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猶太裔名導斯皮爾伯格導演的好萊塢名片《辛德勒名單》的震撼效應，德國商人奧斯卡。辛德勒成為二戰期間最知名的拯救猶太人脫離納粹虎口的“國際義人”。據信經辛德勒搭救的波蘭猶太人總數在1000-1200人之間。

然而最近十多年的研究發現，前中國外交官何鳳山博士，才是這些“國際義人”中的狀元！在他擔任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的1938年5月至1940年5月兩年中，經何鳳山之手親自簽發的可以離開奧地利的“生命簽證”，最少2000份，可能多達4000人以上。

何鳳山1901年出生於湖南益陽一個貧困的鄉民家庭，由於幼年喪父，母親處於無奈只好將小鳳山送給挪威基督教信義會的孤兒院撫養。沒想到苦難也成為何鳳山的人生機遇，他在益陽信義會學校受到良好教育後，又繼續升到美國教會在長沙主辦的雅禮中學和雅禮大學深造。1926年大學畢業後，何鳳山考取政府獎學金赴德國慕尼黑大學留學，於1932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35年起，何鳳山博士進入民國政府外交界工作，2年後，37歲的他升任納粹統治下的維也納中國總領館總領事。

當時的奧地利已經與納粹德國合併，並着手迫害猶太人。這些猶太人總數多達18萬，是歐洲猶太人主要聚住地之一。奧地利納粹當局允許那些持有外國簽證的猶太人離開維也納，而各國開出的簽證成了猶太難民唯一的生路，被稱為“生命簽證”。可是各國外交官基於本國利益和顧忌與納粹德國的關係，都只是開出有限數量的簽證。何鳳山博士同情猶太難民的危險處境，而1938年的上海，已經淪落為日本占領區，於情於理，都使得何鳳山博士反而沒了顧慮。艾立克·哥特斯塔伯，當年的一位17歲的猶太少年，他在連跑了50多家領事館後，每次都是失望而歸。直到1938年7月20日，在幾乎絕望的時候，他走進了中國總領館，但這一次改變了幾乎是一個家族的命運。何鳳山為他和他的家人一下辦妥了20份前往中國上海的簽證，由此成功逃離了維也納。

消息傳開後，中國總領事館門前立刻排起了長龍，許多求助無門的猶太人都來到這裡，以求獲得前往上海的“生命簽證”，而何鳳山大都如其所願，幫助他們逃離歐洲，去了上海或者轉道其他地方。 於是何鳳山博士成了維也納外交官中開出猶太人簽證最多的一位，其中多數目的地是上海。一時間，上海猶太人難民區人口上萬，一派繁榮。善良的上海百姓，也友好對待猶太難民，故戰後他們雖然絕大多數離開上海去了美國或者以色列，他們還是感激中國人的恩德。

由於戰後中國和世界的冷戰體制，何鳳山的義舉在他生前並不廣為人知。1973年，何鳳山結束在國民政府漫長的外交生涯退休並定居美國。直到1997年9月，96歲高齡的何鳳山在舊金山去世後，曾為《波士頓環球報》記者的何曼禮，她在報上的訃告中提到父親曾在維也納任總領事期間為猶太人發放過簽證。不久，一位素不相識的猶太裔歷史學家給她打來電話，向她求證當年的簽證之事。這位歷史學家，就是前文提到的十七歲少年艾立克。哥特斯塔伯。

在經過大量研究後艾立克發現，目前很多在世界上有名望的猶太人，他們的父母都是靠着何鳳山的簽證而逃離死亡的，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美國億萬富翁伊斯雷爾·辛格（現任全世界猶太人大會秘書長）。在調查訪問中，辛格曾含着淚水對艾立克說，“我的父母是何鳳山博士救的，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在晚年出版的回憶錄《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一書中，何鳳山也曾提及給猶太人發放簽證一事，但只有一個段落，極其簡單。他曾對女兒何曼禮說：“我對猶太人的處境深感同情，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我感到幫助他們義不容辭。”何鳳山的一生淡泊名利，正如其書中說的，“富有同情心，願意幫助別人是很自然的事。從人性的角度看，這也是應該做的。”

2001年 1 月，斯德哥爾摩舉辦了一個名為“生命簽證”的展覽，內容是二戰期間各國外交官救助猶太人的事跡，而其中最先介紹的就是中國外交官何鳳山。同年10月，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正式授予何鳳山“國際義人”的稱號。次年，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舉行了隆重的“國際義人何鳳山先生紀念碑”揭碑儀式，石碑上的銘文刻着：“永遠不能忘記的中國人”。2010年上海世博會上，以色列館也在其入口的顯要位置展示出何鳳山博士的黑白肖像及介紹。

何鳳山博士的骨灰也魂歸湖南故鄉。他成了祖國父老鄉親驕傲的偉大兒子。山哥也為之感動：在那個祖國遭受苦難的年代，她的偉大兒子何鳳山博士還能心系猶太難民，成為全人類尊敬的義士。

誰能妄言中國人是註定滅亡的不義之族？看啊，神的大手正把我們從大水中拉起，他的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他愛他的人，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如今是我們炎黃子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