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聖經》不僅是一本博大精深的基督教宗教經典，而且反映了猶太民族的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等諸方面的豐富內容。《聖經》豐富美麗的故事、深刻的思想內涵，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它不僅是西方文化、文學的源泉，而且其宗教精神、故事題材、藝術手法等對中國現代作家創作也產生了廣泛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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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聖經》  文學價值  中國現當代文學  宗教精神  題材  藝術手法

　　《聖經》作為基督教聖典，其主要內容包括《舊約》和《新約》。《舊約》主要記載耶穌降生前的故事，《新約》記載的是耶穌降生後的事跡。《聖經》在宣揚基督教教義之外，主要以文本記事的形式講述故事，它在體裁創新、人物塑造、敘述結構、修辭手法等方面具有顯著特點，顯示出鮮明的文學性。弗萊曾經說過：“倘若《聖經》本身不具備文學品格，任何書籍都不可能對文學發生那樣的影響。”《聖經》的文學性對後世文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聖經》的文學價值

　　眾所周知，對西方文學藝術、文化和民風民俗產生重大影響的主要是兩希文化，即古希臘文化和希伯來文化。希伯來文化主要源於《聖經》，《聖經》文化、文學在歐洲歷史文化發展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從宗教信仰角度看，《聖經》所體現出的博愛精神，已成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成為基督教神學、教義、教規、禮儀、節慶等的根本依據。從歷史及現實看，《聖經》精神已經完全融入到西方人的生活之中，成為西方人的精神歸宿;同時其博愛、犧牲、和平、寬容、公平、正義、忍耐、謙卑的普世的價值觀也對世界文明產生了重大影響。

　　“《聖經》文學”（the Bible as literature）一詞由19世紀中期的英國著名詩人馬修?阿諾德最早提出。德國著名文學批評家埃里希?奧爾巴赫首次將《聖經》與《荷馬史詩》提到同等的高度來分析，並且確立了《聖經》的文學經典地位。同時，他也認為“荷馬風格”與“聖經風格”是西方文學史上摹仿、表現現實的兩種相互對立的藝術方式或傳統。自奧爾巴赫後，西方把《聖經》文本明確地作為一部文學名著的研究便逐漸興起，吸引了無數對西方歷史、文化、文學和政治思想理論有興趣的學者。

　　我國著名學者朱維之說：《聖經》是西方文學的源泉或傳統之一，不讀《聖經》便難以系統地理解西方文學。[1]作為古代文化典籍的《聖經》，是古代希伯來人和其他民族多種文化共同創作活動的結晶，因而其內容體現了多元化的文化價值。所以，像《聖經》這樣的文化巨著，很自然地包含着歐洲文學藝術的創造成果。因此，《聖經》的精神文化逐漸成為了歐美人的文化意識形態的核心。所以，在歐洲社會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聖經》強有力地約束着他們的文化價值觀念和各種形式的精神活動，從而使《聖經》與《荷馬史詩》一道並肩佇立在西方文學的發軔之地，形成了以“聖經風格”與“荷馬風格”為基礎的西方文學發展及演變的基本框架。因此，後世作家、藝術家都受到了《聖經》“內容”方面的道德教誨和信仰薰陶;尤其重要的是，這些作家不僅借鑑了《聖經》內容作為自己創作的素材，而且還在其寫作技巧及作品的“形式”表達方面尋求靈感。這正如弗萊認為的一樣：聖經“既是文學性的，又能使自己完全不成為文學作品”[2]。

　　二、《聖經》精神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影響

　　“五四”之後，我國民眾對《聖經》的閱讀開始普遍化，一些現代作家則視之為文學作品，逐漸使《聖經》也成為一些作家精神上的寄託。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曾經說：“我們不用請教什麼神學，也不用依賴什麼教儀，也不用藉重什麼宗派，我們直接去敲耶穌自己的門，要求他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與我合而為一。”[3]《聖經》作為基督教原始教義，其所體現出的耶穌的博愛、犧牲的精神內涵，影響了許多作家，從而使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帶有顯明的基督教內涵。在我國現代早期受《聖經》影響的文學作品中，人物形象帶有基督英雄的意味，後來，在平凡人身上也顯示出基督精神的影子。可見，中國現當代文學逐步受到基督精神的浸潤滋養。現代作家在基督人格中吸取可利用的精神資源，歷經了曲折、反覆的過程後，最終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精神內容，並逐漸融入到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脈絡當中，成為中國文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在中國許多現當代作家中，很多作品直接受到《聖經》思想影響。以魯迅為例，他一生堅持科學，反對封建迷信，但卻將了解宗教文化視為必要的修養，並汲取合理的宗教內涵為創作服務。《野草》在寫作風格、文體、語言和精神內涵上就受到《福音書》的影響。《野草?復仇（二）》就是依據《福音書》中耶穌受難的故事改寫而成。在這篇作品中，魯迅高度讚賞了勇於受難、絕不媚俗的基督精神。這也明顯體現了魯迅受到了基督教博愛、犧牲的精神的影響。[4]另外，受《聖經》影響，魯迅塑造了耶穌這一蒙受苦難的形象，但是又對其進行了深層次的改造，將《聖經》中耶穌犧牲以達到救贖的神聖故事變成了聖人被庸俗的大眾虐殺的悲慘情景，這正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同時也體現了西方啟蒙主義思想和中國實用主義理性對魯迅的雙重影響。

　　同樣，基督文化在冰心的心靈深處也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並且對她的創作也產生了極大影響。正如她自己所坦言：“因着基督教教義的影響，潛隱的形成了我的‘愛’的哲學。”正是這種愛的哲學，構成了冰心文學創作的重要源泉。[5]然而，冰心對基督教文化的態度審慎而冷靜，對基督教思想有甄別有取捨。在冰心許多作品的思想和創作里，耶穌通常都是被當作“人”來崇拜，而不是當作“神”來膜拜。冰心早期所處的基督教文化環境和她對基督教經典《聖經》的研讀，對她早期詩歌和小說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作為基督教徒的許地山，作品中則表現出深厚的“博愛”“寬容”精神。

　　在當代作家鐵凝的創作中，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深入融合，豐富着文學敘述的文化語境。她的筆下展示了一些痛苦的靈魂，他們的痛苦更多不是外界強加的，而是來自他們對個人罪責的主動承擔。在她的作品《午後懸崖》中，五歲的韓桂心出於對另一名男孩的嫉妒，把他從滑梯上推下來，導致他的死亡。當她意識到自己靈魂深處的惡念的時候，就希望以一種懺悔的方式將過去的罪孽公之於眾。她將自己的懺悔錄了音，並找到了當年死去的男孩的父親。相對於傳統儒家的“閉門思過”來說，她這種基督式的袒露內心的懺悔要更為艱難，更令人動容，也更令人敬重。小說《大浴女》講述了一個罪孽與救贖的故事。尹小跳出於對自己內心罪惡的認識，出於贖罪的心理在內心世界中進行着嚴酷的精神拷問和靈魂審判，最終在對母親的寬容和對自我的責難中顯現了她懺悔的深度，從而實現了心靈的救贖。[6]著名作家巴金的《隨想錄》也體現了濃郁的“懺悔”意識。 　　“懺悔”結構也是現代文學的一種結構模式。郭沫若的小說《落葉》《聖者》和自傳《漂流三部曲》，郁達夫的小說《沉淪》，曹禺的戲劇《雷雨》等都使用了“懺悔”的敘事結構。

　　總之，作家作品中體現的“博愛”“懺悔”“贖罪”等觀念，都與《聖經》――基督教精神有着血緣關係。

　　三、《聖經》藝術對中國現當代作品的影響

　　《聖經》豐富了中國文學的文體，對此周作人曾在《聖書與中國文學》一文里指出：“《聖書》與中國文學有一種特別重要的關係，這便因它有中國語譯本的緣故。本來兩國文學的接觸，形式上自然地發生多少變化;其不但本國文學思想豐富起來，而且使其傳統的文體也大受影響。”隨着基督教的傳入和《聖經》的漢譯，《聖經》中具有濃郁宗教文化的語言、故事及敘事結構逐漸融入到中國的語言語境和文化語境中，並時常出現在現當代作家的筆下，這一點在冰心、沈從文等人的作品中都得以證實。[7]

　　冰心的許多作品，如《他是誰》《使者》《孩子》等，其詩題下標都明確標定取自《聖經》，同時她在這些作品中經常引用經文來表達對神的敬仰、對人類的愛等。另外，冰心的詩歌不僅模仿了《聖經》中的各種文體，還直接引用《聖經》語言。[8]如“上帝”多次出現在冰心的作品中，正如冰心所說：“感謝上帝，在我最初一靈不昧之日，已予我以心靈永久的皈依和寄託。”另外，像“十字架”“天使”等詞語也經常出現在冰心的散文中，例如：《繁星?春水》《冰心散文》。再如沈從文的《月下》《西山的月》《第二個狒狒》和《神巫之愛》等作品，也直接仿效了《雅歌》的語言方式。

　　《聖經》所採用的寫作方式也被現當代作家借鑑。在沈從文的《我喜歡你》中，作者就借鑑了《雅歌》的寫作方式。在《月下》中，作者寫道：“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上如戳記，我念誦着雅歌來希望你，我的好人”“我要在你的眼波中去洗我的手，摩到你的眼睛，太冷了。倘若你的眼睛真是這樣冷，在你鑒照下，有個人的心會結成冰”[9]。這是典型的雅歌句式，通過對白、獨自和伴唱的方式表達愛情。由此可見，《聖經》尤其是《聖經?雅歌》對沈從文的影響極大，這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明顯體會到。

　　隨着作家對《聖經》中故事了解的深入，《聖經》中的文本已經成為許多作家寫作的素材。現當代很多作品在題註上就引用了《聖經》的原文，用來統領全文，表達文章的主旨。曹禺在《雷雨》裡直接引用了《聖經》的七段原文，顯然有作“序”的涵義，當然也有象徵的寓意。整個戲劇就像一篇周朴園的“懺悔”禱文，作這樣的結構處理顯然有着“懺悔”的寓意。在巴金的小說《火》（第三部）、張資平的小說《上帝的兒女們》、楊剛的小說《挑戰》、蘇雪林的小說《棘心》等作品中，也有大量直接引用《聖經》原文的現象。另外，著名作家茅盾也曾根據《聖經》內容寫過《耶穌之死》和《參孫的復仇》等兩部作品。王蒙在《十字架上》中告訴讀者一個不同的耶穌基督的故事，是他想象和理解中的耶穌基督。[10]作者這樣的改寫是對耶穌形象進行了一種顛覆，雖然許多情節取材於《聖經》，但是他在塑造人物形象的過程中給予了不同的解讀。

　　總而言之，《聖經》的宗教精神、故事內容、藝術手法對中國現代文學創作的思想、選材產生了重要影響。它拓展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精神空間，深化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精神內涵，豐富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藝術實踐。探尋《聖經》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創作的影響，對於準確把握基督教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聯繫，全面認識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具有重要價值。

　　注釋：

　　[1]朱維之：《聖經文學十二講》，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

　　[2]郝振益譯，諾斯洛普?弗萊：《偉大的代碼》，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3]陳獨秀：《基督教與中國人》，新青年，1921年，第3期。

　　[4]劉青漢：《有緣故的愛與無條件的愛――關於魯迅與基督教文化資源關聯的思考》，中國比較文學，2007年，第4期。

　　[5][8]韓麗麗，袁潔：《冰心作品中的<聖經>意象》，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6期。

　　[6]陳洋：《鐵凝作品敘事中的“罪與罰”――以<午後懸崖><大浴女>為中心的考察》，語文學刊，2014年，第8期。

　　[7]黃勇軍：《沈從文早期創作與<聖經>》，重慶師範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第11-15頁。

　　[9]沈從文：《沈從文小說全集》（卷八），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

　　[10]王蒙：《王蒙集》，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

　　（李燕，李建軍  陝西漢中  陝西理工學院文學院  7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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