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周厲王止謗算起，中國人懂得“言論自由”這個道理，怎麼算，也有兩千年的歷史了。所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言論自由”這個道理，自不必要西方人來教。

中國人的言論自由，有做得好的時候，有做得不好的時候。這做得不好的時候，往往成了被人詬病的把柄。被西人抓住不放，好像只有他們才懂得言論自由。 而中國人邪惡，必得要有他們西人或者其代理人來教導，才能走上現代化的康莊大道。雖然他們自說自話，可笑的是國人中一些邯鄲學步，數典忘祖的，也信了他們 的話，為他們搖旗吶喊，上竄下跳。令人討厭。

言論自由其實有幾個層面。一個層面就是人民大眾說話的自由。這是個好東西。所以，為民者，不光要宣之使言，還要木鐸採風。收集民意，作為為政的參 考。民眾的口碑，也會形成社會的輿論，影響到一地的民風。不僅如此，就是在廟堂之上，中國自古以來，就設有專門言事，糾彈官員的言官御史。而且這些人往往 位高權重，貴為公卿。所以無論是體制內外，說中華文化里沒有言論自由的傳統，不懂得其重要性，只是無知。

正如任何自由都伴隨着責任一樣，言論自由也不例外。販夫走卒，引車賣漿之流，人微言輕，說起話來當放個屁。所以也沒有人在意。自然也不講究什麼責 任。而體制之內的言官們，有時候一言九鼎，事關社稷蒼生，所以就得非常小心。而政府在選擇言官的時候，也就特別在意。宋代司馬光曾經說：“凡擇言官，當以 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對於言官的道德品性及政治素質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明代對於言官的素養品質則有着更高的標準，首 先，“必國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其次，必須正派剛直，介直敢言，而不患得患失，愛身固祿；再次，具有突出的學識才幹，既通曉朝廷各方政務，洞悉利弊動 態，又能博涉古今，引鑒前史。除此之外，還須具備一定的仕途經歷，歷練穩重；對於年齡、出身以及文章、詞辯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體的要求。總之，言官必須具 備秉公據實，善辨是非，敢論曲直，既勤且廉等優秀品質，品行、才識不可缺失。所以，明代出現過許多著名的言官。在明代二百多年的歷史中，多次出現言官集體 跪諫、不畏死難或前赴後繼、持續極諫的驚心動魄場面。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明代幾乎無一皇帝沒有受到言官的規諫。（百度百科）中國人說的所謂“文死諫”，就 是指的言官的言論自由的問題。這一種體制內的言官制度，與現代西方民主體制裡面的“忠誠反對派”在某種程度上有一比。

言論自由的另外一個層面，我看可以把它叫做利益集團的言論自由。它與普通百姓的言論自由不一樣。往往反映一部分人，思想流派也好，學術愛好也好，或 者是利益體團也好，他們這些人的利益訴求。先秦時期的諸子論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可以算是在這個層面上的言論自由。理論上講，從社會和諧發展的角度 看，這樣的自由也是必需的。但是這種自由，既基於一定的特殊社會歷史條件，也歷來不是沒有限度的。因為這樣的自由可以導致激烈社會變革的結果。所以總是受 到統治階級的高度警惕。所以其自身的結果，也可在幸與不幸之間。對先秦諸子百家，是好的結果。而對秦代咸陽的那些儒生，或者明末的東林黨人，就屬不幸。

這一類的言論自由，如果只是如咸陽的那些儒生或者明末的東林，不過書生空談。比較可怕的，是那些在社會面臨劇烈動盪時期，代表了一定利益集團的人。 如果容許他們不受限制的言論自由。那往往預示着改朝換代的結局。或者說至少代表着這樣的訴求。所以當權者很小心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當年共產黨曾經向執政 黨國民黨要求過這樣的自由，沒有得到過。所以他們不得不通過在《新華日報》上開天窗來表示抗議。今天的共產黨也不會容許《南方周末》那一幫自由知識分子得 到這樣的自由。在這裡。國共兩黨沒有本質的區別。蓋在於今天的所謂自由知識分子們，已經是一定特殊利益集團的代表。而不是一般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流在要求 言論自由。

從第一個層面的言論自由而論，中國如今有言論自由嗎？答案是肯定的。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連天王老子的概念都沒有 了，中國人什麼話不敢說的？日子過得蒸蒸日上，芝麻開花節節高。共產黨好像也不怕給老百姓言論自由。在這些言論裡面，我們肯定也還聽到什麼太平盛世，稱堯 頌舜的真心話。所以，共產黨不必擔心給予人民言論自由。

從第二個層面來看，中國如今有言論自由嗎？好像是有的，又好像是沒有。或者說，共產黨很尷尬，不知道怎樣去管理言論自由的問題。比較起他們西方的同 事們來，共產黨很不幸。因為共產黨的媒體，都是自己的喉舌，自己的喉舌當然要自己去管。然而相當一些這樣的喉舌，實際上做的是一些利益集團的代理人。在言 論自由的旗幟下，共產黨不得不讓他們說很多他們自己不喜歡的話。可是，這些媒體一旦形成一定氣候之後，其影響力是很大的。他們的目的是要推翻共產黨，所以 被逼太甚了，就得出來“管”一管。在西方以言論自由占領道德高地的時候，自己現在只好也不得以扮演起當年蔣介石的角色。所以庹震之類的要收拾的，實際上是 南周高層那些利益集團的代理人。比較起他們的東方同事們來，西方的政府和官員們就要容易得多了。第一，他們不用管媒體。媒體自有媒體的主人們來管。媒體人 當中偶爾有幾個不識時務的，想要借主人的媒體來發揮他們自己的言論自由的時候，他們的老闆自然會處理他們。或者不讓你做主播，或者乾脆炒你的魷魚。當這些 人從代表利益集團的媒體人變成一介百姓的時候，他們當然可以享受自己的言論自由，就像如今的廣大老百姓一樣，但是他們的影響力也就淪為大眾一樣，不足為任 何人所慮了。而西方的媒體，代表着其老闆的利益。本人曾經在《也談是誰在真正統治美國（一）：左派的觀點》一文中引用《紐約時報》董事會主席阿瑟蘇茲貝格的一段話：

“在麥克對《紐約時報》董事會主席阿瑟蘇茲貝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 Jr）的訪問中。麥克問道：作為美國最重要的報紙，《紐約時報》擁有巨大的影響力（power）。那麼你們代表誰使用這種影響力呢？蘇茲貝格回答說：“為 這個機構，為我們自己。我們代表自己發言。我們希望向讀者提供一種人類所可能的最接近事實的世界觀（on behalf of the institution, on behalf of us. We speak for ourselves . We hope to present to audience a vision of the world that is as close as humanly can to what is actually taking place）。所以明白地說，《紐約時報》為了他的主人，那些擁有和控制這個機構的人，享有和運用其巨大的影響力（power）。”

在這裡，這些媒體的主人，與西方國家的統治者站在同一條線上。當這些媒體發言的時候，他們的利益與統治者的利益是自然一致的。所以西方統治者們沒有 嚴重的與媒體的這種對立。這種媒體與統治者高度同一的現象，是成熟資本主義社會才有的一種現象。關於這個問題，我在另外一篇文章《從The Insider的故事看美國傳媒與言論自由》 中總結過，提到有三個要素尤其引起我的興趣。第一，就是契約合同的問題。第二，新聞人的職業操守和新聞自由的關係。第三，就是資本的終極權勢。而關鍵的一 點，就是這裡面的第三點。由於這種一致性，西方的媒體表現出來的與統治階級的差異性，最多可以說是一種所謂的“忠誠反對派”的差異性。而不會達到要推翻其 政體的嚴重性。而中國今天的這種對立，表現出來的，是一種社會轉型時期的特殊現象。中國的資本正在崛起。但是他們的權勢還沒有相當地強大，所以他們只有通 過共產黨自己的“喉舌”中的他們的代理人，來表達自己的訴求。所以共產黨與南周的衝突，實際上是共產黨與這些代理人背後的利益集團的衝突。而不是一個所謂 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問題。當一些利益集團以言論自由為名，宣傳推翻統治者政體和統治的理念的時候，那麼這個統治集團的態度和反應是可以預見的。這裡與當 年國民黨不允許共產黨的言論自由完全是一樣的道理。這裡可憐的是南周那些可憐的小記者們，為了所謂的言論自由參加絕食和示威，被人當槍使而不自知。

現在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今的共產黨到底代表的是什麼樣的一個利益集團的問題。如果說共產黨代表的是資本集團，那麼這樣的衝突就應當不會如此強烈。或 者說代表了一定的利益集團，與另外的一些利益集團的鬥爭，因為這一些利益集團（比方說所謂的權貴資本利益集團）不願意放棄權力，不願意與另一些集團分享。 那麼，這從根本上講，還就不是一個所謂的言論自由的問題。如果說，共產黨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是秉承了當年共產黨人為人民大眾的利益，為了民族的復興強盛， 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那麼，如今對於像南周這樣的所謂“媒體”和“喉舌”，“管”一“管”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問題在於，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也應當 提到日程上來了。應當在中國資本的力量還沒有強大到像美國那樣的時候，在自己還能夠主導的時候，穩妥地進行起來。這才是國家人民之福。希望當今的執政者會 意識到這一點。

【參考文章】

也談是誰在真正統治美國（一）：左派的觀點

從The Insider的故事看美國傳媒與言論自由