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在中国实践共产主义过程探索中的一次严重失误。之所以发动“大跃进”，本来就是要以尽快的时间，赶英超美，使国家富裕强大起来，摆脱当年那种被动的、被帝国主义封锁隔离的状况。目的并没有错，错在毛泽东等领袖人物对自然科学及其规律认知局限，包括对现代化经济生产常识缺乏了解，而急于求成。人民日报最新传播“亩产万斤”虚假信息，推波助澜，各级党的干部官员也制造了大量虚假报告蒙蔽中央。牛皮吹起后党内开始头脑发热。导致决策失误连连，造成了以后三年的 “大饥荒”。

原标题：“大饥荒”年代几个罪责难逃的省委书记

作者：刘懿德

   在三年 “大饥荒”里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估计数字从一千万到四千万。丁抒的《人祸》和《从“大跃进”到大饥荒》对此有比较客观的描述。

   目前，有两点是普遍公认的：一、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１年的三年 “大饥荒”里肯定饿死了不少人；二、不论总共饿死了多少人，四川、安徽、河南、山东、甘肃是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

   从全国范围来说，饿死人的责任在中央， 除了中央的责任以外，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应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们的个人责任使该省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死亡率。所以，他们理应受到更多的清算。

   这五个省委第一书记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这几个人，除舒同以外，都是在“庐山会议”上攻击彭德怀的猛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甚至是罪行有些什么样的认识，又受到了什么样的惩处。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

   李井泉是接任邓小平为四川省委书记，解放初期以强制征收“公粮”著名被邓小平赞赏，其名言是：“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 在中央已经开始纠正左的政策的时候，李井泉还扣住毛泽东的纠正错误政策的《党内通信》不下发，致使四川的经济复苏晚于全国其他省份。对此当时分管农业的四川省委副书记廖志高（１９６５年接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承认：

“在当时的情况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或工作中失误主要有三条：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员的自留地恢复得迟了，这两条比全国其他各省市大约迟了半年到一年；特别是错误地搞反“瞒产私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大、后果严重。”（“反瞒产私分”是广东赵紫阳搞起来的，毛泽东开始很赞赏，很快下发报告到全国，后来发现是错误的，立即阻止。但是，全国已经铺开，强制性地又挤干了人们最后的救命粮。四川李井泉一直坚持“反瞒产私分”。同时，在大饥荒严重时期宣布800万斤“粮票作废”断绝了民间储备自救最后生路。---蜜蜂）这三条失误给群众带来更大困难，对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是我们应当记取的沉痛教训。”

（四川省委上报的死亡人数是400万，公安部统计死亡人数为800万，廖伯康撰文认为“大饥荒四川饿死1000万左右”，他自己解释这个数字是简单从57年人口总数7000万减去60年人口总数6000万得来的，其中没有三年中自然出生和正常死亡的数字，也没有因为灾祸逃荒离开四川的人口统计数字，。--蜜蜂）

李井泉本人则一直未见有任何认错的表示。１９６１年，李井泉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文革中，李井泉被斗得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的揪斗；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自杀；儿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实在是很惨。但是从文革至今，从未听到任何人说过李井泉的好话。

（ 参见东夫的《麦苗儿青菜花黄　－　川西大跃进纪实》）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

 官方公布的安徽死亡人数是２３７万，有人推算达８００万。曾希圣搞“大跃进”积极，后来搞“包产到户”也积极。搞“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曾希圣没有受处分，反而于１９６２年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曾希圣在安徽搞“包产到户”救人于水火，却为此受到批判。据说在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期，刘少奇主持批判曾希圣，曾希圣连个椅子都没得坐，自己端把椅子参加会议。刘少奇还扬言要把曾希圣批倒、撤职、枪毙。不因为搞“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而是为搞 “包产到户”。１９６５年，曾希圣调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文革中安徽造反派将曾希圣从四川揪回安徽批斗时，曾希圣曾说：“我在一九六二年是刘少奇斗下来的。”老毛后来也证实：“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要开除曾希圣党藉”、“要置他于死地”。曾希圣死于文革中的１９６８年，至今安徽人对曾希圣仍是毁誉皆有（见徐恒足的《曾希圣和“包产到户”》和茆家升的《〈曾希圣和“包产到户”〉读后》）。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吴芝圃先是河南省长，在“大跃进”开始后以“反右倾”为名，斗倒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自己当了省委第一书记，成为第一把手。见徐明的《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一文。河南死人最厉害是信阳地区，河南全省死亡２００万人，信阳地区就占了１００万。为此，有１３万干部受到审查，９８３人被撤职，２７５人被判刑，其中县级以上干部５０人。但是，吴芝圃却得以从轻发落：１９６１年７月，中央任命刘建勋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１９６２年４月，吴芝圃调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他自己曾在检讨中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文革中吴芝圃遭揪斗，死于１９６７年。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

   有关山东的“大饥荒”，王兆军的《皱纹里的声音（之一）》中有如下描述：“大量的、大量的人被活活饿死！那时的山东，真可以说是饿殍遍野，尸横村巷。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舒同先生，那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当他在济南修建毛、林、周、朱的豪华宾馆时，三分之一皮包骨头的农民正陆续走向坟墓。我的村子，黑墩屯，人口从五八年的一千五百多人降到不足一千人。死去了三分之一！这些死去的人，多是得了水肿和其他因饥饿而派生的疾病。．．．我的妹妹也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了。”１９６１年被撤销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保留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下放到章丘县任县委第一书记，１９６３年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

有关甘肃的“大跃进”和张仲良的劣行，见甘为民的《一人说谎，全省遭殃》。张仲良在“庐山会议”上驳斥彭德怀说：“你讲得不对！就以我们甘肃省为例，一九五七年之前，我们甘肃不产一吨钢铁，去年我们搞了五万吨！难道还不是大跃进？去年我们全省粮食也增产了百分之四十一，我们破天荒不再从外省运进粮食！”事实上当时甘肃就有十几个县份严重缺粮，在饿死人。为此兰州军区出动大批军车从外省紧急运粮。据说，当中央开会时，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曾对张仲良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但张仲良却硬充胖子，反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支援他们。后来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了中央，中央派监察部部长钱瑛率检查团来到甘肃。１９６０年１２月张仲良被免职，汪峰任第一书记，张仲良改任第三书记。

１９６５年8月，张仲良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江苏的两派群众组织都认为他在江苏没有犯什么的罪行，因此打算以他为“革命干部”的身份参加革命委员会。甘肃造反派闻讯，立即派人到江苏要将他揪回甘肃批斗，说“张仲良欠了我们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张仲良便没能进入革委会，换成了彭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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