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8-14 11:47:57 來源：紅網 作者：李躍龍 編輯：程賽 紅網官方微博

今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二戰）勝利七十周年，也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取得完勝七十周年。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抗日戰爭是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華民族歷經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戰敗、割地、賠款等等一系列屈辱之後第一次取得完勝的民族解放戰爭。在這一場戰爭中，湖南是重要戰場，發生在這裡的每一場戰役幾乎都牽涉到抗戰全局，甚至與蘇聯衛國戰爭、遠東反法西斯戰場息息相關，湖南人民作出了巨大的犧牲，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湖南是中國的“南天一柱”，湖南人民和駐湖南軍隊的英勇抗戰是取得這一場戰爭最後勝利的一個重要因素。此時此刻，作為一名湖南的文史研究者，面對歷史，緬懷先烈，心情極為沉重和複雜，我們應該用怎樣的文字來紀念和反思這場遠逝的戰爭，實在是一個沉甸甸的話題。

一、湖南抗戰的歷史地位

湖南在中國軍事史上占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其自然地理條件和社會經濟基礎，蘊蓄着雄厚的戰爭潛力，它既是中國政治軍事南北溝通的必經之地和主要戰場，又是支援華東、華南和西南作戰的鞏固的戰略腹地和後方。早在明代嘉靖年間湖南人就成為東南抗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甲午戰爭的東北戰場，湘軍將士更是馬革裹屍、喋血沙場。

抗戰一開始，湖南便是支援前線的重要基地。1937年8月13日開始歷時3個月的淞滬會戰，中國軍隊成功將日本侵略軍主力吸引並調到長江東線，避免了中日主力在華北平原的決戰，以己之長克敵之短，從而實現了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構想。在淞滬抗戰中，湖南是最早投入部隊、參戰人數最多、作戰最勇敢的省份之一。中國軍隊有70多個師投入戰鬥，其中第八、第十五、第十六、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三、第五十、第五十三、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七十七、預十一、一二八師等是原湘系部隊，據統計，參加此次會戰的軍隊有近四分之一為湘籍官兵。有人統計中國遠征軍自連長以上至營、團、師、軍、集團軍總司令，湖南人幾占三分之二，在騰衝國殤墓園裡安葬的9168名陣亡將士，其籍貫湖南72縣均有。

1937年10月18日，蔣介石委員長在南京接見湖南代表團時說：“此次抗戰，湘省何（鍵）主席、浙省朱（紹良）主席出力最多。”1944年3月5日，湖南省行政會議在耒陽開幕，省主席薜岳在報告中說湖南省“對國家貢獻居全國之冠，每年除供給軍棉7萬擔、軍布300余萬匹、軍糧1000萬石外，尚需接濟鄰省更大更多之需求。”1949年8月，程潛在向全國通電湖南和平起義文告中追述湖南對抗戰的貢獻時也說：“湘省在抗戰期間出兵達300萬，輸糧5000萬擔。”湖南一省的戰爭動員和保障能力以及對抗戰的貢獻由此可見。

1938年10月日軍占領武漢以後，湖南成為中國西南大後方的重要屏障，是聯絡東南各省未淪陷區的橋梁。湖南被國民政府選定為國防軍事工業和重工業基地，衡陽、芷江和零陵是中美空軍的重要戰略基地，駐防湖南的第九戰區成為威脅武漢和廣州日軍的重要力量。湘中的南嶽一度成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部署全國抗戰的臨時指揮中心（蔣行邸設磨鏡台），先後於1938年11月、1939年10月、1941年10月和1944年2月召開了4次南嶽軍事會議。

在白龍潭聖經學校召開的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有長江以南各戰區高級軍政人員200餘人參加，蔣介石主持會議並先後4次發表講話，尤其是中共方面周恩來、葉劍英的出席。會議檢討了抗戰初期階段得與失，決定第二期作戰以運動戰、游擊戰為主，將全國軍隊三分之一配置在前線，三分之一配置敵後打游擊，三分之一調後方整訓。會議還調整了軍事指揮系統，重新劃分全國戰區。這次會議實際上是中國最高軍政當局對抗戰戰略部署作出重要調整的會議，抗戰由戰略防禦向戰略相持的重要轉折。

1944年2月11日召開的第四次南嶽軍事會議，有第三、四、六、七、九戰區高級將領以及各省軍政人員參加，蔣介石用了兩個半天作《我軍對敵反攻的兩個方案與現代軍人應有之素養》的主題報告，用蔣的話說“第四次南嶽軍事會議，也就是我們預備反攻爭取最後勝利的一次會議”。也是在這次會議期間，蔣介石決定南嶽新落成的忠烈祠正門牌坊橫匾以及紀念堂碑文由他本人題簽。該祠成為國民政府祭祀抗戰陣亡英烈的一處重要場所，也是目前南嶽的一處重要人文景觀。1943年2月，中國的第一夫人宋美齡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呼籲美國加大力度支援中國抗擊日本。她用南嶽磨鏡台的掌故向美國民眾介紹中國人民如何浴血奮戰，指出美國主流社會認為希特勒比日本更危險、美國的援助重心應該針對歐洲戰場，這種認識是完全錯誤的。美國民眾第一次知道中國有個南嶽磨鏡台，它是抗日戰爭的象徵，也第一次比較多地了解中國抗日的重要戰場湖南。

抗戰中後期，湖南省成為抗日戰爭的重要戰場，從1939年9月開始至1945年7月止，湖南戰場牽動全國的抗戰全局歷時6年之久，一寸山河一寸血，中日兩國重兵在這一片土地上集結、對抗和拉據。抗戰正面戰場的22次大戰役，有6次在湖南省境內進行，計有第一、二、三次長沙戰役，常德戰役，長衡戰役和湘西戰役。除上述六大戰役外，湖南境內較大規模的戰役還包括1939年的冬季攻勢、1940年的夏季攻勢、1941年上半年湘鄂邊境通城九嶺爭奪戰、1943年春夏之交洞庭湖北岸保衛戰、1945年春粵漢南段保衛戰和1945年夏秋間的反攻作戰，等等。

長沙作為省會城市，在抗戰中曾四度（包括長衡戰役的長沙攻防戰）成為敵我雙方的會戰目標，這在人類戰爭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長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她與衡陽、常德一起完全可以入列中國的抗戰名城，實非虛言。

第一次長沙戰役是歐戰爆發後日軍對中國正面戰場的第一次大攻勢。日本為達到對國民政府誘降和軍事打擊的目的，集中10萬兵力從贛北、鄂南、湘北三個方向向長沙發起了進攻。第九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岳為保衛長沙，採取以湘北為防禦重點，“後退決戰”、“爭取外翼”的作戰方針，調動30多個師和3個挺進縱隊，共約24萬多人參加此次戰役。至10月9日，中國軍隊第一九五師恢復到進占鹿角、新牆、楊林街一線，日軍陸續退回新牆河以北地區，至10月14日，雙方恢復戰前態勢。

第二次長沙戰役是以中國第九戰區為主的部隊在長沙地區對日本軍隊進行的防禦戰役，歷時一個月。日軍為打擊中國第九戰區主力，摧毀中國軍民的抗戰意志，日軍第十一軍在湘北嶽陽以南地區集結了第三、第四、第六、第四十師團和4個旅團，總兵力達12萬餘人，展開攻勢，此次會戰歷時月余，中國軍隊共殲滅日軍3萬餘人，擊落飛機6架，擊沉汽艇9艘，使日軍妄圖一舉殲滅第九戰區主力的計劃遭到失敗。

第三次長沙戰役，日本第十一軍司令阿南惟幾所統率的30個大隊共約6萬人，為策應向香港進軍的日軍，向薛岳統帥的30個師30萬中國軍隊發動的牽制性攻擊。第九戰區一線兵團依託各陣地逐次抵抗，給日軍相當的損耗和打擊。此次戰役是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盟軍與日軍交戰的首場戰役勝利，因此稱為“長沙大捷”。

常德保衛戰發生於1943年11月至12月，侵華日軍為牽制中國軍隊對雲南的反攻，掠奪戰略物資，打擊中國軍隊的士氣，對第六戰區和第九戰區結合部發動的一場戰役。1943年11月，日軍糾集7個師團約10萬人進攻常德，中國軍隊則集中了第六戰區和第九戰區的16個軍43個師21萬人迎戰。中國軍隊依託陣地節節頑強阻擊，遲滯日軍進攻，給敵重大消耗，擊斃日軍1萬餘人。需要銘記的歷史是，在這次戰役中，日軍使用了鼠疫細菌，日軍飛機在常德沿城中心法院街（今建設西路）、關廟街（今朗州中路）、雞鵝巷（今和平西路），繞向東門外五鋪街、水府廟（今人民東路）等街區，一路投下麥粒、穀子、高粱、破棉絮、爛布條等含有鼠疫細菌的雜物。這是日本侵略軍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直至2002年8月27日，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在《731部隊細菌戰受害國家賠償請求訴訟判決書》中才承認日本軍隊在中國各地實施的細菌戰明顯違反了《日內瓦協議》，細菌戰確實造成了悲慘的結果及特大的損害。

長衡戰役又稱衡陽保衛戰，自1944年自5月底迄9月初，歷經3個多月。是日本軍部號稱“一號作戰”中交戰時間最長、中國軍隊抵抗最為頑強的一次戰役。長衡戰役也是中國抗戰史上敵我雙方傷亡最多，交戰時間最長的城市攻防戰。雙方參戰人數，國民黨軍先後投入16個軍，40多個師，約35-38萬人；日軍先後投入10個師團，約25-28萬人。尤為可歌可泣者，衡陽守軍在實力懸殊情況下苦守孤城48天。蔣介石曾命令全國軍隊於8月20日上午6點為衡陽殉國軍人默哀3分鐘。雙方傷亡人數，據日軍方面的統計，國民黨軍死亡66468人，被俘27447人，傷病132485人，合計226400人；日軍傷、亡6萬多人。而國民政府軍令部的統計，國民黨軍傷、亡90557人（死49370人），日軍傷、亡66809人。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將衡陽命名為“抗戰紀念城”。

湘西戰役也稱雪峰山戰役，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的最後一戰。侵華日軍此戰目的是爭奪芷江空軍基地，故又稱“芷江作戰”。戰爭起於1945年4月9日，止於6月7日。雙方參戰總兵力28萬餘人，戰線長達200余公里。湘西會戰我方取得了雪峰山大捷，殲敵3萬餘人。其最後一仗主戰場為漵浦縣的龍潭鎮、溫水鄉和洞口縣的高沙、江口、青岩、鐵山一帶。戰役以日本軍隊戰敗而結束。湘西會戰的勝利標誌着中國抗日正面戰場由防禦轉入反攻階段。湘西一戰，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勝利已成定局。歷史的巧合是，日本侵略軍向中國人民投降，洽降地點就在芷江。

湖南抗戰八年，還有一位不得不提及的人物，那就是抗日名將、第九戰區司令長官、湖南省政府主席薜岳。他是三次長沙戰役的總指揮，在省主席任上他提出了一條口號：“化路為田，運糧上山”。動員和發動民眾，堅壁清野，破壞路橋，遲緩日軍前進速度，不留一口飯給日軍。他是湖南抗戰的標誌性人物，1939年長沙市中心一條南北向主幹道曾被命名為伯陵路（薜因仰慕岳飛名“岳”，字伯陵。此路即今天的蔡鍔路）。這位湘省主席解甲歸田後在台灣嘉義農村隱居，1998年去世，享年104歲。

二、湖南省在抗戰中的損失和代價統計

湖南作為抗戰的重要戰場，為抗戰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在人員傷亡方面，根據多方統計綜合，官兵陣亡在30萬以上，民眾被日軍殺戮達92萬人，被炸傷、殺傷者達100.4萬人。抗戰時湖南省在經濟損失方面的調查統計，曾先後兩次大規模的核實研究。1939年下半年國民政府下令各地對戰爭損失開展調查，1946年12月湖南省政府統計室形成《湖南抗戰損失統計》，1948年1月又根據各部門和各縣市補報的損失，形成《抗戰損失調整表》文件，初步摸清了全省戰爭經濟損失的總數量。2004年，中央黨史研究室決定開展《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的課題調研。這項重大課題調研的成果，已編成《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調研叢書》公開出版，為國內外學者提供並為子孫後代留下一份關於抗戰時期中國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的系統資料。湖南方面按照課題要求進行了系統的調查、取證、核實、分析和認定，已基本得出在目前條件下最為嚴謹的數據。詳細清單如下：

全省直接經濟損失補報15項：1.省營礦業機器設備損失清單100億元；2.民營工礦業391家中42家有損失清單，349家未查報損失，應補報損失1.009億元；3.全省各縣通信器材有損失清單，未折算價值，補記28億元；4.尚有慈利、石門等37縣未報工業同業公會會員財產直接損失，按已報損縣份平均數核算補記28.29億元；5.尚有辰溪、芷江等23縣未報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財產直接損失，按已報損縣份平均數核算補記5511.053億元；6.尚有嘉禾、臨澧等35縣未報銀行業與錢業公會會員財產直接損失，按已報損縣份平均數核算補記30.33216億元；7.尚有安化、新寧等35縣未報礦業同業公會會員財產直接損失，按已報損縣份平均數核算補記22.274879億元；8.尚有臨澧、安化等27縣未報農會漁業基層會員財產直接損失，按已報損縣份平均數核算補記35.937億元；9.尚有芷江、黔陽等19縣人民團體財產直接損失數據因丟失而未報，按已報損縣份平均數核算補記3111.488983億元；10.全省各級各類學校損失少記91億元；11.日軍強征勞力損失按1945年物價指數折算計553.2215億元；12.掠奪兒童工資42.926197億元；13.強姦致死、致殘、致病婦女20萬人以上，需付給治療費、醫藥費、安葬費、精神損失費37720億元；14.掠奪金融礦產24893.9008億元；15.六大戰役的軍費損失在6億美元以上。以上15項統計17.091019億美元，加上1948年1月省政府統計處在《抗戰損失調整表》中已統計18.1848億美元，共計直接經濟損失35.275819億美元。

全省間接經濟損失方面，1948年的《抗戰損失調整表》中僅將遷移費、防空設備費、疏散費、救濟費、撫恤費、應變費等列入間接損失費。在1946年《抗戰損失統計》中也只有少數企業將可能生產減少和可獲利潤減少兩項列入其中。受當時認識水平和國內戰爭環境的限制，許多間接損失項目沒有辦法列入統計範圍內。因此，1948年的《抗戰損失調整表》統計的湖南全省在抗戰中的間接經濟損失僅為6878.11786773億元，折合1.0728億美元。經過最近的摸底調查，可以核實列入間接損失的至少尚有下列6項：1.募捐損失1767.89億元；2.人力資源損失包括常備兵役、民團、民工和流亡勞動力等10970.13427億元；3.難民救濟損失8983.1957億元；4.長沙大火損失60718.4388億元；5.抗戰八年用於防禦日軍鼠疫細菌毒氣戰引發的疫病而增加防疫費、衛生費、消毒病等1201.4409億元；6.因戰爭死亡920086人，重傷738512人，輕傷963786人，需償付掩埋費、治療費、醫藥費、撫恤費至少216.2341億元。以上6項增加間接損失76.3219316億美元，與1948年統計兩項相加共計77.39473億美元。

將以上直接經濟損失和間接經濟損失兩項合計，總數達到112.670549億美元，我們暫以“甲數字”相稱。應該說這個數字還是相對保守的。如果按照台灣國史館編修遲景德先生的研究計入每位戰爭傷亡者成本損失，僅人口傷亡損失就達到262.2383億美元（以每名傷亡抵1萬美元計），那麼湖南抗戰八年的總損失則高達374.908819億美元。我們稱這個數字為“乙數字”。戰後的湖南滿目瘡痍，又重新回到一窮二白的狀況，到處都是戰爭的創傷，更為嚴重的是，因為戰爭傷亡使湖南人口數量和質量斷崖式下降，摧毀了人力資源這個現代化最基本的條件，湖南近代化以來所積累的物質成果和經濟基礎不復存在，而且全省國民經濟完全崩潰，給全社會的戰後重建帶來重重困難。為了進一步說明抗戰期間湖南全省的損失情況，我們且用戰前1937年的數據來作一比較：1937年湖南的財政收入為1425.6618萬美元，甲數字（也就是直損和間損兩項之和）相當於它的78.9倍，即湖南抗戰八年的代價和付出大體相當於79年的全省1937年度財政收入；而乙數字則更為驚人，相當於262.9倍，即將近263年的1937年的財政收入。湖南社會生產生活的恢復步履艱難，其工農業生產直到1952年才恢復到1937年的水平。

三、這場戰爭留給史家的思考

這場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的戰爭已遠逝而去，七十年矣！從它爆發一開始到戰爭結束，直至今天，對它的說法有共識，也有重大分歧。人們深愛故土和家園，尊重各自的歷史，西方人以納粹德國進攻波蘭作為二戰起點，俄羅斯以衛國戰爭作起點，從戰爭的全過程考察，表述不同實際上也並不矛盾。但對於發生世界東方、由中華民族一肩扛起反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抗日戰爭，即使後來它也被納入二戰體系，成為東方戰場的重要主體，我們也不得不說，抗日戰爭又蘊含着特別的歷史內涵，不宜與二戰一概劃等號。它的持續時間比二戰長得多。

我們看待這場戰爭，它既有二戰的一般特徵，同時又有太多的中國因素和中日兩國的歷史原因。抗日戰爭既是中國近代史上繼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抵抗外國軍事入侵的最後一場大戰，同時又是日本自明治維新起即把滅亡中國作為其崛起稱霸戰略國策所形成的中日關係史的一次清算。正因為這一系列的複雜因素，我們在研究抗戰歷史的時候長期被歷史的迷霧所誤導，即使身處當時環境下的人們也糾結不清。

當1939年德國進攻波蘭、二戰爆發時，中國軍民在遠東已經同日軍侵略軍浴血戰鬥了8年，但中國政府事實上一直到1941年12月9日才由林森主席簽署文告正式對日宣戰。我們常常說“八年抗戰”，主要指盧溝橋事變到日本投降這一階段。其實由此上溯，從1931年“九一八”到1937年“七七事變”中國人民浴血奮戰已經八年。從“九一八”開始，日本侵略軍大肆蹂躪中國的國土、殺我同胞。事實上自“九一八”起中國軍隊的抗日鬥爭，其中就不乏頗具規模的戰役。

1932年1月28日，首次淞滬抗戰，雙方傷亡總計達2萬左右，是“九一八”後中國軍隊與日本侵略軍的第一次正式交手，也是中國軍隊第一次主動抵抗。戰火在中國土地上燃燒沒有引起世界主要是歐美列強的重視，但中國人民自己不應該忘記和選擇性忽視。“八年抗戰”這樣的表述沒有尊重歷史，也是對包括東三省人民在內的中國軍民的漠視，無論是基於事實還是道義，中國人都只能說“十四年抗戰”。

只要我們不忘記歷史，中華民族的抗日鬥爭還可以往上追溯。五四運動源於巴黎和會將德國在華利益輸送日本，導火索實為抗日；甲午戰爭中北洋水師覆滅，震驚朝野。湖南人開始嶄露頭角，湘軍出兵遼東，防守牛莊、營口，也是為了抗日。西方人稱之為第一次中日戰爭，顯然，在他們眼中，爆發在1930年代的那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應被稱為第二次中日戰爭。而湖南人在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武裝鬥爭中發揮重要作用，這在中國的各個省份中又十分獨特。在湖南省西部土苗雜處的土司地區，至今仍然保留下來一種“過趕年”的民俗，即源自於明朝時期土司武裝赴東南沿海抗倭。日本人在反思中日戰爭史的時候，對湖南這樣一個省份，應該會產生一種複雜的心態和情結。

重溫一部中國近代史，我始終把日本軍國主義看成兩個蹂躪和侵略中國最兇惡的敵人之一，滅亡中國成為了日本的國策，日本民族和社會已經被綁架上戰車，他們是加害者。而中國人民則是受害者，若不亡國滅種，唯有抵抗，這也是從甲午戰爭開始，到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日俄戰爭，到“九一八事變”、“七七”盧溝橋事變，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這裡結束了那裡又開始了，歷時之長、艱苦之卓絕，超乎想象的根本原因，它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組成部分，又非僅僅從屬於二戰，它在許多地方超越了二戰時空。西方從二戰視角看中國戰場，作為中國的歷史研究者則不能僅僅局限於西方的人文歷史概念。

我們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首先要從中國近代史的整體走向來把握抗日戰爭。其次，有關抗戰重大事件的名稱表述上需要正本清源，特別是不能簡單沿襲日本人的說法。比如，我們已習慣於稱“九一八事變”“盧溝橋事變”，“事變”在辭書上的解釋特指突發性事件，這是日軍精心挑選的一個中性詞，他們在有意淡化事件的嚴重性質，它已不是突發事件，它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日本侵略軍蓄謀已久的戰爭挑釁行動，它的性質和納粹德國1939年9月1日進攻波蘭和1941年6月22日進攻蘇聯完全一樣，9月1日被西方定義為二戰開始日，6月22日被蘇聯定為“德國入侵蘇聯紀念日”，也是蘇聯衛國戰爭的開始日，他們從來不會平平淡淡地稱之為什麼“事變”。還需引起重視的是，我們至今仍有歷史教科書和研究著作把很多抗戰中的大戰役叫什麼什麼會戰，比較多的沿襲了日軍戰史中的一些提法。我們應該向蘇聯人學習，旗幟鮮明地叫保衛戰，上海保衛戰、南京保衛戰、武漢保衛戰、廣州保衛戰等等。這裡面有一個誰主誰從的問題，抗日戰爭中國是主體。我們回溯七十年前的那場戰爭，這是第一點思考。

緬懷歷史，反思戰爭，從來都會有國家民族、意識形態和個人因素等等不同的角度考量。英國人比較重視英倫三島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和地位，美國人會津津樂道太平洋戰場、諾曼底豋陸開闢歐洲第二戰場和美國社會巨大生產力所提供的戰略物資對盟軍的支撐作用，蘇聯人則會強調蘇聯紅軍作為主力在取得二戰勝利所發揮的主導作用。這種突出自身的地位作用是無可厚非的，問題在於為了突顯自身的影響甚至為了政治目的去篡改歷史進而打壓同盟者並且刻意藐視其他主體作用的行為。而今在西方二戰研究領域，歷史不僅被不公正遺忘，篡改歷史在有的時候已讓人不安。比如故意“忽視”蘇聯在二戰勝利中的作用，比如中國在二戰中的作用無足輕重，日本投降是因為“兩顆原子彈”，把中國正式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定在1942年，一些研究者據此不認為中國是反法西斯同盟中平等的一員，而抗戰的損失統計居然不包括1942年之前，等等。說到底，這些學術領域的不正常現象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其本意是為解釋今天世界力量格局的某些特點，為解釋美國或者其他大國想要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這是違背歷史研究規範和學術倫理的。

在國內研究領域，我們欣喜地看到，抗戰研究呈現出一道與國外氣候迥異，更為開放、包容、公正、嚴謹、科學和理性，逐漸擺脫國共兩黨恩怨的平實學術研究的獨特風景線。在大陸，正面評價國民黨抗戰已成為主流意見，並且上升到政府政策層面加強對抗戰老兵生活待遇的保障。對比改革開放以前設置的研究禁區，是一種巨大的進步。在台灣，也越來越多地理性評價中共領導的敵後戰場和游擊戰，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對毛澤東人民戰爭理論和抗日持久戰戰略，得到了較高認同。研究家們認為，毛澤東的持久戰理論與國民政府軍政高層“游擊戰與正規戰相配合，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取時間”的策略有異曲同工之妙，科學地解決了中國抗戰的戰略戰術以及取勝的途徑、道路和方法。對戰略認識的趨同客觀上為協調全國抗戰、建立更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供了條件和可能。原來那種共產黨“游而不擊”和國民黨“消極抗戰”一類的聲音也越來越小，更多地是嚴謹公正的研究和實事求是的評價。

但是，隨着多媒體網絡技術發展，一些新的奇談怪論借歷史研究的外衣紛紛出籠。比如流行一種“共產黨在抗戰中僅犧牲一位將軍”的說法，以影射共產黨保存實力、消極抗戰。作者罔顧國共兩黨軍隊的不同性質、在授銜等制度上的較大差別，有意歪曲歷史。這裡包含有對湖南人在抗戰中所作犧牲和貢獻的整體評價問題。因為在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隊伍中，其高中級將領和下層士官湖南省籍較多，其中團級以上陣亡犧牲者就有十多人。有人專門統計中共團旅級軍事將領在抗日中犧牲的人數，東北抗聯75位，八路軍76位，新四軍26位，華南遊擊隊8人，共計188人。當然，這些極端說法都只是時代雜音。我們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從歷史研究的角度，還要更多的理性和持平，實事求是，深入研究，真實還原這一段讓人銘刻心骨的歷史，警示後人，這是第二點思考。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和反攻階段後，湖南全省成為重要戰場，我們已經縷述了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重大戰役，並且實事求是地核算了湖南所作的巨大貢獻以及全省民眾所付出的慘痛代價。為什麼是湖南人承擔了這一份職責？湖南人民的奮鬥犧牲精神為持久抗戰作了最好的詮釋，一寸山河一寸血，日本侵略軍在這裡卻步，日軍妄圖打通武漢和廣州交通線，美夢在湖南破滅。這裡成為拱衛大西南戰略後方的屏障，這裡是中國軍民用血肉鑄成的銅牆鐵臂和鋼鐵長城，成為中國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中流砥柱，這裡是中國的“南天一柱”。七十年後，我們流連在三湘四水，抗戰紀念塔碑、忠烈祠、烈士墓等等幾乎遍布每一個角落，無數抗日英烈長眠在湖南這一片熱土，世世代代受人祭奠和膜拜。

一位前賢曾在日本作《湖南少年歌》，“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湖南人“盡擲頭顱不足痛，絲毫權利人休取”。非常遺憾的是，日本人當年幾乎沒有在意或者讀懂楊度的這些詩句。但有意思的是，我看到了一份日軍參謀本部在1943年根據現地作戰情報資料匯總的《湖南兵要地誌概說》，與其他兵志中介紹各省民風互有長短優劣所不同，他們對湖南人真正沒有半句壞話，通篇都是“尚武”、“好學”、“質樸勤勉”、“世淡利”、“慷慨進取”、“堅忍力行”等等，如潮好評，令人驚詫。由此可見，湖南人在日軍心目中是有極高地位的。更為不易的是湖南民眾的人道精神高度，在湖南，還有為日本戰沒軍人所修的墓冢，他們作為侵略者做了異域的孤魂野鬼完全是罪有應得，但中國人民以德報怨，窮凶極惡的侵略者也得到寬恕可以入土為安。第三次長沙會戰結束後，九戰區參謀長吳逸志中將曾為黃土嶺倭冦萬人冢作聯：巧逗干戈，喪命上國，可恨亦可憐，聊修京觀慰春夢；欣歌秋社，瘞旅暫抔，既安猶且固，莫作冤魂厲此墟。這種展現人道主義和人類高尚情懷的善行，讓人感慨萬千。七十年後我們回顧這場戰爭，不能不為我們的前輩湖南人點讚，湖南人在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生死存亡巨大考驗中的犧牲精神，驚天地而泣鬼神，也會為後世萬代湖南人引以為驕傲和無比自豪，這是我的第三點思考。

深刻反省這場戰爭，維護好世界和平。我們可以從湖南抗戰的巨大傷亡和慘重代價來推算整個中華民族所遭受的苦難，以及被日軍占領的鄰國和地區民眾的災難。日本軍國主義是中國和亞洲遠東地區戰禍的根源，日本是加害者，被日軍占領蹂躪的地區和民眾是受害者，這個事實不容混淆和模糊。現在有一些日本人士借紀念廣島長崎核爆、東京大轟炸，復原日本平民所歷經的戰爭苦難，並且以日本是世界上唯一受到核武器攻擊的國家來贏得社會的同情和理解，這一點無可厚非。但是這一場人類歷史上空前大浩劫是由日本軍國主義所發動，日本法西斯是這場浩劫的罪惡元兇，日本民眾既曾是加害者中之一分子，也曾是受害者，但大和民族的這場災難，肇事者是日本軍國主義，這卻是大是大非，絲毫不能模糊。非如此不足以以史為鑑，非如此不足以以啟將來。

中國和日本，一衣帶水，歷史上有相互學習的典範。在漫長的歷史階段，日本譴唐使來華學習，把漢族制度文明帶回日本，中國在相當長的時期是日本的老師。日本明治維新後特別是進入二十世紀，許多傑出的中國人東渡日本，向日本學習，日本成為中國的老師。中國的民主革命，不管其動機和目的如何，中國的革命志士和革命活動，都曾得到日本政府和民間社會的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庸諱言，一部分是向日本學習的結果，日本向我們提供了無息貸款和技術，這中間既包含了日本政府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發動對華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深沉災難的道歉和反省，更包含有日本社會對華友好、與鄰為善的一片誠意。中日之間，和平友好，是兩利雙嬴的。反之，我們總結中日戰爭的後果，則是兩敗俱傷。尤其是當今，日本在戰後贏得超常發展而步入連續滯脹二十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之後，日本社會右翼化傾向明顯，軍國主義借屍還魂勢力有所抬頭，中日兩國是步入二十世紀上半期重演戰爭悲劇，抑或是認識總結歷史，吸取經驗教訓，避免戰爭，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值得深思。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日本走出經濟滯脹，要靠和平發展而不是戰爭，中華民族實現復興，和平環境更是首選。我們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要更加珍愛和平，只有全社會一起來制止戰爭，才能說真正吸取了二戰的歷史教訓，這是第四點思考。

末了，茲恭錄七十年前湖南人民在國立湖南大學禮堂慶祝抗戰勝利的門聯作為本文的結語：“雪百年恥辱復萬里河山秦漢無此雄宋明無此壯；集三楚文章吊九原將士風雨為之泣草木為之悲。”

作者簡介：李躍龍，湖南省政協委員、省參事室（省文史研究館）副主任（副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