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出國留學時，老聽那些大學國際學生中心的老師們為各國留學生講解“文化震盪”（Culture Shock）問題，幫助大家在脫離母文化後儘快熟悉西方文化，實現平穩過渡。當時坐在台下雖然覺得話題有趣，但多少還是有些小題大作之感。想想多年來山哥們人在國內，收聽的是“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的英文廣播，收集的是國外各種“參考消息”，名人回憶，心裡早就飛向西方了，怎麼可能還會有中西文化差異的不適應呢？自看了“河殤”後，“蔚藍色”就成了我們的夢了呀！

起初的感覺大多是浪漫新奇的。90年代前期的中國，物質上還未脫貧，大學講師的月工資也就30-50美元，還比不上我拿到的聯邦政府博士生獎學金後的一天收入；出國前還沒有連鎖超市，更沒有在電腦上發電郵，看《華夏文摘》那些電子中文刊物的刺激。澳洲城鄉的乾淨清新，人民的熱情友好，令人感覺自己真的來到了一個新世界。

在國內時陌生人之間是很少打招呼的。陌生的異性之間就更不用說了。記得上小學時，有天傍晚母親回家尷尬地說：剛才出大洋相了，在校外的街道上見到一位像同事李老師的男士，便沖人家笑着打招呼，結果是認錯人了。我天真地說：認錯人有什麼關係呢？母親有些不安的說：但願這位男同志不要以為碰上不正經的壞女人。。。母親是五十年代的老大學生，而且多年擔任學生幹部，性情十分開朗，男女同事都很願意與她來往。但連她也覺得與陌生異性打招呼不合常理，我便自此引以為戒了。可是那些洋妞們，多數熱情友好，一見如故。連那些日本和其他亞洲女生，也多開朗易處。可以說，出來後，這個戒律就自然破了。

上圖書館的感覺也特別好。拿着“免費”辦理的圖書證（多年後才知道西方公共圖書館資金多來自居民房產稅）借一大堆書刊錄像帶等回家，人家圖書管理員還對你連連稱謝，真是怪了！

稱呼上也深感文化震盪效應。首先自己的名字（不帶姓）被同學們尤其是異性同學們叫起來感覺尷尬，心想這輩子除了父母，外婆，連妻子也很少呼我名字。其次叫導師，教授們名字也有叫不出口的感覺。開始時自作聰明，叫導師Mr。（先生），心想既表示的敬意，又沒有拍馬屁之嫌，不免還有些得意。哪知有一天做博士後的師姐教訓我道：你要麼直接叫他名字，要么正式點叫教授或博士，稱“先生”最不合適，別人還以為你的導師沒有博士學位呢！給我鬧了個大紅臉，從此便咬牙一概叫名字了。

西方對煙酒的嚴格管制令山哥印象深刻。煙我本來就不抽的，也對國內敬煙的習慣不滿。公共場所不讓抽煙我很贊成。可是西方有如此眾多的女煙民也令人十分意外。對酒的管制我曾長期不解。直到成為一名基督徒，才理解新教國家對此事的態度。

最惱火的是最初上銀行的經歷。年輕的銀行職員在幫我建立帳號時問我是否立有遺囑？剛剛三十歲的山哥對此目瞪口呆，震驚不已。職員以為我沒有聽懂，又重複了一遍。我儘量禮貌地答道：我覺得沒有必要。萬一有什麼意外，我妻子不就是法定繼承人嗎？他耐心的解釋說：有沒有遺囑還是有差異的。。。

還有妻子臨產的經歷。由於是難產，她特別感到疼痛難忍，普通麻醉劑也起不到麻醉作用。情急之下，醫生和麻醉師告訴山哥有一種新型麻醉藥特別有效，可是尚處在實驗階段，有可能有一定風險。我說既然妻子疼得厲害，就讓她試試好了。但他們不答應，一定讓我們把他們的話全部翻譯給妻子聽，由她自己決定。我當時感覺很不痛快，覺得西方醫院太殘忍了，為何不對病人隱瞞一點？

及至後來發生北京民工女子難產，醫院讓丈夫簽字動手術，丈夫拒簽，院方竟然不顧女病人的哀求，任其大出血死亡的悲劇，山哥才體會到中西兩種醫療倫理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