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４）餓死三千八百萬

張戎說，１９５８－６１四年間，“近3800萬人在大躍進和饑荒中餓死或累死。. . . 毛明明知道卻讓這幾千萬人餓死或累死” （４５６－７頁）。

她沒有提供任何資料證明“毛明明知道” 大批人頻臨餓死而沒採取措施拯救。她最有力的論據是：“在１９５８－５９年關鍵的兩年裡，光糧食出口就幾乎７百萬噸，這些糧食可以給３千８百萬人提供每天８４０卡路里，足以造成生死之別” （４５７頁）。

５８－５９ 年大饑荒剛露苗頭，毛不可能“明明知道” 糧食出口會導致大量餓死人。５９年的糧食出口合同基本上是根據５８年的糧食估產與國外簽約的。而５８年的虛報產量造成毛錯誤地“宣告５８年的產量是５７年的兩倍” （４６１頁）。如張戎所述，當時浮誇盛行，《人民日報》曾報道過單產達到“正常水平一百倍”的新聞（４４６頁）。看來毛對增產一倍的估計自己確實是相信的。毫無疑問他要為產生這種浮誇的政治風氣負責，也要為５９年未能及時發現饑荒並迅速取消糧食出口合同負責。當時中國的出口幾乎只有糧食，取消合同在國際信譽上的損失和毛的民族自尊可能都有負面影響。但這跟“明明知道卻讓這幾千萬人餓死” 是兩回事。

要客觀地判斷毛是否“明明知道”， 們不應低估當時獲取可靠信息的難度。一個現成的例子就與張戎有關。張戎在其自轉《鴻》中介紹，她父親是當時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不過她把自己父母所在單位叫做 “公共事務（Public Affair）部” ，其父的主要工作是到農村訪貧問苦。據她講四川饑荒造成７百萬人死亡。對此沒人比她父親更應該“明明知道”了。從饑荒到他去世的十多年裡，很難想象他沒把這些告訴也是“公共事務部” 官員的妻子，更難想象他妻子會在此後３０年裡對張戎隱瞞。可無論在《鴻》還是在這本書裡，我們都找不到從她父親那裡獲得的有關四川饑荒的任何信息。就連張戎那７百萬的數字，也是她出國十多年後才聽說的。如果一省之內專管農村“公共事務”的官員對本省人大批餓死都沒有“明明知道”的話，遠在北京的毛怎麼就一定“明明知道”呢？

其實對張戎來說，證明毛“明明知道”應當輕而易舉。她只須拿出證據，表明四川省委或“公共事務部”曾向北京匯報過大批農民頻臨餓死的情況並呼求緊急救濟，而北京沒有馬上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採取措施。如果張戎把找不出這樣證據的原因歸咎於毛的殘酷打壓，她應該至少舉出一個證據，表明毛曾制裁過哪怕一位向中央乞求救濟糧的幹部。她書裡講到的彭德懷不是恰當的例子，因為他幹了許多別的事情，比如張戎認為他“考慮過某種類似軍事政變的活動” （４６４頁），而且在廬山會議上當眾質問為什麼他不能“操”毛（２７３頁，片斷引語）。

為什麼張戎提不出毛“明明知道”的證據呢？大概與四川省委成功地掩蓋了四川的饑荒有關。其他嚴重餓死人的省的第一書記不久都被撤職，如河南的吳芝圃，安徽的曾希聖，山東的舒同，甘肅的張仲良。唯一的例外是四川的李井泉，反被提拔為西南局第一書記。李所以能瞞天過海的一個必要條件是對四川媒體的嚴密封鎖。而控制這些媒體的頂頭上司就是四川省委宣傳部，即張戎父親的“公共事務部” 。讓我們就此打住吧。

另外提一下，張戎的3800萬餓死人數頗有爭議。這跟 １９３７－４５年整個抗日戰爭中的中國人死亡數字基本相等了。為了讓讀者信服，張戎把國家統計局１９８３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鑑》作為支持這一結論的參考資料。可是，無論死亡率還是總人口數，她的數字都與該統計年鑑不同。她沒有告訴讀者這些差異，只是提到“官方１９８３年發表的統計數據有問題，因為地方公安局低報了１９５９－６１年的死亡數” （４５７頁）。張戎沒有解釋她的正確數字是怎麼來的。差別可是不小，如６０年的官方死亡率是２. ５４％，她的是４. ３４％。僅這一項就多“生” 出１千２百萬餓死鬼。

其實，按照張戎所解釋的算法（４５６－７頁），不論具體數字準確與否，那些人數應屬“非正常死亡” ，並不等於餓死累死。比如受營養不良影響但主要因為其他疾病死亡的病人，受醫療護理條件影響本可多活幾年卻“提早”去世的老年人。這些人的死亡可能在事後 的統計資料上占相當大的比例，但在當時卻不被看成饑荒的犧牲品，因而沒有引起政府與社會的高度重視。正因為如此，今天在中國找不到張戎宣稱的那種世紀大災難所應伴隨的普遍案例。

如果把張戎的邏輯用到俄羅斯震盪療法後的人口數據上，非正常死亡率比中國饑荒時還高。她應該贊同蘇共老黨員的觀點，判葉利欽種族滅絕罪。張戎“明明知道” 這是不公平的吧？

最後，讓我們看看張戎是怎麼證明毛甚至有意讓幾千萬人死亡的。她寫道： “我們現在可以完全確定地說毛準備犧牲多少人的生命” （４５７）。“毛說：‘象這樣工作，所有這些工程項目，中國可能要死一半人。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知道這話聽起來太嚇 人，他想推卸責任。‘死五千萬人’ ，他繼續說，‘我可能要被撤職，甚至掉腦袋，. . . 但是你們若堅持，我就讓你們搞，死人的時候可別怪我’ 。” （４５８）

張戎所引毛的話出自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１日在武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包括上下文的原話是這樣的：

“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要減輕點任務，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五百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鋼、 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多少人力財力，這樣一來，我看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死五千萬人，你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要不要搞那麼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明年３０００萬噸鋼，究竟要不要定這麼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陣，會不會死人？這次會議要唱個低調，把空氣壓縮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緊，有斷弦的危險”。

看了原文，“我們現在可以完全確定地說毛準備犧牲多少人的生命”了吧。

１５）文革整死三百萬

張戎所說的７千萬毛氏犧牲品中的最後一批，是死於文革的３百萬。“從毛髮動大清洗到他１９７６年死去的十年裡，至少３百萬人因暴力死亡。. . . 而這些屠殺是政府支持的” （５６９頁）。

她的３百萬數字的主要參考文獻，是《中國之春》，很難說是中立和客觀的雜誌。

文革時中國有２９個省市。張戎列出的死人最多的省份是廣西，“１０萬人被殺” （５６６頁）。要湊齊全國３百萬的總數，其他各省死人數也得達到廣西的水平才行。可張戎的第二和第三名，雲南有“１萬７千人被槍決，打死或被逼自殺”，內蒙有“１６２２２人死亡”（５６７頁）。讓我們假設廣西以外的各省死亡數都是２萬，加上廣西的１０萬，總共６６萬。張戎宣稱的３百萬里剩下的２３４萬，又成了她的“不為人知的故事”了。

現在讓我們看看毛對死人應負的責任。張戎說死人最多的廣西為我們提供了“最清楚的實例” （５６５頁）。在那裡兩派武鬥是由於其中的“一方拒絕承認毛任命的（韋）國清將軍的領導” （５６５頁）。那麼毛對兩派武鬥是什麼態度呢？據張戎說，文革一開始，“毛讓周恩來在（１９６６）８月３１日天安門紅衛兵大會上宣布：‘要文斗不要武 斗’”（５４０頁）。“１９６８年儘管北京不斷下令，各地武鬥屢禁不止。其中特別不聽話的是清華大學的蒯大富，毛曾用他來折磨劉少奇夫婦。蒯這時已成為全國最著名的‘左派’ ，決心要制服他在校內的反對者。他對上面多次指示置之不理，. . . 毛不得不親自出面讓他服從，同時把他當成例子來警告全國，武鬥必須停止” （５６４－５頁）。

既然毛阻止他身邊最器重的造反派武鬥，怎麼會支持廣西雲南內蒙那些邊遠省份的武鬥分子呢？張戎自己也承認：“毛掀起的風暴衝擊了他自己的權力。他不得不放棄區分左派與保守派的念頭，號召各派大聯合。可他的命令無人理睬” （５６４頁）。按她這個說法，顯然毛有發動文革之錯，並無支持武鬥之罪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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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勝利後和中國解放後人口爆炸是全世界的問題，當時中國的糧食產量趕不上人口增長。眾所周知農業生產的條件：土地資源、良種選育、水利建設、化肥農藥、機械化和農業技術進步，當時並不具備糧食生產高產出的條件。毛澤東搞大躍進冒進，農村和地方政府卻謊報產量，欺上瞞下。最後出現饑荒是必然的。土包子執政的共產黨政府沒有準備好，這也是一次執政黨的深刻教訓。

大饑荒過後的杭州6000人大會，毛澤東檢討並包攬了大躍進冒進錯誤，暫時退居二線，重新啟用陳雲負責調整經濟政策，也開始從國外進口糧食。全國上下關注農業生產和發展，中國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多人口，從此再無饑荒。

四川大饑荒餓死人，地方政府有很大責任，李井泉欺上瞞下不向中央和國務院報告實際情況，國務院負責部門不負責核查情況也應該追究責任。最嚴重的饑荒關頭，由於黑市糧票高價炒賣，四川省委宣布800萬斤人民手裡的糧票作廢，控制了黑市場。但是卻同時斷絕了民間調節饑荒的能力。地方政府隱瞞饑荒實際情況，不允許農民逃荒要飯，也斷絕了最後生存機會。

在2011年1月11日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中，官方首次承認〝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應該說是一個定論。現在全世界的研究者和得出三倍四倍甚至五倍數的不同，這就看各家的數字是如何來的，有許多學者和專家指出“謠言終究是謠言——餓死3600萬的謠言是如何出籠的”可以從網絡股溝。

張戎的書中的三年大饑荒餓死累死3800萬數字是從其他地方抄來的，“文革中政府支持屠殺人民300萬”算不攏，說明她數字概念非常模糊，而且沒有說明為何誤抄數碼，這不是草菅人命麼？為何那麼多網絡理工科學者和數學證明政偽不出來證一證呢？——蜜蜂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