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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文革过去这么多年，左派和右派，又成了热门的话题。人是一个变化中的多面体，人的言论，思维和生活轨迹，一定要分出左中右，而不留破绽则几乎不可能。我自认为是个有实事求是，自由派思维追求的人，所以不大欣赏那些所谓自封的左派。如今约定成俗的定义是，文革和毛的支持者，则多自称为左派。在他们眼中，所有不拍马屁或批评者，经常被称为右派，当然也必定是汉奸卖国贼。一个奇葩的现象是，邓及以后否定了毛和文革，把他的路线彻底掀翻。但有些左派也要同时拼命维护邓及以后的掌权者。我有点替他们担心，如果将来下地狱咋有脸去见毛？可能会“被踏上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这可是他们当年自己的行话。

生在祖国，身不由己，难免不会被卷入当年左派的大潮。有时想当逍遥派，门都没有。不知道有幸或无幸，我生长在一个文革时期家喻户晓的大院内，很早即近距离的观察到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是天资聪明，也不是受人教唆，只是人的本能和直觉，早已观察到这是一个疯狂的人间闹剧。抄家，批斗，剃阴阳头和上吊自杀见的太多了。那一年，大院内的成年人们疯狂地跳起了忠字舞，有的还是教授，我用鄙视的眼光看着他们。有个暑假，学校突然通知我到校报到，不得有误。原来我被选中了跳忠字舞，去迎接毛送的芒果。俺的学校名气大被选中不稀奇，可一个班也仅精选1-2个人，很多人羡慕死了。俺去了几次，故意左右手不合拍，以为会被淘汰，谁知不成。想了几个晚上，父母又不表态，我咋办？最后决定逃学，接下来度过了半年的恐怖期。几年前见到当年的老师，又重提此事，才知道她当年的用心。原来造反派已经去了学校几次，调查我的父母。为了保护我，她才有了这样的安排。可有谁想到，她可是当年学校内的知名造反派啊。

童年的经历，还算不上我的文革“左派”生涯。几年后，因为老的早已被赶下乡了。不同于早年的造反时期，需要把握适度，学会不乱说乱动的本领。林彪事件已让我看清了文革和毛所谓“继续革命”的本质，这时候大家都在默默地等待毛的“万万岁”时候。老共控制民众的重要手段是个人的档案，我的附属学校和成长环境经历给我贴上了政治正确的标签，以后无论在山乡还是在大学的殿堂里，似乎“仕途”顺风顺水，但内心却纠结不断，猜想这大慨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

凭着母亲当年下乡医疗队的老关系，我17岁带着档案独立下乡，立刻被想当然的“重用”了，可是自己的角色转换却不容易。公社武装部长和营长。二人都是复员军人，他俩点头哈腰的样子，让我很不自然。我慢慢变得从容，开始明白几年前的文革风暴，已经渗透到了偏避的山乡。以前战战兢兢，察言观色和害怕被整肃的心态必须改变，以适应小山村姗姗来迟的革命高潮。我分到了一把发不出火的汉阳造，还有一群主动围上来的二十，三十岁民兵，日夜伺候着不离左右。那时候的枪杆子决定一切，基层也不例外。

下乡不久的一天深夜，我被紧急敲门声惊醒了。赶到公社后，发现已黑压压地集中了所有民兵。武装部长瞪大着眼睛，歪着嘴巴大叫：“刚刚收到上级命令，空投敌特已潜入我们公社，必须挨家挨户搜出来。” 话没说完，现场炸了锅。我们几个知青，已笑得弯了腰。回去的路上，营长小心地拽了我一下：“笑啥啊？”。我说你有病吗？这里离海岸线有多远？这时候已过午夜，民兵们撞开了所有人的家门。我们几个知青小声地嘟啷着：“鬼子进村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农民的家庭。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是家徒四壁，根本没有地方藏人。所谓的“五保户”家里，只有一口锅和砖头稻草铺成的床。进入一个重点搜查的家庭，是个剃头匠。几天前，我们还喊过他大叔，在村头理过发。这时候，他见到我们，已说不出话来，龟缩在墙角里发抖。我手中的汉阳造垂落下来，大家不知说啥。我急着回家睡觉，打发一个人去营长那儿交了差。

几天后，敌特仍未见下落。我和其他人还是被招到了公社，说是有新任务。原来这个区域，发现了“反革命集团”，有人还成立了“xxx党”。据部长说，那个剃头匠是“中央委员”，是这个县的联络员。我想着那个干瘪老头，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好奇的发问：“咋知道有党组织的？””人家有党章！”说完神秘地拿出一个手抄本。我们抢过来一看，随手一翻，强忍着没笑出来：“这他妈抄的是九大党章啊！” 没敢说出来，我们赶紧溜回家了。此案成为当时轰动的案件，受牵连者达数十人。

实事求是的说，这个时期的农村左潮同我少儿时期见到的文人激烈互斗已大不相同，基层的无意识抵制相当强烈。发现有了安全感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调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本村的饿死人数。出乎意料的是，十多位村中长者毫不忌讳，如数家珍地帮我点数下来，当然排除了自然死亡人数。令我吃惊的是，所谓“大跃进”造成了本村超过３０％的社员饿死。这当然仅是一个村的数字，但已让我非常震惊。农村的宗室亲族观念，远远强过毛所划定的“地富反坏右”阶级划分。经过交谈，我发现地富人员多为勤劳，聪明和本分的农民。而几个贫雇农无赖，却常常偷鸡摸狗事不断。不知不觉中，我有了一些农民朋友。几个家族内斗激烈，不能调和。下乡半年后，我被意外地选为村干部，成为掌握本队“军政”事务，不能被妄议的一言堂。当然，他们对我的称呼也立刻变了。

当时的左害在农村，已推广不下去，只能依靠涉世不深的下乡知青来充当打手。这些措施包括毁树填塘造田，强行推广指定作物和随意强征劳动力等，农民的消极抵抗可谓五花八门。有几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有一天出工，发现所有女人都不见了。我一问，大家嬉皮笑脸不答，好生奇怪。回家以后，发现酒菜早已有人做好，等着呢。原来计划生育队进了村，妇女队长早知情，清晨带女人跑了。又有一次早上，发现全队男人又不见了，原来他们都在家睡觉。后来得知他们集体挖沟一夜，偷窃隔壁村分来的灌溉水。不能理解的是，他们与邻村都是连亲带故，为何欲置他人于死地？后来想清楚了，原因是我做头，邻村无可奈何。本来是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可乡下民众的普遍封闭，保守和奴性状况，却让我看到了人的本性。他们各个家族之间，一分一毫都不能退让，但对外来的“和尚管事”，却非常大方和慷慨，温顺到了极点。

文革后期强行推广的各项计划指标，根本无法施行。有一天，我和几十个知青被紧急抽调到其它各生产队，进行“路线教育”。武装部长当众宣布，全队所有的班子听我指挥。任何敢于妄议者，应立即被绑送到公社。有知青曾问道，碰到抵抗咋办？部长回答：“民兵的枪干啥用的？”。我每天的饭食，由各家轮流招待。队长老实巴交，只会傻笑，是个大家族的代表。而副队长一看像是个城里人，３０多岁，样子很精明。一问他是个复员军人，也有文化，话语之中故意流露出见过世面的语气，并告诉我他是党员和村中谁是“地富反坏右”。知道我不是党员后，吹嘘的意味更浓了。我被招待的很好，开始想摸清队里的田亩数。但困难重重，显然有只手在我的后面控制一切。我的打成一片作风，甚至和“地富人员”也唠家常的态度，终于让“左派”露面了。消息传来，隔壁村的“路线教育”热火朝天，不少人已被绑送到公社。武装部长来检查工作时，副队长突然发难，指责我这个知青与其他邻村几个不一样：“胆怯和不敢于斗争”。我愣了一下，部长朝我挤了下眼晴，我马上表态：“明天就给这一小撮坏分子好脸色！”。

　其实我早已探听到，这个队里也有家族纠纷，副队长家族势力单薄，但一直想代替老实巴交的队长。他原以为派来的知青一定是个左派，而他和部长都是军人出身，早有交情。他毕竟涉世不深，部长哪里有胆量得罪我们这些知青？基层干部想拍马屁都来不及了。我了解到这个副队长把持着收入最高的耕牛工作，晚睡晚起，抢收抢种期间也不例外，随即发布告示：所有社员必须早六点出工。这个副队长不知是计，照样不理，第二天马上有许多社员跑来向我报告。我立即布置民兵，在晒谷场集合，并当众宣布，撤销副队长和几个牛把式职务。这在农村，是个极没面子的事情，副队长顿时瘫了下来，而大部分的社员高兴了一整天。农民对权力的无限崇拜，让我始料未及。我临走前，副队长家族天天晚上请我吃饭，还请出了老母亲说情。我告诉他们，已关照部长，我走后可恢复原样。但想当众宣布，门都没有。我还提醒他，想想当年在部队，代表“党”做的决定，啥时错过？

我看到了文革在农村覆灭的最后一幕。毛死的当月，有一个治丧期。有一天早上，突然传来了鞭炮声。我们马上意识到，这是个会被重判的事情。来人报告，一个教师家盖屋上梁搞庆贺呢！我们赶了过去，那个教师平时就熟悉。他走出来满脸堆笑，为我递上了香烟。旁边传出了杀猪声，我要民兵去通知部长和营长。当天晚上，在那个新房里，大家谈论着上梁不正下梁歪，我们几个知青为当地领导举起了酒杯，品尝着新鲜猪肉，直到一醉方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