小而全，所以量少质低。这种局面，在重庆得到彻底改变。”重庆兵工史专家柴文官 称，如21工厂，战前既产枪又产枪弹，还生产迫击炮和迫炮弹。内迁时该厂枪弹厂先移交第20工厂，同时又接收了第1工厂的步枪厂和第20工厂的轻机关枪 厂，从而使该厂成为主要生产各种枪和迫击炮弹的专业厂。经过工厂的接收、移交和整合，统一了制式，重庆兵工产品的质量、数量飞快提高。

内迁艰难运设备 技工跳槽转兵工

“我们像逃难一样来到重庆，不少人在日机轰炸或伤寒病痛中倒下了，好不容易才把机器设备运到重庆。”回忆起当年到重庆的情景，82岁老兵工彭林生永 生难忘，“我16岁进工厂，17岁结婚请客才过3天就被日本的飞机炸到重庆来了。”彭林生从湖南烟溪第11工厂搬迁到了1工厂(现建设厂)。

“内迁之初，进兵工厂相当于进今天的银行，福利待遇好得很。其他行业的很多技工，都跳槽到了兵工厂。”老兵工彭林生回忆，当时除了每月发放三斗二升三大米外，一些战时紧俏日用品，如油、盐、煤，均由厂方组织运进，凭票供应，还免收房租。

彭林生告诉记者，当时兵工署认为工人赶造械弹，供应前方需要，其任务实与前线士兵同样重大，所以“予以缓役”。当局对兵工政策的全面倾斜，使各兵工厂在极短时间内恢复了元气。1940年，内迁重庆的兵工厂全部复工。

张连科，贵州水城人，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矿冶系毕业，任上海炼钢厂厂长期间，临危受命，将炼钢厂迁汉阳后与汉冶萍公司合并，后迁重庆大渡口，任钢铁厂迁建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建成大后方支援前线的最大钢铁基地，是重钢主要创始人之一。1945年逝世，年仅49岁。

抗战爆发时，上海遭到轰炸，张连科是当时的上海钢铁厂厂长，他挑起迁厂重任，先将上海钢铁厂迁到武汉和汉冶萍铁厂合并。上海钢铁厂迁至武汉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该厂不得不在几个月后继续内迁，选址在重庆大渡口。

1938年2月，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成立，当时的国民政府兵工署制造司司长杨继曾兼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张连科成为将汉厂迁渝的4名委员之一。水路从武汉到 重庆，必经三峡。当时的三峡，航标系统尚不完备，众多的职工一边躲避敌机的轰炸，一边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向内地搬运各种大型设备。职工们主动帮忙拉纤，不 少职工在拉纤途中倒下。

今天，我们可以从重钢集团档案处查到当时运输设备的重量：由武汉、大冶等地运输设备就达1070吨!沿途被炸损失了149吨。

经过几个月的长途搬运，各种巨型机器终于拉到大渡口长江边的河滩上。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下，这个大后方的工地上没有一台机动车，也没有任何起重设备。 所有的庞然大物都要全靠人力，一点一点地用滚木搬运。

赤手空拳的工人们，光着膀子，打着赤脚，操着上海话、湖北话和四川话等不同的口音，齐声喊着统一高亢的劳动号子，这是迄今为止留在张化声兄妹心中最深刻的记忆。

一年多后，钢铁厂的迁建初步走上轨道，因陋就简地为抗日前线生产出五百磅型的炸弹。1940年，日本飞机对重庆疯狂地进行疲劳轰炸，正在建设中的钢铁厂也 被视为侵略者“眼中钉”。当年10月14日前后，敌机连续好几天到大渡口上空，对钢铁基地进行轮番轰炸，从早到晚空袭不断。资料记载，敌人投弹100枚， 死伤职工百余人，毁住房百余间。

到1940年12月，迁建的新厂共产生铁约3000吨，耐火材料约900吨，铸铁440吨，制造了工兵器材约15万件。

到现在，重庆钢铁厂仍然是中国钢铁大企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